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上海外滩。
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身着蓝竹布长衫，对分的头发披拂在前额，在码头边焦急地踱步。
最近接二连三的打击，使他看起来瘦弱悒郁。
刚刚接到出版社编辑朋友的通知，自己没有通过教科书插画的工作。
这样一来，他欠了四天房钱的旅馆也不许他继续住宿，马上就要露宿街头了。
他接着回想起，之前的一年里，父亲、发妻、幼子接连离开人世。
他的情绪逐渐激动起来，缓慢地朝着江心走去。
“书呆子！你想干什么？”
青年回头一看，是他的编辑朋友，禁不住掉下泪来。
他们俩抱头痛哭，招引好些人围着看。
“我无颜回去见江东父老啊！”
“没事的，有我在。
我找你好久了，回去吧。”
编辑朋友的人缘不错，跟一个房间的同事商量，把房间暂时让给了青年。
二人同吃同睡，有了朋友的陪伴，青年的情绪一天天平稳下来。
无尽痛苦之后，青年把自己的原名徐寿康改为徐悲鸿，浪漫地将自己比喻成一只悲哀的孤雁，决心要穿越茫茫长空。
徐悲鸿打心眼里感激朋友，从小的传统教育教会了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他坚定了自己的美术志向，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报答朋友。
常听老人讲：
“一个人心里能记得别人多少恩情，命中就会有多大的福报。”
现在的我们当然知道，徐悲鸿早已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绕不开的存在。
却少有人知，他作为美术大师的背后，还有一颗懂得感恩的美丽心灵。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编辑朋友午饭带徐悲鸿去单位食堂解决，早点和晚饭，每天给他一角钱。
日子虽然艰苦，两人也挺了过来。
后来当徐悲鸿给一个宜兴同乡送画时，结识了吴兴书画收藏家黄震之。
黄震之欣赏徐悲鸿的才华，相信假以时日悲鸿一定可以像鸿雁一样翱翔长空。
黄震之在了解到徐悲鸿尚无工作室可以作画后，当即把自己的一间棋牌室借给他栖身作画。
这对徐悲鸿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让他感受到了刺骨寒冷中的温暖。
巧的是，当徐悲鸿走投无路之时，向他伸手相助的两位有情有义之人，前有商务印书馆编辑黄警顽，后有吴兴富商黄震之，都姓黄。
他铭刻在心，后来曾用名“黄扶”，以示他对两个黄姓友人的感激。
这些日子里，徐悲鸿在大上海的马路上游荡。
他在绝望中挣扎，脑子里成天琢磨着百折不挠、狂放不羁的奔马形象。
他把这匹马画在了宣纸上，直接投给了商务印书馆对面的《真相画报》社。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挑战，把一匹马投给叫作“真相”的画报，好像穷困潦倒的自己，真正面目其实是一匹不为人知的千里良驹。
《真相画报》的主编审阅来稿时，看到徐悲鸿寄来的那匹马，顿时眼前一亮，称赞作者画得比古代画马大师韩干还好，马上准备出版。
徐悲鸿赢了，他卖出了人生中的第一匹马。
似乎是天意，徐悲鸿准备考大学，正在为学费发愁。
谁知一匹马使他时来运转，他成为特约作者，稿酬可以支付学费。
徐悲鸿考上了震旦公学法文系，因为他看到法国油画复制品之后，直接读懂法国大师原作的渴望愈加强烈。
徐悲鸿凭借名校学子的身份和出众的文化素养，在一次名流沙龙的聚会上，意外结识了大师康有为。
康有为一眼就为这个年轻人的画中透露的极大潜质惊叹，从而另眼相看。
而徐悲鸿也为康有为的学识所倾倒，专门行了拜师礼。
上海滩招徒称师的人很多，徐悲鸿根本看不上，这是他第一次拜师。
其实，人生之路最要紧的，就是那么几步。
此时出现的康有为，成为徐悲鸿成长道路上的关键人物。
在康有为的指导提携下，徐悲鸿声名鹊起。
之前雪中送炭的“二黄”，并没有在意他们曾经对徐悲鸿的帮助，可是徐悲鸿记得，专门为他们各画了一幅肖像画。
这些画后来都价值不菲，也帮“二黄”安稳度过了意外的困难时光。
朋友对徐悲鸿投之以木桃，徐悲鸿对朋友报之以琼瑶。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在康有为看来，眼下的中国画是没有前途的，似乎只是书斋玩味。
他认为，国画要想有前途，必须融入到世界文化的潮流中，完成自身的丰富和改造。
康有为把这个改造国画大任的希望，寄托在徐悲鸿身上，对他说：
“你一定要出国，去看看人家的绘画！”
徐悲鸿揣着康有为给的推荐信和盘缠，登上了去日本的客轮。
在东洋，他流连于画展书店，向当地艺术大师求学请教。
半年后，徐悲鸿学成归来，又在康有为的引荐下，结识了北大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邀请徐悲鸿来北大艺术系任教。
徐悲鸿在北大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受新思想影响，创作了许多关心劳苦大众的风俗画。
不久，徐悲鸿争取到官费留学法国的名额。
临行前，蔡元培说：
“你比我年轻，要到法国去！回来改革中国绘画，为民族争光。”
徐悲鸿背负着民族绘画的希望和对民族的感恩，来到了艺术圣殿巴黎。
他的求学既是富有的，又是寒碜的。
富有的，是巴黎强烈的艺术氛围；
寒碜的，是徐悲鸿的囊中羞涩。
徐悲鸿经常带一个面包就在卢浮宫待一天。
所幸中国驻法大使馆有时会接济他。
也正是在这儿，年轻的徐悲鸿邂逅了年轻的周恩来。
两人谈艺术，谈中华民族，成为知己。
徐悲鸿孜孜矻矻地学习了八年后，带着精湛的绘画技巧和广博的艺术知识，毅然回到了祖国。
此时，他已经成为中国美术界的风云人物了。
但徐悲鸿没有忘记，他能有今天，全靠前辈们的提携和民族同胞的赞助。
徐悲鸿因此创作了大量反映民族精神的画作，表达自己对民族的感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徐悲鸿心急如焚，把对日寇的满腔怒火转化成艺术创作热情。
1939年初，徐悲鸿抵达新加坡，码头上挤满了欢迎中国画坛巨匠的新加坡名人与记者。
徐悲鸿下船后，向在场的记者宣布，他将在这里举办画展，为抗日筹集善款：
“尽其所能，贡献国家，尽国民一份子之义务。
我希望能凭借画笔，为国家抗战尽责任。”
徐悲鸿的义举得到了各阶层华人的认同，平均每二十个新加坡人里，就有一个参观过他的画展。
最后徐悲鸿筹集到一笔天文巨款，全部捐给祖国。
徐悲鸿却不因此而沾沾自喜：
“出钱者，无论数量如何之大，必不能比得上为民族而牺牲性命者的贡献。”
日寇铁蹄肆虐中华大地，不少人选择倒戈，但徐悲鸿对生养他的土地始终心怀感恩。
这当真不愧为艺术大师的风范。
是千里马，也是伯乐
徐悲鸿在抗战结束后，来到国立北平艺专当校长。
他说：
“我们如果希望中国艺术达到如唐代的昌盛，第一需要一批有大智慧而有志之士。”
徐悲鸿广罗艺术人才，标准不拘一格，只要有真才实学，不论背景一律破格录取。
后来的油画家、雕塑家钱绍武，参加入学考试时，数理化都不及格，但是素描成绩很是不错。
徐悲鸿亲自到考场来，一看他的画，对主考老师说：
“我也没学过数理化，小时候也没上过正规学校。
这是个好苗子，录取吧。”
徐悲鸿是千里马，对自己当年的伯乐心怀感激。
因此他也愿意当别的千里马的伯乐。
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钱绍武。
遇到才华横溢的学生，徐悲鸿从不吝啬赞扬，对于王学仲也不例外。
王学仲有股拼命三郎的尽头，书画最得他喜爱。
王学仲家境贫寒，把生活标准降到最低，头痛脑热也不去医院，最后熬成了肺病。
这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
徐悲鸿说：
“你安心回家养病，回来还是学校的学生。”
王学仲在老家重病缠身，想起别的同学都在发奋学习，心中感伤不已。
此时，他收到了徐悲鸿寄来的一封信。
徐悲鸿似乎对王学仲的心态了如指掌，鼓励他振奋精神，并对他寄予厚望。
王学仲倍感亲切，精神大振，对恩师满怀感激。
多年以后，已是中央美院教授的王学仲，仍然保留着徐悲鸿的亲笔信。
徐悲鸿就是这样，在许多人的人生十字路口，给了关键性的扶助。
而他自己，也像之前帮助过他的人一样，把这种扶助看得很平常。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冯法祀赞扬说：
“徐先生非常能接近平民，一般的老百姓和穷人，因为他本身也是穷人出身，他小的时候放过牛，种过瓜。
有的人过后就忘本了，就看不起穷人了。
他不是这样的，他始终跟穷人是一条心的。
为什么我们那么尊敬他，因为他有这样一种品质，作为一个画家有这种品质很不容易。”
徐悲鸿的一生是攀登艺术高峰的一生，也是心怀感恩的一生。
他感激每一位帮助过他的贵人，也乐意充当后辈的贵人。
更难得的是，徐悲鸿对养育他的民族土地，始终爱得深沉。
古语云：
“知恩图报，善莫大焉。”
懂得感恩，便是一个成年人的顶级教养。
感恩父母给予我们生命，感恩朋友陪伴我们生活，感恩贵人帮助我们成长，感恩国家保护我们周全。
与君共勉！
作者 | 金白，一个喜欢讲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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