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對張大千的評價是很有意思的：有人把他捧為“一代畫王”，有人卻說他是“僞作大師”。
張大千的繪畫人生頗值一提的，是其于1941-1943年間，曆時兩年零七個月的敦煌之行。此行他生活上風餐露宿，經濟上入不敷出，最終臨摹各朝壁畫共276幅，自此畫風脫胎換骨、蔚然一新。
張大千好好
的為何要去敦煌呢？主要有三個原因：
首先，
早在他拜李瑞清、曾農髯為師學藝時，就聽說過敦煌，後來又見過敦煌寫經和絹畫；
其次，
他在成都、重慶聽老友嚴敬齋、馬文彥等多次介紹敦煌藝術後，又查閱了大量關于敦煌藝術的資料，就更想去了；
最後，
也是最重要的，他是受了書畫家葉恭綽的啟發。葉恭綽曾力勸他放棄山水、花竹，專精人物，重振幾百年來人物畫的頹風。是以張大千就決定了自己的敦煌之行。
在敦煌的日子是非常辛苦的。張大千一行人，分别對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進行編号、記錄、壁畫臨摹等工作。其中，僅莫高窟的編号，就耗時五個月，共編窟号309個，将長三裡，高四、五層的龐雜石窟群編成了一個清晰的大網絡。
此外，臨摹的工作就更加艱苦了。他們采辦了大批的畫布、畫筆、紙張、膠粉和礦物質顔料，然後分三組進行臨摹：張大千等人為一組，負責主要部分；藏族畫師昂吉等人為一組，負責次要部分和上色；其餘的為一組，負責加工畫布和顔料。
張大千在臨摹壁畫，旁邊是藏族畫家
臨摹的環境和條件也是異常艱苦的：場地狹小，對于大幅壁畫，非得爬上梯子，一手提馬燈，一手握畫筆；臨摹壁畫底部時，又得趴在地上，手臂酸疼不已……
尤其到隆冬時節，更是難捱，大家随張大千日出而作，日暮而歸，
“逐日蓬頭垢面，席卧其間，逍遙竹素，寄情玄毫，不知時日，恍若身置另一世界也。”
1943年8月，
“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
和
“張大千畫展”
在蘭州開幕。這是敦煌藝術第一次在國人面前展示。展出當天，參觀者達萬餘人次，張大千的近作更是被訂購一空。次年，該畫展又分别在成都、重慶展出，同樣引起巨大反響。
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作品
國學大師陳寅恪看後，揮筆寫下《觀大千臨摹敦煌壁畫之所感》，指出張大千臨摹的壁畫
“實能于吾民族藝術上别辟一新境界” “為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舉”
，贊譽激動之情溢于言表。
張大千敦煌藝術向世人的展示，還影響了一大批有志青年的人生道路，如首任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的妻子李承仙等人就是在看了張大千舉辦的畫展後決定奔赴敦煌的；大陸著名漫畫家、國畫家葉淺予先生也是受到了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的影響，于1943年由漫畫領域轉向中國畫創作的。
常書鴻夫婦作品：《敦煌飛天舞樂》
但樹大招風，伴随着名聲與榮譽一起到來的，往往還有打擊和批判。
張大千背上的主要罪名，是“破壞敦煌壁畫”一項。這給他的後半生都蒙上了巨大的陰影——他無論走到哪裡，都有人不停地打探這件事，甚至連其子女、學生、親屬都受到了牽連。
對于張大千是否真的破壞了壁畫，主要分兩派：一派咬定他确實破壞了，另一派則持否定态度。
張大千在敦煌
肯定派中有兩個人較有權威。一個是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向達。他将親眼見到的被張大千破壞的壁畫記錄在其著作《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中的《西征小記》一文中，如
“C301/P19bis号洞窟内塑佛涅槃大像……張大千剝離，下露供養比丘像”，
“C20/P16号窟有鹹通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魏博弟子石弘載及浙江東道弟子題記一方，為張大千所剝離，臨行以贈敦煌藝術研究所，不知原在窟内何處”
等句，顯得證據确鑿。
敦煌學家 向達
此外還有一個人，就是中國著名評論家、畫家陳傳席。他在《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等問題》及《畫壇點将錄》中，都講到了張大千破壞壁畫的問題。
說自己1981年去過敦煌，看到很多地方的壁畫被張大千剝離破壞，最令人吃驚的是，他還看到藏經洞即第十七窟的《侍女圖》被張大千題了很多字，最末還落有他本人的姓名……
陳還在文中提到張大千在敦煌時，中央催促甘肅省主席谷正倫将其趕走，其在回重慶途中，還多次被軍統檢查行李和車輛一事。
這讓人看得簡直要完全相信張大千确實破壞了壁畫。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陳傳席
但是也有一些反對者站出來替張大千說話。其中以台灣學者窦景椿的叙述流傳最廣：
窦說他在民國30年随于右任由蘭州前往敦煌，張大千陪他們參觀各洞壁畫，其中有兩面表層已被火煙熏黑并破裂的外壁，能依稀看到内層疑似唐代供養畫像。
有一縣府随行人員為給大家看清楚裡面，不慎用力過猛将表層剝落。而剝落後所露出的色彩斑斓的唐供養人像，則被張大千臨摹下來。
這兩面破壁被打掉後不久，有外來遊客欲求張大千畫而不得，就向蘭州某報通訊，稱張大千有破壞壁畫之嫌。
當年随張大千在敦煌一起臨摹壁畫的他的女婿兼弟子肖建初則揭露了中央催張大千離開敦煌，并在途中派軍統檢查的内幕：是因為他們在酒泉時未給該地的曹專員送畫，引起該專員不滿，遂到甘肅有關部門反映張大千在敦煌大肆破壞、甚至盜竊壁畫。
這兩派各執一詞，說得都有理有據，讓大衆不知該相信誰。
1948年7月，甘肅省參議會突然對張大千提出正式控告，并給他加了三個罪名：
“1.剝奪損壞極大；2.大量竊取；3.公開買賣贈送。”
此案立刻引起軒然大波，社會輿論簡直炸了鍋。
此後，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和前面提到的窦景椿紛紛向各報業申明，張大千沒有破壞、竊取敦煌壁畫，更沒有公開買賣贈送。
《敦煌飛天圖》，張大千1944年創作
在敦煌呆過多年的優秀文物工作者石湍、敦煌研究所研究員史葦湘、敦煌研究院院長段文傑等都紛紛站出來為張大千說話，說他們未在石窟發現張氏破壞壁畫的任何證據。
而在這期間，張大千雖然也恐慌，但始終保持着沉默，沒有對此事作出任何解釋，依然我行我素地忙着自己的繪畫事業。
著名書畫家謝稚柳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理直氣壯道：
“要是你當時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層已經剝落，無貌可辨，又肯定内裡還有壁畫，為什麼不把外層去掉來揭發内裡的精華呢？”
謝稚柳（左三）與張大千（右三）等在敦煌留影
我很好奇大家的觀點，如果你是張大千，對于破壁，你會怎麼選擇？是以保護文物為出發點，一點不破壞；還是會如謝稚柳所說，去掉破壁，将精華的内層臨摹下來，展現給後世人，将中國的千年藝術傳承下去。
不管怎樣，最後我想說兩點實情：
其一，
張大千并沒從臨摹敦煌壁畫撈到任何油水，反而債台高築。為維持在敦煌的龐大開銷，他賣掉了很多珍藏的古字畫，還欠下5000兩黃金的債務，直到20年後才得以還清。
其二，
張大千在敦煌工作期間，多次呼籲國家應盡快将當時無人管理，處于瀕滅邊緣的莫高窟等石窟，收歸國有，并迅速建立有關機構，予以妥善的保護。
後經于右任等人的努力，國家于1944年終于建立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将敦煌的文物藝術納入了國家的保護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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