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一天，时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杨秀峰接到了老家弟媳来找自己的消息。
这让他很是头疼，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弟媳来找自己的原因，可是自己却是对于她所求的事情无能为力。
杨秀峰(1897-1983)，原名碧峰，又名秀林，字秀山。河北省迁安市人，在学生时代组织、领导、参加了反对袁世凯接受卖国条约“二十ー条”和五四运动。1929年去法国留学，1930年在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转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4年回国。在天津河北法商学院任教授，并在北平师大、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校兼课，以教授的身份秘密从事党的统战工作。七七事变后，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保定行营冀西民训处特派员的身份，组织冀西游击队，任司令员，开创了冀西抗日根据地。1938年8月任冀南行政公署主任，1941年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1948年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2年底调中央，先后任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83年11月10日逝世，终年86岁。
杨秀峰兄弟三人，他是家中老大，少年时离家求学。二弟在家务农，如今已经去世了。来人就是二弟的妻子。二弟有一个儿子，名叫杨书琴。
杨书琴从中学毕业之后就参加了抗日工作。但是在1947年的时候被国民党抓捕叛变，参加了国民党的地主武装还乡团，曾经杀害多名我党的地方干部……
新中国建立之后被迁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这一天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杜佩珊接到了迁安县人民法院呈报的“关于判处反革命杀人犯杨书琴死刑”一案，她知道对方是杨秀峰的侄子，就拿着案卷来向杨秀峰汇报。
杨秀峰认真地看了迁安县人民法院对杨书琴的审讯录和揭发材料以及杨书琴本人的供词。非常气愤地问杜佩珊：“
你看迁安县人民法院对杨书琴的判决是否得当
?”
“迁安县人民法院对反革命杀人犯杨书琴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罪犯本人对所犯的杀人罪行供认不讳，因此，我认为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判决书符合《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对以‘反革命为目的而杀害公职人员和人民…罪大恶极者依法处以死刑＇的第二条规定。”
杨秀峰对于杜佩珊的汇报很是赞同。于是接着说道：
“杨书琴虽然是我的侄子，但他犯了反革命杀人罪，就应该按照国家法律处以死刑，决不姑息。不能考虑他是我的亲属，就徇私枉法。那样做，我们就都成了人民的罪人。古人云，’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犯反革命杀人罪的人不予镇压，何以谈到人民民主专政?又怎能巩固新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
于是杨秀峰核准了侄子的死刑判决，虽说不是他亲手杀了侄子，可是却也是亲手将侄子送上了断头台。
杜院长立即批转河北省人民法院唐山专区分院转令迁安县人民法院执行反革命杀人犯杨书琴死刑，立即执行。
弟媳这次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求杨秀峰赦免他侄子的死刑的。
她一见到杨秀峰就嚎啕大哭，边哭边说:“书琴虽然有罪，可他好歹是你的亲侄子，你救救他吧!”
杨秀峰内心十分的生气，但是他还是耐着性子解释道:“杨书琴反革命杀人，触犯刑法，国法难容，罪有应得，你别讲了，回去吧!”
“看在你死去的兄弟碧桐的情分上，给他留下这棵独苗吧!”
“不行，迁安县人民法院对杨书琴的判决是符合国家法律的，任何人也无权更改!”
弟媳一听这话，双腿一软，坐在了椅子上，哀求道："杨书琴是你兄弟身上掉下来的亲骨肉啊!他被枪决，你就不心疼吗?大哥，就求你这一次，请你说说情，留下孩子这条命吧!"
弟媳的话深深刺痛了他，杨秀峰又如何不心疼自己的亲侄子，侄子的死刑更是自己亲自核准的，更加的伤心。但是自己的身份和职务，却由不得自己徇私。他只能坚定地说：“杨书琴的死刑是经过我核准的，你让我找谁去说情？”
……
不久之后，杨书琴就在迁安被执行死刑。
一直以来，杨秀峰就是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
1938年夏天，此时的杨秀峰正领导冀西游击队驻扎在太行山的小岭底村。
这一天，杨秀峰接到了上级要求冀西游击队立即开赴冀南，配合八路军，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命令。
第二天早上，他召开了县长紧急会议，传达了上级的指示精神。在会上，他见到广平县县长郭献瑞还穿着冬季的那些破烂棉衣，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中午他命令游击队内负责生活事务的宋助理将刚刚发给自己的那套新军装给郭献瑞县长送去。
宋助理一听就急了，说:“司令员，你现在也还捂着棉衣，这套军装是发给你的，送给郭县长还行?”
“这套军装送给郭县长，你再从后勤处给我领一套就行啦。”
宋助理两手一摊：“司令员，后勤处所有的军装都发给了部队还不够，军装送给郭县长，你穿啥？"
“少废话!快把军装给郭县长送去。”然后沉着脸说：“我的单衣我自有解决办法。”
宋助理不情不愿地把军装给郭县长送了去。
晚上，他正在等下缝补自己那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蓝色旧军衣。这个时候宋助理拿着一件灰色的新军装交给了他。
杨秀峰停下了手中的针线活，问他这套衣服是哪里来的，当听说是广平县郭献瑞县长送来的时候，心里咯噔了一下。他怀疑是宋助理没有送过去又拿了回来。
想到了这里，他严肃地问道:“你给郭县长送军装时都说了些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呀。”
“当真？”
“当真。”
“那么，郭县长收了军装，怎么又送回来了，你想想看？”
宋助理想了一会儿说道：“晚饭后，郭县长的交通员递给我一张便条，大意是郭县长感谢我为他解决军装的事。我忙对交通员说，那军装是杨司令员的，要感谢得……”
“得感谢杨司令员，对吗？你这不是等于向郭县长往回要军装吗?”
杨秀峰打断了助理将要说的话，说道:“去，请县长到我这里来一趟。”
一会儿，郭县长就来了，问道：“司令员叫我来，有啥指示?”
杨秀峰放下了手中的针线活，问道：“郭县长，给你的这套单军装怎么送回来了?是穿着不适?”
“合适。”
“合适怎么不穿上呢?”
“司令员，你还没单衣穿呢，我怎么能穿你的?再说，司令员军务繁忙，冀南比西气温还高，你还没有穿单衣，会影响工作，所以，我……”
“就送回来了，是吗?”
“是。”
杨秀峰就将新军装递到了郭献瑞的手里，语重心长地说:“县里的同志工作更忙，生活更艰苦，这我心里清楚，送给你的军装，你就穿上吧，不要再推让了。”
郭献瑞激动地换上了司令员给的新军装。
杨秀峰那种宽以待人的精神给了每一个战士温暖。
193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杨秀峰的妻子孙文淑正在等下面织钢笔套。
杨秀峰走了进来，就问道:“你在织什么?”
孙文淑看丈夫有些生气，连忙回道：“织个钢笔套。”
“给谁织的?”
“我自己呗。”
“哪来的钢笔?”
“买来的。”孙文淑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也发了火，她大声说:“朝我要什么威风?”
杨秀峰却不理睬孙文淑的指责，继续追问：“从哪儿买来的?”
“托北平的一位朋友买来的。”
“花了多少钱?”
“12元。”
“你哪里来这么多钱买钢笔?”
“这……”孙文淑语塞了，没有接着说出话来。
“说呀！”从来就是温和的杨秀峰，今天却对自己的爱人大发雷霆。接着他将一张纸条摔在了妻子的面前，大声喝道：“你看看，这是什么?”
妻子捡起纸条一看，是自己买钢笔挪用公款的借据，就没敢吭声。
原来孙文淑从北平带出来的那支钢笔，在一次战斗中丢失了这非常影响他的工作和学习。今天他收到了托朋友买来的钢笔，可是一看却花了12元，这就犯愁了。
按照当时行的供给制，一时之间他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就想将笔退回去。可是同志们说钢笔既然已经买来了，就别退了。先从公款中挪用12元，给人家笔钱。然后再从杨秀峰和她的津贴中每月扣下1元，半年补齐就可以了。
因此她决定暂时挪用公款留下这支钢笔，谁都没想到这件事这么快就被杨秀峰知道了。
“哼，你是吃了些熊心豹子胆，还是让鬼迷了心窍?你说?”
杨秀峰非常生气，又是拍桌子，又是敲凳子，眼睛瞪得非常圆:“你竟敢挪用公款，带头破坏机关制度?你是成心想毁掉自己!”
看到丈夫如此生气，连忙解释道：“今天收到托北平朋友买的金星钢笔时，我也嫌贵，本想退回，可同志们……”
杨秀峰打断了妻子即将要说的话：“你不从主观上认识用公款的错误，反而把错误推到同志们身上，难道这张借据是同志们按着你手写的?”
“是…是怨我。”
虽然她这么说，可是她还是没有转过脑弯儿说：“秀峰，你为这么点小事，动这么大的肝火，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
“什么?这事还小吗!行署有规定，任何人不得挪用公款，你知道不?”
“知道。”
“看啊，你这不是明知故犯吗?”
杨秀峰于是语气缓和下来，到妻子说:“文淑，你是个有远大抱负的人，可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摔跤啊……”
听到丈夫如此说，孙文叔才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
最后，杨秀峰语重心长地说:“文淑，我的话有的虽不中听，可我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你啊!古人云，由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你买一支钢笔是应该的，花点钱我也舍得。不过，现在是抗战最艰苦时期，条件不许可呀!你我每人每月只有4元钱(边币)的津贴，除去买一些毛巾、肥皂等开支，所剩无几了。因此，现在我们不能随意添置任何东西。你对挪用公款认识了错误，这就好。一个人犯了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知错不改。列宁说，小事是大事的根，和中国的一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名言，不都证实这道理吗?”
说到这儿，杨秀峰一转话锋，说:“文淑，党把冀南50多个县，200多万人口的抗日工作交给了我们，我们可不能乱用党和人民交给的权力谋私，不能让党的声誉玷污上点滴灰尘，你说对吗?”
孙文淑听了丈夫的话，深感内疚，不由得哭了。一二九运动中，她被国民党北平市公安局抓捕入狱，面对敌人的屠刀，从未皱过眉头。可是现在，她哭了。
“那么，这支金星钢笔怎么办?”
孙文淑果断地回答:“我立即将钢笔退回去。”
1939年，邓小平在前往延安的路途中，当谈到杨秀峰的时候，他说
：
“文官不要钱，武臣不怕死——杨兼而有之。”
《回忆杨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