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初年的“文景之治”，朝廷采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免除一定的賦稅，不輕易動兵，重視農業，以德化民，使西漢社會生産日漸得到恢複并且迅速發展，出現了多年未有的穩定富裕的景象。人民的生活水準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漢朝的物質基礎亦大大增強，是中華文明邁入帝國時代後的第一個盛世。
而開創這一盛世的兩位君主，就是漢文帝劉恒與漢景帝劉啟。
但随着讀史的漸漸深入，我們不禁要問：漢文帝劉恒，真的算是一位明君嗎？
對此，蘇轍評價：“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克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都說漢朝的文景二帝是賢明的君主，文帝确實寬容仁厚，有高帝的風範，景帝卻“忌克少恩”，沒有做君主的肚量，不能與文帝相比。
“忌克少恩”寥寥數字，卻精準地概括出了漢景帝的性格特點。
在劉啟還是太子的時候，吳王劉濞的太子劉賢入京，與劉啟一起下棋。兩人博弈時，為棋路相争，劉賢對劉啟的态度不怎麼恭敬，劉啟竟然掀了棋盤拿來打劉賢，直接把這位王太子給打死了。漢文帝派人将劉賢的遺體送回吳國埋葬。一直到漢景帝時期，吳國都是諸侯國中最富庶的一個，吳王從此懷恨在心，為之後的“七國之亂”埋下了隐患。
漢文帝去世後，景帝即位，重用晁錯。晁錯提出削藩政策，劉啟覺得合理，于是下令削除諸侯的部分封地。諸侯不願坐以待斃，于是以被兒子被打死的吳王劉濞為首，七國聯合起兵造反。曾經擔任過吳國丞相的袁盎建議劉啟殺掉晁錯，向諸侯國們請求和平，劉啟又覺得很有道理，于是殺了晁錯全家，把晁錯腰斬。鄧公谒見漢景帝，認為讨伐晁錯不過是諸侯的借口，要想和平，還要從軍事上入手，漢景帝依然覺得很有道理，于是任命周亞夫統帥漢軍，讨伐叛亂的諸侯王。
七國之亂平定後，周亞夫成為最大功臣，但他性格剛直，得不到漢景帝的喜歡。于是漢景帝借口他要謀反，将其關押，緻使周亞夫憤而絕食，吐血而死。
可以說，漢景帝是一個過河拆橋的“甩鍋”高手，什麼事都不是自己的錯，即使要殺周亞夫，也找了個“不能輔佐少主”的借口，把鍋扣在了劉徹頭上。有人說晁錯、周亞夫等人的悲劇根源在于自身性格和對政治環境的不敏感，但這兩位正是因為性格剛直，才能做出彪炳史冊的成績，讓這樣的兩個人去學習如何溜須拍馬，圓滑處世，難道不是君王的悲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