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帝以法家治國，國家二世而旦亡。華夏文化至秦末，遭到了内部第一次野蠻的摧殘。項羽一把火燒了鹹陽，集中在鹹陽裡各種圖文書籍化為了灰燼，各種思想學術化為了灰燼，華夏文化斷層了。那時，百廢待興，内憂外患。可欽的是文景二帝深感大任于肩、任重道遠，走道家之路，倡節儉之習。要恢複文化，便要解決外患，要解決外患，便要發展經濟。西漢的手工、商業一片繁榮，其經濟開西漢之前未有的升平景象。這就是運用道家理念的效應，用道家的話講就是無為而大治，用現代西方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話講就是“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不用政府去幹涉市場，市場會運作的更好。一方面要大力發展工商業，一方面要大力節省，所做的這些就是要為恢複文化做奠基。兩位君王幾十年的節儉，這是何等的憋苦！西漢的這個時期，算得上是個偉大的時期。
走道家的路線，休養生息，國家強大了。漢武帝平去外患，開始建設文化。可是奇怪的是，盡管休養生息用的是黃老道家的方略，盡管司馬遷這位曆史哲學家很尊崇心物一進制的黃老道家，可漢武帝恢複的是儒家文化，并且獨尊儒家。為什麼漢武帝不用道家的思想呢？是道家的思想行不通嗎？道家講民主自由，甚至提倡無政府，而漢武帝要維護自己的統治，這是一方面的因素。還有另外的因素，道家的學問太高明了，也太超前了，是大哲學，也是大科學。這種大哲學常人難以去接受，這種大科學常人難以去了解，民智未化，太高明太超前的等于無用。用易經的話說就是“潛龍勿用”，時機不成熟，就難以去使用。儒家更注重問題的本質，比如一味發展經濟而沒有一個強大的心做支撐，很多問題就會誕生，儒家把這些講得很清楚。當然道家也講這些問題，但是儒家更重心性。孔孟的心性之學也是大禹文化的繼承，大禹對人們貢獻給他的對當時而言最美滋味的東西酒的态度是淺嘗辄止，并且還下達禁令，這是很好的例證，而孔孟歌頌的正是堯舜禹這般聖賢的德行。儒家文化雖不能代表華夏文化的全部，但以儒學為正統卻也更合乎情理。
華夏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于趙宋之世。再讓我在西漢與宋作出選擇的話，我會毫不猶豫的選擇趙宋之世。沒有比趙宋更重視文化的朝代了。光看文化的基礎，在文學藝術方面，散文、詩歌詞賦，至宋都已化巅，後人誰敢說輕易逾越。宋朝從太宗趙匡義開始就極為注重文化，他帶兵打仗那馬上伏的總滿是書籍，開卷有益便是出自他口。宋朝那一個個的統治者都是詩人，趙匡胤的詩滿是氣派，宋徽宗的詩怎麼看都是美。不僅這文學藝術方面，其他除了武力外各個方面具已化巅。從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經濟、文化、科技、農業、工商業、手工業等諸多方面都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巅峰，其成就超過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後的明清。
這是從縱的方面來看，再從橫的方面來看，其GDP占全世界的八成，其科學、技術及其他各個方面，當時歐洲國家連皮毛别想談。
再結合縱橫來比較一下歐洲，中國在11世紀生産的鐵、鋼和其他金屬制品，應當比歐洲直到18世紀中葉生産的還多，用煤進行冶煉和取暖也比歐洲早7個多世紀。
就當時的南宋而言。由于與經過西北的貿易路線隔絕，南宋開始認真開辟通向東南亞和印度的海上航線。中國商人的永久性居留地在許多東南亞貿易中心建立，杭州以南的中國東南沿海港口繁榮起來，出現了大量外國居民……海上貿易的稅收提供了政府歲入的五分之一，這樣高的比例是過去聞所未聞的。航海用的船舶在大小和設計上都有了驚人進展，有些船除了貨物外還能運載600多人，比近代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船都大。這些船采用了多重桅、分隔密封艙（其他地方很久以後才知道）和同樣重要的船尾舵，後者代替了難操縱又經不起海上風浪的搖橹。在所有這些方面，宋代的船都超前于當代西方船舶許多世紀。諷刺的是，很久以後的歐洲人卻用中國人最先發明的羅盤、多重桅和船尾舵——當然還得加上黑色火藥——成功地遠航到亞洲，并用中國人發明的紙記錄他們的征服和利潤。
南宋在在國内方面，商業和城市化也有很大發展……城市數量劇增，首次出現了好幾座與首都同樣大或更大的城市和很多較小的城市。蘇州和福州各有人口超過百萬，而在這兩座城市之間300英裡的地段上，就有6座大城市。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有由運河及通航河道形成的巨大水路交通網，未居住着越來越多人口的一系列大小城市服務。新的首都杭州因兼有大量行政職能，其人口達到150萬，比當時世界上任何城市都大。
正如在行政和藝術上的繁榮一樣，南宋也是令人激動的技術創新時代，甚至可以說它已經邁出了現代科學發展的第一步。在農業、制造業和運輸方面，南宋在以前的基礎上迅速研制出大量新式工具和機器：用于耕種和脫粒；用于提水；用于紡織纖維；以及用于絞盤、斜面、河閘和改進水陸運載工具牽引性能等等。水鐘及碾磨糧食和完成某些制造功能的水力磨坊也廣泛使用。所有這一切很像18世紀工業化序幕到來之時的歐洲：商業化、城市化、市俗化、擴大的市場（包括海外市場）、增長的需求。是以，發明新機器和改進其他手段，就成了提高生産力的既關鍵又刺激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