蓝博洲｜以两岸客家人的红色血脉建立历史共情

以两岸客家人的红色血脉建立历史共情

□蓝博洲

2008至2016年马当局执政八年，历经两岸关系前所未有的交流与大陆前所未有的经济让利后，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却降到历史的最低点，两岸关系也倒退到兵凶战危的局面。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台湾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因为1895年甲午战败的清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于是就有了台湾问题的产生。来自福建与广东的台湾汉人也因此产生两种新的意识——祖国意识与弃儿意识（孤儿意识），并随着历史进展而有此起彼伏的发展。

综观日据五十年，祖国意识始终是台湾民众身份认同的主旋律。抗战胜利后，台湾人民迎来了盼望已久的祖国。但是1947年“228事变”的镇压，又让台湾民众对中国和民族事务产生了挫伤、抑忿、幻灭、噤默与离心；更埋下死伤者家属内心难解的怨悱，从而长期伤害着台湾内部的民族团结。其后，对“白色祖国”绝望的广大台湾知识青年转而拥护“红色祖国”，投入致力民族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然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继承了日据以来台湾爱国主义传统的整整一代人，却在50年代白色恐怖中遭到全面而残酷的肃清。台湾社会成了一个对历史集体失忆的病态社会，陷入丧失民族主体性的虚脱状态。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在长期反共戒严统治教育下形成的民怨与恐共心理，被以李登辉为首的分离主义政客、文人刻意播弄，“弃儿意识”病态地成为身份认同的主旋律。这些政客利用这种社会心理，打造“去中国化”的“台湾意识”，持续推动“反共反中”、“和平独立”的舆论宣传，蛊惑民众，构筑“法理台独”的虚妄民意。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台湾民众“中国心”失落的症结在于：日据五十年的殖民意识与1949年以来的反共意识未能清理，因而让“反共、亲美日、反中”的台独的“台湾人意识”，以及“反共、亲美”的独台的“新台湾人意识”，交相激荡为“反共拒统”、“维持现状”的所谓“主流民意”。

台湾客家人的政治性格

那么，占岛内人口结构第二多数，具有强烈原乡意识的客家人的身份认同，具体的历史发展又是如何呢？

从大陆原乡移垦台湾的历史过程中﹐台湾的福佬系与客家系汉人有过无数次因为经济利益的冲突而形成的械斗。历史的伤痕使得抱持“大福佬沙文主义”的台独派文人政客一直抱着无知的偏见——他们认为﹐台湾的客家系汉人大多是“保守﹑胆怯﹑驯迎权力﹑附庸政权的义民”。然而﹐个人主观的偏见并不能成为历史的客观事实。台湾客家系汉人的政治性格究竟如何﹖显然还得通过台湾历来的民众抗争史才能得到比较接近客观事实的认识。

从1895年台湾割日起﹐客籍士绅丘逢甲(工部主事)首先率领有志绅民谒请台湾巡抚唐景嵩﹐共组“台湾民主国”﹐发表“抗日宣言”﹐以期“各国仗义公断﹐能以台湾归还中国”。据日本征台文献记载﹐相对于兵不血刃地攻占台北城﹐日军在大炮掩护下攻占主要是客家人居住的新竹地区時，却遭到武器粗陋的民众武装游击的强悍抵抗﹔其中包括无数客家妇女也参加战斗﹐牺牲战场。桦山本部因此大为震惊。其后，各地客家庄的民众纷纷加入义军，配合驻守台南的广西钦州客家人刘永福，展开长达五个月的反占领战斗。其中，壮烈牺牲的北埔姜绍祖（1875-1895）、苗栗铜锣吴汤兴(1860-1895)、苗栗徐骧(1858-1895)，更是著名的客家抗日三杰。

日军进占台南城，宣告“全岛平定”之後，民族意识坚强的台湾人民仍然不断发动长达七年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游击战。其中，“抗日三猛”之一的林少猫领导南部客家民众，直至1902年5月在凤山后壁林一带被诱剿。台湾人民反抗日军占领的武装抗日游击战终于告一段落。

1907年起，随着孙逸仙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大陆蓬勃展开﹐台湾人民看到台湾解放的希望。暂时平静了四、五年的殖民地台湾，也在辛亥革命前后爆发了12次坚持汉民族传统中国意识的有组织的反日起义。台湾的客家人更是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几次事件的主体。它们包括：1907年蔡清琳领导的北埔起义、1912年10月同盟会会员罗福星领导的大规模的抗日斗争、1913年4月张火炉领导的大湖反日运动和同年12月赖来领导的东势角起义等。其中，罗福星领导的所谓”苗栗事件”﹐不但具有现代反日民族主义的思想﹐而且将台湾的反日民族斗争与祖国大陆的国民革命互相连结起来。

1920年代﹐台湾人民的反日斗争进入以现代文化﹑思想和社会运动进行的“文斗”阶段。台湾的农民和工人也开始民族的和阶级的自觉，各地农民组合和各种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台湾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局面。1926年全岛性的台湾农民组合成立，提出”支持中国工农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被压迫民族解放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万岁”等鲜明的战斗口号。台湾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文斗阶段也由初期温和的殖民地改良运动，逐渐转为高度意识性的左翼反帝运动。1928年台湾共产党在中共帮助下于上海秘密成立，并以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为统一的实践内容，展开各种各样的斗争，台湾反殖民运动进入高潮。在台湾社会广泛地分配在“佃农/佣工”阶级的客家人﹐在左翼的﹑台湾人民阶级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重要环节的“农民组合”中﹐客家系贫困农民与进步知识分子却留下令人惊叹的﹑英勇斗争的事迹。例如：1927至29年间的两次“中坜事件”。1929年至1934年间﹐展开各种组训和泼辣的农村斗争，响应台共的号召，准备武装革命，打倒日帝﹐建立工农人民政权﹐而被全面彻底镇压的苗栗农组“大湖与永和山支部”的百余名客家农民青年。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台湾人民的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也摆脱了长期以来孤军作战的状态，纳入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据统计，为实现台湾光复，前后有多达5万多名的台湾爱国青年冒着生命危险，间关万里，潜回大陆，积极投身抗战洪流，与大陆同胞并肩作战。其中较为著名的客家青年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几位。一是参加邱逢甲的儿子丘念台领导，在广东客家地区抗战的东区服务队的好男好女：放弃日本明治大学学业的钟和鸣（1915-1950）与表弟李南锋、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第一届毕业的萧道应(1916-2002)与黄素贞夫妇，以及台湾文化协会领导人蒋渭水医师的女儿蒋碧玉（1921-1994）等五人。二是寻找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的客家青年：弃读东京中央大学的刘燕瑟、九州岛岛大学毕业的范子唐、东京医学院毕业的刘燕鉴、日本大学毕业的严盛满与苏鸿洞等。

1947年“228”事变后﹐中共地下党组织迅速在旧农组活跃过的，广泛的桃﹑竹﹑苗贫困客家农村发展。台湾客家贫困农民与进步知识分子毫不犹豫地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夏秋之交，基隆中学《光明报》事件爆发。从校长钟浩东(和鸣)以降，两岸客家籍占多数的教职员和众多学生陆续被捕系狱与牺牲。50年代白色恐怖序幕拉开,一场政治大风暴随即扑向全省各地。1950年春天，地下党的领导机构被瓦解，尚不满千名的党人﹐以及无以数计的民众﹐在全省各地陆续遭到被捕杀的厄运。同年年底﹐临时领导机构以“在劳动中求生存﹑求生活﹑求安全﹑求工作”的原则﹐团结﹑教育了桃﹑竹﹑苗客家山区的农民群众﹐并逐步建立了隐蔽的“据点”和“基地”。1952年4月下旬﹐位于苗栗县三义乡鱼藤坪山区的领导机构被破坏，领导人萧道应、曾永贤(苗栗铜锣人)先后被捕。幸免被捕的客籍党人及农民群众虽然在铜锣﹑三义﹑大湖﹑狮潭和三湾一带的山区流亡﹐坚持地下活动，最终仍在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下陆续折翼。

据台北情治单位相关文件所载﹐1950年到1954年的“50年代白色恐怖”期间，客系人士或客家地区的“涉共”案件至少包括﹕“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所属基隆中学案﹑铁路组织案﹑竹东水泥厂案﹑杨梅支部案﹑松山第六机厂案﹑竹南区委会案﹑苗栗油厂案﹑中坜义民中学案﹑佳东支部案﹑铜锣支部案、苗栗治安维持会案﹑台盟竹南支部案﹑社会主义青年大同盟案……等几个大案。据非正式估计﹐此一时期的赤色政治犯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台湾客籍人士。

建立两岸客家人的历史共情

综观台湾史上客系人民抗争运动所表现的政治倾向﹐大多皆为贫困农民的蜂起，阶级性至为明显﹐其决心﹑义气﹑勇气﹑坚定性﹑彻底性及进步性也高。当然﹐就语言的腔调而言﹐台湾的客家话有所谓四县﹑海陆﹑诏安……等不同腔调之分。但是，就社会构造而言﹐台湾客家社会内部的真正区分应该还是阶级之别。语言的腔调不同并不能妨碍同一阶级的人们互相沟通。阶级属性的不同﹐却总是让同操某种腔调语言的人们﹐互为陌路﹐乃至对立。就世俗的颜色论而言﹐光复以来﹐台湾客家主流社会的封建大佬们﹐在色谱上一直都是蓝色的。近几年来﹐随着政权的易位﹐附庸绿色政权的客家大佬已成为台湾客家社会新的主流。然而﹐历史告诉我们﹐除了附庸蓝色或绿色政权的义民之外﹐以工农阶级为主的广大客家民众﹐向来却是高唱红色的历史战歌。过去如此，未来也必定如此。

因此，面对日据以来长期反共的台湾社会，面对反共的台湾主流意识，重建并发扬台湾人的爱国主义光荣历史，以及台湾人参与新中国革命与建设历史的正确的“台湾人史观”，从而让台湾民众认识真正的历史；认识台湾人与祖国，尤其新中国的密切关系，就是当前与未来的两岸融合发展阶段中，落实“两岸一家亲”政策，争取台湾民心的文化交流的重要工作。也因此，依托闽粤赣客家人的与台湾客家人的历史交流，以两岸客家人的红色血脉建立历史共情，从而颠覆台湾社会自觉不自觉“反中”本质的反共意识，就是统一前与统一后，争取长期被反共洗脑的台湾民众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复兴中国梦实现的，不可回避的长远工作。

(2024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