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張傑 實習生 蔣瑞堯
價值連城的名畫數不勝數。但要說哪一幅中國人最熟悉，最能脫口而出的，北宋畫家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應該是名列前茅的。
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圖》寬24.8厘米、長528.7厘米 ，以長卷形式，繪制了數量龐大的各色人物，牛、騾、驢等牲畜，車、轎、大小船隻，房屋、橋梁、城樓等（據稱包括684個人物、122座房屋、29艘船艇）舉世罕見，以至于“清明上河圖”幾乎成了一個形容詞，用來形容那些風貌刻畫細緻全面的作品。
但這樣一幅傳世珍寶，畫裡畫外，存在不少謎題，未能完全解開。比如關于張擇端的身世，就是個謎題，生卒年都不詳，我們隻能通過畫卷上僅有的85字的題跋來了解他，這題跋是金人張著用行楷在卷後寫下的。
此外，關于《清明上河圖》畫的是什麼季節的場景，也一直未有定論的焦點。
當看到“清明上河圖”這個名字，或許不少人會不假思索地想到，既然是“清明上河圖”，所繪的自然是清明時節汴京人“上河”的景象，但其實該點一直存在争議。
有學者發現，該畫作中的場景雖然可看到，汴河上方街上有“王家紙馬”的賣祭品的店招，但也能看到圖中有其他場景細節指向清明節所在的春天，而是其他季節。由此，開始有一派學者由此認為，“清明上河圖”中的“清明”一詞，不是指時間，而是一個比喻政治狀況清明的形容詞。還有學者認為“清明”是一個地名，這種觀點就是高木森對《清明上河圖》卷的畫名和畫意提出的新解：所謂“清明”，非指時間，而是一個地名——清明坊。據《宋會要輯稿》，汴京内外城及郊區共分一百三十六坊，外城東之郊區共分作三坊，第一坊就是清明坊，即東水門地區，這正是《清明上河圖》所繪制的地區。
祝勇（孫佳妮攝，祝勇提供）
擔任故宮博物院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研究館員、作家祝勇，特别注意到這種種争議和“沖突”。在收入祝勇作品《故宮的古畫之美》中的《張擇端的春天之旅》一文，以及發表在光明日報（2021年10月22日13版）整版的《〈清明上河圖〉的沖突與統一》中，他對之都進行了深入的讨論。
在祝勇看來，該畫作名稱中的“清明”含義所指為何，至今沒有确切的定論，但《清明上河圖》作為一部典型的中國畫，是一部用手卷的形式，展示了春夏秋冬四時（古人不說“四季”，隻說“四時”），有如《詩經》裡的《七月》詩，“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伴随着時令季節的推進，排布出人世間的滄桑與繁華。
觀點一：
《清明上河圖》之“清明”
就是指清明節氣
●
的确有不少學者認為，《清明上河圖》中展示的畫面中的時間是在清明時節。美術史家鄭振铎、徐邦達、張安治、薄松年等均主張“春景”之說，即此畫所繪為清明時節的場景，祭祖和踏青具存，認為《清明上河圖》反映了12世紀初期北宋首都開封清明節時的景況。
1958年，文物出版社所刊《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卷》之後，附有一篇來自現代文學史名家鄭振铎先生的長文《〈清明上河圖〉的研究》。在這篇文章中，鄭振铎從畫面具體描摹内容，到現實主義的創作風格，再到畫作産生的社會背景，對這幅作品作了全面而扼要分析。2020年，這篇長文被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單行本。
在這本書中，鄭振铎談到“《清明上河圖》繪寫的是什麼景物”部分時，明确指出，在《清明上河圖》中，宋代張擇端所繪寫的“時節是‘清明’的時候，也就是春天的三月三日，許多樹木還是秃枝光杈，并未長葉，隻有楊柳的細條已經淺淺地泛出了嫩黃色來，天氣是還有點涼意，可是嚴冬已經過去了。春天帶來了潤朗的天氣，綠色一天天地多了起來，得春很早的杏花正在爛漫地盛開着。……轎子即以楊柳雜花裝簇頂上，四垂遮映。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墳。”我們的畫家張擇端就選擇了這個清明節，布置着他的人物和景色。他使用着長卷的這個中國繪畫的傳統的優良形式，逐漸地展開了從郊外到城内的熙熙攘攘的人物繁阜的社會生活的繪寫。
美術史資深學者張安治先生在《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研究》書中也認可“清明節氣說”，“選擇清明節這一天的活動也是很有意義的。這一個青春的節日給廣大人民帶來了蓬勃的活力和希望；清明‘踏青’是一個古老的風俗，是為了紀念先人或親人進行一年一度的掃墓，使長久禁閉在小天地中的封建社會的婦女和兒童也能夠得到一次郊遊的機會。中下層的工商業者和小市民也都呼朋喚友，在柳綠杏紅、春水微波、芳草如茵的郊野去呼吸一下春天的氣息。”
觀點二：
張擇端筆下的“清明”
暗寓“政治清明，天下太平”
但很快有人發現，畫中季節指向不統一。
馬未都在《國寶100：第四卷》（2021年9月，長江文藝出版社）中最後一篇壓軸文章專門分析《清明上河圖》。他在文章中特别提到“清明”在此含義的沖突之處，“有人認為它描繪的季節是夏末秋初，因為上面畫中有驢馱着炭，之是以有驢馱炭的情節，說明人們準備用木炭來取暖，這表明天快涼了，準備過冬；另外，籬笆上結着茄子，夏天的茄子正嫩，還好吃，到秋天就有點老了，不好吃；再有就是，畫上有很多拿扇子的人，一般都是夏秋之際才拿扇子，上面又有西瓜、草帽、竹笠，還有人赤着胳膊、光着身子；滿大街都是酒樓，有的酒樓上挂着酒旗，有的店鋪招牌上寫着‘新酒到了’。古代什麼時候開始賣新酒呢？中秋前後。糧食豐收，新釀的米酒到了，招牌上還有寫‘口暑飲子’的，意思是說天氣燥熱、口幹，我要喝飲料。是以，很多細節都表明，這幅畫畫的不是春天，而是夏秋之際，故而《清明上河圖》中‘清明’二字就比較費解了。”
此外，還有一些學者發現，在畫中的村莊中，“廣闊的田壟之間，并無禾麥青青，這不符合汴京為北宋産麥區的情況，如此‘踏青’，實在是無‘青’可‘踏’。”在畫中虹橋之南，那座高高聳立的彩樓歡門上懸挂着一面寫有“新酒”廣告的酒旗。對照《東京夢華錄》，可知“諸店皆賣新酒”的時間是在“中秋節前”。
“清明”顯眼與之有沖突。于是，學者開始推測，這個“清明”說的不是節日，而是時代的狀态，是指當時的太平盛世。政治清明，躬逢其盛。宋張擇端花了十年的時間完成了這幅長卷，大概處在北宋發展最好的時期，國泰民安。
馬未都傾向于認同這樣的說法，在《國寶100：第四卷》中，馬未都寫道：“張擇端把北宋時期百姓的喜怒與哀樂、富有與貧窮、悠閑與勞作都畫于一長卷之上。雖人與人有天壤之别，但卻都處在一派政治祥和之中，故曰《清明上河圖》。這種表達也是一種政治形态的表達，物阜民豐、安居樂業乃是千百年來不分民族、不分朝代、不分國度共同的目标。……感謝畫家張擇端，費神十年，寫盡人間美景，道出政治清明，唯有政治清明，方能天下太平。天下太平，萬物安甯。”
但是這種觀點也不牢靠。祝勇提到，在故宮博物院鑒畫30餘年的專家餘輝多次在有關《清明上河圖》卷的專著中指出，《清明上河圖》卷裡暗藏着許多社會危機，是以，《清明上河圖》卷非但不是歌功頌德，反而構成了那個時代的“盛世危言”。如果把“清明”兩字非要往“政治清明”的方向上扯，那麼，《清明上河圖》卷上描繪的受驚奔逃的馬、街上的乞丐、即将撞向橋頭的船隻、官衙門口坐着的懶散的士兵這些隐含着憂患意識的圖景，又該作何解釋呢？
觀點三：
“清明上河圖”畫的
不是某一個季節，而是一年
祝勇又開始仔細觀察《清明上河圖》裡的場景發現，圖上确實不隻出現有春景、秋景，還陸續出現了冬景和夏景。“畫卷伊始，枯樹寒柳之間，那五隻驢子，馱的是過冬的木炭，前面說了，對照《東京夢華錄》，知道那是十月，在農曆裡，十、十一、十二月是冬季；在城鄉接合部，有五人在寒風中前行，女主人和男主人騎在驢上，裹着厚衣，頭戴風帽，其餘幾人亦将雙手蜷入袖内，一副瑟縮怕冷的樣子,這無疑是冬季的景象，至少是冬日将盡，春暖花開的日子還沒有到來（或者秋天已過，冬日已經來臨）；随着畫幅的展開，人們的衣衫愈發單薄，道路兩邊，雨棚、雨傘漸漸多了起來；而當鄉村遠去，河流橫亘，人們看到的卻是水流湍急，尤其在虹橋之下，急流裹挾着一艘大船，即将撞向橋頭，成就了全畫最緊張、最高潮的段落。那絕然不是河水剛剛解凍時刻的景象，而分明是夏季漲水季的景象。更不用說，畫面上越來越多地出現了赤膊或赤臂、僅着短褲者，在衙門外，甚至有衙役脫下褲子，在大樹下酣睡納涼……”
同一幅畫出現不同的季節風貌，這種自相沖突，該如何解釋？祝勇提出一個他的觀點：“《清明上河圖》卷是一部含納了春夏秋冬四時（古人不說四季，隻說四時）的畫卷。有如《詩經》裡的《七月》詩，‘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伴随着時令季節的推進，排布出人世間的滄桑與繁華。”
為什麼一幅畫同時出現不同的季節風物呢？ 祝勇強調，這跟中國繪畫特殊的表現形式，并由此延展出中國畫家特有的時空意識有關。“橫卷的形式”，亦即“手卷”，在晉唐之際的絹本或紙本繪畫中，成為中國繪畫的主流形式。這種橫卷或者手卷，帶來了中國人觀看繪畫的方式的不同：當一個觀畫者觀賞一幅手卷時，他要用左手展放，同時用右手來收卷，于是，他能夠看到的畫幅，相當于雙手之間的長度（約一米左右），不像現在博物館的畫展那樣，把古代繪畫抻平拉直，放在展廳裡，以友善大家觀看。因為手卷是在手中一節節地展開的，是以觀者看到的畫面，永遠隻是一個局部（這或許就是張擇端特别強調局部的原因），而那展露的局部，又随着他雙手的放－收動作一點點地移動，就像電影的鏡頭一樣。
在此，祝勇對《清明上河圖》所畫全部時間做了一個大膽的推測：“卷首的枯木寒林，描繪的是一片荒蕪的冬景；從踏青返城的隊伍（轎上插柳是清明節的标志）到木船在汴河中平穩航行，楊柳依依，春水漫漫，是清明前後的圖景；從水流湍急的虹橋一直到畫尾，是喧嚣熱鬧的夏日（當然，《清明上河圖》卷的時節轉換是漸變的，不宜尋找一個準确的地标，在此姑妄言之）；而長卷在趙太丞家附近戛然而止，結束得甚為唐突，我相信《清明上河圖》卷的結尾是被截去的，而那截去的部分，應當是汴京城的秋天。《清明上河圖》容納了汴京城一年中的季節變換，它可以是某一個特定的年份，也可以是任何一個年份。假若我們把《清明上河圖》卷首和（已消失的）卷尾連接配接起來，就會形成一個閉環，像一圈完整的年輪，讓汴京城的春夏秋冬運轉輪回，永無止境。仿佛張擇端已經預見了後來的災患，于是以這樣的方式，讓這座喧嚣盛大、繁華耀眼的大城，在絹上得以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