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經濟學家杜猛：對《資本論》的九個根本性誤讀
金融街電訊／名著解讀
内容提要：任何一門科學都是由它的研究目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決定的。是以，對它們的誤讀，屬于對這門科學的根本性誤讀。馬克思雖然在《資本論》的“序言”和“跋”中明确規定了它的研究目的、對象和方法，但由于受拜物教和傳統科學的影響，人們未能準确把握它們，導緻對《資本論》的諸多誤讀。其中包括兩個對《資本論》研究目的的誤讀，四個對《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的誤讀，三個對《資本論》的研究方法的誤讀。厘清這九個根本性誤讀，可以為準确把握《資本論》提供參考。
關鍵詞：日常生活；傳統科學；批判科學；研究目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
研究《資本論》的人在增多，相信《資本論》的人在減少。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們雖然知道《資本論》的重要性，但無法把握《資本論》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正是研究目的确定了一門科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而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則确定了這門科學本身。《資本論》的“序言”和“跋”指明了它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對象、研究方法。隻要讀過《資本論》的“序言”和“跋”，對這一點就不可能有什麼疑問。然而，日常生活對人們的影響如此強大，傳統科學對人們的影響如此巨大，以至于連專門研究《資本論》、進而熟知《資本論》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的人，也常常不自覺地背離它們，導緻對《資本論》的種種根本性誤讀。
一、對《資本論》的研究目的的誤讀
馬克思在《資本論》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①。表面上看，這同其他經濟科學沒有什麼差別，因為很多經濟學家都聲稱他們是在研究“經濟規律”。然而，很多人并未注意到，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經濟運動規律”、“現代社會”等概念都具有與日常生活、與傳統科學不同的含義，進而導緻對馬克思的研究目的的誤讀。
1.誤讀之一：對“經濟運動規律”的誤讀。
早在1844年，當馬克思剛剛開始對國民經濟學進行批判的時候，他就意識到，國民經濟學不是從整個經濟現實出發，而是“從私有财産的事實出發”的，“它把私有财産在現實中所經曆的物質過程，放進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後把這些公式當做規律”②。具有馬克思主義哲學常識的人都知道，事實與現實的差別在于：現實是處于聯系和發展中的相關事實的總和，事實不過是現實的感覺碎片。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張“從現實的前提出發”，反對“抽象的經驗主義者”把“曆史”了解成“僵死的事實的彙集”③，要求“按照事物的真實面目及其産生情況來了解事物”④。由此可以了解，馬克思為什麼指責國民經濟學，說它不了解自己的規律：因為“它沒有指明這些規律是怎樣從私有财産的本質中産生出來的”；“國民經濟學沒有向我們說明勞動和資本分離以及資本和土地分離的原因”⑤。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的這一看法，同他在《資本論》中對庸俗經濟學的批判是完全一緻的：“庸俗經濟學所做的事情，實際上不過是對于局限在資産階級生産關系中的生産當事人的觀念，當做教義來加以解釋、系統化和辯護。是以，我們并不感到奇怪的是，庸俗經濟學恰好對于各種經濟關系的異化的表現形式……感到很自在，而且各種經濟關系的内部聯系越是隐蔽，這些關系對普通人的觀念來說越是習以為常，它們對庸俗經濟學來說就越顯得是不言自明的”⑥。這說明，馬克思認為當資産階級經濟學家自以為掌握規律時，他們實際上掌握的隻是異化現象的規律。也就是說，他們隻不過是把現象概括為一些可以量化的公式，以便更精确地測量現象，而不是試圖去把握本質，更不要說把握真正的規律了。
在馬克思看來，規律表現的是事物之間的“内部聯系”以及事物在這種聯系中的發展。是以，它涉及的隻能是本質層面的現實，而不是現象層面的事實。“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餘的了”⑦。現象固然可能與本質一緻，但也可能與本質不同，甚至以歪曲的、颠倒的形式表現本質。資本主義經濟規律是以拜物教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是以必須把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經濟事實當做“經濟關系的異化的表現形式”。可是，庸俗經濟學家卻“隻是在表面的聯系内兜圈子，它為了對可以說是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為了适應資産階級的日常需要，一再反複地咀嚼科學的經濟學早就提供的材料”⑧，他們“絲毫沒有想到，被它當做出發點的這個三位一體：土地—地租，資本—利息，勞動—工資或勞動價格，是三個顯然不可能組合在一起的部分”⑨，因為從現象形态上看，它們具有異質的特點。要在本質層面上把握它們，就必須看到：地租、利息(利潤)和工資，采取的都不是使用價值的形式，而是貨币這種交換價值形式，必須找到交換價值背後的“價值”本質，然後再進一步探索決定價值和剩餘價值生産、交換、配置設定、消費的規律，也就是“經濟運動規律”。資産階級經濟學家恰恰相反，把價值的決定混同于價格的決定，有的甚至完全舍棄價值概念，僅僅從價格層面考慮問題。這表明，資産階級經濟學不僅滿足于把握經濟現象，而且不是從經濟運動中，而是從單一經濟環節(通常是從配置設定或者流通)出發研究經濟現象。有些懂哲學的經濟學家(如雷蒙·阿隆)，還從反本質主義的立場對此進行了哲學論證⑩。
2.誤讀之二：對“現代社會”的誤讀。
資産階級經濟學家附和人們的感覺，把“現代社會”即資産階級社會當做唯一正常形态的社會，極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甚至形成“自由市場的烏托邦”，把市場社會描繪成現代社會的唯一理想形态。在他們看來，經濟學的研究目的、甚至人生存的唯一目的就是發财緻富。是以，他們研究的隻是發财緻富的規律。至于市場的本質，以及以市場為基礎形成的社會的本質，則被視為天然合理和不容置疑的。與此相反，馬克思研究“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恰恰是為了解剖現代社會的本質，即狹義的“市民社會”——資産階級社會，論證市場對社會的塑造導緻人本身的割裂和人的整體存在的異化，以及揚棄這種異化的必然性和途徑。馬克思在談到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緣由時說，他在擔任《萊茵報》編輯時，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這是促使他去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同時他看到，對“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認識也需要以經濟學研究為基礎。為了解決使他苦惱的疑問，馬克思首先對黑格爾的法哲學進行了批判性的分析，他的結論是：無論是法的關系，還是國家的形式，都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11)。可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目的非常明确：解剖市民社會。而解剖市民社會的動因，不僅是為了“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更重要的是為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奠定經濟學的基礎。這就同發财緻富的經濟學徹底差別開來了。
馬克思的研究緣起，決定了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指導原則根本不同于資産階級經濟學。他是把“現代社會”作為衆多“經濟的社會形态”之一，在它們的發展變化中進行研究的。馬克思區分了生活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層面，認為“物質生活的生産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他指出：“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産階級的生産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态演進的幾個時代。”馬克思認為，對“經濟的社會形态”的研究，隻有當它處于接近完成形态的時候才有可能進行，“現代社會”也是這樣。在馬克思看來，現代社會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資産階級的生産關系是社會生産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在資産階級社會的胎胞裡發展的生産力，同時又創造着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是以，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态而告終。”(12)既然如此，如何發财緻富，就完全不在馬克思的視野裡。因為要在“現代社會”發财緻富，就必須把“現代社會”當做固定不變的社會形态、而不是行将走向滅亡的社會形态進行研究。這同馬克思的研究目的根本對立。由對“現代社會”的這種誤讀出發，隻能導緻對《資本論》的誤讀，而不可能真正了解《資本論》。
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不僅對現代社會同它之前的社會做了區分(13)，而且設想了一個“自由人聯合體”，認為在那裡，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根本不可能存在。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指出，拜物教的形式“恰好形成資産階級經濟學的各種範疇”；“對于這個曆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産方式即商品生産的生産關系來說，這些範疇是有社會效力的、因而是客觀的思維形式”，但是，“一旦我們逃到其他的生産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産的基礎上籠罩着勞動産品的一切魔法妖術，就立刻消失了”(14)。馬克思不僅設想了脫離現代社會、但以現代人方式思考問題的魯濱遜在孤島上計算勞動時間，以及“中世紀人們在互相關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他們“在勞動中的社會關系始終表現為他們本身之間的個人的關系”(15)；而且設想了自然經濟條件下和自由人聯合體中的個人關系與社會關系如何以其本來面目直接表現出來，而不是以物的形式表現出來。由此可以了解，所謂“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意味着馬克思必須像哥白尼以日心說代替更為“合乎常識”的地心說一樣，把現代社會放在特定的曆史情境中，超越經濟運動的現象對本質的颠倒關系。《資本論》的研究目的，決定了它同資産階級經濟學具有不同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
二、對《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的誤讀
《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書名既表明了它的研究對象，也表明了它的研究方法——它的研究對象是“資本”，它的研究方法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試圖通過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來研究“資本”。
馬克思在《資本論》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以及和它相适應的生産關系和交換關系”(16)。很多人并未注意到，馬克思所說的“交換關系”，不僅是指商品與商品的交換關系，而且指“商品化”的交換關系，即那些不是商品的對象也被當做商品進行交換；相應地，人們從純抽象的“經濟人”的視角看待資本家和勞工，沒有看到他們都是特定生産關系中的人，因而不過是生産關系的人格化；最終人們往往忽略馬克思講的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基礎上的生産關系和交換關系，進而導緻對《資本論》的誤讀。
1.誤讀之三：對“交換關系”的誤讀。
一談到“交換”，人們就會想到那兩個著名的漁夫和獵人。人們習慣于脫離漁夫和獵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從微觀經濟學角度去考察他們的交換。馬克思指出：甚至李嘉圖也離不開他的魯濱遜故事，“他讓原始的漁夫和原始的獵人一下子就以商品占有者的身份，按照對象化在魚和野味的交換價值中的勞動時間的比例交換魚和野味。在這裡他陷入了時代錯亂之中，他竟讓原始的漁夫和原始的獵人在計算他們的勞動工具時去參看1817年倫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看來，除了資産階級社會形式以外，‘歐文先生的平行四邊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會形式”(17)。至于庸俗經濟學家，則連李嘉圖的抽象水準都達不到；甚至《資本論》的許多當代閱讀者，竟然也隻是用漁夫和獵人的自由意志和“邊際效用”原理來了解他們的魚和野味的價值，對于與“價值實體”相關的一切茫然無知，更不用說“勞動力的價值”了。
早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就分析過交換發展的曆史：“曾經有這樣一個時期，例如在中世紀，當時交換的隻是剩餘品，即生産超過消費的過剩品”。“也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時期，當時不僅剩餘品，而且一切産品，整個工業活動都處在商業範圍之内，當時一切生産完全取決于交換”。“最後到了這樣一個時期，人們一向認為不能出讓的一切東西，這時都成了交換和買賣的對象，都能出讓了。這個時期，甚至像德行、愛情、信仰、知識和良心等最後也成了買賣的對象，而在以前，這些東西是隻傳授不交換、隻贈送不出賣、隻取得不收買的。這是一個普遍賄賂、普遍買賣的時期，或者用政治經濟學的術語來說，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質的東西都變成交換價值并到市場上去尋找最符合它的真正價值的評價的時期”(18)。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又從邏輯上專門研究了價值形式或交換價值從個别的價值形式(偶然的物物交換)到特殊的價值形式(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再到一般價值形式，最後到貨币形式的發展過程。馬克思指出：“勞動産品分裂為有用物和價值物，實際上隻是發生在交換已經十分廣泛和十分重要的時候，那時有用物是為了交換而生産的，因而物的價值性質還在物本身的生産中就被注意到了。”(19)如果不了解這一點，也就不可能把握抽象勞動即“一般人類勞動”的概念。所謂抽象勞動，不僅是指生産商品的勞動，而且是指作為私人勞動的總和，全部社會勞動在被視為一個單一的人類勞動力的活動結果時才能夠存在的那種現實勞動。否則它就真的隻是一個“抽象”。例如，有學者居然認為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勞動也可以被抽象為人類體力和腦力的耗費，是以也是抽象勞動；這說明他們根本沒有注意“普遍交換”這一曆史條件，因而也沒有注意到馬克思所說的抽象勞動并非指經濟學家的主觀“抽象”，而是私人勞動在通過市場轉化為社會勞動的過程中所導緻的客觀抽象。這怎麼可能不誤讀《資本論》呢？
隻有在這一基礎上，我們才能進一步了解“勞動力的價值”這一概念：馬克思所說的交換不僅是作為勞動産品的商品與商品之間的交換，而且是商品化的交換，即不管是不是勞動産品，通通被視為商品後所進行的交換，比如勞動力就被視為商品，可以與可變資本相交換。随着勞動力市場的出現，交換關系不僅與生産關系緊密聯系在一起，而且由生産關系所決定。世界體系論者往往缺乏對資本主義交換關系的真正了解，不是從形式平等，而是從實質平等方面要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而得出所謂“不平等交換”的結論。從《資本論》的立場看，雖然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但在資本主義生産關系下，平等本來就是形式平等，指責這種形式平等違背了實質平等的原則，實際上是誤解了資本主義交換關系的本質。
2.誤讀之四：對“生産關系”的誤讀。
衆所周知，斯密既寫作了《國富論》，又寫作了《道德情操論》，這雖然比那些僅把人抽象為“經濟人”的經濟學家要高明得多，但在馬克思看來，人的本質的這種分裂，本身表明的是人的異化的存在狀态：“每一個領域都用不同的和相反的尺度來衡量我：道德用一種尺度，而國民經濟學又用另一種尺度。這是以異化的本質為根據的，因為每一個領域都是人的一種特定的異化，每一個領域都把異化的本質活動的特殊範圍固定下來，并且每一個領域都同另一種異化保持着異化的關系……國民經濟學和道德之間的對立也隻是一種表象，它既是對立，又不是對立。國民經濟學不過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現道德規律”(20)。至于資産階級的道德，就像它的法律一樣，正是在特定生産關系制約下形成的人與人之間客觀聯系的主觀表現。
馬克思早年的這種觀點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延續了下來，他明确地對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人”進行了批評：“在社會中進行生産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産，當然是出發點。被斯密和李嘉圖當做出發點的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屬于18世紀的缺乏想象力的虛構”(21)。生産關系總是曆史地形成的：“産生這種孤立個人的觀點的時代，正是具有迄今為止最發達的社會關系(從這種觀點看來是一般關系)的時代”(22)。既然如此，對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研究就決不能從孤立個人的角度入手。實際上，馬克思在考察單個商品價值量的決定時，正如他考察單個勞工的必要勞動時間與剩餘勞動時間時，他是把單個勞工當作所有勞工的樣本一樣。
在《資本論》的序言中，馬克思進一步說明了他所研究的“經濟人”同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的差別。馬克思指出：“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裡涉及的人，隻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态的發展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産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系負責的。”(23)在馬克思看來，隻有通過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再現整個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之後，才能在了解資本家和勞工的關系基礎上，進一步了解包括地主和食利者等其他剝削者作為“經濟人”的面貌，而不是像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把個人的“理性選擇”作為了解整個經濟現象的基礎。
3.誤讀之五：對“生産方式”的誤讀。
作為《資本論》研究對象的生産關系和交換關系，是與特定的生産方式——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相适應的。是以，對“生産方式”的誤讀是比對生産關系和交換關系的誤讀更根本的誤讀。
馬克思所說的生産方式，是指“物質生活的生産方式”，是以不僅包括生存資料的生産或人與自然關系的再生産，而且包括人與人的關系的再生産。從“再生産”的角度看，生産方式是一個包括生産、配置設定、交換、消費各環節在内的有機整體。有些《資本論》的讀者把生産方式隻是了解為生存資料的生産方式，由此對這些環節的把握必然落入資産階級經濟學家“正規的三段論法”，即“生産是一般，配置設定和交換是特殊，消費是個别，全體由此結合在一起”(24)。馬克思認為，僅僅從生存資料生産角度出發，把四個環節割裂開來和并列起來的方法是膚淺的。他從作為有機整體的生産方式的各環節的角度，分析了生産與消費、生産與配置設定、生産與交換的關系。
在馬克思看來，無論是生産。還是消費、配置設定和交換(流通)，都應既從人與自然的關系，又從人與人的關系進行研究。首先，從人與自然的關系着眼，馬克思認為不僅應當從生存資料的再生産，而且應當從生産資料和勞動力的再生産角度，研究所學生産與消費、生産與配置設定、生産與交換的關系，并通過這些關系考察展現在使用價值生産中的生産效率的提高；其次，從人與人的關系着眼，馬克思認為不僅應當從交換價值生産角度，而且應當從價值生産和剩餘價值生産角度，研究所學生産與消費、生産與流通、生産與配置設定的關系。這樣做，就是把整個生産方式當做一個有機體，既從整體上研究它的同化和異化作用，更要着眼于整體的各個部分，研究整個生産方式的細胞、組織和器官，以及它們在形成整個有機體過程中的結構和功能。《資本論》第一卷研究“資本的生産過程”，第二卷研究“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三卷研究“資本主義生産的總過程”，就是從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如何實作使用價值和價值(包括剩餘價值)兩種循環着眼的。其中，細胞層面的分析表現為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關系、生産它們的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關系；組織層面的分析表現為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的關系、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的關系；器官層面的分析包括資本的生産作為勞動過程與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資本的流通作為資本的循環和資本的周轉的統一以及社會總資本再生産的條件等；最後，剩餘價值的分割與各種收入的來源的分析，政治經濟學說史的分析，則使整個生産方式有機體的面貌完整地顯現出來。
人們不習慣從社會有機體的角度了解生産方式，導緻對《資本論》研究對象的把握支離破碎：有的把《資本論》僅僅了解為對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理論的研究，有的僅僅了解為市場經濟學批判，有的甚至指責《資本論》僅研究所學生産關系，不研究所學生産力。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人們對“生産方式”的誤讀後果有多麼嚴重。
4.誤讀之六：對“資本主義”的誤讀。
資本是能夠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馬克思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以及與它相适應的生産關系和交換關系。有學者區分了“資本”和“資本主義”，認為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這當然是正确的。但是資本的生産、配置設定、交換和消費，恰恰構成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各環節。研究這些環節及與其相适應的生産關系和交換關系，才是《資本論》的任務。
值得關注的是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或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理論的關系問題。直到今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提出十餘年後，仍然有學者認為，根據《資本論》，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兩者是一回事，是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從《資本論》的立場上看是根本錯誤的。這仍然是基于對《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的誤解。實際上，反倒是那些強調“普照的光”的學者，更加接近《資本論》的本義，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不排除資本主義，它隻是強調社會主義生産方式作為普照的光，使其中的資本主義改變了顔色而已。
剩餘價值生産是資本主義生産的本質。是以，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特征就是剩餘價值生産。凡是能夠生産剩餘價值的勞動就是生産性勞動。凡是不能生産剩餘價值的勞動就是非生産性勞動。利潤至上是資本主義生産的特征。資本的生産過程和流通過程，本質上就是剩餘價值的生産過程和實作過程。既然如此，作為理想模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一般意義的“市場經濟”就有一條确定不移的界線：價值生産過程，還是價值增殖過程？一般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屬于前者，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屬于後者。用馬克思的話說：“我們的資本家所關心的是下述兩點。第一，他要生産具有交換價值的使用價值，要生産用來出售的物品，商品。第二，他要使生産出來的商品的價值，大于生産該商品所需要的各種商品即生産資料和勞動力……的價值總和。”(25)考慮到馬克思所講的“資本家”無非是資本的人格化，這裡顯然是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主體标本的角度研究資本家的。在馬克思看來，作為經濟主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普通商品生産者滿足于生産價值，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本家“不僅要生産價值，而且要生産剩餘價值”(26)。
馬克思當然知道，在現實生活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完成了的市場經濟，因而是市場經濟的完備形态、典型形态。因為通過對交換關系即市場的曆史發展的考察就可以看到，隻有随着商品化時代的到來，才會出現勞動力市場(27)，進而具足貨币市場、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這三個市場組成部分，形成現代市場體系。但是，市場經濟在勞動力市場不具備的情況下也可以存在。馬克思指出：“要成為商品，産品就不應作為生産者自己直接的生存資料來生産。……産品要表現為商品，需要社會内部的分工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在直接的物物交換中開始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分離已經完成。但是，這樣的發展階段是曆史上完全不同的經濟的社會形态所共有的。”(28)市場經濟不僅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存在，而且在前兩種“經濟的社會形态”中，還是随着生産力的發展、在這兩種“經濟的社會形态”的基礎上自然形成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過是原來局部的、不完備的市場經濟的完成。
但正因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的完成形态，因而它也是市場經濟的最後形态，标志着市場經濟的自我揚棄時代的到來。市場經濟的揚棄經曆的是同市場經濟發展相反的過程：首先是去資本化，然後才是去商品化。在分析拜物教時，馬克思設想了未來“自由人聯合體”的生産方式，認為即使自由人聯合體中的人們“用公共的生産資料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做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個人消費品的配置設定方式仍然“會随着社會生産有機體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産者的相應的曆史發展程度而改變”，其中在第一階段有可能實行按勞配置設定(29)，第二階段才可能實行按需配置設定。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明确地把按勞配置設定稱為“資産階級權利”。這令很多人感到困惑，其實這種困惑完全是由于對《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誤解。從去資本化和去商品化的角度來看，馬克思所談的按勞配置設定時代隻是完成了去資本化，還沒有完成去商品化，因為按勞配置設定雖然比按勞動力價值配置設定進步，但人仍然隻是被從勞動者或勞工的角度看待的，換言之，這仍然是一種“市民社會”，至少是其殘餘形态或過渡形态，還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人類社會”。人仍然隻是被當做勞動者，意味着人還沒有獲得全面發展和自由發展的權利。在這一意義上，人仍然是一種“經濟人”，按勞配置設定隻能被稱為“資産階級權利”。
人的全面發展和自由發展，意味着不僅要滿足人類的物質需要或自然需要，而且要滿足社會需要、精神需要或個性需要。顯然，它要求一種全面的生産，而不僅是“物質生活的生産”。隻有在這種情況下，價值生産才能還原為使用價值生産，物化了的價值觀才能被消除。
三、對《資本論》的研究方法的誤讀
馬克思在《資本論》德文“第二版跋”中明确指出，他的研究方法是“辯證方法”，并且“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馬克思認為：“人們對《資本論》中應用的方法了解得很差。”(30)正是為了應對人們的誤解，馬克思才明确提出他的研究方法是唯物辯證法(31)。遺憾的是，直到今天對《資本論》方法的誤讀并沒有根本的改善。不僅資産階級學者誤把馬克思的方法了解為“抽象分析法”，就是試圖從唯物辯證法方面了解《資本論》的方法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對《資本論》的“辯證法”性質和“唯物主義”性質也存在誤讀。
1.誤讀之七：對“抽象力”的誤讀。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32)遺憾的是，人們缺乏的恰恰是這種抽象力。很多人誤以為，馬克思所說的“抽象力”隻是一種知性思維能力。其實，馬克思講的“抽象力”并不限于單純的形式邏輯，它更是一種由研究對象的理性存在所決定的辯證的抽象，或者用黑格爾的話說，是作為“思辨理性”起點的抽象。這種抽象力要求從理性抽象開始，經過一個“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達到理性具體。是以，它與從感性具體中抽取出來的知性抽象不同，不是機械的、僵死的東西，而更像是一粒種子，一顆萌芽，具有自己的生命。
馬克思自己承認，《資本論》中關于價值形式的那一部分比較難懂：“以貨币形式為完成形态的價值形式，是極無内容和極其簡單的。然而，兩千多年來人類智慧對這種形式進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麼結果，而對更有内容和更複雜的形式的分析，卻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之是以如此，是由于已經發育的身體比身體的細胞容易研究些，而“對資産階級社會說來，勞動産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價值形式。就是經濟的細胞形式”(33)。然而，分析生物細胞，可以借助于顯微鏡和化學試劑，研究經濟的細胞形式卻沒有這種便利。
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形體，隻需“形而下”的認識能力；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細胞”，就必須憑借“形而上”的思考能力，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抽象力”。這是因為，作為勞動産品，“商品取得了二重存在，除了它的自然存在以外，它還取得了一個純經濟存在；在純經濟存在中，商品是生産關系的單純符号，字母，是它自身價值的單純符号”。商品的自然存在是它的使用價值，商品的社會存在、它的純經濟存在是價值。“價值是商品的社會關系，是商品的經濟上的質。”(34)由于價值是看不見摸不着的，在計算、記賬時，我們需要把商品轉化為價值符号，把商品當做單純交換價值固定下來，而把商品的物質和商品的一切自然屬性抽象掉：“在紙上，在頭腦中，這種形态變化是通過單純的抽象進行的；但是，在實際的交換中，必須有一種實際的中介，一種手段，來實作這種抽象。”這種中介和手段就是貨币：“作為價值，商品是貨币”(35)。經過價值形式或交換價值的從個别到特殊，再從特殊到一般的發展，抽象的商品價值最終在貨币中獲得了它的具象的存在。
通過貨币表現的商品的社會存在，必然在人們那裡采取拜物教的形式。人們對貨币的依賴，實際上是對通過貨币展現出來的他人活動的依賴，隻不過他人的活動現在采取了對象化在貨币這種“物”中的形式。正由于這樣，馬克思把個人憑借貨币所獲得的獨立性稱為“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把個人受貨币統治稱為“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36)。遺憾的是，正是拜物教使人們沉迷于貨币奪目的光輝中難以自拔，進而更容易喪失抽象力。
如果了解了貨币作為商品的價值，本質上隻是物化在商品中的抽象人類勞動，那麼，剩餘價值理論自然就變得可以設想了，因為貨币轉化為資本和商品轉化為貨币遵循的是同一邏輯。如前所述，在一般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中，“形成價值實體的勞動是相同的人類勞動，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展現在商品世界全部價值中的社會的全部勞動力，在這裡是當做一個同一的人類勞動力，雖然它是由無數單個勞動力構成的。每一個這種單個勞動力，同另一個勞動力一樣，都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隻要它具有社會平均勞動力的性質，起着這種社會平均勞動力的作用”(37)。同樣，當馬克思談到某個資本家在勞動力市場購買到勞工的勞動時，當他談到在工廠裡某個勞工不僅要付出必要勞動時間，而且要付出剩餘勞動時間，要為雇傭他的資本家創造可變資本和剩餘價值時，馬克思所說的單個的資本家和單個的勞工，實際上也是整個資本家階級和整個勞工階級的标本。
辯證的“抽象力”對知性的“抽象力”的揚棄和超越，不僅表現在社會有機體的細胞、組織和器官層面，而且表現在有機體的系統層面。在這裡，馬克思仍然拿自然科學的知性抽象與政治經濟學的理性抽象做了對比：“實體學家是在自然過程表現得最确實、最少受幹擾的地方觀察自然過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證過程以其純粹形态進行的條件下從事實驗的。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以及和它相适應的生産關系和交換關系。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産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是以，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38)。但馬克思特别指出，這決不意味着他所揭示的規律隻适用于英國。相反，正如知性科學的對象隻存在于知性抽象中，并不妨礙知性科學的應用一樣。不了解這一點，就必然導緻對《資本論》的誤讀。要了解這一點，就必須把握辯證法。
2.誤讀之八：對“辯證法”性質的誤讀。
《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以後，人們果然未能了解它獨特的“抽象”性質。有學者認為，《資本論》的方法是“整個英國學派的演繹法”，也有學者認為它是“分析的方法”。這實際上恰恰把理性抽象混同于知性抽象。馬克思基本認可一位俄國學者的評論，這位學者認為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嚴格的現實主義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國辯證法的(39)。馬克思承認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确有差別，但他認為，不能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截然分開，相反，他改造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法。
在黑格爾看來，“實體即主體”，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章即關于價值理論的一章，也“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40)，讨論了“價值實體”。但是黑格爾把實體了解為“絕對精神”，馬克思卻把價值實體了解為感性的人的抽象活動。是以，黑格爾談到“現實的就是合乎理性的，合乎理性的就是現實的”，進而把“現實”與“理性”聯系在一起(41)，馬克思卻像費爾巴哈那樣，把“現實”與“對象”、“感性”聯系在一起，認為對“對象、現實、感性”，應“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了解”(42)。是以，盡管馬克思自己說，“對價值實體和價值量的分析，我已經盡可能做到通俗易懂”(43)，但由于人們缺乏黑格爾哲學的背景，很容易造成對《資本論》的誤讀。
為了幫助人們了解，在第二版中馬克思“明确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隻是略略提到的價值實體和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之間的聯系”；對第一章第三節(即價值形式部分)則“全部改寫了”；第一章最後一節‘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第三章第一節(價值尺度)做了仔細的修改(44)。這些恰恰是涉及與“實體即主體”相關的、最明确地“賣弄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的部分。
黑格爾邏輯學的方法，是“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對于黑格爾來說，隻有從“是”(“存在”或“有”)上升到“所是”(“本質”)，然後再揚棄“所是”(“本質”)，才能到達“總念”(即概念)。其中，“是”(“存在”或“有”)是作為起點的理性抽象。既然“規定即否定”，“是”(“存在”)就意味着“不是”(“非存在”或“無”)。但對于作為知性抽象的“是”(“存在”或“有”)來說，顯然不會有這樣的轉化過程，因而也不可能通過“不是”(“非存在”或“無”)的揚棄，“生成”(“變易”)下一個範疇。可見，當黑格爾談到思想的“生命”時，他談的實際上是思維通過自我否定、自我揚棄來把握“現實”(45)的能力，這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抽象力”。但這種抽象力隻有通過黑格爾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方法，才能表現出來。
這種方法之是以是辯證的，是因為它源于兩種相反觀點的對話。通過對話使相反的觀點達成一緻的方法，就是最初意義上的“辯證法”(dialectic)，是以辯證法也稱為“對話術”。黑格爾辯證法的特點，在于他認為任何事物内部都有對立的雙方，因而事物本質上是束縛在同一事物中的兩種相反的傾向的鬥争。發展就是兩種傾向的自我對話過程。不成功的對話表現為主體在兩個極端之間的搖擺，成功的對話則表現為一個中庸的過程。馬克思把使用價值和價值視為商品的二重性，把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視為生産商品的勞動的二重性，進而為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研究找到了最初的種子、萌芽。但具體到“資本”則是由“價值”從商品中分離出來、固定為貨币開始的。商品轉化為貨币，貨币再轉化為資本，即能夠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然後，馬克思再從剩餘價值的生産方面考察資本的生産過程，同時在對資本循環和資本周轉的現實考察中，又要重新把使用價值的循環和周轉作為實物補償綜合進來。從整個社會有機體的角度看，剩餘價值必然導緻剩餘使用價值，最終形成經濟危機，進而為資本主義的自我否定奠定物質基礎。
列甯曾經指出：“不鑽研和不了解黑格爾的全部邏輯學，就不能完全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特别是它的第一章。”(46)由于不了解黑格爾的對立統一的辯證邏輯和自我揚棄的思辨邏輯，人們往往從形式邏輯角度去把握辯證法，這是導緻對《資本論》誤讀的一個重要原因。
3.誤讀之九：對“唯物主義”性質的誤讀。
馬克思認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但在實質上，兩者必須統一起來：“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内在聯系。隻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适當地叙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觀念上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47)。馬克思認為，這個先驗的結構隻是研究對象在思維中由理性抽象生成為理性具體的結構，而不是研究對象自身的生成過程。馬克思試圖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來考察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以及與之相适應的生産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發展過程，而不是用前者代替後者。這種自覺的問題意識和學科意識，正是馬克思“唯物主義”方法的具體展現。
早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把唯物主義方法界定為“按照事物的真實面目及其産生情況來了解事物”(48)的方法，恩格斯後來又把唯物主義方法界定為“在了解現實世界(自然界和曆史)時按照它本身在每一個不以先入為主的唯心主義怪想來對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現的那樣來了解”(49)。與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相比，這顯然是一種通過現象把握本質的“唯物主義現象學”方法。為此，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專門引用了《資本論》的俄國評論者對《〈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評論(50)。在“序言”中，馬克思講的正是“經濟的社會形态”的“産生情況”。在馬克思看來，隻有在這種背景中才能應用唯物辯證法去把握《資本論》的研究對象。
黑格爾的辯證方法的缺陷，恰恰在于他混淆了思維把握具體、“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過程和“表象中的具體”即現實事物的自身産生過程，進而陷入了唯心主義。馬克思指出：“具體總體作為思想總體、作為思想具體，事實上是思維的、了解的産物；但是，決不是處于直覺和表象之外或駕于其上而思維着的、自我産生着的概念的産物，而是把直覺和表象加工成概念這一過程的産物。”(51)是以，如果說《資本論》的“叙述方法”隻是展現了研究的第二條道路即“從抽象到具體”的道路，那麼，“研究方法”卻要把第一條道路即“從表象中的具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的道路也包括進來，隻有這樣才能展現《資本論》唯物主義方法的全部含義。然而，由于人們很少把全部四冊《資本論》當做一個有機整體(52)進行研究，馬克思“唯物主義”方法的性質被歪曲了。
馬克思早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就已經提出了對資本主義進行理論和實踐雙重批判的任務，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首次通過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展開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批判。在《哲學的貧困》中則明确地提出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法：唯物辯證法。這種方法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初步得到總結，到《資本論》第一卷出版時已經完全成熟。可笑的是，卡弗這位大名鼎鼎的“馬克思學”研究者，竟然認為唯物辯證法是恩格斯在1859年對《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卷第一分冊的評論中首次提出的(53)，而且這種在文獻學上漏洞百出的考證，居然得到了國内馬克思文本學研究者的首肯。可見對《資本論》唯物主義方法的誤讀達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
《資本論》作為一門完整、嚴密的新科學——批判理論或實踐科學(54)，具有與發财緻富的學說完全不同的問題意識。它緻力于對現存社會形态的自我否定、自我揚棄。這并不是由于馬克思反對發财緻富本身，而是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以及與之相适應的生産關系和交換關系決定了，在擷取剩餘價值意義上的發财緻富永遠隻能是資本家的事，而不可能是勞工階級的事情。勞工階級有可能通過階級鬥争改善自己的生活處境，但除非一個社會不再以剩餘價值或利潤作為生産的目的，否則永遠不可能隻有資本家、沒有勞工。
我們隻有從馬克思的問題意識出發，才能避免對《資本論》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的誤讀，真正了解《資本論》。
注 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526頁。
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8頁。
⑤《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5頁。
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5頁。
⑦《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5頁。
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99頁注32。
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925頁。
⑩參見雷蒙·阿隆《從一個神聖家族到另一個神聖家族》，姜志輝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181、193～195頁。
(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頁。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592頁。
(13)馬克思研究了資本主義生産以前的各種形式。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510頁。
(1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3頁。
(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4～95頁。
(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頁。
(17)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38、39頁。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4頁注。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9～80頁。
(1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0頁。
(2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28～229頁。
(2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頁。
(2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頁。
(2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頁。
(2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3頁。
(2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7頁。
(2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8頁。
(27)參見《資本論》中關于貨币轉化為資本的部分。馬克思首先從商品流通的角度指出：“如果我們進一步研究，在什麼樣的狀态下，全部産品或至少大部分産品采取商品的形式，我們就會發現，這種情況隻有在一種十分特殊的生産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基礎上才會發生。……即使絕大多數産品直接用來滿足生産者自己的需要，沒有轉化為商品，進而社會生産過程按其廣度和深度來說還遠沒有為交換價值所控制，商品生産和商品流通也能夠産生。”然後，馬克思又從貨币轉化為資本的角度指出：“貨币是以商品交換發展到一定高度為前提的。貨币的各種特殊形式，……表示社會生産過程的極不相同的階段。但是根據經驗，不很發達的商品流通就足以促使所有這些形式的形成。資本則不然。有了商品流通和貨币流通，決不是就具備了資本存在的曆史條件。隻有當生産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占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勞工的時候，資本才産生；……是以，資本一出現，就标志着社會生産過程的一個新時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7、198頁)
(2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7～198頁。
(2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6頁。
(3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頁。
(3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頁。
(3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頁。
(3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8、8頁。
(3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8頁。
(3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9、38頁。
(3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2、59頁。
(3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2頁。
(3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頁。
(39)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21頁。遺憾的是，中文譯者顯然也沒有把握馬克思的方法，居然把“現實主義”翻譯成“實在論”。甚至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文中，在恩格斯專門分析了“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頁)之後，談到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現實主義，也翻譯成了“實在論”(第290頁)。
(4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頁。
(41)原文出自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序言，恩格斯對其辯證含義的解釋(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68～269頁)同馬克思對黑格爾辯證法的解釋(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頁)完全一緻。
(4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頁。
(4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頁。
(44)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4頁。
(45)這裡指理性現實，而不是“對象、現實、感性”。
(46)《列甯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頁。
(4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22頁。
(4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8頁。
(4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97頁。這裡恩格斯講的“現實世界”包括現實的自然界和現實的人類曆史，是以，當恩格斯談到“自然辯證法”時，他同強調“現實”是實踐活動産物的馬克思并不沖突。相反，自然辯證法隻能是現實的自然界的辯證法，而在恩格斯看來，現實的自然界本身就是人類活動的産物。
(50)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22頁。評論者指出：“在馬克思看來，隻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發現他所研究的那些現象的規律。而且他認為重要的，不僅是在這些現象具有完成形式和處于一定時期内可見到的聯系中的時候支配着它們的那個規律。在他看來，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這些現象變化的規律，這些現象發展的規律，即它們由一種形式過渡到另一種形式，由一種聯系秩序過渡到另一種聯系秩序的規律。”
(5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5頁。
(52)馬克思原計劃在《資本論》的第一卷(即第一冊)研究“資本的生産過程”；第二卷分兩冊，分别探讨“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二冊)和“總過程的各種形式”(第三冊)；第三卷(第四冊)探讨理論史。我們現在見到的第一至四卷，分别相當于馬克思計劃中的第一至四冊。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3頁。
(53)參見劉珍英《唯物辯證法是誰“發明”的？——評卡弗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攻擊》，《科學技術哲學研究》2011年第6期。
(54)衆所周知，法蘭克福學派把這種新的科學理論稱為“社會批判理論”。筆者在《“馬恩對立”論之根源何在》(《學術月刊》2013年第3期)中首次闡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理論的“實踐科學”性質，認為導緻“馬恩對立”論的根源就在于未能了解這種獨特的“實踐科學”性質。
金融街電訊所發内容僅供學習、交流之目的
#五十人獨立經濟學家#中華博士會執行會長 金融街電訊總裁 cecu中國企業資本聯盟主席杜猛，著名獨立經濟學家，經濟學博士，被譽為中國四大财經怪才之一、鬼城博士。民革北京大學支部黨員。 代表作品：《貨币學》《貨币銀行學》《投資管理概論》《房地産開發與營運》《鬼城論》等。 曾經主持集團總部和上市公司的日常經營管理工作，對所屬投資地區和分子公司，數千萬平米的開發面積，進行管控，有國内外上市公司主要負責人的工作背景，資本營運和房地産投資與開發雙重工作經驗，是金融界和地産界學院派和實戰派的代表性人物； 先後擔任軍企、國企、校企、上市集團等不同背景的企業高管。
中華博士會金融街電訊河南
王新華/編輯
金融街電訊是中華博士會企業家投資并創辦的金融界最早的門戶網站。中國領先的金融資訊和商業資訊提供商，首創金融資訊和商業資訊“實時”模式，重要資訊秒級推送，為使用者提供資訊、資料、行情、研究和社群等服務，7*24小時全年不間斷
商業财經 國際視角 關注金融街電訊
金融街電訊王新華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