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宇的三枚印章(二)

1934年秋，杨靖宇在金川河里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斗争，这时杨靖宇任命干部使用了方形印章。198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组成抗联踏查队，调查域内抗联遗址和相关史料。“抗联老家”——通化县兴林镇孟家沟村民孙志回忆说：“杨军长来时，我家住在孟家沟的四道沟。杨军长净找些老人给开会，讲，我们是红军，不是胡子。以后日子长了看他们也不打，也不骂，也不捐，确实不是胡子。我父亲孙玉珍是杨靖宇委任的临金区区长，黄布的委任状，上面有一颗四方印……”。这枚方形印章，应该就是杨靖宇的狮钮铜质印章。

（杨靖宇狮钮铜质方形印章）

据史料记载，1967年6月，吉林省通化市兴华镇农民柳明章在大荒沟八队铲地时意外发现一枚杨靖宇印章。后经有关部门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这里提到的大荒沟就是杨靖宇当年活动的“抗联老家”——通化县兴林镇孟家沟一带。此间有份重要信函，1936年8月12日，杨靖宇将军曾亲自给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写信，并捐款一千三百元。可惜信函是用铅笔写的，没有盖章。据此推断，写信之时，杨靖宇不仅丢失了印章，而且笔墨也很匮乏。虽然信中落款伪称“磐石军中”，实则在通化金厂上龙头高丽沟部署战斗。有关丢失印章一事，卓昕的《杨靖宇全传》写道：“杨靖宇本想在四道江一役之后去本溪指挥西征……恰在这时省委秘书处长李永浩，回河里的丛家沟一带来寻找遗失的杨靖宇行文使用的铜质蹲狮子烈火印（即后来在丛家沟出土，而收藏在中央军事博物馆那枚铜质的“蹲伏狮子烈火印”）。（见《杨靖宇全传》第954—955页）。考虑到这是作者事后追记，这里不做论证，但是杨靖宇遗失的这枚印章，并非是日军逃跑时丢弃的（事载2005年8月24日，新华网发表《抗联英雄杨靖宇的印章》）。

那么，这枚狮钮铜质印章来自哪里呢？

从地域的铜质印章制作水平上看，哈尔滨和通化县城都有可能刻制这种铜质印章，而周围小城镇的刻制水平恐怕难以胜任这种铜质印章的刻制工作。从杨靖宇行踪上看，在哈尔滨制作这枚印章的可能性更大些。因为，杨靖宇1933年5月26日和1934年5月25日，曾经两度返回哈尔滨满洲省委开会。加之杨靖宇在哈尔滨人际关系熟，与文化人交往密切，并且就住在青年作家姜椿芳家。姜椿芳回忆说，杨靖宇在我家住了一个来月，杨靖宇一有空闲便看书看报，还努力学唱歌，有几次我们用口琴轻轻地伴奏，学唱《国际歌》。至于杨靖宇在南满使用的口琴是不是姜椿芳送的？姜没说，我们也不好擅断。依据当时的人际交往和时间充裕情况看，杨靖宇的狮钮铜质印章，极有可能在这段时间里刻制完成，然后藏到行李中带回南满使用。

日伪在这之前，并未在社会上公开通缉杨靖宇。比如，1933年5月4日《盛京时报》刊载《海龙县境一带红军跳梁》，“以磐石西方、海龙县境一带为势力范围，狂奔扩大其党势之共产党，由首领南方人，参谋磐石人统帅之，最近自称为红军第三十二军开始积极运动……”。这表明，此时日伪当局尚不知道杨靖宇的真实身份和姓名，所以，刻制杨靖宇印章至少不会承担坐牢的危险。若是这样，这枚狮钮铜质印章，至少使用了两三年之后才遗失了。

新闻来源：贾永洋（文史专员）

编辑：闫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