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敵人打到了我的村莊，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
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聞到故鄉泥土的芳香，一樣的流水，一樣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歡笑和夢想。
江水每夜嗚咽地流過，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
——端木蕻良《嘉陵江上》
端木蕻良是誰？
對許多人來說，這個名字并不響亮。正如王富仁在《端木蕻良》一書中評價，如果我們提起徐志摩、林語堂、施蟄存這些名字，恐怕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但如果我們提起端木蕻良或是駱賓基這些左翼作家，恐怕則是知者寥寥。但是由他親自作詞、賀綠汀譜曲的《嘉陵江上》，在當年可以說是唱遍了中國的大江南北。然而他的家鄉，并不在嘉陵江畔的重慶，而是在浩瀚遼北草原上的小城昌圖。
1939年，當端木蕻良寫下這首歌詠嘉陵江的歌曲時，他的内心想起的卻是正在遭受日寇蹂躏的家鄉。他想念那裡“沒有收割的菜花，和那餓瘦了的羔羊”，想念自己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天像藍釉子盆似的覆在翠碧的原野之夜”，在燦爛的北鬥星指引下，那裡是祖先當年為自己找到的埋骨之地，“山抱着水，水抱着山。老人像獵狗聽察從遠處走攏來的食物似的，尖起了敏感的耳朵，按在地上，細細地聽，隻聽見一片響，從正南向正北流去，像是風，又像是水”。
人在廣袤的大地上行走，從來處一路尋找自己的歸處。國土的含義，家鄉的含義，便是世世代代祖先的足印丈量的大地，便是一代代先輩倒下時埋骨成塵之所。是以，“我必須回去，從敵人的槍彈底下回去。我必須回去，從敵人的刺刀叢裡回去。把我那打勝仗的刀槍，放在我生長的地方。”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6月11日專題《為了忘卻的記念》B08版。更多文章見文末連結。
撰文 | 劉亞光
端木蕻良
01
端木其人：被忽視的左翼作家
1912年，端木蕻良出生于今遼甯省昌圖縣，本名曹漢文，後于天津南開中學讀書時又改名為“曹京平”。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令東北局勢緊張。彼時正于清華大學就讀的端木積極地投身抗日活動，并于次年加入北方“左聯”，此後又因叛徒出賣逃往天津，開始了漫長的流浪之旅。直至暮年，他才有機會再次傳回自己的東北老家。
在中國文學史上，20世紀20-30年代湧現并成形的東北作家群體被認為是讨論現代左翼文學時繞不開的一群人，端木作為其中的一員，擅于将自己對社會的觀察、厚重的情感與對家鄉山野風光的細膩描寫融為一體，筆調兼具着唯美和冷峻。他寫鴜鹭湖的水，神秘而陰郁，濃霧中“空無所有”，月亮裡“透着萎靡的蒼白”。他也寫科爾沁旗的草原，稱那大地之是以不平，是因為“它總有流不完的眼淚”。
1936年，正是在完成第一部短篇小說《鴜鹭湖的憂郁》後，漂在上海的曹京平決定給自己取一個帶有家鄉特色的筆名：以“端木”為姓，以東北家鄉紅高粱的别稱“紅粱”為名。然而在當時，公開用“紅”字會被認為有“左”的嫌疑，故後又改名為如今人們所熟知的“端木蕻良”。這段取名轶事背後所映射的時局，也成為彼時的左翼作家群體面對的共同境遇。
端木起意取筆名，也是受到當時左翼作家領袖魯迅的建議。在魯迅的眼中，當時中國的衆多文人對中國面臨的危亡困局都缺乏足夠深切的體認與共情，他們或是躲避進象牙塔中鑽研玄思，或是抽象地談論社會公義等概念，而在面對正在真切發生的東北危機，卻保持着極其“平淡沖和”的心境。而家鄉淪落的端木蕻良，其作品中轉化自切膚之痛的那份對蒼生的悲憫，以及來自于親身觀察的對社會沖突的直面，無疑都讓魯迅稱道不已。
自1932年還在清華念書時，端木已與魯迅有過書信的往來。魯迅不僅引薦這位年輕人進入對新人并不友好的上海文壇，幫助其發表文章，還激勵其寫出了最著名的長篇作品《科爾沁旗草原》。然而，魯迅在世時，端木從未與其謀面，這也成為了其一生的憾事。魯迅去世後，端木接連寫作《永恒的悲哀》、《民族魂魯迅》等作品，以寄托深深的懷念。
作為文壇領袖，魯迅生前經常組織志同道合的左翼作家們在家中聚會，共話時局和文學問題。與端木一同常常成為座上賓的，還有作家蕭軍和蕭紅。如端木的第二任妻子鐘耀群所評價，文學史家們研究端木，關心他和二蕭之間的交往細節，甚至多過于關心他的作品。
02
兩段婚姻：端木辜負了蕭紅嗎？
端木和蕭軍、蕭紅初識于1937年胡風組織的《七月》籌刊會，在這次會上，正是蕭紅提議把胡風原定的《抗戰文藝》改名為《七月》，理由是原名字“太一般了”。這讓端木發自内心地欣賞蕭紅，而這份真誠的欣賞，可能也是蕭紅很少從那時的蕭軍那裡得到的。1938年，端木與二蕭共同任教的臨汾民族革命大學在日軍的威脅下面臨撤退，端木與蕭紅決定跟随丁玲的西北戰地服務團撤回延安，而蕭軍卻執意留下，二蕭自此公開決裂。
與此同時，蕭紅與端木蕻良越走越近。他們這批“流亡青年”中，端木的衣着打扮顯得與衆不同，常常是皮夾克配燈芯絨毛褲，洋裡洋氣，透着一股子不羁。其他作家常對他議論紛紛，而蕭紅則愛端木的這種我行我素的自由做派。在跟随丁玲前往西安期間，蕭紅常跟着端木一起逛他最愛的碑林，聊彼此欣賞的文學。1938年6月，蕭紅和端木在武漢大同家旅館舉行了簡單的婚禮，正式走到一起。
婚後的兩人在文學上互相啟發，為對方的作品配上自己精心繪制的畫作，共同迎來了自己的一個創作高峰。1940年，兩人來到香港，端木于同年創作出了獻給家鄉的《科爾沁前史》，而蕭紅則留下了同樣書寫家鄉、也令她名垂史冊的《呼蘭河傳》。端木始終小心地照護着蕭紅的身體，保護着她創作的靈氣，并陪伴這位命途多舛又才華橫溢的女作家走過了生命的最後時刻。
蕭紅的離世令端木傷感萬分，他從香港回到桂林，把自己關在“一間鬧鬼的房子裡”，用了六個月的時間寫出了小說《初吻》。故事中的主人公“我”與靈姨彼此懷有對對方的愛意，然而這愛意投射的對象僅僅隻是對方的鏡像，也正是以，“我”和靈姨的愛都顯得極度純粹。這份苦澀中有他對蕭紅之死的負疚，更證明了在他心中，對蕭紅的感情有着怎樣極緻的純淨。然而，也有坊間傳聞，蕭紅臨死前留有“我恨端木”的四字遺言。
1959年，經人介紹，端木蕻良結識了鐘耀群，并于次年登記結婚。一次，在整理端木蕻良的房間時，鐘耀群發現了一個緊鎖的小木箱，打開後發現其中躺着一枚信封，上面寫着“蕭紅遺發”——在當初蕭紅送去火化時，端木看見她的一縷頭發露在外面，就用鑰匙鍊上的小剪刀小心剪下，一直儲存至今。面對丈夫對前妻如此飽含深情的挂念，鐘耀群感動落淚：“我了解他對蕭紅的感情，對這種感情，我很尊重，絕沒有抵觸的情緒”。在口述回憶錄中，鐘耀群為坊間傳聞的“端木辜負蕭紅”說憤然辯解。
03
人到晚年：重燃創作熱情
上世紀80年代後，端木在鐘耀群的幫助下開啟了創作生涯的又一個高峰。端木除了是文學家，也在此一時段憑借長篇曆史小說《曹雪芹》的寫作，成為了出色的紅學家。此時的端木已過六旬。若是沒有鐘耀群，這部作品可能會難産。
鐘老不僅憑借對端木深入的了解為其創作給出了獨到的建議，還嚴格地控制他的寫作日程和生活作息。在充足精力的保證下，端木的晚年爆發出堪比年輕人的創作産量，一時令人驚歎。然而，據鐘耀群所述，創作力驚人的端木也有下不了筆的時候：一遇到“指令性的文章”就犯難，“你要是給他攤派一個什麼任務，他就寫不好”。
1987年，鐘耀群陪伴已是75歲高齡的端木蕻良來到廣州為蕭紅掃墓。在蕭瑟的秋風中，三個真誠而熱烈的靈魂在時空中相遇。鐘耀群在蕭紅的墓前深情朗讀了端木的詩作《風入松》，為蕭紅掃墓。
1996年10月5日，端木蕻良在北京病逝。按照遺囑，他的骨灰分四處安置：一份回歸他在遼甯昌圖的故鄉，一份分撒安葬蕭紅骨灰的香港聖士提凡女校舊址，一份去往傳說中曹雪芹走過的北京西山櫻桃溝。最後一份，則留在他北京的寓所，留在家人的身旁。
參考資料：
《端木蕻良》，王富仁 著 商務印書館 2018.8
《端木蕻良傳》 ，孔海立 著 複旦大學出版社 2011.1
《端木蕻良作品新編》，端木蕻良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1.1
《鐘耀群談端木蕻良家事》，鐘耀群 口述/孫一寒 整理 華文出版社 2015.5
撰文｜劉亞光
編輯｜西西
校對｜薛京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