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到1943年之间，河南遭遇了民国时期最大的一场饥荒，1942年春夏之际，河南全省范围内的降水减少（82%以上的耕地遭旱）。干旱和高温导致前一年的冬小麦等粮食作物减产，当年的夏季作物更是大量被极端气候杀死；导致1942年的粮食产量较之1941年下降了40%。河南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由于国民党政府救灾不力、通货膨胀、粮食减产等原因，河南全省约3000万人口遭灾，其中死亡超过200万人，另有300万以上民众被迫逃离家乡，这就是著名的1942年大饥荒。
这本书的上半部分是作者的“史著”，下半部分是作者所掌握的“史料”，包括新闻、通讯和照片、以及当事人口述材料，来自当时的美国《纽约时报》、当时内地的一家民间媒体所办报纸（国民党时期允许民间自行出版发行刊物）、其他公开出版物、以及作者对一些当事人采访到的“口述历史”。
此书所披露的史实大致内容如下：
1942年日寇从华北战场南下时，蒋介石为了阻挡日军，炸开了黄河花园口堤坝，使黄河水一泻千里，下游顿成黄泛区，波及豫中和豫东八个地区，包括郑州、新乡、焦作、许昌、漯河、开封、商丘、周口，黄河水漫过之处，土地盐碱化，农民颗粒无收（至今这些地区仍然是盐碱地，不适于一般农作物生长，比如大多数人都听说过的河南兰考，除了发展泡桐经济，没有适合生长的东西）。
而蒋介石在战略上早已做好了随时放弃河南的准备，不打算把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东西留给日本人，因此，重庆国民政府对河南敛以难以想象的重税。在蒋介石政府搜刮之下，这片土地脆弱得经不起任何灾难——无论是天灾，还是更大的人祸。我不想去回忆和重述书中写到的“易子相食”一类的饥荒惨象，只简单地说，这场饥荒使河南减少了300万人口。
在饥荒发生之后，河南省政府向蒋介石瞒报了灾情，称只有一千多人死亡。而蒋介石政府也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灾民几乎没有得到政府有效的救助。而救灾物品常常在送到灾民手中之前就被当局贪污瓜分掉了。
蒋介石政府不但对救灾持消极态度，也千方百计避免使真实的灾情通报到国际上，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美国对中国战局的判断，最终影响到美国人对待蒋介石政府的态度。河南灾情成了新闻报道的禁区。但仍有一位平顶山地区的新闻工作者冒死将灾情用电报发给了美国的《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立即派记者赴华采访，这就是为何这本书的很多史料都来自《纽约时报》。但这位官员却因为泄露新闻机密，被国民党政府处以极刑。
另一些资料则来自于南阳地区一家民办报纸《南阳前锋报》。这家报纸的创办人是一位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在1942年期间，这家报纸上连载了黄泛区灾情的纪实报道与评论。在保存大饥荒时期的史料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纽约时报》更重视从宏观角度来呈现一种“政治观察”，而这家本土报纸的报道更注重完整保存细节本身的残酷，感情色彩也更为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