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由于伪军大多参与了对同胞的战争，因而在有伪军的国家伪军士兵大多受到广泛地指责。 这些伪军穿戴和日本人不同，戴的是布帽子，可见日本人当他们是工具。老百姓称他们为“二鬼子”。另外，抗美援朝时期韩国军队、越南战争时期的越南共和国（南越）军队也被大陆称为“伪军”。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区内的反抗活动此起彼伏，为镇压地方反抗而牵制了大量的作战用正规军。为解决前线作战兵力不足的现象，希望利用当地现有的兵员维持统治，招募当地人民来负责占领区治安。根据日本占领区的傀儡政权的管辖范围，设立如“南京和平建国军”、“华北治安军”等，各傀儡政权没有相互干预伪军活动的权利，但日本军官有权随时任意调遣地区的伪军。
1938年时，伪军在中国的数量约为78000人，随着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在华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5000人。其中，又以1943年5月14日，庞炳勋、孙殿英两人联名通电投日，所率领的军队数量为庞大。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中国军方统计，除伪“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大约是118.6万人。是什么因素促使这么多的中国人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服务呢？
02
政治上的独裁
蒋介石政权建立后，在政治上实施独裁统治，压制民主、铲除不同政见者，从而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地方与地方之间、国民党与其它政治力量之间、国民党内的派别之间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陈公博在其《苦笑录》中曾这样描述蒋介石政府中汪精卫领导的行政院：“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甚至“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汪精卫为争做最高领袖，早在“还都”之前，就曾计划在西南地区依靠龙云、刘文辉、邓龙光、张发奎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成立反共的“中央政府”。在蒋介石独裁政治的压制下，一批大汉奸便以此为借口脱离蒋介石独裁政府，打出“曲线救国”的旗号，“理直气壮”地投入到侵略者的怀抱。在1938年，伪军的数量只有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受其“曲线救国”谎言的蛊惑，伪军数量迅速上升到145000人，增长了85%。
03
军事上的独裁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他对握有重兵的各个地方实力派仍心有余悸，处处设防，时时排挤，经常假借种种理由打击、削弱、吞并各地的军事实力。在待遇上，自己的嫡系部队在地位、军饷、装备等方面处处优于地方“杂牌”部队。这些“杂牌”部队在心中充满了对国民政府的不满。
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一些思想狭隘的“杂牌”部队将领便为保存实力，或为私欲，或为怨恨，而忘却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卖国求荣，卖身投敌。
我们可以看出，抗日战争中投降日军的军队，大多都是被蒋介石称为“杂牌”的部队和地方武装。如汪精卫“国民政府”中七个伪军集团军司令，六个来自于原西北军、东北军和山东韩复榘等的军队，只有郝鹏举一人原来是胡宗南的部属(此人因在军中强奸他人之妻，畏罪潜逃投奔汪伪政府)。
04
生活的穷困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民不聊生。迫于生计，许多老百姓不得不在日本占领区为日军服务，或通过参加伪军来谋生，从而充当了日军侵华战争的走狗。汪精卫伪政权的日籍顾问影佐祯昭为笼络伪军，曾对汪说：
“绥靖部队并警察驻屯于都邑者希望其给养能每人每月二十五元，阴历正月请主席平均赏给每人五元，于人心收揽上可生甚多之效果。”
这些薪金在当时足以让伪军士兵养家糊口。在金钱的吸引下，不断有下层的民众加入伪军队伍。这种情况令当时在中国的英国侨民柯尔斯也感到非常惊讶：
“他们(日本人)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
05
日军的威逼利诱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大陆东北广大地区，很快又攻陷京、津地区。于是一些人被吓掉了抵抗的信心。甚至连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也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他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我是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但是宣传上却不能不鼓吹最后胜利。我是主张和平之门不全关的，但是宣传上却要鼓吹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在这些高官的影响下，许多汉奸官员也认为“日本经济发达，势力强大，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打是打不过的”。
日本为了弥补在战争中人力、物力的不足，巩固占领区，掩盖其侵略面目，泯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以各种方式对中国进行威胁利诱，并十分重视利用扶植汉奸伪政权，利用伪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38年日本和汪精卫一派人物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签订《日华协议记录》时，虚伪地宣称：
“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两年内从中国撤兵”。
接着，日本内阁对华提出近卫三原则，进行欺骗诱降，最终促使抗日营垒中的汪精卫派分化出来，成立了中国最大的傀儡政权。
日本在华的四大特务机关除了不择手段地从事间谍活动外，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制造汉奸和伪军部队。他们或金钱勾引，或私利相诱，或武力威逼，极力拉拢腐蚀部分中国人。加之国民党统治腐败，不得人心，部分民众为了私利而忘记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投靠日寇，加入伪军部队，并积极参与、指使汉奸不断抓丁扩充伪军队伍。如当时汪伪政权伪军中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警卫部队三个师的兵员都是“从安徽、河南、山东等地抓来的壮丁和从伪军别的部队中挑选的士兵组成”。
06
从“先遣军”到“正规军”
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与伪军之间从未真正交过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人民群众抵抗、消灭了伪军的绝大部分，共毙伤、俘虏和迫其投诚118万余众。另外，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消灭了伪满军队全部和伪蒙军队一部共8个师又12个旅，约20万人。至抗日战争结束时，汪伪军及华北伪军，除略有逃散外，建制尚属完整。属于南京汪伪政府之伪军尚有15个军，52个师，9个旅及特种兵，共28.2万余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军队共13个集团(旅)及炮、工兵一部，共55000余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残余军队还有9个师的番号，加上其直属部队共14000余人。以上伪军共计351000余人。他们都被蒋介石收编，投入到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当中。
在战争结束之前，蒋介石就做好了利用各地伪军打内战的准备。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宣布投降当天，国民党政府就将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改称为“华北先遣军总司令部”，并令其“固守现地，等待国军”。第二天，蒋介石对全国伪军发布命令：
“……我沦陷区各地下军及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非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
紧接着，蒋介石又对汉奸和伪军高级将领大肆封官晋爵，委以重任。他任命大汉奸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阻止共产党军队接收上海；德王为蒙古先遣军总司令，李守信为热察两省先遣军总司令，负责集结散驻各处的伪蒙、伪满残存军警部队，进攻八路军；孙殿英、庞炳勋也被任命为先遣军总司令，孙殿英部在河南汤阴，堵截八路军南下。庞炳勋部则纠集开封附近的伪军部队，与徐州郝鹏举、新乡孙殿英、商邱张岚峰等部互相呼应，到处阻击我军。因对阻止八路军进入开封有功，1946年春，蒋介石到新乡召集军事会议准备大打内战时，还特别召见了庞炳勋和孙殿英等，还要他们一个个侍立一旁，合影留念。
对于伪军的改编，国民党采用了纵队、总队的序列，是一个军，就给以纵队的编制，是一个师，就给以总队的编制，在纵队和总队之上还冠以“暂编”二字，以示与正规军的区别。各地伪军共编为六个纵队27个总队73个团，门致中、孙良诚、吴化文、孙殿英、张岚峰等都被任命为纵队司令。1946年初改编完毕，11月后，又陆续编为某军某师正式国军。
07
伪军的命运
许多伪军高级将领受到蒋介石的青睐后，自以为所犯的一切罪恶都可以一笔勾销了。没有想到蒋介石大肆重用伪军，对付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做法，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各地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纷纷提出抗议。
国际法学专家周鲠生也严厉谴责蒋介石政府说：
“国人皆说可杀的汉奸周佛海为什么还不明正典刑以肃国纪？”
蒋介石这才感到人言可畏，无可奈何地指示军统局将周佛海、王克敏等大汉奸和一批犯有累累血案的伪军高官送交军事法院。后经审判，陈公博、王揖唐、褚民谊、丁默村、伪第11军军长富双英、武汉绥靖公署主任叶蓬、伪华北绥靖督办齐燮元等人被判处死刑，周佛海被判处无期徒刑(后病死在南京第一监狱)。王克敏被押不久，即病死狱中。其余受到蒋介石庇护、侥幸逃脱审判的伪军高级将领及其所属部队，也大多在解放战争中被解放军消灭或向解放军投降。
除吴化文在济南战役中率部起义外，其他如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郝鹏举等都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