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銜的表與裡
張程 《 中華讀書報 》（ 2021年12月15日 05 版）
[唐]閻立本《曆代帝王圖》局部
官制是政治史的容器，官銜是官制最鮮明的表征。
紛繁複雜的古代官銜是今人解讀曆史的“攔路虎”。如果不能準确把握官銜的内涵，便不能了解主人公的政治得失、人間冷暖，不能參透他們的喜怒哀樂、言行進退，進而妨礙對曆史程序的解析。
官銜首先是人類的政治身份，起源于天然的血緣關系。先秦時，表示血緣尊卑、親疏的稱謂平移成為象征政治等級的“爵位”。爵是青銅酒器。鄉飲酒禮之時，座位和行爵順序展現了尊卑親疏，爵位由此化身為政治等級。公、伯、子等爵位，來源于宗法中的親緣稱呼。
彼時裂土分封，有爵位就有領土與人口。西周公五百裡，侯四百裡，伯三百裡，子二百裡，男百裡。該地的所有者就是統治者。天子是天下的所有者兼統治者，各地諸侯對周天子稱臣，在封地内就是君主。五等爵外，負責行政的卿、大夫、士等也都是世襲封君，也有封地和人口，是次一級的君主。比如，趙氏、韓氏、魏氏等原本是晉國大夫，獲得了晉公的裂土封賜，經過數代發展後上演了三家分晉的大戲。
先秦官爵合一，最鮮明的特征是官制和宗法制度高度重疊。周天子發号施令，幾乎是在家族内部施政。嬰兒尚在襁褓之中，人生的政治高度就有了定數。世襲貴族壟斷了官職，先秦的政治是貴族政治，先秦堪稱是貴族的時代。
那個時代的政治關系，不是以人身依附為基準的效忠關系，而是建立在權利與義務的制衡之上。貴族官員從君主處獲得土地與人口，對君主負有鎮守疆土、交納貢稅、朝觐述職、随軍征伐等義務。君主也要恪守道德、遵守契約，要保障和平、維持秩序、愛護百姓，不然下級和百姓有反抗的天賦權利。周朝大夫、原伯絞因為侵犯邑人的權益，為邑人所驅逐；衛獻公對卿士孫文子無禮，孫文子割據采邑戚讨伐衛君，将國公驅趕到了齊國。
随着最高權威周天子式微，天下分崩離析，諸侯紛争。亂世的勝利者，不是人口最多領土最廣的國家，而是能夠最大限度地集中資源用于争霸的國家。而通向成功道路最有效的辦法，便是集權專制。推行集權專制最徹底的是秦國。秦國大力加強君權，消滅封君、宗族等勢力，将國民整合為編戶齊民，最大限度地把每個青年、每粒糧食都投向戰争第一線。貴族政治顯然是擋在集權專制面前的障礙。世襲貴族成為各國君主打壓的對象。客觀上，貴族的繁衍速度跟不上政務急速擴張的速度，他們的能力應付不了日益複雜的亂局。在主客觀因素共同作用下，沒有封地、不是貴族的雇傭型官員應運而生。
周朝原本就有一群府史、胥吏，“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他們為君王所驅使，接受自上而下單方面的獎懲考核，用忠誠和勞動交換謀生的衣食。他們沒有世卿世祿，沒有土地和人口，榮辱得失隻能仰仗君王。他們的價值展現在職掌事務的處理上。中國官僚制度的最早萌芽，破土而出了。
府史、胥吏取代世襲貴族官員，成為專業化、職業化的“職事官”。戰國時，各國紛紛任用賢能處理現實難題。普通人在血緣壟斷權力的鐵屋之中，終于看到了一絲光亮。著名的如百裡奚、燭之武、蔺相如、蘇秦、張儀等人，都幸運地接住了曆史的橄榄枝，跻身官員行列。各國紛紛拿出卿、大夫等貴族官職來招攬士人，不吝封爵，比如秦有徹侯、關内侯，楚有通侯，此外還有封君。這是企圖将新事物歸入官爵合一的舊體制，但逝者已不可追，事功獲得的侯爵、封君的封地或以縣計，或以戶計，僅能食其租稅，不臨民，不世襲，更沒有獨立的軍政和司法權。百裡奚和蔺相如等人獲封的上卿，和百年前的公侯卿相存在本質差別。
官與爵的分離之勢不可逆轉。商鞅變法以後，秦國告别了宗法封爵，功勞取代血緣成為封爵的标準。秦國一共有二十級軍功爵，從最高的徹侯、關内侯到最低的公士。徹侯有食邑，一般為縣，但他本人不是縣長官，朝廷另派縣令、縣長治理。關内侯則食租稅于關内，連名義上的食邑都喪失了。其他爵位者可以為官，不為官則享有免除徭役、犯罪減刑等特權。
秦國最終勝出，建立了大一統的、集權專制政體。貴族時代一去不複返，爵位遭到秦制的持續剝奪、壓制。首先，官與爵截然分離，皇帝掌握官員的任免權，直轄地方州縣。其次，不再裂土臨民。除了少數王朝在建立初期重返裂土分封的老路，絕大多數朝代的爵位都不附帶領土人口。第三，封賜的原因，血緣與功勞并存。貴族時代封爵的标準就是血緣，秦制之下，血緣封爵的對象壓縮為皇族子弟和少數皇親國戚。功勞封爵成為主流，但皇帝越來越“摳門”。比如，兩漢侯爵以戶數為差，大者不過萬戶，少者五六百戶，侯國建制相當于縣。當時的侯爵還是世襲的。唐宋以後，功勞封爵逐漸取消了世襲。爵位附帶的物質收益也大為降低，等同于發放額外的俸祿而已。最終，爵位掏空成為虛銜，退化為榮華富貴的樂園，對君權不再構成制約，更毋論威脅了。
爵位的退縮，對應着職事官的擴張。秦制之下，朝廷命官掌握各級政權，百官以俸祿的多少定等級，稱為“秩”。兩漢官員的官秩以“石”為機關，有萬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八百石等共十八等。這是他們為君王效忠一年後能拿到的谷物數量，确實是“謀食”。官員有活幹才有飯吃，幹得好吃得多、幹得差吃得少。君王不用他了，官員就失業餓肚子，“惶惶不可終日”。君王完全不用顧慮官員的門第名望或者才學履曆。不客氣地說，秦漢以後的職事官某種程式上在君王眼中與工具沒有本質差別。這是以事為本的，“非人格化”的邏輯。在先秦貴族看來，君王打破了權利義務的平衡關系，官員是有權反抗的。
套用現代人事理論，古代官銜可以分為承擔具體行政職能的“職位官”和代表身份高低的“品位官”。
爵位是典型的品位官。品位官“以人為中心”，針對人員的身份、資曆進行分等，充分考慮官員的利益，目的是保障官員隊伍的穩定。品位官跟着人走，迎合了官員的“貴族化”傾向。秦制下，世襲貴族雖然式微，官員們難免自視優越，追求貴族時代的遺風。是以，貴族化傾向是品位官綿延不絕的重要原因。職事官是典型的職位官。職位官“以事為中心”，明确權責，按勞付酬，根據考核獎懲升降，追求行政效率。職位官承擔的義務多，享有的權利少。職位官有利于選賢任能，有利于提升政府效率和官員忠誠度，自然為集權專制所鐘愛。之後誕生的各種官銜，都可歸入品位官、職位官之中。
貴族政治已成往事，政治家族依然存在，并且在漢末魏晉發展為門閥世族，隐然是新貴族階層。世族子弟把持高官顯爵和清要職位，不願意出任瑣碎繁雜承擔壓力的職位。這就從職事官中獨立出來一種新的品位性官銜——散官（階官）。
散官可謂不理事的榮銜。早在秦漢，大夫、郎官等近侍官是士人引以為傲的清要官職，沒有具體職事，卻參預政事，親近皇權，光鮮亮麗。魏晉門閥争搶的散官，正是這些大夫、郎官，還有漢魏以來湧現的加官、加銜，如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等。散官不理實政，卻關系薪俸、刑罰、朝班、車輿、衣服、緻仕、喪葬等待遇。比如，特進者朝會時班次可以進至三公之下；開府儀同三司則表示兩項顯要待遇，一是可開設府署、辟召掾屬（開府），二是可以使用三公的儀仗（儀同三司）。在門閥烏雲遮蔽的魏晉南北朝，散官迅速超越了爵位、職事官，崛起為上自世族門閥下至寒門草民追逐的目标。
重建大一統的北周、隋唐，紮根于關隴政治集團。該集團以軍事貴族為核心，與關東和江南的世族不同，追逐另一類品位性官銜——勳官（戎秩），以誇耀軍功、彰顯身份。北周建立了府兵制，在征戰中不斷提拔立功将士，擁有戎秩的将士很快超過了軍官定額。勳官有上柱國、柱國大将軍、大将軍、都督等名稱，随着北周、隋唐的高歌猛進，擴張為全國性的官制。
散官和勳官，從名稱上看，前者是官名，後者是軍銜。散官是關東與江南門閥世族引以為傲的禁脔，勳官是關隴政治集團的身份驕傲，雙方各視其為“本品”“本階”。唐朝初期出現了散官和勳官“何者為本”的紛争，背後是關隴集團與傳統門閥大族的門第之争。四五百年的門閥政治已然形成了文化認同，并非肇興幾十年的軍事集團能夠改變的。最終，唐朝官制以散官為本，官員的品級、待遇都以散官為準。不過，關隴集團重定門第高低，采納門閥世族的傳統戰勝了傳統的門閥世族。勳官制度誕生不久，就淡出了權力舞台的核心。
爵位和勳官，都是賞賜有功之臣的榮銜，但是程度不同。爵位“賞功”，非有大功不封爵。相比之下，勳官“酬勞”，酬謝忠于王事的臣工。自然，爵位的含金量要高于勳官。
衡量官銜的秩，也從“石”轉變為“品”。兩漢的“石”隻涵蓋了部分官職，武官、宦官、皇帝侍從官等是沒有官秩的，三公等最高層也沒有官秩。南北朝用“品”來衡量所有官職的高低。品的起源，一種說法是來源于九品中正制，原本是對官員“人品”的評判，漸漸轉化為任官資格的“資品”，再确定為衡量官銜等級的“官品”。另一種觀點，品來源于朝位（朝班位置）。曹魏末期用九品來衡量朝位的尊卑先後，進而衡量朝堂上官員的等級高低。隋朝正式确立品級制度，官分九品，每品有正從之分，共九品十八級。唐代在正四品及其以下每級又分上下，官員共九品三十級。散官、職事官、勳官、爵位都納入了九品範疇。宋代官品不分上下，又恢複了九品十八級，一直延續到清朝滅亡。九品堪稱最持久、穩定的官制，能夠在猶如密林的官制中幫後人清理出一條道路。或許由于九品簡潔明了、少有變動，中國人對它投注的熱情與想象最多。
唐宋是古代官制定型、走向成熟的時期，也是官銜攀上繁雜巅峰的時刻。唐朝正式定型四大類官銜——職、散、勳、爵。
散階在唐宋最為閃耀。唐散官分别以“大夫”“郎”或“将軍”“校尉”等為名，分二十九階。文散官最高為開府儀同三司（從一品），最低階為将仕郎（從九品下）。宋徽宗定宋朝文散官三十七階，從開府儀同三司、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往下，直到迪功郎。“大夫”為中高等文官，“郎”為低等文官。散官的初次除授，主要根據門第而定，也有根據科舉出身授階的。唐代郡王之子定階為從四品下的中大夫，正四品官員嫡長子定正八品下的征事郎。進士科高中的新官，為從九品上的文林郎；秀才上上第也不過正八品上的給事郎。官員入仕，首先獲得散階，再考慮散官的品級授予相應的職事官。職事官與散官品級并不一緻，待遇依散官品級而定。這便是以散官為“本品”。
唐人對散官的推崇，以尚存的門閥勢力為社會基礎。科舉取士沖擊了門閥根基，晚唐戰亂又對世族進行了摧枯拉朽般的打擊，至北宋，社會已然平民化。散官不如前代尊榮、堅挺，開始走下坡路，先是喪失了官員本品的地位，隻能決定官員的少數待遇；其次，散官和職事官同步升降，職務升遷散官随之晉升，反之亦然。宋代官員如果得到重用，皇帝會大幅度提升其散階，避免二者相差懸殊。這就避免出現唐朝部分宰相僅是五六品散官的尴尬。
宋代品位官制度的完善，保障了文官不出大錯便能穩步升遷，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曆曆皆是。但以官員為本、追求官僚隊伍穩定的制度設計，對于宋朝的冗官冗費和行政低效難辭其咎。同時要警惕皇權以效率、富強、改革等名義，壓制品位官，削弱官僚集團對專制皇權的制衡能力，導向絕對的獨裁。如何平衡品位官和職位官的關系，是官制的永恒難題。
勳官制度同樣在唐宋得到健全。唐朝定上柱國、柱國、大将軍、武騎尉等十二轉勳官，以“轉”為機關，戰功越卓著者轉數越多。功勞赫赫的花木蘭“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獲得了最高轉的勳官，但在軍中可能沒有實際官職。花木蘭如果想任職，上柱國可以出任正六品上的職事官，相當于六部的郎中、員外郎。此外，五品以上的勳官輪番宿衛值勤四年，六品以下勳官五年可以簡選為散官。唐初授勳主要根據戰功，勳官基本上為關隴軍事貴族；升平日久，文官授勳日漸增多。宋朝官員都可以得到勳官，勳級不再稱“轉”，改稱“級”。勳級随官授予，三歲一遷，循資更新，更加契合酬勞的性質。
勳官制度成熟之時也是濫授之日。勳官向所有官民開放，許多百姓在大唐開國過程中因功獲得勳官，人數在貞觀年間達到十萬以上，在唐玄宗時代至少在150萬人以上。唐代大規模頒賜勳官，固然是為了動員人力，也降低了官位的含金量。勳官介于官與民之間，比編戶齊民要優越，政府授予勳田；可以用勳級減罪；有充任胥吏的資格；有免除征役的特權。
唐宋封爵遠遜先秦。封爵者無封地、更不臨民，僅僅食邑。爵位的權力屬性不複存在，空享經濟收益。即便是經濟收益也大打折扣，食邑隻是虛數，隻有“實封”才能拿到手。宋朝實封一戶，每月給錢25文，随月俸支付給官員。宋代官員的爵位、食邑、實封等，子孫都不能世襲。同時，爵位也越授越濫。宋代出現了“以爵附官”的傾向，一定品級的官員自動獲得爵位，職務提拔後爵位也相應提高。平民出身的王安石封荊國公、嶽飛追封鄂王、陸遊為開國伯，宦官童貫也爵封廣陽郡王，便是例證。
品位類官銜衰弱，是否意味着職事官的強化？ 否。
官制是一把雙刃劍，既友善皇權對官員如臂使指，也限制皇權随心所欲。比如，職事官的員額限制皇帝随意擴張或收縮；官員的铨選獎懲，未必能做到“人事相宜”，皇帝也不能自由超拔、安插中意的官員。這個時候，君王往往臨時派遣親信去處理特定事務，比如漢朝的“錄尚書事”“使持節”等。唐朝皇帝開始将這種臨時派遣固定化、長期化，發展出了第二種職位類官銜“使職”（“差遣”“差事”等）。皇帝在正常制度之外大規模任用私人關系親密、專業能力出衆的官員，授予法外之權，專營括戶、營田、轉運、鹽鐵、安撫等難題。使職是沒有官品的正式職務，在初期往往在官銜中帶有“使”字。
使職更契合職位性官銜的特性，最大的特點是“臨時”，堪稱體制之内編制之外的官銜。相比職事官，使職反抗力更弱、依附性更深。正因如此，使職深受君權的青睐，日漸剝奪職事官的實權。然而，它“臨時”到清朝覆滅，沒能轉正、與“職散勳爵”并列。
天下要政向使職官員傾斜，使職官淩駕于職事官之上，唐朝官員開始以出任使職為榮。正常的職事官系統離開了使職官的配合，都難以正常工作了。在中樞，尚書仆射、中書侍郎等宰相職事官帶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使職，才是名副其實的真相；在地方，節度使、觀察使等掌控實權，而他們的職事官則是尚書仆射、禦史中丞或兵部侍郎等。這便破壞了正常官制，一方面是使職與職事官的分離，職事官不管本職工作，一方面由于使職無官品，職事官日漸“散官化”“階官化”。随後的藩鎮割據加劇了此種混亂。雄藩往往給藩帥和僚屬申請官銜，導緻尚書郎、禦史遍布各地，宰執高官數以十計。杜甫在成都服務節度使嚴武，後者為杜甫奏求了工部員外郎。而杜甫沒有在長安的工部工作過一天。
使職的普及，以及職事官的散階化，使得宋初官銜到達了繁複的頂峰。半是慣性，半是皇權刻意營造複雜性來杜絕權臣出現，北宋故意制造官制的複雜性。官員幾乎都以使職為實職，同時攜帶職事官。遠在天涯海角的官員，職事官可能是汴梁的郎官，但他如杜甫一樣從未踏進過尚書省的大門。職事官定品級、寓祿秩，得名“寄祿官”。寄祿官是宋代官制的特産，是一種“階官化的職事官”。宋初，職事官無職事，尚書、郎中、中書舍人、監察禦史等有職名而不任事，除非有特诏不入本部門理事，另以使職差遣“判”“知”治事。職事官名不副實，造成冗官冗職、行政壓力逐年增大，終于在宋神宗時期引發“元豐改制”。改革将寄祿官借用原散官名銜，二者事實上合二為一；職事官恢複原貌，改變了職權分離的局面。元豐改制之後，宋朝官員結銜變為寄祿官（原散官）、職事、差遣、勳、爵。以大文豪蘇轼為例，改制前是工部屯田員外郎、知湖州，後以朝奉郎知惠州。蘇轼的湖州知州、惠州知州是差遣，屬于本職工作，而員外郎、朝奉郎是改制前後的寄祿官。員外郎原本是職事官，朝奉郎則是典型的散官名号。
品位性官銜堅挺，皇權往往衰微或者受限；職位性官銜崛起，則伴随着皇權強化。職位官仰仗君王賦權，品位官制約皇權胡作非為，皇權自然傾向壯大前者、淡化後者。宋朝各類官銜齊頭并舉、紛繁冗雜，宋代社會也相對寬松自由、皇權自我認知比較清醒且接受制約。進入明朝，集權專制的列車呼嘯加速，官制成為皇帝駕馭百官的工具。
明清官銜最大的變化，是轉變為以職事官為主、向實職靠攏。職位官，無論是職事官，還是使職差遣，到明清規章制度日臻嚴密、無所不包。使職沒有取代既有職事官，反而為職事官部分消化。總督、巡撫、總兵等使職轉正為正式的職事官，剩餘的使職，比如軍機處、學政等，官民都習以為常，視為“半職事官”了。強大的職事官成為了官銜制度的核心。
明清“惟以官為定，為是官，則勳、階、爵随之，無複叙勞、叙功之意”。散官、勳官和爵位，向職事官俯首稱臣。唐宋是據階授官，二者品級高低不同，甚至相差懸殊。元朝開始，文官的散官和職事官原則上必須品級一緻。明清是據官授階，文官有了實職才有散官，并依職務變動而相應調整，進退同步。散、勳官迅速貶降。唐朝散官達到五品以上後“非恩制所加，更無進之令”，是以五品以上文官不多。明清官員随着職務晉升，自動獲得五品以上的散官，一二品都不再難以觸及。散、勳官原本是門閥勳貴的驕傲，是他們彰顯身份、對抗皇權的武器，如今“淪落”為附加性官銜，甚至是職事官考核制度的補充。二者沒有俸祿，更不影響職事官升降，成了明清官銜制度的“附庸”。
清代官制徹底向職事官傾斜。起自白山黑水的八旗貴族沒有勳官的概念，入主中原後清朝皇帝幹脆不接受勳官制度。同時，清朝繼續淡化散官制度。散官完全喪失了實質作用，幾乎隻出現在重要的文獻和墓志銘中。官員将散官視為一項雅古文物，更多的是為祖、父争取散官以光耀門楣。是以，清代散官幾乎等同于封贈。
滿族人入關前也存在世襲官職，授予貴族與功臣，等同于漢制的封爵。入關後融合中原官制，清朝将封爵、勳官、世職統一改造為“世爵世職”。世爵世職分宗室爵和功臣爵兩大類。前者隻授予宗室，有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奉恩将軍等。宗室并不自動封爵，而是因功授爵。而且除了十二家“鐵帽子王”世襲罔替外，其他宗室爵位都降等世襲，每襲一代降一級，降至輔國将軍不再遞降。即便是世襲了爵位的幸運者，皇帝也可以廢黜，在其宗族中另選襲封者。清朝的爵位制度和品位官的本質之間，裂開了一道鴻溝。它保障的是大家族的籠統權益，談不上“以人為中心”。皇帝牢固掌握着襲爵的主動權。愛新覺羅的疏遠子弟，同樣十年寒窗，漏夜趕考場，與貧寒子弟無異。
一切冷暖得失都聚集在職事官上，職事官反而産生“品位化”的趨勢。職事官的收益又以品級為标準，清朝常以“加某品銜”“加某品服俸”等對官員進行獎勵，相當于把官品本身“品位化”了。官員們為了一個個品級拼搏厮殺、孜孜以求。職事官名目繁多，簡單易懂的品級就成為人們衡量身份地位乃至人生成敗的核心标準。品級制對“官本位”思潮的興起難辭其咎。
官銜随着風雲變幻而分合演化。社會越來越發達，官銜也越來越繁複；政治争鬥不休，官銜也升降強弱不定。先秦官爵合一，官銜制度尚未分化；秦漢官銜草創，簡樸粗糙又簡煉明快、富有朝氣；魏晉南北朝是品位性安排和品位性官職的一個高峰，唐宋階官承其餘緒；唐宋官制成熟、官銜細密，但陷于繁瑣，王朝已為官僚的特權配置設定窮思殚慮；明清官銜制度，則出現了向職位分等回歸的趨勢。官銜制度在中國大體走了一條由簡入繁再由繁返簡，職位官從無到有再從有趨強的過程。
中國官銜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人事分類制度，或許也是内容最豐富、實踐最成功的制度。這是一套複合型的制度，優于單純的職位分類或者品位分類，兼顧行政效率和官員隊伍的穩定，既給皇帝強化集權專制留足了空間，又給權力結構保留了制衡的可能。
官銜短長，是中國人競逐的社會身份，是古代重要的政治資源，也是政治理念的千年外化。
中國政治史，常态化的大一統不時為大分裂所打斷。但是，每次分裂的終結，是新一波集權專制的起點。皇權會在亂世遭到牽制乃至侮辱，更會在之後的大一統中報複性地集權。官銜制度緊跟皇權，亦步亦趨，既是皇權強化的利器，又是集權專制的新成果。如果将各類官銜比作提線木偶，皇帝就是操作者。高尚獨立的貴族，轉變為依附皇帝的“順臣”，指點江山的青年才俊化身正襟危坐的衮衮諸公。乘風破浪的潇灑最終讓位于按部就班的算計。官僚政治的悲劇，莫過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