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神賦〉九章》，戴燕著，商務印書館，2021年8月版，254頁，58.00元
身為中古時期最負盛名的作家，曹植在辭賦、詩歌、散文等衆多領域都取得了卓絕的成就，代表作《洛神賦》被梁代昭明太子蕭統收入《文選》，更是很早便奠定了經典的地位。然而後世圍繞這篇賦作主旨的推尋卻始終聚訟紛纭，往往将賦序中“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的作者自陳棄之不顧。唐人李善在《文選注》卷十九中征引佚名《記》，率先提出“感甄”說，認為曹植乃藉此感念思慕其兄魏文帝曹丕寵幸的甄後，故最初題作《感甄賦》，後來才改為《洛神賦》。清人何焯在《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五“曹子建《洛神賦》”條中則倡導“寄心文帝”說，推斷曹植蓋以洛神喻指曹丕，意在引咎自責，表明心志，希冀兄長能夠顧念手足之情。這兩派主張都吸引了一大批忠實的擁護者，由此各執己見而相持不下。晚近以來仍有不少學者，除了依傍舊說而引申推闡之外，還另辟蹊徑以再樹新意。詹锳《曹植〈洛神賦〉本事說》（載《東方雜志》第三十九卷第十六号，1943年）懷疑其中寓有“求賢自輔之意”，與曹植身邊的丁儀、丁廙兄弟慘遭誅殺有關；缪钺《〈文選〉賦箋》（載《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第七卷，1947年）則認為“曹植既有憂生之嗟，複懷友于之痛”，撰作此賦是為了悲悼被毒害的任城王曹彰；逯欽立《洛神賦與閑情賦》（載《學原》第二卷第八期，1948年）又指出曹植“本冀親用，終遭疏忌，一切欲求，溘同夢幻”，此賦與其奉诏入朝時的見聞經曆有關。各家推陳出新，同樣難有定論，遂使問題變得愈加錯綜複雜，當然在某種程度上也更引人入勝而欲一探究竟。
顧恺之《洛神賦圖》
戴燕的《〈洛神賦〉九章》鈎稽、參酌大量文獻史料及研究成果，嘗試對這個莫衷一是的老問題提出截斷衆流的新诠釋，進而以此為例，探讨突破古典文學研究既有範式的可能途徑。作者在多年前就撰有《半為當年賦洛神》（載《書城》2014年6月号；又收入《〈三國志〉講義》，三聯書店2017年），着重申說曹植撰寫此賦的曆史背景；随後發表過《〈洛神賦〉：從文學到繪畫、曆史》（載《文史哲》2016年第2期；又收入《遠遊越山川：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研究論集》，複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對許多關鍵問題的研判已令人初窺端倪；此番經過大幅度的整合與擴充，更是對這篇賦作的創作曆程、題材淵源、結構布局、主旨寓意、流傳接受、遞嬗衍化等做了巨細靡遺的深入考索。
從“感甄”說到“寄心文帝”說，乃至近人提出的各種新說，盡管貌似針鋒相對，可在解讀方式上倒真可謂萬變不離其宗，不約而同都迎合了“知人論世”的批評觀念。本書對此則頗不以為然，用了不少筆墨來批駁這類牽強比附卻源遠流長的“索隐式”閱讀，“也就是從字裡行間勾勒懸索所謂隐藏在文學中的秘事，用這種方法将《洛神賦》與漢末三國時代的人物、事件聯系在一起，從這裡面揣度曹植的用心，推測他究竟是在影射何人何事”；随即鄭重提醒讀者不要本末倒置，“要了解《洛神賦》的寓意、宗旨，勢必要回到文本，從文本的分析出發，看曹植在這篇賦中究竟講了些什麼”（第五章《〈洛神賦〉的寓意——用多聲部表達守禮》）。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索隐式”閱讀雖然在《洛神賦》接受史上綿延不絕，倒也并非無人對此産生疑惑乃至發起挑戰。初唐史家劉知幾在《史通》外篇《雜說下·别傳》中就已提到：“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僞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離騷辭》，稱遇漁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賦》，雲夢神女于陽台。夫言并文章，句結音韻，以茲叙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采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谮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睹于岩畔。撰漢魏史者，亦宜編為實錄矣。”指摘司馬遷《史記》、習鑿齒《漢晉春秋》未能明辨淩虛蹈空的文學創作與求真責實的史籍編纂之間應有的界限，将兩者混為一談，以緻誤導讀者；最後順帶述及《洛神賦》，對率爾将賦作視為“實錄”的解讀，也含蓄委婉地提出了批評。劉知幾與李善約略同時而稍後，其《史通》寫定于唐中宗景龍四年（710），而《文選注》成書于唐高宗顯慶三年（658），兩者相距僅五十餘年。《文選注》呈上之後，“诏藏于秘閣”（《舊唐書·儒學列傳·李善》）；李善晚年又在汴、鄭一帶（今均屬河南）講授《文選》，“諸生四遠至，傳其業，号‘《文選》學’”（《新唐書·文藝列傳·李邕》）。而劉知幾“以善文詞知名”（《新唐書·劉子玄傳》），舉證的屈原《漁父》、宋玉《高唐賦》、曹植《洛神賦》等均見于《文選》，想必也聽聞過李善研治《文選》的盛名，并有機會檢視秘閣藏書，藉此了解《文選注》的詳情。他對“撰漢魏史者”的戲谑調侃，恐怕正隐含着對“感甄”說的不滿。沿波讨源，這興許是有史可稽的最早針對《洛神賦》“索隐式”閱讀而提出的質問。劉知幾并未因長年擔任史職，參與纂修國史，就心安理得地接納泛曆史化的解讀。這一點往往被包括本書在内的曆代評議所忽視，似乎還有必要拈出強調一下。
劉知幾著、浦起龍注《史通通釋·雜說下·别傳九條》
唐宋以降雖不乏與劉知幾同調者，但可惜所論大抵浮泛饾饤，直至近代學界，對這種“索隐式”閱讀的批駁才逐漸趨于周詳細密。黃侃早年撰有《洛神賦辨》（連載于《民國日報》1916年9月11日、20日），此後遞經潤飾增補，又改題為《洛神賦跋》（載《尚志》第二卷第九期，1919年）和《曹子建〈洛神賦〉識語》（收入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校訂《黃季剛詩文鈔》，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而先後刊布。文中就條分縷析地駁斥舊說荒誕不經，強調“《洛神賦》但為陳王托恨遣懷之詞，進不為思文帝，退亦不因甄後發，庶幾言情、守禮，兩具得之”，對其主旨做出新的诠釋。沈達材的《曹植與洛神賦傳說》（華通書局1933年）更是以專著的形式，分為“洛神賦傳說考”和“洛神賦的解剖”兩部分，做了旁搜遠紹、窮原竟委的蒐求考辨，最終指出“《洛神賦》在體裁上，是摹仿《神女賦》的；而事實上的根據，便是依托着一個什麼宓妃神女來做幌子，這在古人的文學中，也是常見之事，毫不足怪的。故在今日來論《洛神賦》内容的成分，它便是摹仿、依托二者的結晶品。我們最後的結論，仍是不為着什麼而作的”（下部一《洛神賦為什麼作的？》），這隻是純粹的抒情之作，無需過度诠釋。這些研讨毋庸贅言給本書作者帶來了很大的啟發，舉其夥者，在梳理《洛神賦》的淵源時，她先後論及“宓妃的傳說”和“宋玉的神女”（參見第三章《〈洛神賦〉的前史之一——宓妃的傳說》、第四章《〈洛神賦〉的前史之二——宋玉的神女》），就和沈達材所标舉的“摹仿、依托二者”遙相呼應；而在探求《洛神賦》的寓意時，她認為全篇是由“守禮”“言情”和“贊美”這三重聲部構成的複調式結構（參見第五章《〈洛神賦〉的寓意——用多聲部表達守禮》），也與黃侃所述“言情、守禮，兩具得之”有着顯而易見的承傳淵源。不過，若從方法論的角度着眼，與黃侃、沈達材等近代學者的論著相較，本書确實呈現出非常顯著的本質差別，最引人矚目的即大量引入由《洛神賦》文本衍生的書法、繪畫作品，藉此重新對照檢讨，鈎稽考索“索隐式”閱讀産生的源頭，而不再拘囿于通過文學作品的單一視角來進行重複性的分析，故所做考辨愈加周詳嚴密，而最終結論也更為堅确可信。
沈達材《曹植與洛神賦傳說》
黃侃《洛神賦辨》
圍繞着以《洛神賦》為題材淵薮的書法和繪畫，在近年來的藝術史研究領域内其實也多有創獲。其中最具代表性并堪稱集大成的當推陳葆真所撰《洛神賦圖與中國古代故事畫》（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書中竭澤而漁地搜集到創作于不同時代、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九種《洛神賦圖》和其餘多幅《洛神圖》，經過細緻缜密的比對考較，對不同畫作的構圖模式、叙事方法、風格譜系、分期斷代等做了相當精彩的闡釋。然而恰恰因為立足于藝術史研究，是以該書主要聚焦于“圖畫如何轉譯文本的内容、含義以及美學品質；圖畫如何叙事，包括故事畫中所見的各種構圖法；以及在畫面上如何表現出時間和空間等各種重要的議題”（《結論》），也就是棄異求同，着重關注圖像通過哪些途徑來再現文字。《〈洛神賦〉九章》在構思結撰時曾受到陳葆真所用“轉譯”一語的觸動，對畫幅的解讀诠釋也多有取資借鑒，可是在考察視角方面則做出了耐人尋味的調整，即“看清楚圖忠實于賦的部分固然重要，可更重要的，還是要知道圖在轉寫賦的時候，到底增加了哪些資訊、遺漏了哪些資訊，又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增加或遺漏”（《結語：文學研究範式需要一再突破》），也就是棄同求異，更側重辨析圖像與文字之間存在哪些歧異。本書反複強調《洛神賦》中第一人稱的“餘”僅僅是旁觀的叙述者，并非賦作的主角，更不能簡單地視為曹植本人；然而文字一旦被轉化為圖像，畫家就不免要發揮想象去填補空白，“作為叙述者的‘餘’便由隐而顯，由無形變成了一個有樣有貌的君王”，主角也由文本中的洛神一人演變為畫面裡的君王與洛神兩位；而這種直覺生動的畫面又會反過來影響到對文本的了解，“強化了讀者的一個觀念，以為《洛神賦》寫的就是曹植與洛神的邂逅”（第七章《〈洛神賦〉轉化為圖——畫家的第三隻眼》）。經過這番抽絲剝繭的推求分析，作者揭示出在《洛神賦》流傳接受的程序中，并非隻存在文本解讀對繪畫創作的單向影響，還存在着繪畫創作對文本解讀的反向影響。作為文本的《洛神賦》隻有一篇，以其為藍本進行“二度創作”的繪畫倒是接二連三，此消彼長之下所形成的反向影響積微成著，着實不容小觑。畫家們偏離文本後飛馳神思，并訴諸窮态極妍的細緻描摹，無疑會對讀者産生很大的引導。在各類“索隐式”閱讀中起源最早、影響最深遠的“感甄”說，很可能就肇端于将文本轉化成繪畫時所出現的落差。文學與藝術之間的跨域融通在時下頗受重視，甚至有所謂的“文圖學”，緻力于疏通文本内涵與書畫筆墨之間的内在關聯，本書卻強調必須“始終注意到文學和繪畫的差别，尊重它們作為材質不同的媒介，其實各有自己的特性”（《結語：文學研究範式需要一再突破》）。在呈現兩者的共性之餘，更需要留意彼此的異趨互滲，這才是題中應有之義，文學研究者和藝術批評家們确實都需要就此反躬自省。
陳葆真《洛神賦圖與中國古代故事畫》
無論是對“索隐式”閱讀的鈎沉發覆，還是對《洛神賦》主旨的探究闡釋，本書确實多有新見，但所涉及的範圍既廣泛，要解決的疑難也繁多，有時也不免顧此失彼。比如“感甄”說源自李善《文選注》所引佚名《記》，這究竟是在李善作注前就已存世的文獻，還是在南宋尤袤刊刻《文選注》時另行補入的，作者的态度便有些遊移不定。正文中斟酌以往的紛争，認為“《記》應該是唐人或唐以前人所作”；但在注釋裡又大段征引日本學者小尾郊一、富永一登、衣川賢次合編《文選李善注引書考證》（研文出版社1992年）中的論斷（其實日本學者所述即迻錄清人梁章钜《文選旁證》、胡克家《文選考異》的意見，别無發明），提到“據考證，此非李善所引，而是尤袤本添加進去的”（第八章《對〈洛神賦〉及圖的曆史解讀——為什麼是甄後》），并未對此做任何說明，就不免前後失據，令讀者有些茫然無所适從。李善《文選注》成書于寫本時代，早期傳抄流布的情況相當複雜。據唐末李匡乂《資暇集》卷上“非五臣”條說，“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之”，“曾将數本并校，不唯注之贍略有異，至于科段互相不同，無似餘家之本該備也”，可知當時曾有多種繁簡不同、段落各異的寫本并存于世。清人胡克家《文選考異》因為見到袁本（明嘉靖袁褧嘉趣堂覆刻《六家文選》）、茶陵本（南宋陳仁子刻《增補六臣注文選》）中的李善注裡沒有這段《記》，就徑稱尤袤所刊李善《文選注》有所竄亂，實則并無充分的佐證。“感甄”說起源于唐代甚至唐以前，應該是沒有任何疑問的。
為了廓清舊論而證成己說，書中有些細節也容有進一步商讨的餘地。比如曹植在《洛神賦序》中提到“黃初三年，餘朝京師”，與《三國志》及曹植其他作品的叙述就存有出入。李善在《文選注》中排比史籍中的記載，推測“《魏志》及諸詩序并雲四年朝，此雲三年，誤”，這也成為曆來普遍接受的結論。本書則提到“為什麼沒有人質疑李善的推論缺乏文獻依據”，“尤其他推論的前提，是将《洛神賦》當成了一個‘寫實’的作品”（第一章《曹植寫〈洛神賦〉的時間：黃初四年還是黃初三年》），甚至大膽推斷“‘黃初三年’是刻意寫錯一個年份，意在提醒讀者，這絕非紀實，而‘餘’也不完全是作者本尊”（第四章《〈洛神賦〉的結構：對話體以及兩種語言》）。但是若真如作者所判定的那樣，曹植在自序中完全可以含糊其辭，或者索性避而不談即可，又何必節外生枝，刻意寫錯時間來啟人疑窦呢？實際上李善在注中還提到了另一種可能：“一雲《魏志》三年不言植朝，蓋《魏志》略也。”（胡克家《文選考異》因見袁本、茶陵本中沒有這條注文，就懷疑并非出自李善注，認為“此亦尤延之誤取，或駮善注之記于旁者”，恐怕不足憑信，詳見上文所論。）清人朱緒曾就受此啟發，另據沈約《宋書·禮志》所載“黃初三年，始奉玺（《宋書》原作“奉璧”）朝賀”，認為“蓋禅位以來，是年首行元會之禮，其禮自公侯以下執贽來廷，子建實以三年朝京師也”（《曹集考異》卷三），是以《洛神賦序》所言也許并無差誤。文學創作雖然不能簡單地等同于作者的生平實錄，但也完全可以參照、融彙個人的真實經曆或切身體驗，虛構與紀實往往互相滲透雜糅，并沒有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嚴格界限。
在讨論完正題後，本書還饒有趣味附帶介紹了一些“另類的與‘洛神’有關的故事”，相繼采摭了源自東晉幹寶《搜神記》、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裴铏《傳奇》以及清代蒲松齡《聊齋志異》的幾則故事，其内容或是玉女以身相許，或是妒婦争寵投河，或是神女現身說法，或是狐妖托名作祟，确實很能夠說明“《洛神賦》的來曆複雜、線索錯綜，破綻百出而又生機勃勃”，“能給讀者帶來巨大的想象空間”（第九章《〈洛神賦〉變形記——永恒的神女與沉淪的宓妃》）。這些離奇荒誕的情節在不同程度上折射出曆代男性文士的暧昧輕浮，有時甚至流于褊狹低俗。這倒令人聯想到明末清初的柳如是，曾以女性的視角撰寫過一篇别緻的《男洛神賦》（收入《戊寅草》），竭力刻畫“啟奮迅之逸姿，信婉嘉之特立”的男性豐姿。關于這篇賦作的創作主旨，也如同其戲仿的對象《洛神賦》一樣頗多争議。陳寅恪考訂這是柳如是（号河東君）早年向情人陳子龍（字卧子）大膽表白示愛之作，“卧子正當少壯之年，才高氣盛，子建賦‘神光’之句，自是适當之形容。況複其為河東君心中最理想之人耶？宜其有‘男洛神’之目也”（《柳如是别傳》第三章《河東君與“吳江故相”及“雲間孝廉”之關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錢锺書則注意到賦中有“惟隽郎之忽忘”的感傷惋歎，猜測“似詠娈童，所謂‘隽郎’是也”，并批評陳寅恪所做考證“迂謬可笑”（《錢锺書手稿集·容安館劄記·容安館劄記》卷一，商務印書館2003年）。究竟孰是孰非，迄今似仍無定谳。由此可見，盡管《〈洛神賦〉九章》已經為《洛神賦》在後世的遞嬗衍化勾勒出大緻的輪廓，但毫無疑問其間還有許多有意思的議題值得去深察細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