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堯學與一等獎】中國科技獎勵之我見

李培根：中國科技獎勵之我見

“張堯學與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賽先生》的第2篇評論

2015-01-23

李培根（中國工程院院士、原華中科技大學校長）

客觀地評價我國的科技獎勵工作，我們應有兩點基本共識：一是多年以來，國家的獎勵政策對我國的科技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尤其是在科技相對比較落後的時期，這個作用更為明顯；二是我們評出來的獎勵，絕大多數是做得不錯的。但是，這兩點認識不能掩蓋目前國家科技獎勵制度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以及未來可能存在的更大的負面作用。下面談談我的認識。

作為“中間承認”的官方獎勵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對科技成果的“終極承認”。獎勵實際上是一種對科技成果的承認，評獎主體是國家和政府，這是官方的，屬于官方的承認。對科技成果水準的“終極承認”應該是什麼？不妨分析一下合理的終極承認。科技成果的終極承認不應該是官方的承認。屬于技術的成果，最後的、終極的承認是市場的承認；屬于科學的成果，終極承認不是市場，但也不是獲得獎勵，而是科學界同行的廣泛認可。總之，對科學工作、科技活動的承認，政府給予獎勵不是終極承認，隻是一種“中間承認”。

對科技成果的承認，需要伴随一個利益的承認。假如說沒有獎勵，利益的承認是要與終極承認挂鈎的。譬如做技術的，市場承認了，利益跟着就展現了；做科學的，得到科學界同行的共同認可，某種“利益”往往也跟着展現。

現在有一個中間的而且是官方的承認，即科技獎勵。利益至少在相當層面上與中間承認（獎勵承認）挂鈎了。因為它不是終極承認，是以這個挂鈎肯定會有一些扭曲的現象。有些本來不該有那麼高的利益卻給予了，或者是有些本來該得到的利益，因為未得到中間承認（獎勵）而沒有得到，于是就産生了某種扭曲。

目前的獎勵政策使科技人員更容易急功近利。科技人員做科技研究的驅動力是什麼，理想的應該是興趣，但現實情況中不可能完全憑興趣，多數人要根據國家的需求，或者是市場的需求。但是我們假定，如果沒有中間承認的話，科技人員的驅動力是什麼？譬如做技術的，希望成果未來得到市場的承認，做科學的希望得到學界的承認。把驅動力放在這個上面，即使主要不是興趣，我認為也是很好的，因為直接與終極承認挂了鈎。但實際情況是，現在科技人員的科研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和終極承認挂鈎，而是和中間承認挂了鈎。能否得獎成為了科技人員的科研驅動力，大家眼睛都盯着獎，這就會産生一種不好的作用。目前的獎勵制度的确對科研人員的驅動力帶來一些不好的影響。

獎勵制度既破壞了本應有的模糊性，也破壞了本應有的清晰性。無論是科學還是技術，衡量一個人的水準，通常要保持一定的模糊性，水準不是一秤就能稱出來是幾斤幾兩的，它有一定的模糊性。成果也是一樣的，也有一定的模糊性，很難稱出幾斤幾兩。但是，現在的獎勵制度破壞了這種模糊性，本來社會中間這些東西存在一定模糊性是合理的，獎勵制度破壞這個模糊性後，必然導緻一些問題。假如我得到了一個國家獎，另外一個人的項目跟我項目的水準差不多，一起去參加評比，我評上了，他沒有評上，我還真不敢講沒評上的一定比我的水準差。由于有名額限制，這種情況常常發生。但是，評上和沒有評上的差别就大了，因為很多東西與獎勵挂鈎了，講水準的時候，似乎你有兩個國家獎、三個國家獎，那個比你少，或者沒有，“水準差距”就出來了。本來是模糊的，因為有了獎勵，使得應該保持模糊性的地方變清晰了。我們很多評價（如評重點實驗室、傑青、長江學者、院士等），差不多都要看獲獎數量，本來模糊性的東西因為獎勵而清晰了，這是有問題的。當然，社會上存在該清晰的地方卻變得模糊了的問題，譬如科技工作的社會價值。做技術的，最後應該由市場決定，這個價值展現得比較清晰，但是因為獎勵加在了中間，獎勵成為了社會價值的認同，就使得這個價值變得模糊了。該保持模糊性的地方我們把它變清晰了，本來應該清晰的地方獎勵又把它攪模糊了，這也是科技獎勵帶來的問題。

 評獎也成了适宜社會不誠信種子發芽的一種土壤。當今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社會誠信嚴重不足的時期，社會大環境存在不誠信的種子，盡管模模糊糊，但的确是客觀存在。實際上，評獎也成了适宜社會不誠信種子發芽的一種土壤，不誠信的種子很容易在這個土壤上生根發芽開花，使不誠信越來越多。是以我認為，在目前中國社會誠信嚴重不足的時期，評審活動是非做不可的才去做，可做可不做的就不要做。由于我們的社會誠信不足，隻要有評審，就會有問題，這一點，不能小視。

本文一開始就肯定了我國幾十年來的科技獎勵政策，認可評出來的獎勵大多數是好的或比較好的，對于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是有積極作用的。下面不妨分析一下假如未來沒有國家官方的科技獎勵會有什麼問題？如果不設國家獎，我們有沒有辦法承認科技人員的貢獻？

終極承認擺在那裡，不管政府的科技獎勵有還是沒有，終極承認總是存在的。做技術的，市場會決定，即使不是普通市場決定的，例如國防的、國家戰略資源方面的，也一定會有某種方式的終極承認。此外，同行認可更真實。學術水準也好，工程技術水準也好，同行之間自然有一杆秤。甚至有些工程技術人員，正在做的一些重要工作，雖然還沒有得到獎勵，甚至還沒有鑒定，但是領域内的同行們都知道他們工作的水準。科學更是如此，科技期刊、科學文獻、會議交流報告基本能反映他們的工作與成績。是以，科技人員的貢獻與水準，無論是哪個領域，包括國防軍工領域，沒有官方的獎勵也容易得到同行的認可或者終極承認，而且是更真實的承認。

獎勵的作用随科技發展程度增大而降低，甚至變成負作用。我們總是強調國家科技獎勵有一定的作用，現在要分析在不同時期的作用。越是科技落後的時期獎勵的作用越明顯，随着科技的發展，作用會發生變化。科技發展的程度越高，獎勵的作用就越低。早期因為中國科技太落後，通過獎勵刺激科技人員，提高科技人員的地位，這是有作用的。是以，不能否認以前科技獎勵的作用。但問題是，随着中國科技地位的提高，科技獎勵的作用越來越小，甚至到一定的時期會有一個無形的拐點，不僅僅起不到積極作用，甚至可能會起負面的、消極的作用，或者消極作用将大于積極作用。官方科技獎勵政策使獎勵的驅動力成為很多科技人員的科研驅動力，這就是一種不好的作用；科技人員的貢獻與水準本來應該保持一定的模糊性，獎勵使它清晰了，導緻一批人的積極性會受到挫傷，這又是一種不好的作用。科技發展到一定程度後，負面作用會更大，對此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如果沒有官方科技獎勵，受益最大的當是貨真價實的科技成果的所有人。反對逐漸取消官方科技獎勵的人總是擔心科技人員的貢獻得不到應有的承認，而一些無所作為的人會是以而受益。這種擔心完全是多餘的。因為得到終極承認的成果一定是貨真價實的。在有官方獎勵政策的環境下，因為評審的存在，使成果受到主觀因素影響而産生某種扭曲。也就是說，某些不一定貨真價實的成果可能得到本不該得到的承認，甚至有貨真價實的成果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的情況。是以取消官方獎勵隻能使貨真價實的成果得到更真實的承認。

基于這些認識，中國應該有一個計劃，逐漸做到取消政府的科技獎勵。

完全不必擔心民間科技獎勵可能很濫的問題。我贊同民間設立科技獎勵，有人又擔心某些民間獎勵可能會很濫。假如說民間的某些獎勵會更濫，但是濫又有什麼關系呢？一個學會，或者學會下面分會、專門委員會，乃至其它民間機構，自己做一個獎勵，做得很濫，這又有什麼關系呢？大不了沒有人承認它就是了。倘若民間的獎勵做得含金量很高，自然會得到承認。民間獎如果有濫象，不用太擔心。

加強同行評議等做法無法根本改變目前獎勵的問題。反對取消獎勵的人也承認目前獎勵政策的問題，但是主張改善操作方式而消除某些弊端，如加強同行評議。從操作的角度講，如果不取消政府獎勵，隻是通過加強同行評議改進它，其實不太可能。如同行評議這個事情操作起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例如機械行業的評獎，機械是一個很大的領域，其評委是大同行。有時候小同行之間也不熟悉。如果真正讓完全熟悉情況的小同行去評審一個項目，這是很難操作的。退一步言，即使能如此，那麼不是小同行之間的項目水準又如何比較呢？是以，指望通過同行評議而根本改變目前獎勵的弊端是枉然的。仔細分析一下各種方案的可行性，真的要改得很合理幾乎不可能。

總而言之，結論還是逐漸取消政府獎勵。大的可以保留，例如最高國家獎，數量很少，而且是針對個人的，可以保留一點，但是一般性的獎應該取消。當然取消可以有一個過程，有一個計劃，逐漸取消或者是逐漸由民間獎勵取代。

（本文根據作者在某座談會上發言記錄修改整理。《賽先生》獲授權刊發。）

人物介紹

李培根，1948年生，湖北人。教授，博士生導師。2003年12月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1981年在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獲得碩士學位，1983年赴美留學，1987年在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獲得博士學位。

曾任華中科技大學校長，國家863／CIMS主題、國家863／機器人技術主題專家組成員，國家863先進制造及自動化領域專家委成員，現為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副理事長，教育部機械工程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