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末至1922年初，鲁迅在《晨报副刊》连载小说《阿Q正传》。这部小说以清末民初的浙江农村为背景，描写了一位破产农民阿Q的命运。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颇为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一些基本特征。
本来，以赵太爷为代表的地主士绅在未庄处于支配性地位，阿Q在他们眼里宛如一粒尘埃。但是，当革命的消息传至未庄之后，阿Q惊讶地发现，虽然自己深受纲常伦教熏染，觉得“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但革命风潮“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他坚信那些地主士绅会在这场革命中受到惩罚，自己将能翻身，因此“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而在阿Q的观念里，革命之要义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鲁迅：《阿Q正传》，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13页。可见，尽管辛亥前夕以知识分子为主的革命党人运用各种新媒介宣扬革命，但在这些通篇充斥着各类新说的新式“高文典册”却未在如阿Q这样的底层农民中间产生任何影响。他所理解的革命，就是单纯的造反，就是社会地位的“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鲁迅：《阿Q正传》，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513页。
不过革命也确实让未庄的“上等人”们紧张了一阵，毕竟在清末的革命宣传中也有关于“平均地权”之类主张的内容。因此当赵太爷见到阿Q时，一改往日的倨傲面孔，十分客气地与他寒暄，问他最近是否“发财”了，甚至还把自己贬低为阿Q的“穷朋友”。这让阿Q颇感惊讶。他在梦里甚至憧憬着在推翻以赵太爷等人主导的乡里秩序时，“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鲁迅：《阿Q正传》，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514、515页。而自己则与那些“革命党”在一起，后者穿着白盔甲，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为何穿白盔甲？因为要给明朝的崇祯皇帝戴孝。在“反清复明”，血“甲申之耻”方面，或许是阿Q与清末的革命宣传之间唯一有共鸣之处。
但是当阿Q从梦中醒来时，他发现革命之后的未庄“样样都照旧”。尼姑庙里的老尼姑对他说，本以为会成为被革命对象的秀才与假洋鬼子，“他们已经来革过了”。这件事的原委如下：
那还是上午的事。赵秀才消息灵，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这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他们想而又想，才想出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于是又立刻同到庵里去革命。鲁迅：《阿Q正传》，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516页。
不仅如此，阿Q意识到，革命的暴风骤雨已然过去，“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这和武昌起义之后全国的整体面貌十分相似，即旧日的清廷官吏短时间内纷纷改头换面，继续在新政权内担任职务。而清末的革命者希望当时的“中等社会”能以救国为己任，运用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动员民众，沟通“下等社会”，实现“文明排外”。桑兵：《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载《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3—84页。而赵秀才、假洋鬼子们，恰恰也是“中等社会”中的一分子，因此，他们如此这般，自然也符合先前的革命策略。
革命之后，自然需要重建秩序。“这几日里，进城去的只有一个假洋鬼子。赵秀才本也想靠着寄存箱子的渊源，亲身去拜访举人老爷的，但因为有剪辫的危险，所以也就中止了。他写了一封‘黄伞格’的信，托假洋鬼子带上城，而且托他给自己绍介绍介，去进自由党。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阔，远过于他儿子初隽秀才的时候，所以目空一切。”鲁迅：《阿Q正传》，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518页。如此这般，这些昔日的特权者今日依然掌握着权力，并且还有了一个“自由党”这样华美且时髦的称谓。而当早已立志革命的阿Q前去拜访“革命同志”假洋鬼子时：
阿Q轻轻的走近了，站在赵白眼的背后，心里想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叫他假洋鬼子固然是不行的了，洋人也不妥，革命党也不妥，或者就应该叫洋先生了罢。
洋先生却没有见他，因为白着眼睛讲得正起劲：
“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肯。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
“唔……这个……”阿Q候他略停，终于用十二分的勇气开口了，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又并不叫他洋先生。
听着说话的四个人都吃惊的回顾他。洋先生也才看见：
“什么？”
“我……”
“出去！”
“我要投……”
“滚出去！”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
赵白眼和闲人们便都吆喝道：“先生叫你滚出去，你还不听么！”
阿Q将手向头上一遮，不自觉的逃出门外；洋先生倒也没有追。他快跑了六十多步，这才慢慢的走，于是心里便涌起了忧愁：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鲁迅：《阿Q正传》，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519—520页。
在拥有传统功名与留洋接受新知的秀才和假洋鬼子眼里，身份卑微的阿Q根本配不上与他们为伍。像革命这样的文明事业，岂能让如此低贱之人参与其中。假洋鬼子嘴里说出来的洋文，象征着他已然属于上等的“文明人”了。这一群体才是革命的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革命之后建立新秩序的重任自然也应由这类人来承担。因此，阿Q想通过革命来改变命运，却被“不准革命”。革命也是需要资格的，而这种资格，与革命前所形成的身份地位与支配条件一脉相承。
对此，阿Q在深感失望之后，便是恼羞成怒。不久之后赵家遭抢，阿Q被当成罪犯逮捕。在衙门里：
阿Q虽然有些忐忑，却并不很苦闷，因为他那土谷祠里的卧室，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那两个也仿佛是乡下人，渐渐和他兜搭起来了，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们问阿Q，阿Q爽利的答道，“因为我想造反”。
他下半天便又被抓出栅栏门去了，到得大堂，上面坐着一个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子。阿Q疑心他是和尚，但看见下面站着一排兵，两旁又站着十几个长衫人物，也有满头剃得精光像这老头子的，也有将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背后像那假洋鬼子的，都是一脸横肉，怒目而视的看他；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
“站着说！不要跪！”长衫人物都吆喝说。
阿Q虽然似乎懂得，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
“奴隶性！……”长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说，但也没有叫他起来。
“你从实招来罢，免得吃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那光头的老头子看定了阿Q的脸，沉静的清楚的说。
“招罢！”长衫人物也大声说。
“我本来要……来投……”阿Q胡里胡涂的想了一通，这才断断续续的说。
“那么，为什么不来的呢？”老头子和气的问。
“假洋鬼子不准我！”
“胡说！此刻说，也迟了。现在你的同党在那里？”
“什么？……”
“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
“他们没有来叫我。他们自己搬走了。”阿Q提起来便愤愤。
“走到那里去了呢？说出来便放你了。”老头子更和气了。
“我不知道……他们没有来叫我……”鲁迅：《阿Q正传》，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522—523页。
阿Q不但没做成革命党，而且还被革命之后新建立的权力机关视为盗贼。并且就连他出于对官府的畏惧而产生的表现，都被饱受新文明熏陶的革命新贵们视为“奴隶性”。如此这般，使阿Q受到了双重压迫：既被过去士绅支配的社会结构所压迫，又被打着趋新名号，与过去权力结构具有高度亲和性的新话语体系所压迫。革命党所宣称的“民权”，似乎并未包括像阿Q这样贫穷无告、身份低微的“民”。
在《阿Q正传》里，作为曾经的革命党人的鲁迅用文学的表现形式，刻画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面貌，揭示这场革命与士绅支配之间的亲和关系，新政权的参与者与受益者，很大程度上与旧政权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只是改变了意识形态说辞，并未改变中国社会基本结构，剥削不但普遍存在，而且被赋予新的权力合法性。由此他反思民国政权的权力基础到底在哪里，这场革命为何没有让中国大多数底层民众获益。
对于辛亥革命，除了看到其终结帝制，更要认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虽然被今人称颂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强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承认“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载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6页。但据曾经作为这场革命旁观者的冯友兰回忆：
我现在觉得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不但当时的一般人不懂，当时革命队伍中的人也不是都很懂的。我也主张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我也认为，当时的资产阶级力量是很软弱的。所谓官权与绅权的斗争，正是表现了当时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辛亥革命一起来，绅权便自然成为革命的一个同盟军，一起反对当权的地主阶级，即以清朝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当权派的统治。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37页。
亲历了辛亥革命在四川的蒙文通也回忆，“在满清统治推翻以后，出现所谓民权之说，这个民权，实际上就是绅权”。蒙文通：《中国封建社会地主与佃农关系初探》，载蒙默编《蒙文通全集》第3册，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第292页。而根据汪荣祖老师的研究，辛亥革命期间，“在许多地区，革命党人必须仰赖士绅的政治与经济支持，才能宣布独立”。作为革命者，“革命党未能指导群众运动，更无论动员人民。即使是最激进的革命党人，多半出身寒微，较能同情下层社会的弱势族群，却也不知组织愤怒乡民的重要性”。与之相反，“革命之后，民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几全赖士绅的经济支持，根本不能冒犯包括‘劣绅’在内的士绅阶级”。汪荣祖：《论辛亥革命的三股主要动力》，载《读史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60、261页。张朋园统计，民国第一届国会中的议员非富即贵，属于上层社会，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与社会特权为主要政治立场。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第103页。在此背景下，正如民初政治的亲历者李剑农所述，当时所有政治团体“都是没有民众作基础的政团，政团不过是读书绅士阶级的专用品”。因此参议院中的政党“都与民众不生关系，都成了水上无根的浮萍”。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3—284页。
由此可推想，为何辛亥革命之后未能建立起名副其实的民主政治，绅权的压倒性胜利或许是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授权摘自王锐《中国现代思想史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