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思勇（公衆号：常識）今天
社會民主黨人反叛
第三帝國龐大而複雜的警察系統和鎮壓機器的主要任務是捕獲和清除納粹主義在德國的内部敵人。
社民黨和共産黨比納粹德國的其他團體更有能力抵抗。德國的勞工運動曆來一再被禁止和鎮壓。在19世紀初，梅特尼斯利用警察鎮壓勞工運動;1848年革命後的德國政府也鎮壓了勞工運動;俾斯麥号以其反社會主義法律而聞名，在1878年至1890年間通過了《反社會主義法案》。
是以，社民黨從事地下活動并不是什麼新鮮事。他們認為，既然世界級政治家俾斯麥無法将他們處死，那麼啤酒館的小煽動者希特勒就更不可能了。社民黨活動人士迅速采取行動，印刷大份報紙、報紙和傳單，秘密分發給社民黨支援者，試圖加強他們抵制納粹宣傳的決心。馬克思主義在當時仍然深深植根于社會民主黨内部，它使許多人相信納粹政權的滅亡是可以實作的。1929年的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曆史上最大的一次，納粹政權隻是最後一次絕望的自我保護抵抗。我們現在所要做的就是團結起來，等待第三帝國自毀。社民黨認為，通過讓群衆準确把握這一點，就有可能摧毀納粹政權的思想基礎，使群衆做好消滅納粹主義的準備。
然而，抵抗的結果非常令人沮喪。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叛亂分子缺乏上司。社民黨大多數顯赫成員都流亡國外，而留在國内的德國社民黨上司人幾乎要麼在監獄裡，要麼在集中營裡，要麼被殺，要麼被噤聲。其次，事實證明，流亡的上司人并不能提供有效的上司。流亡的上司層拒絕妥協，疏遠了許多在1933年投票決定留在家中的同志。1934 年 1 月，流亡的上司層發表了《布拉格宣言》，主張直接沒收财産，并在希特勒垮台後立即采取摧毀大商人和商人的激進政策，使情況更加複雜。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喚醒公衆反對納粹政府的想法從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
納粹政權徹底"整合"了各種地方組織和協會。不同名稱的組織，如兔子育種協會和體操俱樂部，想挂羊頭，賣狗肉，從他們的名字中删除社會民主這個詞，并保持上司層和所有成員的完整性，但類似的政策很快被警察和當局發現，這些組織被強行禁止。是以，社民黨的抵抗運動無法擴大規模，隻能由一群由活動人士組成的地方精英來維持。
德國共産黨人的抵抗
自1920年代末以來，德國共産黨一直追随莫斯科的極左路線，譴責社民黨是社會法西斯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的主要障礙。即使在1933年和1934年，當德國共産黨和社會民主黨被取締和暴力鎮壓時，德國共産黨的總路線也沒有改變。
1933年5月，德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重申了被第三國際譽為"黨絕對正确的政治路線"，并繼續堅持反社會法西斯主義者的立場。"盡管這些社會法西斯主義者已被踢出政府，盡管他們的組織和出版機構受到殘酷鎮壓，但正如我們所做的那樣，所有這些都沒有改變他們仍然是支援資本主義獨裁統治的主要社會力量的事實，"他們說。當時的主要共産主義者弗裡茨·赫克托（Fritz Hector）在1933年末仍在大聲疾呼，"勞工階級隻有一個真正的敵人，那就是資産階級法西斯主義及其背後的主要社會力量：社會民主主義。"
批評極左翼路線并主張與社民黨合作的共産黨人，如赫爾曼·雷默和海因茨·諾依曼，于1932年被趕出黨的上司層，留下長期相信的恩斯特·蒂爾曼作為該黨的名義上司人，但他在議會縱火襲擊後被捕入獄，失去了行動能力。
德國共産黨之是以持有這些嚴重脫節的觀點，不僅僅是因為它無條件地忠于莫斯科。它們也反映了自1918年革命以來兩個勞工階級政黨之間長期存在的敵意。在1918年革命期間，共産黨上司人卡爾·利布克内西和羅莎·盧森堡被社民黨的自由軍團殺害。反過來，社民黨知道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政權已經殺死了大量的反對者，俄羅斯的"社民黨"孟什維克首當其沖。随後的失業浪潮對共産黨的影響更大，加深了兩黨之間的惡化。
社民黨很擁擠。1933年初，社民黨有100多萬黨員，而共産黨隻有18萬人。社民黨對黨的忠誠比共産黨更持久。然而，多年的外部迫害和持續的内部清洗導緻了共産黨的紀律和堅定的團結。此外，共産黨有秘密工作群組建秘密組織的傳統。共産黨的傳統比社民黨更緊密、更有效率地形成。
在第三帝國的早期，共産黨無疑在抵抗中更加積極和持久。埃文斯認為，這是因為德國共産黨人缺乏對形勢的現實考慮和判斷，是以他們狂熱地相信，整個資本主義，而不僅僅是納粹政權的滅亡的日子已經近在咫尺，隻有幾個月的時間了。是以，共産黨人必須冒着犧牲自由和生命的危險，為了取得無産階級革命的完全勝利而抛出他們的頭顱和鮮血。
共産黨人有更強的使命感，并盡可能地保持共産黨在德國的存在。黨的情報人員和特工往返于巴黎、布魯塞爾和布拉格等離岸中心，經常擺出一副可能的樣子來維持抵抗或恢複支離破碎的運動。政府每次組織突襲，都會散發一些傳單，以歡快而積極的語氣揭露警察的暴行，表明納粹政權未能摧毀抵抗運動。但這種鬥争是該黨失敗的原因，因為傳單使它既能被勞工注意到，也讓蓋世太保注意到。該黨的等級制度和行為也幫助警方識别和追蹤黨支部成員，例如杜塞爾多夫的漢斯·菲佛（Hans Pfeiffer），他在非常時期一絲不苟地儲存信件、會議記錄、訂閱記錄和黨員名單。後來，所有這些"無價之寶"都落入了警察的手中。
困擾社民黨的問題也使共産黨難以相處：與流亡上司層建立聯系的困難，勞工運動的社會和文化基礎遭到破壞，以及最有經驗和最有才華的上司人要麼流亡，要麼在監獄裡，要麼在毒藥手中。
盡管該黨以紀律著稱，但該黨流亡上司層内部的深刻分歧很快顯現出來。分歧的一方是極左翼，它贊成繼續攻擊社民黨，另一方面，共産國際意識到德國共産黨受到嚴重打擊，已經開始敦促該黨和社民黨合作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陣線。1935年1月，共産國際公開譴責德國共産黨以前的政策是"宗派主義"，并呼籲德國共産黨和社會民主黨結成統一戰線。
但畢竟為時已晚。共産黨的地方上司層和普通黨員與社民黨鬥争太久了，不滿情緒加深了。與此同時，德國許多活躍的共産黨人并不知道，由于蓋世太保對德國共産黨情報部門的密切監視，該黨有了新的路線。社民黨也對人民統一戰線的提法持懷疑态度，共産黨用它來反擊社民黨的政策。
蓋世太保鎮壓
當人民陣線的政策全面啟動時，共産黨和社民黨的抵抗組織都受到了蓋世太保的沉重打擊。
1933 年 6 月至 7 月的大規模俘虜迫使抵抗軍重新集結，但蓋世太保很快發現了重組中發生的事情，并再次開始追捕。最緻命的是，1935 年 3 月 27 日，共産黨在柏林的地下總部被擊斃，此後地方黨組織失去了上司和方向。黨員們對他們自1920年代以來一直奉行的極左路線越來越感到沮喪，黨内的士氣正在惡化。從那時起，隻有少數非正式的共産主義者繼續運作，在許多地方，他們甚至沒有。
在第三帝國早期抵抗納粹主義的所有組織中，共産黨是最強大和最無所畏懼的。是以，他們為此付出了最大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