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宿夜花
深圳影业公司推出的故事片《少年犯》是80年代轰动一时的国产电影经典，片中的少年犯全部由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在押的少年犯主演。电影由张良导演，王静珠、张良编剧，朱曼芳、陆斌、蒋健、赵汝平等联合主演。电影获得了1985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第9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与《日出》、《咱们的退伍兵》同时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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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少年犯》的导演张良早在50年代便凭借着电影《董存瑞》成了家喻户晓的知名演员，60年代又在严寄洲执导的影片《哥俩好》一片中分饰大虎、二虎两个外形相似、性格迥异的角色获得了第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演员奖。除了在表演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外，张良导演的《雅马哈鱼档》更是凭借对新时期广州市井生活、岭南人文风情的原色呈现成为了80年代国产电影纪实美学的代表、开启了南国电影新篇章。张良导演与其夫人即电影《少年犯》的编剧王静珠在此前已经成功合作了电影《梅花巾》（荣获开罗国际电影节金像荣誉奖）。
本片诞生于80年代中期，电影的调性有别于80年代初期那种极度单纯、明快、充满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它将视角聚焦在当时讯息最发达、生活方式最为现代化的大都市。
在80年代那种空前开放的文化形态下，大量欧美文化、港台文化产品流入，例如，片中的城市娱乐场所出现了《月亮河》（奥斯卡获奖歌曲、奥黛丽赫本主演的《蒂凡尼的早餐》插曲），家庭放映的录像带中就是以张国荣的《莫妮卡》作为伴奏。
商业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人的精神生活、价值追求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很多年轻人面对现代化的都市心生迷惘与困惑，他们的精神困境得不到引导。
本片导演张良将影片主题概括成“挽救孩子、造就人材”（见《少年犯》导演阐述）。可见本片体现的是当时导演作为一位电影工作者对年轻人教育问题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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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的风格整体是纪实性的正剧，虽然在个别情节与细节上有着很强的设计感，但整体上是在表现真实、复杂的现实生活以及这些现实中所体现的社会现实与生活哲理。
在80年代初期张暖忻导演的那部《沙鸥》中，张暖忻便大胆启用了非职业演员，本片中则是采用了“少年犯演少年犯”的方式来凸显影像的真实性。
电影的少年犯们中主要刻画的有两个，方刚与萧佛。而他们并非是随机成为了电影主角，而是这两个角色身上体现了一定的典型性与普遍性。
方刚出身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母亲都是教师，这在常理看来，他的家庭教育不存在因为知识水平的局限而产生的教育悲剧。电影的现实性就体现在这里，他是处在特定年代的故事，每个人物都是具有历史纵深感的。
电影中虽然淡化了方刚的成长经历，但细细思索不难发现，他因为童年时父母在干校未能身体力行地教育他而内心缺乏爱，当他习惯用力量自我防范后变得性情刚猛、争强好胜。父母非但不加以引导抚慰反而以之为耻，这是使得方刚性格暴戾的第一层。当他进入管教所，却看到少年犯之间是一个充满欺压与霸凌的扭曲环境，当他想悔过却发现人们对少年犯的成见根深蒂固。电影对他的自暴自弃呈现出一个很有层次的心理变化。
萧佛是另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他的父母是那种注重实际利益而轻视感情的父母，他们随性结婚、又毫无顾忌地离婚，他们将孩子视为多余的。萧佛活泼机灵、聪明可爱，他身上的一股江湖气来自于童年无人养育的悲惨经历，他的内心是需要认同的，所以当他辛苦的手工活得到称赞后，他第一次体会到了自身的价值。
除此以外，沈金明这类成绩优异、家教良好，只是因为青春期的冲动而犯错的也是当时一种典型。在当时讯息飞速发展，青少年有了更宽的视野，自身的行为则需要更好地引导。
这些少年犯背后有着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原生家庭教育、法制意识普及、正确人生价值观引导等。
电影对监舍内少年犯之间的博弈展现得颇为逼真，但这与香港电影中此类场景又是不同的。80年代的香港电影中，亦有很多影片对监狱生活进行了深入刻画，例如周润发主演的《监狱风云》、郑裕玲主演的《女子监狱》，这些电影里用更为戏剧化的方式、更加符合市场口味的明星化表达方式去给观众呈现充满着善恶美丑的人性百态。
对比之下，本片中以“少年犯演少年犯”力求真实体现现实生活本身的哲理性便体现了纪实美学的追求。
追求纪实性并不是完全毫无技巧地记录现实，80年代的导演普遍强调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即是用更为电影化的手段去表现。本片中的色调运用便凸显了视觉性，例如在表现监舍铁窗内逼仄空间下的压抑，电影运用了灰暗色调，这也是整部电影的主色调。而在展现现代城市娱乐生活的时候，电影用聒噪的配乐、喧闹的色彩呈现出的则是一种光怪陆离的都市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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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在结构上构思之精巧是一个不容易发现的亮点。电影的主线是记者管教所内的见闻与少年犯的故事，而电影中还同时进行的一个副线即是女记者的儿子在父母缺席、奶奶溺爱的情况下走上犯罪道路。电影在此采取了交叉蒙太奇的手法，相同时间不同空间发生的互有联系的故事，最终在记者回家目睹儿子被带走的那一刻交叉汇合。在两条线的叙述中，有详有略、有轻有重，这体现了创作者极佳的分寸感。
朱曼芳饰演的《社会与家庭》杂志社记者谢洁心是个极富设计感的角色，她是社会良知、正确教育观念的化身。她只身一人深入管教所去观察少年犯、也对他们进行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与体恤，展现出了极其通达和高度包容的教育理念。这个角色时常被认为是过分理想化的，不够真实的。一方面，这个角色被认为是安插得过于刻意，她的言语风格也略显生硬；另一方面，她的姿态被有些电影评论者认为是高高在上式的同情与怜悯，缺乏深切的情感认同与人文关怀。
当我们思考人物在整部电影中的作用时，或许可以更好地跳脱出性格标签的本身来看待角色。在稍早几年的国际影坛，不乏类似高度功能化、作为叙事线索的女主角，例如奥斯卡影后们的代表作：《中国综合症》中的简方达、《没有恶意》中的莎莉菲尔德，她们的身份也是记者，她们的人物塑造于电影而言并不是一个重点，她们角色本身只是提供了一种叙述视角。
本片中的谢洁心正是如此，她自身作为记者、少年犯的旁观者，这是她的一重身份，在这重身份中，她是旁观者、也是探索者，她拨开了少年犯及家长的心帘。而与此同时，她也是青少年的母亲——监护人与教育者，这是影片的另一个故事线。
在电影的开始，孩子向其索要零花钱，她拗不过便给了孩子不少零花钱。而她心中对奶奶的溺爱心知肚明却不去试图思考其他办法更好地教育引导孩子，这从侧面说明她的潜意识里对孩子也是溺爱与纵容的。当一个教育专家对少年犯与其失责家长进行教育与引导之时，她自己的孩子却因为自己的失责走上犯罪道路。
这无疑是极具讽刺意味的，也增强了影片的反思性。更有意思的是在影片最后，两条线交叉后，电影采取了一个上帝视角的俯视镜头。
这使得结尾颇具深意，在少年犯方刚、萧佛的故事中，记者谢洁心是旁观者，但她也被困在自己家庭的迷局中；电影《少年犯》的故事，观众是旁观者，在观众为之震撼后是否也能反思起自身的责任？这是电影发出的叩问。当局者迷，这也是电影对观众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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