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張家駒曾說：“兩宋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統一帝國的再建，構成我國封建經濟高度發展時代，也是我國經濟重心完成其南移行程的時代”。在我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上，宋代經濟發展是頗為引人注目的。
公元960年宋太祖趙匡胤在開封即位，建立了宋王朝。宋王朝的建立結束了唐末以來紛亂割據的局面，一個統一的封建政權又在全國範圍内确立，在經濟上，開始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傅築夫把這個時期的社會經濟發展概括為“全面躍進”。日本學者斯波義信把“商業的繁榮”作為它的标志。農業是古代社會的決定性的生産部門，農業的發展應是宋代經濟大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因而，簡略叙述一下宋代農業發展的主要特點是必要的。
一、北宋農業發展的總趨勢
糧食産量顯著提高以糧食畝産量說，宋仁宗時已達二三石，南宋初達三四石，南宋中後期為五六石。與前代比較，宋代農業最發達地區的畝産量，大約為戰國時代的四倍、唐代的兩倍多。唐、宋時期，支援中國封建政治的“基本經濟區”已轉移到南方。兩代的财政收入都是要依賴南方這個“基本經濟區”通過漕運來提供的。這從下面的記載中可以看出：
唐代的第五琦說：“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強弱在賦，賦之所出，江淮居多”。與第五琦同時的蕭穎士也說“兵食所資在東南”，韓愈甚至說“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而杜牧則把江淮看作是“國命”之所在。北宋時情況仍然如此。範祖禹說“國家根本，仰給東南”。
僅江南的東西二路，就能承擔“半天下之入”的負擔。因而，通過兩代漕糧的運輸數量，可比較一下唐宋的農業産量的一般情況。
據史念海研究，開元時裴耀卿主持槽運，三年中運米到關中七百萬石。裴後韋堅治漕事，一年運米到關中竟達400萬石，為李唐一代所僅見。但此時的米糧來源，兼有黃河下遊山東各地，不僅限于江準。唐中葉後，中原殘破，東南是主要的米糧來源之地。劉晏此時每年運米到長安額為110萬石。後來的李泌和裴休分别達到過歲運米130萬石和120萬石的數量。
史念海的結論是：“一百多萬石是一個比較正常的數目”。而據《宋史》記載：“至平二年，漕粟至京師，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三者合計為6,762,000,石。據吳慧研究，唐每石合今市石0.6，宋每石合今市石0.66，兩者差距不大，不存在因度量衡上的差異而造成的比較困難。
從以上所述可知，宋代的漕運糧額遠高于唐代100餘萬石的一般數額，亦較其最高額400萬石高200餘萬石。如果沒有農業生産力的迅速發展，沒有由此而産生的農業産量的顯著斑高，這種情形便是不可能出現的。
對于古代封建社會的農業結構來說，我們不可能把其内部各部門之間的數量關系精确用數字表現出來，但通過其内部各部門的地位的變化，我們還是能夠大體看出各個時期農業生産的特點和發展水準的。
據唐啟字的研究，早在西周時期，我國農業就已形成了由農作物、園藝、窬牧、蠶桑、漁業、林業這六個部門組成的農業結構。隋唐時期，這六個部門的次序安排已為：農作物、蠶桑、園藝．畜牧、竹木、漁業。到了宋代，六個都門的次序又發生了變化。即，農、桑已取得相等地位。餘為園藝、帝牧、林木、水産。桑龔在我期力上的到迅托濟中，是一項最霍要的商品性生産，它的産品不僅能解孜人民的農着閱題以電地位的提高，是說明我國各代農業特點和發展水準的一個訓示器。來代蠶梨業取你考标志力門同等的地位，就是宋代農業進一步商業化的顯著标志之一。
其他經濟作物生産的擴大和專門化生産，亦是宋代農産商品化的一個标志。在宋代得到擴大生産并向專門化生産發展的經濟作物，有棉、麻、茶、甘蔗、果木、蔬菜、藥物、經濟林木等。下面擇其要者述之。
棉對于中國人并不陌生，在賈思《卉民要術》之前，《吳錄·地理志》中已有記載。《吳錄·地理志》所記的産地是交址，即今越南境内。棉向中國傳入的時間似乎很早。吳晗說是“南北朝時從南洋等地輸入的。唐韓鄂的《四時纂要》被認為是一部有關“滑河及黃河下遊一帶”的農業技術的專書。在該書《春令眷之二》中已有關于植棉技術的簡單記載。
很可能在唐末，棉已個别地進入了小江奄西據漆俠的考證，南宋時，或更早的時候，棉已進入江南西路、兩浙路和江南東路。棉是一種經折莴乂很裡安的代物。它是一種“可助桑麻之用的紡織原科。小收雲唱加人們的衣料來源，而且還會帶來一系列的經濟後果。内而，由于棉的巨大經濟利益，它在宋代的傳播不僅對宋代農業座産的商品化是一個重要因素，而且為棉在元代的普遍發展提供了一個曆史前提。
我國曆史上的茶業貿易始于唐代。茶的生産在唐代已很發達，“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其多”，足見其産量的巨大。茶在宋金兩國的貿易，時有弛禁，但卻一直不曾中斷，因為兩國貿易的需要，禁亦無法阻止住各種秘密交易。茶是宋代官方向金輸出的重要商品，其交易額是很大的。據《金史》記載：
“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歲費不下百萬。”“今河南、陝西凡五十餘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值銀二兩，是一歲之中妄費民銀三十餘萬也”。（日本學者矢野仁一認為這種計算是錯誤的，實際上是銀七十二萬兩）。
這樣大的巨額收益必然會刺激起茶業的發展。按《宋史·食貨志》統計，淮南、江南、兩浙、荊湖、福建的茶産量為2305萬斤，但是不包括四川的産茶量。
四川是宋代的重耍産茶區，有的學者把平出代産茶景可達5305萬區宋代的一般水準。(87)兩數相加，則宋代産茶量可達5305萬斤。如與宋代人口最多的大觀四年的104，411，290口相除，人均可得0.51斤。據統計，192年浙江省茶産量為214萬擔，約占全國茶産量的1/3，以扭100斤計，則214萬扭×100× 3 = 642,000,000斤，以當時10億人口計，則全國人均茶量為0.64斤。由此足見宋代茶業的規模。倘若沒有大面積的茶園和大量專業性茶戶，這個規模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二、宋金貿易與金代農業的發展
金與宋代不同，第一、金在1115年建國之前還處于“原始社會末期，即由父系氏族制度向階級社會的急劇變革時期。”第二，與這一時期相适應的還是一種以畜牧業為主兼及原始農業和采集業的經濟。其中特别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其原始農業的特點。“種植五谷”，但卻“不事蠶桑。”這即是說，它與中原的農耕文明，特别是與商業性的農業文明仍是大不相同的。正如江上波夫所說的，他們所居住的是“農牧交錯地帶，……在畜牧的同時從事着粗放的農耕。他們是牧主農副的騎馬民族，因而思想考慮也不同于純粹遊牧的匈奴和突厥。”
對于金朝在中國經濟史上的地位，學界是有不同看法的。李劍農認為：“在遼金元相繼統治下，社會經濟，複呈逆轉之象。”傅築夫說：“在金人統治下的黃河流域，由于金人的政治黑暗和天災人禍的不斷襲擊，在曆史約100年的長時期中，社會經濟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恢複，更談不到進一步的發展了。”
張博泉的看法與此不同，他認為，金代經濟在中國整個經濟發展的長河中是一個較大的逆轉和曲折時期，但它并不意味着永遠向後退去。“它總是要受經濟向前發展的總趨勢和力量所決定……它總是要在發展過程中提供些以前所沒有的新東西或新趨向。”我們認為，從金代農業發展趨勢來看，張博泉的判斷更接近于客觀實際。征之史籍。北方農業确實經曆了一個殘破與恢複的過程。其殘破的景象有：
“胡人連年以深秋弓勁馬肥入寇……遠至湖、湘二浙，兵戈撓攘，所在未嘗有樂土也。……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準南等路、荊榛千裡，鬥米至數十千，且不可得。”
然而，十幾年之後的金熙宗時（1135——1149），社會經濟确已有了恢複，當時的人概括說：“熙宗時，内外皆得人，風雨時，年谷豐，盜賊息，百姓安，此其大概也。”“昔泰和間，……時太平日久，百姓富庶。”由此可見金代農業恢複、發展的大略。而能将金代農業發展特點表現出來的是宋金貿易。
據加藤繁研究，宋金貿易期間沿兩國邊界設立了許多榷場。雙方交易的主要内容有：宋向金輸出茶、南海來的香料、藥品、象牙、犀角之類，宋出産的藥物、絲織品、木棉、錢、牛、米。金向宋輸出北珠、毛皮、人參、甘草、絲織品、馬。其中最重要的是宋向金輸出的茶和金向宋輸出的絲織物。
加藤繁在另一項研究中認為金向宋輸出的絲織品、生絲多于宋向金輸出的絲織物。《金史》雖不能為此提供直接的證據，但确有“商旅多以絲絹易茶”的記載，以及為了促進蠶桑事業而規定農業生産桑棗的最低畝數限額的記載。“凡桑棗，民戶以多植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分之三，猛安謀克戶少者必課種其地十之一。”河北甚至出現了“無處不桑麻”的景象。如果他的估計不誤，那麼，這就茲味着：這個“不事蠶桑”的民族的農業經營項目有了新的發展，蠶桑事業在黃河流域的普遍及其在農業生産中的重要地位，其重要程度似可估計為占農業生産的10%至30%，由此也可看出金代農業向商品化發展的趨勢。
結語
綜上所述可知，宋代以來農業發展，以糧食産量提高為标志的農業生産力的發展，是宋代商品性農業發展的基礎。而桑、棉、茶等重要經濟作物生産在宋代農業中地位的上升、生産區域的擴大、産量的提高和生産的專門化、則明顯顯示出了這個商品性農業發展的曆史趨勢。
與中原農耕文明尚有很大距離的金人原始農業，經與中原農耕文明的接觸及與江南發達農業的交流之後，不僅發生了迅速的變化，漸與商業性農業接近，而且在總體上與宋代農業一起構成了這個時代農業發展的總趨勢一農業生産的商品化。
參考文獻：《中國農業發展史》《宋史》《金史》《中國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