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四次大规模南渡。
所谓南渡，几乎都是迫于无奈，在中原无法立足，才会选择偏安江表。
第一次：晋人南渡。
永嘉五年（311年），匈奴挥军南下，西晋都城洛阳与长安相继失守。司马睿偕王导渡江，中原士族随之衣冠南渡，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延续百年。
晋元帝司马睿（276-323） 图片来源：wikipedia
第二次：宋人南渡。
靖康二年（1127年），金国攻取北宋东京（今开封），徽钦二帝被俘。宋钦宗之弟赵构率宋室南渡，迁都于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同样延续了百余年。这也是历代中原汉民族南迁规模最大的一次。
宋高宗赵构（1107-1187）
第三次：明人南渡。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此后清兵入关，明朝宗室在南方相继建立多个政权。但这次，他们没有前两次那么幸运，南明（又称后明）诸政权不到20年就迅速覆灭。
1645年秋，明清对峙形势图。 图片来源：网易
而第四次则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
日军侵华，大量国人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由此，史学大家陈寅恪不禁对家国与个人命运发出慨叹：「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然而出乎陈寅恪意料的是，前三次南渡，中原就此易主；抗日战争时的南渡，却只用了不到十年就完成了北归。
那么，为何只有这次南渡，最终得以北归呢？
著名作家岳南为此专门撰写了《南渡北归》一书。在前不久的一次直播中，他专门为知鸦学友讲述了他对这次北归的理解以及他创作的缘起。
岳南指出：国人之所以能够以胜利者的姿态北归，没有沦为日本侵略者的阶下囚，除了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最核心的原因还是那八年艰苦却又坚定的抗战，而知识分子在其中起到了引领精神的重要作用。
越是危难时刻，越能看出风骨。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与求知精神，在这第四次南渡时期体现得淋漓尽致。而想要了解这批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和精神世界，岳南的《南渡北归》三部曲无疑是个极佳的选择。
据岳南亲口所说，他是岳飞的第三十一代孙。或许正因如此，他很重视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精神。
有人说崖山之后再无中华，然而，岳南却说崖山之后还有中华。这是因为，中华民族文化积淀深厚，不会轻易磨灭。
岳南写作《南渡北归》的缘起是在2003年，他来到了四川李庄这个抗战时期的文化中心，写出了《李庄往事》，描述了李济、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夏鼐等一批文化精英的故事，也因此萌发了为民国大师创作群像的念头。
李庄古镇位于宜宾东郊长江南岸，有「万里长江第一古镇」之称。 图片来源：搜狐个人账号-秋风无痕人有忆/摄
要写一批人、一个时代当然不是件容易事。岳南花了八年时间，多次到江南和西南边陲实地采访考察，并搜阅了大量珍贵资料，才完成了《南渡北归》。
这套书也没有辜负他的心血，一经面世就引发热烈反响。据岳南透露，《南渡北归》销量现已达到120万套，平均每个月就能售出1万套。
那么，《南渡北归》到底写了什么，才能够成为长期畅销书？
这个问题，恐怕还要从书中浓墨重彩描绘的西南联大，这座在烽火中屹立不倒的名校说起。
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由于长沙接连遭到日军轰炸，学校又于第二年迁入昆明，并在1938年4月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三校领导合影，左起依次为查良钊（原西南联大训导长）、胡适（时任北大校长）、梅贻琦（时任清华大学校长）、 黄珏生（南开大学秘书长）。 图片来源：搜狐
岳南告诉我们，当时，南开校长张伯苓经常在重庆，北大校长蒋梦麟负责沟通重庆与昆明，只有清华校长梅贻琦长期留在昆明，故而一直担任常委会主席，是西南联大真正的主心骨。
梅贻琦无疑是位伟大的校长和真正的教育家，他把清华的很多教育理念都带到了西南联大，比如通识教育，又比如体育教育。
说到重视体育，这可是清华的悠久传统。早在20世纪20年代，清华就有一套严格的体测标准，包括爬绳15英尺、跳远14英尺、游泳20码（1码相当于0.91米）等等，有一项不及格就不能毕业。
著名学者吴宓和梁实秋都曾因体育测试不过关而补考，前者还因此耽误了毕业，在清华多待了半年才去留洋。
在这些规定背后，是体育部主任马约翰的一片苦心。他深感清华学生体质之弱，出国必成「东亚病夫」受人讥笑，因此定下这套标准，督促学生积极锻炼，强健体魄。
2017年，清华又把废除了的校规捡了起来，规定本科生必须学会游泳才能毕业。现在的清华学子们，也能体会一把民国大师们体会过的「无体育，不清华」校风了。
今天清华校内的马约翰像。
不过岳南认为，对西南联大来说，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教学理念，而是三个学校之间的平衡。
他指出，在西南联大，来自南开：北大：清华的学生比例是2：5：7，加上清华是由庚子赔款建立的学校，比南开和北大要有钱得多。为了避免三校之间的教学资源不平衡，以致产生内部矛盾，梅贻琦做出了很多努力，才使得西南联大能够维系到抗战胜利后。
但是，这所联合大学的完整性有这么重要吗？
其实，当时的联合大学本来不止西南联大这一所。
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在西安组成了西北联大，又因为轰炸去了汉中，结果不到一年就垮了，被蒋梦麟评价为「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
暨南大学等上海高校在福建成立了东南联大，也只维持了一年半的时间。
通过对彼时中国整体教育情况的分析，岳南得出结论：三个联合大学，两个都垮了，要是西南联大也垮了，岂不说明中国人真是一盘散沙？为了证明中国人可以联合起来，可以办好大学，梅贻琦才如此坚持，从中斡旋。
也正是在他的努力下，西南联大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包括170多个院士，其中还有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
电影《无问西东》中的西南联大上课场景。 图片来源：豆瓣
1941年清华30年校庆，受到了「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的高度赞誉，说清华只用了三十年就达到了西方千年大学的水平。那个时期的中国学术水平达到了一个高峰，在很多方面，我们至今都无法超越。
岳南的《南渡北归》，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群人。
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的精神影响下，在连天的轰炸与炮火中，他们怀着满腔热血，求知若渴，将知识、文化与希望的火种传递下去，用生命书写了大师二字的含义与价值。
西南联大培养了一批爱个人、爱老师、爱学校以及爱国的知识分子，这种大爱的精神也支撑着中华民族在这第四次南渡时坚守本心，最终成功北归。岳南如是说。
西南联大纪念碑，立于1946年三校北归复校之际，位于昆明原联大校址（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内）。
由此可知，《南渡北归》的意义，就在于展现这批知识分子的故事，以及他们身上反映的这种精神。
然而，令岳南扼腕长叹的是，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中办学，抗战胜利后反而乱了起来。
1945年的学生运动，导火索是国军扔手榴弹导致学生四死一伤。西南联大常委、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在信件中说：「此等惨案有政治作用者岂有不充分利用之理？四个棺材一条腿，真奇货可居，全昆明闹得不亦乐乎。」
傅斯年既不愿看到学生运动，也不愿意看到学生被暴力镇压。不过，他的想法注定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
热播剧《觉醒年代》中的傅斯年。 图片来源：优酷
岳南书中那句「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当年引发了很多争议。但是现如今，我们确实缺乏培养大师的土壤。
一是因为那种净土般的治学环境不复存在，大学教育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二是因为人们接收到的信息多了，想法也变多了，反而失去了战争年代那种不问前路、一心向学的纯粹心态。
陈寅恪所强调的独立自由精神，在西南联大这个桃源净土固然颇为受用；但当武陵人出了桃源，回归现实，就会受到种种客观因素的掣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振聋发聩的钱学森之问，或许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南渡北归》，通过探索西南联大和陈寅恪、梅贻琦、傅斯年等众多民国大师们的故事来找到答案。
《南渡北归》系列固然发人深省，广受赞誉。但也有质疑的声音，认为这书算不上信史，加入了太多作者主观的情感色彩。
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岳南却表示，不加入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那他还写什么《南渡北归》？写点风花雪月不好吗？
说到这里，岳南的态度可谓慷慨激昂，他就是要让文字独树一帜，就是要借这个题材表达自己的爱恨情仇。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文字有了情感才注入了灵魂，大师们的形象也因而变得鲜活立体。
看着看着，你自然就能领略到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风骨与精神，你会叹息大师不复存在，也会庆幸他们曾经存在过。
民国知识分子群像。
《南渡北归》写得好不好？销量已经足够证明。
至于是不是信史，有多大价值，就留给后人去评说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