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这也意味着中国全面抗战正式爆发，这件大事也同样牵动着很多海外华侨的心，其中就包括陈嘉庚先生，在第二年的时候，陈嘉庚组建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成立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支援祖国的抗战。
在此前，国共两党在西安事变以后已经建立起了合作关系，全国抗战统一战线也因此形成，为了能更好的在海外募捐物资，陈嘉庚先生决定在1940年返回祖国一趟，在他刚下飞机的时候，便说明了此次回程的目的：
其一是向奋斗在前线的官兵表示敬意，其二是考察国内目前战事的情况，并且回去做报告，增加华侨的爱国之情，以便募捐更多物资。
在回国之前，陈先生的认知大多停留在国民政府，由于日军的侵扰，他们现在已经搬去了重庆，在结束了重庆的两月行程后，他还是决定前往延安一趟看看情况，以便能够更好的了解国内的总体情况。
来到延安，眼前的一幕幕让陈嘉庚感到非常震惊，他也第一次感受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不同之处，由于听惯了刻意扭曲的宣传，陈嘉庚还特意走访了当地群众，其中便问到了一家小卖店的店主：“延安有共产党大官的产业吗？”
陈嘉庚先生出生在福建地区，早年也在国内读过几年私塾，对于当地的风土人情非常了解，在十七岁的那一年，由于生活所迫，他便前往新加坡随父亲经营生意，由于他们非常有经济头脑，在新加坡的日子财富积累得很快，短短两年时间，陈嘉庚先生便有了几千银元。
他的爱国之心，在仅仅十九岁的时候便展露出来，那年他回了一次国，不过曾经熟悉的家乡却在战乱下变成了另一番模样，完全没有当年的书香气息，取而代之的却是如赌博、游手好闲的各种不良气息。
特别是在他发现自己的弟弟此时都已经告别了学校，在外面瞎混的时候，他忍不住了，几乎将所有的身价拿出来，在当地办了一所私塾，想尽自己的努力改造家乡的现状。
后来，其父亲由于经营不善而破产，此时的陈嘉庚开启了独立创业的道路，依靠菠萝种植和橡胶产业，很快盆满钵满，成为了华侨中响当当的人物。
虽然在海外，他也时刻关注着国内的各种信息，当了解到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以后，他更是毅然决然地选择全力支持孙中山先生，当即筹备了二十多万支援福建财政，为此，孙中山还专门接见了陈嘉庚，二人不仅是上下级关系，也同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一直非常相信国民政府，可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挑起了大梁，也正是在那段时期，世界经济危机大爆发，东南亚地区的橡胶产业受到了巨大影响，为了维持国内厦大的运转，陈嘉庚先生不惜卖掉自己手中的果园，也要维持厦大学生正常上学。
在这样的爱国情绪下，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虽已经六十多岁了，可还是决定带着全体东南亚地区华侨的嘱托，回国看看。
蒋介石听说陈先生要来，赶紧做好准备，几千人的“接机团”声势浩大，这大大超乎了陈嘉庚的意料，当前正是国难当头，应该把钱用在刀刃上，如此规模的欢迎仪式，又要耗费多少人的心血？
不过，重新踏上这片热土，陈嘉庚先生的心情同样是十分激动，他在机场发表了一场讲话，当时就说：“离开祖国怀抱多年，我依然惦记着祖国，这次回来，带着一颗热情的心。”
孙中山
蒋介石这边知道他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以及在国内的影响力，因此对他也十分尊重，再加上这些年来在他的号召下，华侨们捐献了很多钱，这些大家都看在眼里，国民党当局也丝毫不敢怠慢。
可接下来的日子里，却让陈嘉庚非常的难受。
蒋介石仅仅在招待陈嘉庚的宴席上就安排了五万元，他在重庆呆了两个月的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往返于各种大型宴会之间，国民党高层挥金如土的生活让他十分难受。
在路上，他同样也见到了鲜明的对比，很多百姓根本吃不饱穿不暖，既然国民党已经把重庆当成大本营，连这里的民众都没法吃饱穿暖，其他地区的情况也是可想而知。
陈嘉庚虽然为富商，可从小在艰苦的环境下长大，又是凭借自身的努力脚踏实地做生意，他骨子中是有“勤俭节约”的美德，自己的生活过得也十分简朴，除了必要的日常开销外，其他的钱几乎全部用于救国运动，捐赠了学校以及支援地方政府财政。
这两个月，他的心情都十分沉痛，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下去，中国要有希望，不知道还要经历多少年。
在海外的时候，他听说了两党合作，也听说了后来边区的摩擦，这些事情也牵动着全体华侨的心，为了一探究竟，在返回新加坡前，他向蒋介石提出了想去延安转转。此话一出，把蒋介石惊住了，他肯定不愿意陈嘉庚去延安。
因此，不少认识国民党的高官都在旁边煽风点火，贬低八路军和新四军，陈嘉庚听得一知半解。
这样对比下来，陈嘉庚对于延安的认识加深了。
从1940年5月31日到6月8日，陈嘉庚在延安度过了九天的时间，这九天的时间，彻底改变了他对于共产党的印象，甚至还说：“这是中国的希望。”
来到延安后，道路两侧同样聚集着迎接的人群，可和重庆的大官不同，这些迎接的人群都是些群众，身着旧衣烂衫，可陈嘉庚敏锐的发现，在他们的身上有一股说不上来的精气神，似乎贫困的生活并没有把他们击垮，反而乐在其中，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这些朝气蓬勃的面庞，让他想起了当年在福建读书的岁月。
他想赶紧见见毛主席，看看共产党在当地是如何办公的。
可是，一辆破旧的军车驶了过来，一直朝着山中开，陈嘉庚看着沿路的风景，对于毛主席的居住地更加好奇了，直到车停在一个窑洞前，在陈嘉庚眼里，这有点像山洞。结果司机在这个时候说了一句：“陈先生，到了。”
当陈嘉庚下了车，打量着周围的一切，也很快发现了窑洞面前的毛主席，双方握了手，简单聊了几句，就到了吃饭的时间了。陈嘉庚在国民党的“盛情难却”下大吃大喝了两个月，对于山珍海味早已不稀奇，起初，这个环节他也并没有关心。
不过，当一张被铺了报纸的桌子摆在了窑洞面前时，陈嘉庚还是不由地愣住了。
这次“宴席”一共是两菜一汤，两道菜都是普普通通的农家菜，毛主席还向他介绍说：“这是我自己种的。”而那碗汤就是能拿得出手最好的东西了，为了迎接陈嘉庚，老乡还专门杀了一只鸡，熬了一碗鲜浓的鸡汤。
陈老先生哽噎了，自己从故乡一路奋斗出来，如今已体验了各种生活，即使再成功，最难忘记的还是家乡的味道，而毛主席的亲切，让他无比佩服。
陈嘉庚拥护孙中山，所以也很自然地相信了蒋介石政府，不过去了重庆以后，他便感受到了重庆政府的腐败生活，如今，看来只有共产党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继承者，他们才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
饭后，毛主席带领陈嘉庚先生在附近转了转，走到了自己的菜地，毛主席介绍说：“我们现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片地就是我种的，由于我喜欢吃辣，辣椒种的比较多，最近又开出了一片地，打算种点西红柿。”
眼前的景象，和国民党此前的宣传竟然完全相反，为了弄清楚真实情况，接下来的几天里，陈嘉庚自己带着人在附近的城镇转了转。
延安地区有一片“新市”，这也是整个片区内唯一一处商业街，也很热闹，卖的东西都是老百姓经常用到的东西，非常亲民，由于陈嘉庚做了几十年的生意，对于这条商业街的效益也大概有个了解，他随便找到了一家商店，问店主：“这里有没有共产党大官的产业呢？”
怎料店主歪了头，看着陈嘉庚，一时间并未反应过来陈嘉庚在说什么，再次确认了问题后，回答道：“共产党这里没有大官，都很普通，还产业呢？有些领导人的生活过得还不如我们做生意的！”
陈嘉庚感觉到非常震惊，继续走走转转，发现街上没有人是大富大贵，也没有流浪和乞讨的人，这个地方在战乱中的中国，宛如“世外桃源”一般，回去以后，发现朱德正和自己的勤务兵坐在一起，用粗瓷碗大口大口吃饭，碗里的饭菜，和老百姓吃的并无不同。
回想在重庆的日子，就连一个小小的官，都把自己当回事，办点小事官架子都大得不行，而毛主席是共产党的领袖，竟是如此的亲民。
就拿那一顿饭来举例，在国民党那边花费了五万，顿顿都吃山珍海味，搞得胃都有点受不了了，而共产党这边的饭菜总价值是一点五元，这上万倍的差距，其中还有一元多是被那只老母鸡给占了。
经过系列走访，陈嘉庚对于共产党有了很多好印象：
这里没有苛捐杂税，如果收成不好，连税都不用交，一举一动都是为了民众，大家的生活虽然艰苦，可其乐融融；
领导人廉洁，下面的战士也非常亲民，经常帮助老百姓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和国民党那边的贪污腐败形成了鲜明对比；
群众一律平等，根本没有重庆那样的戒备森严；
治安好，由于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也不存在什么偷抢事件发生，民主风气非常好。
为此，陈嘉庚特意下了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这些言论很快便传到了国民党耳朵里，不过基于陈嘉庚先生的地位，蒋介石虽然生气，却并不能拿陈先生怎么样，他们只好采用另一种方式：自己跑去华侨那边进行歪曲宣传。
仅仅九天的时间，陈嘉庚先生已经认准了，共产党就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他回到南洋以后，便开始积极宣传共产党和延安，并且开始准备起物资，这些华侨都信任陈老先生，对他的话深信不疑，根本不理会国民党的歪曲宣传。
随后各种军需品、医疗物资等一批批从海外运来，陈先生更是慷慨解囊，捐赠了不少银元来缓解延安的燃眉之急。
他也细心地观察到了，放眼整个边区，连一辆小轿车都没有，为了能方便共产党领导人在附近开会，他还特意捐赠了两辆小轿车，毛主席收下轿车后，将其中的一辆交给了朱德，而另一辆则交给了董必武等老同志，他们腿脚不方便。
至此以来，陈嘉庚有了自己的方向。
时隔九年，陈老先生再次回到了故乡，不过这次已经不再是延安，而是北平。毛主席接见了他，两人的开场白和当年并没有太大区别，毛主席还说，自己习惯了睡得很晚，双方相视一笑，这才聊起了接下来的国事。
随后，陈嘉庚当选为政协常务委员，他把毕生的钱财，用于支持国内的教育事业，在他的努力下，集美大学和厦大逐渐步入正轨，这同样也是他努力了大半辈子的事情。
1961年，陈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福建人民为了表达感谢，将他安葬在集美鳌园，毛主席为陈嘉庚先生亲笔题词：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如今，集美大学和厦大两所高校已经成为福建人民的骄傲，陈嘉庚先生所做的贡献，也将永远停留在大家心目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