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2日讯，《杨度与梁启超——我们的祖父和外祖父》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发布，这是杨、梁后代的联璧之作，也是国内第一本杨、梁合传，由梁启超的外孙女，83岁的吴荔明和82岁的杨度之孙杨友麒写作而成。
1919年，中国欧洲考察团在巴黎的合影（前排左二为蒋百里、左三为梁启超、左四为张君劢）。
杨友麒、吴荔明与母亲梁思庄
2013年，杨友麒、吴荔明在梁启超墓前。
1905年的杨度
1920年，梁启超摄于巴黎。
杨友麒是国内最早从事计算机化工应用的专家，曾任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总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吴荔明是北京大学知名的城市与环境科学教授，两人都是理工科出身，颇有贡献的科学家，彼此又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两人在退休后拿起了笔写起了文章，这在两人的儿子、著名近代史研究专家杨念群教授一开始听到觉得不可思议，看过文章后才觉得实为不易。
现场，杨度孙女杨友鸿，梁启超孙女、梁思成之女梁再冰，梁思成儿媳方晶，梁思永之女梁柏有，梁思达之子梁任堪、之女梁忆冰，梁思礼之女梁红、梁璇等杨度、梁启超后人纷纷发言讲述家族历史。
结构新颖内容详实
梁启超出生于1873年，比杨度早两年，梁启超去世于1929年，也比杨度早两年，两人志同道合，共同经历了许多历史事件，巧的是梁启超的外孙女和杨度的孙子还相爱并结为夫妻。他们两人是挚爱情深，相伴相依近六十年的患难夫妻。 《杨度与梁启超——我们的祖父和外祖父》这本书倾注了两位作者对先辈的怀念与追思，凝结了两位作者彼此间的挚爱深情。杨友麒、吴荔明大半生患难与共，就在该书即将收尾之际，吴荔明突患重病卧床不起，怀着对爱人的无限深情，年过八旬的杨友麒最终完稿，实现了他们多年的夙愿。
他们二人掌握许多珍贵的文献，了解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更有对亲人、对往事独到的见解与认知。书中许多涉及杨度、梁启超及其后人的史料及图片首度公布，对于一些历史疑案，如梁启超死因等，从家属角度也提出看法。
该书结构新颖，其内容大致以时间为序，在整体纵向叙述的同时，采取比较研究的方式，进行横向叙述，横纵交替。不单介绍了杨度和梁启超的生平及二人的关系，着重探讨了他们在当年历史大背景下合作与互动，也介绍了他们和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蔡锷、黎元洪等同时代重要历史人物之间的交叉碰撞以及他们各自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的作用。通过这些架构，更真切、丰厚地解析了杨、梁的思想、主张，尽可能地还原了他们为人处世的本相。
书的末章特地介绍了杨度与梁启超的后人，尤其对杨度后人境况叙述之详，前所未有。这是该书不可或缺的部分。该书附录还收有杨度、梁启超对照年表、诗词精选等内容，以便读者更深入、多面了解传主。
爱在激情燃烧的岁月
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位伟人杨度和梁启超的后代如何成了一家，是读者颇感兴趣的话题。杨友麟回忆道，20世纪50年代，刚解放不久，是革命激情燃烧的年代。年轻的他们正在念高中。当时还是男女不同校，但两人的高中都在灯市口，一所是男中育英中学（后改为二十五中），另一所是女子贝满中学。
“记得是1951年国庆节，因为那一年要举行大型的阅兵活动，需要在天安门广场上布置少年先锋队员的方阵，育英、贝满两校均有在广场列队的任务，孩子们需要提前操练。” 杨友麟说，那时都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们的相识是基于“工作关系”，完全是自己的缘分，和彼此身后两位祖辈的家庭背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高中时节的青春是美好的，大家都是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非常单纯，没有人会去打听对方的家庭背景。”1959年，他俩由好友发展成为恋人，双方家长也都开始有了来往，这时，彼此间才谈起梁家和杨家的老话。
夫妇二人对于自己先辈的回忆和“再发现”是退休以后的事了。由于人到老年，特别是年过七十后，二人都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怀旧心理：“人到老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怀旧情怀，如果说年轻人喜欢追求时尚，那么老年人则喜欢回忆往昔。”
两人原本都是理工科的专业人士，平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很少有精力去研读自己祖辈的遗著。退休之后，他们才开始有时间回顾自己的家族历史，愈发体味到祖父、外祖父的伟大。在他们的家中，也留有许多宝贵的资料，所以两人对于整理和研究它们感到责无旁贷。
两个理科生“抢了我的饭碗”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基地主任、长江学者杨念群是杨、梁伉俪的儿子，也是国内知名的近代史研究学者，继承了曾祖父和曾外祖父的特点，用杨念群的话说这是“隔辈遗传”。杨念群的身份比较特殊，一方面是第四代，为曾祖父和曾外祖父“站台”，一方面他本就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杨念群还记得祖父住在三里屯，他小时候住在中关村，时常去祖父家去看望，“祖父那时候觉得孙子来了，没什么事干，我就教你念唐诗。”
“其实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写的杨度，可我觉得老是写曾祖父有点没出息，躺在先辈的光环下面生活，也不是太舒服，所以我后来换了题目。”杨念群说，他特意为此找来了当今不少近代史专家，心里起初也没底，“我父亲虽然是有这个资格来写的，但我也有点担心，我觉得他们搞化工的再把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史料做一遍，有什么意义呢？结果他陆陆续续给我发了几章，我看后觉得蛮惊讶的，角度还是跟我们不一样。”
杨念群认为，这里涉及到一个感情使用的问题，就是作为后人怎么投入感情，投入到多大的分寸。“我很忌讳在我研究的时候，大家给我罩上这个光环，说你一定要为祖先做点什么，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其实压力很大，好像一定要通过弘扬祖先来证明自己。我坚决不走这条路，我需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杨念群研究了几十年历史，明白写历史研究有私人情感，写出来的东西就会很不客观，很不中立，带有自己过多投入的情感色彩，这是犯大忌的，他当初回避写曾祖父的故事也有这样的考虑。
杨念群后来明白，虽然祖父和父亲一样都是学化工的，但他走上历史研究之路是受这二位“理工男”的影响。他的祖父虽然是留德的化工博士，但家里存着很多书，如《资治通鉴》的全套和《后资治通鉴》的全套。“他们那代人所谓的‘理工男’跟我们现在对理工男的定义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他们是受过综合人文训练的人，跟我们现在这种学科专门化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杨念群说。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陈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