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記者 陳茜 徐劉劉 環球時報駐埃及特派記者 黃培昭】編者的話：“認識曆史離不開考古學。”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大陸考古最新發現及其意義為題舉行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講話中這樣強調考古學的重要意義。黨的十八大以來，大陸的考古事業發展突飛猛進。中國考古在科技考古、多學科交叉考古、邊疆考古、申請世界遺産、國際聯合考古和辦展、修複文物以及文物返還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效。近十年來，已逐漸形成新時代考古學的“中國學派”。國際考古界同行也贊歎“中國考古進入黃金時期”。在這個黃金時代，整個社會對考古的認知也發生着變化，“冷門”專業成為“熱門”，“網紅考古”“網紅文博探索節目”等現象的背後，不僅是文化傳承，也是 “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堅定文化自信”。未來中國的考古工作和民間的“考古熱”“文博熱”，也将與實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目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緊密聯系。
考古“由冷及熱”，是全民切身感受
2013年5月2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2009級大學團支部全體同學收到習近平總書記的回信。習近平總書記在信的開頭寫道：“來信收悉。得知你們近一年來不僅校園學習取得新的進步，而且在野外考古實習中很有收獲，甚為欣慰。從字裡行間，我感受到了你們立志為實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而奮鬥的決心和信心。”信中還寫道：“‘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隻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國家和民族的事業中，才能最終成就一番事業。”
當時還是2009級文物與博物館學專業大學生的王思渝現在已是助理教授，回憶起當年和同學們收到總書記回信的那一幕，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正是這封信堅定了自己的事業理想，讓他感受到所學專業不僅是滿足自己的興趣，更多了一份使命感。如今，他的研究方向涉及新博物館學、博物館展覽批評、批判遺産研究和文化遺産社群等。作為知識的傳播者，王思渝還通過授課把“人生理想融入國家和民族事業”的信念傳遞給學生們。
王思渝還是北京大學公衆考古與藝術中心的主任，與同僚合作策劃過很多展覽和學術活動，吸引了衆多校内外的觀衆和參與者。他表示，這十年來切身感受到中國考古學的蓬勃發展。王思渝說：“當年我們還是大學生的時候，考古學其實是一門冷門學科，但是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來報考這個專業，這讓我感到自豪。”
王思渝的話讓《環球時報》記者想起2020年湖南耒陽女生鐘芳蓉報考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引發的社會熱議。那一年的7月，鐘芳蓉聯考成績考出676分，名列湖南省文科考生的前茅，她選擇考古專業給國内持續升溫的“考古熱”又增加了不少熱度。
談到考古專業“由冷及熱”的變化，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沈睿文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目前主動填報考古專業的人數在過去幾年有明顯增多，并且真正喜歡考古學科的人數也不斷攀升，很多學生甚至在中學階段就會有意識地看相關的文獻、書籍，考古學在年輕人中‘熱’起來與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與支援是分不開的。從大環境來講，現在是中國考古學的黃金時代。”
除了考古專業領域的“漸熱”，民間的“考古熱”“文博熱”也值得關注，各地博物館吸引了大批觀衆，《國家寶藏》等大型文博探索節目收視率也很高。年輕的手工藝達人雁鴻是個知名“網紅”，她發到網上的作品中有用3000顆堅果殼做的黃金盔甲、用易拉罐還原的《甄嬛傳》中華妃的頭飾……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她這些年癡迷于與考古相關的知識，并感受到同齡人中的“考古熱”“文博熱”。她把自己做的、靈感來自三星堆出土文物青銅神樹的頭飾發到社交媒體上，很快就收到很多網友點贊。雁鴻還被一檔節目邀請到三星堆博物館學習修複文物，博物館中的展品令她感到震撼。她表示：“我在博物館收集了很多資料，它們都是我以後創作的寶貴素材。”
為新時代考古學科賦予新的曆史使命
2020年第23期《求是》雜志刊發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文章《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文章指出，經過幾代考古人接續奮鬥，大陸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曆史軸線，增強了曆史信度，豐富了曆史内涵，活化了曆史場景。很多業内人士認為，這篇文章的标題就點出了中國考古學的使命，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考古工作是一項重要文化事業，也是一項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的重要論斷，也為新時代考古學科賦予了新的曆史使命。
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資深研究員、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謝茂松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連續未斷裂的原生道路文明，同時具有對曆史的最為完整的記載，顯示出中國在世界上最為成熟、發達、完備、延續的史學傳統。回顧曆史，中國現代考古學1921年誕生，正好與中國共産黨誕生于同一年，夏鼐、蘇秉琦等考古學家都講述過中國現代考古學起源與“五四運動”的特殊關系。
謝茂松認為，中國文明傳統正如川流不息的流水，今天的中國是從曆史的中國而來，真可謂古今一體。舉例來說，蘇秉琦将中國新石器時代劃分為六個文化區，并進一步概括為“面向内陸”與“面向海洋”兩大區，這與當今中國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灣區、京津冀、成渝等區域發展有着異曲同工之妙。在他看來，未來十年，中國的考古工作将與實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目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聯系。由于中國曆史的獨特性，世界也必将對中國考古、中華文明越來越感興趣。
埃及文物部前部長馬姆杜·達馬提近日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還回憶起2016年1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埃期間參觀盧克索古埃及文明遺址時的情景。當時應邀做講解的達馬提說，中國上司人強調，中埃是擁有悠久曆史的文明古國，兩大文明要加強交流互鑒。
這些年，達馬提一直關注中國考古事業的發展。他告訴記者，中國大量的考古發掘，是寶貴的人類文化遺産，可以喚醒沉澱的曆史記憶，凸顯中華文明的燦爛輝煌，彰顯中國文化大國的地位。達馬提說：“考古就是探照自己民族的過去，虔誠地與祖先展開對話；考古就是挖掘曆史，挖掘民族自信，事關國家的文明認知和文化基因血脈赓續，是以，中國的‘考古熱’意義非凡。”
“永遠不知道會有哪些驚天發現”
讓“網紅匠人”雁鴻感到震撼的“三星堆”可謂國内家喻戶曉的“網紅考古”。在國家文物局剛剛揭曉的2021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名列其中。“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自2000年9月，時隔30多年三星堆發掘重新啟動以來，驚世文物不斷上新，已出土有編号文物近萬件。作為親臨一線、見證這一重大曆史發現的考古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長、三星堆祭祀區考古發掘現場負責人冉宏林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三星堆等重大考古曆史發現離不開中國考古學學科的快速發展。在他看來，科技考古的應用、工作理念的推陳出新，特别是多學科聯合考古與文物保護的同步進行都大大提高了三星堆考古工作的效率。
冉宏林坦言，過去十年，他的工作定位也發生了變化——認識到自己不僅僅是考古工作者，更是文化遺産的保護者、中華文明的傳播者。他希望将三星堆的考古成果作為世界遺産展示給世界，讓更多的人了解到古蜀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分支。據他介紹，下一步三星堆遺址的發掘工作仍将以祭祀區遺迹為重點，除了繼續開展祭祀區新發現的建築遺迹的發掘之外，還将以進一步了解三星堆城址聚落結構為目标，開展月亮灣區域的考古發掘。
“最近十年來，中國考古學發展的速度有目共睹。”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賈笑冰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國家層面對考古學的重視與日俱增，展現在政策的支援、經費的支援、人才培養與建設的支援等多個方面。他還表示，從社會層面看，近年來的“考古熱”、考古類節目的熱播、對考古新發現和新研究成果的關注、對文物保護重視程度的提升等均展現出考古學的社會意義在國内不斷增強。從考古學自身角度看，研究領域、學科理論與方法也在不斷拓展與深化。賈笑冰感慨地說：“就我個人來講，突出的感受就是考古學研究不再是‘冷門’、不再是‘坐冷闆凳’的少數人的研究，它越來越與社會發展、人民群衆的精神文化需求等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工作結合在一起。同時，随着學科發展，更需要不斷完善自己的知識結構，努力接受和掌握新理論、新技術，這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是以說，考古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學科，你永遠不知道下一手鏟會發掘出來一個什麼樣的驚天發現。”
走出國門，與世界共享“中國經驗”
中國考古界與世界的合作，也是這十年來的一個亮點。舉例來說，201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開始與洪都拉斯人類學和曆史學研究所及美國哈佛大學合作，在洪都拉斯屬于世界文化遺産的科潘遺址開展考古工作。2017年8月，中國政府援助尼泊爾“九層神廟”震後修複工程正式開啟。同一年，中蒙聯合考古隊合作破解“三連城”。中國政府還持續20多年向高棉吳哥窟派出文物保護專家，柬方古迹保護和管理機構發言人表示：“即使是疫情期間，柬中考古合作也沒有停止。”
“中國考古學在很多領域的多學科綜合研究走在世界前列，這有助于我們全面認識世界文明的本源。”賈笑冰這樣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他還表示，中國的境外考古正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趨勢，走出國門的考古隊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代表的都是中國的形象。賈笑冰曾在2012年與烏茲别克斯坦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對安集延州的明鐵佩遺址進行系統發掘，這項工作為古代絲綢之路和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學材料和認識。
2018年，作為中國考古隊隊長，賈笑冰又帶領中國團隊赴埃及進行首次聯合考古，做田野發掘工作。在中埃兩國考古學家的努力下，進一步完善了對卡爾納克北部地區建築布局的認識。這是首次由大陸學者主導的埃及考古項目，實作了大陸在埃及考古領域零的突破。談到這些，賈笑冰表示，具體到中埃兩個文明古國在考古領域的合作，如何在文明起源、發展道路和運作機制都有所不同的大背景下，充分地互相了解與合作，真正達到文明互鑒的目的，是他們需要接受的一項挑戰。
埃及文物部前部長馬姆杜·達馬提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近10年來，中國考古成績斐然，讓世界同行非常羨慕。來自中國上司人的重視和關心，極大地激發了中國考古界的動力。中國這些年還參與對世界古文明的發掘和保護，貢獻獨特。中國考古界這些年積累的經驗，也分享給國際同行，給了大家很多啟發，值得借鑒。埃及作為文明古國，願加強與中國在考古領域的合作，使自己的輝煌過往能夠被更多的中國群眾所了解。”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教授霍政欣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截至目前，中國已在包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中美洲、非洲的20多個國家開展50餘項考古調查發掘和學術研究項目。中國發揮考古人才和技術優勢，或與相關國家展開考古合作，或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很好地增進了民心相通。
科技考古的應用也将中國考古融入世界考古。在沈睿文看來，科技考古的标準是世界性的，它的結果可以作為進一步讨論的共同起點，這一應用也提高了中國學者将中國考古納入國際視野的可能性。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目前中國考古走出國門，走向世界，需要有計劃地進行規劃，将考古工作和國家戰略、人才儲備相結合。據了解，2017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率先在全國高校中設立外國考古——外國語言與外國曆史專業（考古學方向），跟北大元培學院、外國語學院聯合培養了一批既懂得考古，又可以在國際舞台上為中國考古發聲的高才生，目前，該專業已有兩屆大學畢業生。
面對三星堆，“美媒怎能保持沉默”
“中國努力成為世界考古領軍者。”《今日美國報》2016年7月就刊文關注過中國考古的飛速發展。美國自然曆史博物館的古生物學家金蒙2018年也在《國家科學評論》撰文稱，中國正處于“（考古）發現的黃金時代”，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新技術應用、高品質的人才和國際合作。他特别強調，中國政府加大了對古生物學和考古學的投入，并擁有一些世界上資金最充足的項目。
“三星堆的世界，世界的三星堆”。在2021年中國公布三星堆新發現後不久，美國哈佛大學考古系主任傅羅文（羅恩·弗拉德）專門以“這是中國考古的黃金時代，但西方正在忽視”為題在美國《華盛頓郵報》上撰文，呼籲美國社會應給予中國考古發現更多的關注。他在文中這樣寫道：“盡管美國社會源于不同地理和文化根基，但我們應努力承認并贊美這些多樣化來源，包括更關注中國激動人心的考古發現。”
傅羅文師從國際知名的東亞考古學家羅泰，多次到中國參與同考古機構和高校考古院系的合作項目。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三星堆是整個古代人類曆史的一部分，這麼偉大的考古發現，美媒怎能保持沉默？讓我欣慰的是，文章發表後，我收到很多積極回報，他們對我的觀點表示支援。”
在傅羅文看來，國際考古界，尤其是那些與中國毫無交流的考古學家，過去存在着一個誤區——認為“中國的考古學比較窄，還不成熟”，但現在，像他這樣與中國同行有過接觸的學者都知道這并不是事實。他表示：“中國考古取得令人贊歎的成就，正成熟發展。”傅羅文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尤其是近十年，中國政府為考古事業發展投入“海量”資源，培養了一大批前沿學者，他們遠赴海外，學習學科頂尖知識，學成歸來後建立新項目，繼續與海外頂級專家共同開展相關研究。中國考古的主要研究機構和高校承擔了大量國家級研究項目，而三星堆的重大發現正是中國考古領域秉承合作精神和發展成熟的最好展現。
“毫無疑問，中國考古還會繼續前行，取得更大成就。”傅羅文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相信中國考古學界還會開展更多的國際合作，在引進和應用國際上最好、最新考古技術的同時，也讓世界考古共享“中國經驗”。
談到美國頂尖同行對中國考古界的贊許，沈睿文表示，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已經百年，支撐一代又一代考古人辛勤工作的原動力是他們對考古的熱愛、責任感和使命感，以及日益增長的文化自信。中國的考古學已成功地完成本土化，走出了一條考古學中國學派的道路，這一點在目前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是極為突出的。
沈睿文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中國的考古學和西方的考古學有着本質的差別，即他們的研究方法不一樣：西方的考古學注重從人類學的角度進行研究，而中國的考古學更多的是依據可靠的曆史文獻記載，有着深厚的曆史主義傳統。随着科技手段在考古學中的運用，考古學已逐漸向文理交叉的人文學科轉變。
“我們猶如航行在曆史的長河中，曆史事實和考古材料與我們擦肩而過，我們永遠帶着問題去探尋，不斷打撈那些被遺忘、被忽略的過去。”在結束對中國考古發展之路話題的采訪時，國内一位考古學家對《環球時報》記者做了這樣的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