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盛衰周期：無法回避的曆史規律
中國自古以來有一句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似乎是一種周期。曆史學家眼中也有一種周期，他們認為朝代由盛轉衰是一定的，開國時必定興盛太平，而這個朝代将要結束時，一定是内憂外患接踵而至。這兩個觀念中所說的“周期”，并不是一個必然的曆史規律，卻正好描述了一個政治共同體，将其當做一個複雜系統來看，它是如何逐漸失去自己的調節能力，以至于不能面對困難的。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先說分合觀念。中國是很龐大的地區，各個地理區域天然條件不一樣，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共同體，必須是各個區域之間能夠互補而無沖突。朝代剛興盛的時候—通常是大亂以後，一個新的秩序出現了，各個地區可以重新調節，彼此形成互補的關系；在各地區之間協調與重新配置設定資源，也正是一個新政權的重要任務。建立一些新的交通網和新的管理制度，都是為了要把若幹互相沖突的地區，重新放在一個系統之内，這個調節的過程可能要花很長的時間。比如說，漢代分裂以後，要到唐代才重建立構起一個南北之間互相協調的新秩序。漢代是東西方向的結合，物産和人力資源都是靠橫向的幾條大路和縱向的分支路線，将帝國結合為一個整體。漢代崩潰以後，北方少數民族的入侵導緻南北分裂，各走各的發展路線。中間經過數百年的時間，其實南北的物産和人口配置都已經不一樣了，隋唐之間建立的大運河，就是重新結合南北的一個新的配套設施。
各區的核心與邊陲的關系，也因為新的資源配置設定而有不一樣。秦漢的核心，是在于關中和中原的配合，隋唐也是如此。但是在宋以後，核心實際上在逐漸南移。北宋雖然中央政府在北方，但财富和資源都已經移向南方，甚至于南方人才也逐漸多了。這個南移的趨向延續不斷。南宋時代疆域隻有北宋的一半，但國家的富力不但并未減少，反而比北宋時候更好些。“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這是一個自然的現象。到了明代，南北的差異更為顯著。政府保持南北兩直隸①作為中央直轄的領土，在這南北兩個直隸之内，不分封任何親王。但實際上，北直隸是北京的外圍，大量的軍隊駐屯在這些地區，南直隸卻是财富的所在—經過大運河往北方運糧食，是北京建都後主要的糧食供應方式，明清兩代都如此。到清代晚期，沿海地區，華南和東南，都是支援國家的主要資源所在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都取決于中央政府能不能有效地掌握各主要地區的資源。
人才的選拔機制是否合理
再說盛衰周期。朝代剛起來的時候，似乎滿地都是人才；朝代結束的時候，人才都不見了。這并不是說天地生才在不同的時段有不同的分布，而是有才之士能不能被吸收到國家的管理機構之中，以維持一個有效的管理體系。中國曆代的王朝都是帝國制度，而且中央集權的趨向一朝比一朝嚴重。也就是說，統治階層是一個密封的集團。在開國之初，功臣将相來自各方，成分是多元而複雜的，這些人才放在一起，又經過打天下的曆練，都是富有經驗的人物，他們的合作确實可以形成一個很強的團隊。一代、兩代過下去，功臣子弟成了纨绔，隻知享樂，不會辦事。皇室集團本身是一個非常狹小的團體，再加上逐漸有了皇權傳嫡子的規矩，這個可以從中選擇上司的人才庫，就非常狹小了。皇權本身是不容挑戰的，于是，依附在皇權四周的權貴—包括宦官和寵臣，代表皇權統治整個龐大的國家。這個團體延續日久，吸收新生力量的可能性也越小。固然中國有長期存在的科舉制度，理論上可以選拔全國最好的人才進入政府；不過，上面向下選拔人才，一定是挑最聽話的人。于是，雖然有新人進入這小圈子，兩三代以後，這小圈子的新生力量也隻是陳舊力量的複制品。他們不會有新的觀念，也沒有勇氣作新的嘗試。一個掌握絕對權力的小圈子，如果兩三代以後，隻是同樣形态人物的複制，而兩三代之後随着内外環境的改變，必定出現新的挑戰，這些上司者就不能應付了。
國家政權與社會力量的互動
中國這個龐大的帝國，自從秦漢以後，下層和上層之間都存在一定的互動關系。幾千萬到上億的人口，散居在龐大的疆之内，不能完全靠國家權力來管理，必定要創造合作與共處的環境。是以，在國家公權力之外，一定還會有社會力量結合，與國家一起來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在秦漢時代，所謂豪族、大族，有一部分是依附在政權上形成的權貴，另外一大部分，卻是在地方上形成的宗族力量。廣土衆民的中國，政府也沒法純粹靠公權力來管一個個老百姓，老百姓抱成團，對國家的統治也是有幫助的—政府隻要管住每個地方的大族，大族會管好自己的成員。這裡面所說的“大族”不一定是親緣團體，也可能是地緣團體結合在一些有聲望的人物周圍。用個比喻，中國黃土高原上發展的夯土建築，就是将松散的黃土粒子夯成一個一個的方塊，直的可以成牆，橫的可以作地基，大族、豪族就猶如黃土粒子構成的夯土塊。最常見的形式，是親緣和地緣的結合，宗族鄰裡共同組成一個有機整體。秦漢的大族、豪族在中國曆史上延續很久，雖然名稱不一定相同，這種結構卻總是存在的，這是龐大人口和地域能夠結合成一個大國的基本條件。這種團體聚合形成的社會力，不僅能夠協調群衆權益與公權力的平衡，它也能發揮一種社會福利的功能，為團體之内的群衆謀取社會福利，使窮苦無依、鳏寡孤獨的成員有所依靠。
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互補和彼此制衡，其實在今天的美國一樣可見。不過，美國不是以宗族和鄰裡作為結合社會力量的基礎，他們是以工會、政黨、企業、信仰等種種多元的方式，将許多人口結合成一塊。所謂現代方式的結合，一樣有領袖和群衆，一樣也以利益結合，隻是美國的結合方式是個人自願的，自己作選擇，也可以自己退出，團體對于個人的限制性并不構成一個僵化的壓力。
這些基層社會力量的意願，和對于政權統治方式的反應，都是政權能否穩定的重要因素。如果中央的權力團體和社會力量之間沒有足夠的溝通，公權力的行使往往就不是以維持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正常運作為目的，而是以公權力壓制社會；社會力不能影響政治力的時候，社會力必定像決堤一樣，沖破限制，颠覆政權。
中國傳統的王朝，民意回報的管道建立在科舉制度上面。并且，科舉制度自宋以後，越來越尋求地區的分布平衡，每一小縣份都會有人進入科舉系統，甚至于最後進入中央的管理系統。不過，如果政府的官員和皇權的核心之間，有一個包圍皇權的小圈子，這些官員的回饋資訊，也無法影響那個密封的權力中心。政府官員上下得不到交流時，整個的政府隻是一個寄生在皇權上的僵化團體，無法有效地管理國家，更不能替等待“撫字”①的百姓解決問題。
政權的核心應該開放
一個朝代的盛衰，歸結為一句話，就是公權力的核心是不是開放的。這個核心如果以為自我凝聚是為了保護自己，不斷地保障自己團體成員的利益，以至于關閉門戶，以這種方式自求永續，反而是自找滅亡。這種自我封閉的過程，最多能維持五六十年，超過兩代、三代，痼疾已成，核心内的上司者就不可能再有開放的意圖了。于是，下面三代、五代，上下逐漸脫節，政府逐漸失去效率。政府中的官員找不着政府存在的理想，隻是借着公權力以自肥，貪渎現象越來越嚴重，就越來越失去民心，社會力量無法匡正政治力量，除了決堤以外，别無選擇。在混亂之中，新的朝代出現，又有一些人結合為新的統治群體。于是朝代周而複始，由治而亂，由亂而亡。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吃虧的都是老百姓。
如果一個政府的核心團體足夠開放，可以不斷吸收新鮮血液，不斷地面對新問題，這樣的核心就不會和百姓脫節。百姓聚合而成的社會力，也可以不斷地和公權力對話，将百姓的需要回饋到公權力，使國家共同體成為為大多數百姓求安定、謀福利的力量。前面所說的興亡盛衰周期，就可以拉得很長，甚至于不會發生。現代社會有民主制度，能夠不斷地更新政府，也不過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當然，以今天的美國而論，掌權者并不一定在政府之中，也可能在企業界，大企業的共同力量，足以影響公權力。但是，大企業的上司層，也可能是一個封閉的集團。實際上，美國最近多少年來，由于大企業圖利之心太切，對于社會公益已經不太關心。于是，以企業界為代表的社會力和政治力的結合，造成了政治力相對僵化的狀況，即使換了政黨，也很難為老百姓解決問題。是以，盛衰興亡即使在民主政治之下也會發生，隻是它的周期可能會拉得長一點。就比如說美國，從開國到今天，也有二百多年了，今天衰象已現，我們隻盼望在如今這個開放的社會裡，可以出現新的社會力，以制衡金錢和政府權力的結合。
強人政治的不穩定性
秦漢到隋唐之間，常有強人政治出現，甚至于強人篡位，創立新的朝代。例如，魏晉南北朝時期，每個朝代都是強人建立的，政權的轉移往往隻是中央執政者的改變，一般老百姓一睜眼，忽然發現有了新皇帝。這種改變構成的朝代，國祚不會長，老百姓受到的驚擾倒也不算多。可是這樣的改朝換代，往往隻在中央換一些新人，其中有些人可以感受到老百姓的需求，有些人卻隻是因為人在權力中心，順手牽羊，竊取了政權，并沒有改變僵化的中央政權的意願。宋代以後，篡竊現象幾乎不再出現，無論權力核心如何腐敗和無效，卻沒有強人取而代之。這種現象出現，有一部分是因為宋代以後，君臣倫理的思想變成儒家的正宗，一般科舉出身的士大夫，都不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改天換日。隻有老百姓實在窮而無告，才會铤而走險，揭竿而起，造成巨大的民變。明代的流寇和清代的屢次變亂，都是這種例子。
清末太平天國聲勢浩大，湘軍以士大夫力量崛起民間，居然一舉平定大亂。可是曾國藩、李鴻章這些人，明知清政府已經腐敗不堪，卻不敢取而代之；清末民間處處有維新改革的呼聲，可高官疆臣都不敢有脅迫中央改變的行為；甚至義和團運動時，罪魁禍首慈禧太後已經逃到西安，東南封疆大吏敢于提出東南自保，卻不敢要求慈禧釋放光緒，另外組建一個可以進行改革維新的政權。這兩個例子，正是說明意識形态在成為欽定的正宗時，拘束人心的力量有多麼強大。
文章摘自《大國霸業的興廢》作者：許倬雲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