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晏起。起后，微看书，即早饭。旋闻报，蒙恩放江西主考。未刻，作谢放主考恩折，并作请假回籍片。
——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日记
这一年是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42岁，在北京做官已经是第19个年头了。他官至礼部右侍郎，正二品，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他担任要职，事务繁多，日常还要读书写文，应酬交际，所以他养成早起的习惯，尽量把事情往前赶。
不过，
这天是六月十二日，曾国藩睡了个懒觉，起得很晚。他在日记写到“是日，宴起”，即晚起。
起床，洗漱，看书，吃早饭……就像现在的北漂上班族快速忙碌一早后，曾国藩接到了一个通知，让他出差去江西做主考官。他在这天的日记里写到“蒙恩放江西主考”，用“蒙恩”二字，说明他把这次出差的机会看作是皇帝的恩典。
其实他想去做江西主考官已经想了两年多了。
早在三年前，那还是上任皇帝道光在位的时候，曾国藩就迫切想被外放到地方做主考官。为什么放着京官不好好做，非得到想去外面出差做个主考官呢？
这主要是因为曾国藩的职业倦怠期到了，中年危机来了。
其实曾国藩在北京做官做得很顺利，人人都说他笨，说他木，实际上他做起官来一点也不含糊，还破了很多清朝官场的升官记录：
从道光二十年曾国藩离乡来北京做翰林检讨（七品）起，他的官运仿佛被安上了加速器，不停地升，升，升。道光七年，他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步入了高级京官行列，成为了清朝首个37 岁以下担任二品官的湖南人，破了湖南人在清朝升官的记录。曾国藩“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七品到正二品，这个速度也是道光朝无人能比的。
做官如此顺利，曾国藩不应该出现中年危机啊。其实他也很满意，很兴奋，觉得自己也很了不起。刚到礼部做右侍郎那会，他非常积极。每天都到部里处理政务，从不缺勤，主动加班，做事有条有理、认认真真，下属们都佩服敬仰得不得了。
皇帝还让他兼管其他部的事宜，他每兼管一部，都是悉心钻研，可谓兢兢业业。
比如，他在刑部兼任左侍郎时，遇到了琦善案件。琦善是道光咸丰两朝重臣，位高权重，人脉广布。他最出名的是在鸦片战争中私自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道光皇帝震怒，革了他的职，抄了他的家产。不过，这样的重臣很快又被复用了。咸丰元年，琦善又被弹劾滥用职权，交刑部议罪，三法司会审。由于琦善的人脉广布京城，审判时众人都想着为他开脱，对他的罪行睁一眼闭一眼，甚至还说要传讯举报琦善的司员。
曾国藩也参加了会审，他感觉审判官全是糊弄从事，眼睁睁看着琦善的罪行不审讯，却拐弯抹角地问些琐事，还要传讯司员与琦善对峙。再看琦善这边，一点罪犯的样子都没有，侃侃而谈，争辩不休。这哪里是在审罪犯呢？曾国藩心中一急，站起来大声说：“琦善虽然位至将相，但是我们奉旨查办，审讯他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司员的职位虽然低，但是从没有传讯审案司员和犯官对质的道理。如果审案的官员因此受罚，将来大员有罪，谁还敢审讯？况且，谕旨只是让会审琦善，并没有说要传讯司员，如果一定要传讯司员，那么就请请旨，得到皇帝同意后，才可行。”
这番话说得满座皆惊。众人在想：这个曾国藩怎么回事，在说什么呢？他不知道琦善位至将相，人脉广布吗？这样不是得罪了琦善吗？他怎么是个愣头青呢？大家不应该很有默契地把这个会审当作一个形式吗？他这是在唱哪出？
可是曾国藩这个“愣头青”当时争辩得众人无言以对。史书记载他“争之甚力，词气抗厉，四坐为之悚动。”正是他的坚持，琦善最终又被流放，充军吉林。当然，曾国藩也就得罪了琦善的势力集团。
当时曾国藩四十岁，混迹北京官场十余载，当然清楚官场的现状，也知道公然要求治罪权臣的后果。
但是，他选择了不同流合污，选择有自己的想法并坚持自己的想法。这种不随波逐流，不畏权贵的做法是极需要勇气的。然而，后世评论此事时，却多有指责曾国藩的愣头青，不懂变通，得罪了权贵，批评他不圆滑，不识时务；进而赞扬他“中年变法”而变得圆通、圆滑。其实，这个小故事被记载在了《曾国藩年谱》中，我想史者应该也是觉得曾国藩这种精神难得，记载下来让后人记住它，并学习这种精神。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曾国藩这种敢于坚持内心的愣头青精神才是最可贵的，这种精神让他与众不同，让他出类拔萃，也正因此，才有了湘军。这才是我们应该真正学习他的地方。
不过，敢于坚持内心就让他无法融入当时的官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意义，曾国藩的人生理想不是升官发财。
快速升迁给他带来短暂的愉悦后，他慢慢发现朝廷里的部委堂官工作是那么枯燥、无聊且没有意义。每天都陷入各种杂务当中，应付制度缺陷带来的各种弊端，处理人事斗争产生的各样问题，尽管自己品级很高，可是对于任何问题他都无能为力，就仿佛是一台破旧机器中快要脱丝的螺丝钉。他的职场生活无比灰暗，他自己也无奈地写下一首诗自嘲：
我虽置身霄汉上，器小仅济瓶与罍。似驴非驴马非马，自憎形影良可咍。
于是，曾国藩就想短暂逃离一下北京生活，到外地去转转或者回家探探亲，换换空气。可是古代并没有像今天的旅游业，说走就能走，况且身为穷京官的曾国藩也没有太多的钱让他逃离北京。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公费旅游的机会，到江西做主考官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不仅可以解决路费问题，还可以额外获得一些收入，同时也能结交朋友，广收门徒。更重要的是，江西离湖南老家近，他还可以回家探亲。一举多得。
因此，他一直想争取这个机会。道光二十九年的时候，他就觉得时机差不多了，自己的资历也够了，外放江西主考肯定是自己的。他给弟弟的信中说“我今年很有希望获得江西主考这个差事，到时候把父母兄弟都接到江西，咱们全家人一起热闹热闹。”（予今年考差，颇望得江西主考，冀家中亲属可就至江西一叙天伦之乐。”）
可是谁想到半到杀出了程咬金，不知什么原因这个美差居然给了同僚田敬堂，让曾国藩很沮丧。这就相当于自己升职加薪的机会突然给了别人，曾国藩想想远在湖南的父母多年得不到相见，他很难受，更加怀疑自己在京城当官的意义是什么。他在信中说“南望家山，远怀堂上，真不知仕宦之略有何味也！”
“升职加薪”的机会没有了，再想到日常琐碎的工作，想到阿谀奉承、腐败低效的官场，想到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民众，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他给弟弟的信中提到“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
换句话说，曾国藩的职业倦怠更加严重，中年危机到了，他在官场进又不能，退又不得。
已经四十岁的曾国藩，却难以不惑，他暂时找不到生活、工作的意义。
可谁曾想，第二年道光皇帝就龙驭上宾，新皇帝咸丰继位。
新人新气象，新皇帝广开言路，曾国藩连上几道奏折提各种意见，咸丰皇帝大多欣然采纳，曾国藩的官运更进一步。到了咸丰二年，竟没想到皇帝派自己去江西做主考，多年前的梦想突然实现了，幸福来得过于突然了。
曾国藩赶紧写奏折感谢皇帝，并请假二十天回老家看看父母。他来到北京已经十四年了，十四年未曾请假回家，十四年未曾见过父母亲，他思亲心切。趁着这个机会回家一趟。
曾国藩喜不自禁，收拾行李上路啦。
（未完待续，请关注《曾国藩新传——奏折日记里的曾国藩》）
![穷苦之音易好？也说“诗必穷而工”[图]](data:image/gif;base64,R0lGODlhAQABAIAAAP///wAAACwAAAAAAQABAAACAkQB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