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教育長羅瑞卿

一、毛澤東認為他頗似鄧演達，任命他為抗大教育長

1935年10月，羅瑞卿随中央紅軍到達長征的終點——陝北吳起鎮。11月，羅瑞卿調任第一方面軍保衛局長，并參加了東征。東征回師不久，中共中央決定開辦紅軍大學，為即将來臨的偉大抗日戰争教育訓練骨幹。

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議，讨論了建立紅軍大學的問題。在會上，毛澤東提出，黃埔軍校在國民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我們辦紅大，就要像黃埔一樣完成革命的曆史使命。辦學校最重要的是選擇校長和教員。一軍團作風雷厲風行，很能打仗，校長就選林彪。學校還需要有教育長，我們要選一個像鄧演達那樣精明強悍、雷厲風行的幹部當教育長。羅瑞卿頗像鄧演達，建議選他做教育長。毛澤東還提議由周昆任校務部主任、何滌宙任教務部主任、袁國平任政治部主任。由林彪、羅瑞卿、毛澤東、周恩來、楊尚昆、周昆組成教育委員會，毛澤東兼任教育委員會主席。由張聞天、秦邦憲、周恩來、毛澤東、林育英、何凱豐、李維漢、楊尚昆、葉劍英、林彪、羅瑞卿、羅榮桓、張如心、袁國平、董必武擔任教員。毛澤東的經典著作《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即是他在紅大講課的提綱。毛澤東還就學習時間、教育方針、教育内容、教學方法提出建議。按照他的建議，紅大貫徹了“少而精”、“理論與實際聯系”、“軍事與政治并重”等教學原則。

1936年6月1日，紅大開學典禮在瓦窯堡米糧山上的一座廟宇門前的空地舉行。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出席大會并講了話。毛澤東說：“第一次大革命時有一個黃埔，它的學生成為當時革命的主導力量，上司了北伐成功，但到現在它的革命任務還未完成。我們的紅大就要繼承黃埔的精神，要完成黃埔未完成的任務，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為主導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毛澤東最後充滿感情地說：“黃埔學生上司了第一次大革命，瓦窯堡的學生要上司第二次大革命。”他的話引起全場師生熱烈鼓掌。

當天晚上，開了晚會，節目有李克農導演的活報劇和雙簧，有陝北歌舞團的唱歌跳舞，紅大師生演出了話劇。晚會後，羅瑞卿、李克農陪同鄧穎超到背景看望了演員。

紅大共分三個科：第一科科長陳光、政委羅榮桓，主要訓練團以上進階幹部，共39人。他們是林彪、羅榮桓、羅瑞卿、譚政、陳光、彭雪楓、楊立三、張純清、劉亞樓、耿飚、張愛萍、楊成武、趙爾陸、王平、張經武、蘇振華、陳士榘、郭述申、黃永勝、彭加侖、周建屏、符竹庭、賈拓夫、鄧富連、杜理卿、張達志、童小鵬、宋裕和、莫文骅、賀晉年、張樹才、劉惠農、吳富善、譚冠三、肖文玖、邊章武、羅寶連、武亭、洪水。第二科科長周士第，主要訓練營連幹部，共225人。第三科科長周昆、政委袁國平，主要訓練班、排幹部，共約800人。

6月21日，國民黨第八十六師突然襲擊瓦窯堡，因當時敵我兵力對比過于懸殊，紅大掩護中央機關向西轉移。7月初，紅大一科、二科遷至保安（今志丹縣）縣城，第三科遷至甘肅省環縣本缽寺。

于是，紅大一科在保安縣城東南面的半山城上幾十孔石窯洞裡安了家，裝置十分簡陋。1938年6月1日，羅瑞卿在《抗大的過去與現在》中回憶道：

學校第一期的物質上的苦況，那是很令人難于想像的。他們沒有必要的校舍，隻有經過學生自己的勞動所修補起來的幾個破石窯；他們沒有任何校具的設定，幾塊破磚所湊成的四方形的台子，便是學生們在講堂上聽講的坐位，學生們自己的兩個膝蓋，也就成為他們用做筆記惟一的活動書桌了。

由于國民黨封鎖，紙張嚴重匮乏。學校要印講義，給學員發一個筆記本都很困難。此時，蔣介石經常派飛機前來騷擾，從飛機上撒下許多傳單。部隊搜集到這些傳單，都送到紅大來供大家使用。一天，羅瑞卿拿來一疊花花綠綠的傳單對大家說：“大家來看呀，你們的身價又提高啦！”大家一看，是國民黨懸賞的賞格，宣布對共産黨的幹部無論是打死還是活捉，都按職務大小不同各獎大洋若幹。同志們一算，僅紅大一科全體人員的“腦殼”加起來，值好幾百萬。有的同學對羅瑞卿說：“老羅，你去給蔣介石打個電話，問他能不能把我那一份先支出來，我們買點紙、筆也好哇！”羅瑞卿立即風趣地說：“對，我就對他說，腦殼我先儲存着，就怕他龜兒子付不起。”

于是，張愛萍、宋裕和即按此情節編了一出小戲。羅瑞卿演自己，蔣介石由耿飚扮演，宋美齡由宋裕和扮演。據耿飚回憶，這出小戲的台詞大緻是：

羅：（作打電話狀）老蔣嗎？我是老羅呀！

蔣：哪個老羅？

羅：老子是羅瑞卿！

蔣：（對宋美齡）快，拿鋼盔來。（對羅）我不怕你，我有百萬大軍，還有美國鋼盔。（對宋）娘希匹，怎麼把痰盂給我戴上啦？

羅：你們的報紙宣布我被“擊斃”七八次了，可“賞錢”你一分也沒有發。我至今日夜保管着腦殼，等錢用哩！

此時，羅瑞卿仍然繃着臉，但台下已笑得前仰後合。有的幹脆跳到台上，作奪下蔣介石的電話狀，問：“喂，你把錢弄到哪裡去了？”

台下七嘴八舌問：“快交代！”“快說！”

這已經出了原規定的劇情範圍了，耿飚隻得應付一句：“我都抽大煙啦！”

“紅大”不僅演戲，而且還打籃球、網球，十分活躍。

西安事變後，12月15日，中共中央調羅瑞卿與葉劍英、秦邦憲、李克農等一起參加中共代表團，随周恩來赴西安，為争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進而為結束内戰、一緻抗日創造條件。

1937年2月9日，羅瑞卿傳回延安。此時，紅大已随黨中央遷至延安，改名為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校長是林彪，副校長是劉伯承，政治部主任是傅鐘，訓練部長是劉亞樓，教務部長是楊立三。羅瑞卿繼續任教育長。

3月2日，抗大舉行了第二期開學典禮，毛澤東、朱德參加了開學典禮。毛澤東講了話，他說：抗大像一塊磨刀石，要把那些小資産階級意識——感情沖動、粗暴浮躁、沒有耐心等等，磨它個精光，把自己變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創新社會，去打倒日本。

抗大第二期分為大學部和附屬步兵學校兩部。大學部設在延安，步兵學校設在甘肅慶陽。

大學部共分14個隊，有學員1362人。其中第一、第二隊多為紅軍團以上幹部，他們中有：陳赓、羅炳輝、張際春、胡耀邦、何長工、周子昆、賴傳珠、楊得志、姬鵬飛、曾希聖、康克清、邵式平、陳奇涵、王诤、劉型、劉轉連、王內建、王宗槐、王尚榮、樂少華、譚友林、戴季英、黃春圃（江華）、姚哲、伍雲甫、倪志亮、方正平、王赤軍、餘秋裡、湯平、張震、張國華、馬文波、李幹輝、謝振華、梁興初、肖望東、胡立教、賀訂積、賴毅、王維舟、周純全、黃志勇、李中權、譚政文、譚家述、曹裡懷等。

第三至第八隊為紅軍中的營、連幹部。第九至第十四隊組成第四大隊，都是各地來的青年學生，共550人。

這一期為抗大第一次承擔成批教育訓練外來知識分子的任務。為了加強對學校的上司，先後建立了訓練部、政治部和校務部，學校在職幹部由第一期的14人增至87人。抗大的多數軍事教官，是富有實戰經驗的紅軍指揮官，他們中有譚希林、韓振紀、曹裡懷等。抗大的政治教員，則主要來自曾受過高等教育或曾從事理論工作的黨員幹部，其中有楊蘭史、任白戈、艾思奇、何思敬、徐懋庸等。

同紅大時期一樣，抗大最好的教員乃是由黨中央一些負責同志兼任。為了總結十年内戰埋藏的經驗教訓，為肅清王明教條主義的影響做好心理準備，毛澤東在抗大講授《辯證唯物論》，講課曆時3個多月，講了110多個小時。毛澤東經典性的哲學著作《實踐論》和《沖突論》，即為其中的兩章。通過授課，毛澤東結合中國革命實際，闡明了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引導大家樹立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學會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工作方法，提高對主觀主義及其表現形态教條主義的辨識能力。

毛澤東還先後為抗大制定了“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風和“堅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的教學方針。

在抗大不斷發展的形勢鼓舞下，凱豐欣然命筆，創作了一首抗大校歌的歌詞。羅瑞卿請抗大的音樂家呂骥譜曲。呂骥一看這歌詞，旋律便在腦海中浮現，很快譜好了曲。羅瑞卿接過歌譜，随着呂骥一起小聲唱起來。曲調莊嚴雄偉，很有氣魄。于是，抗大校歌就這樣誕生了：

黃河之濱，

集合着一群，

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

人類解放，

救國的責任，

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

同學們：

努力學習！

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我們的作風！

同學們：

積極工作！

艱苦奮鬥英勇犧牲我們的傳統！

像黃河之水，洶湧澎湃，

把日寇驅逐于國土之東！

向着新社會，

前進！前進！

我們是勞動者的先鋒。

他扛起老钁頭，帶領學員挖窯洞。毛澤東稱譽其為

“我們的偉大事業”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全面抗戰爆發。抗大第二期學員随即于8月間畢業，配置設定到抗戰的各個部隊、各個部門。

8月1日，抗大第三期開學。這一期共有學員1272人，其中紅軍老幹部795人，占學員總數的63%。其中有：王樹聲、李先念、曾傳六、許世友、李志民、王建安、盧冬生、洪學智、郭鵬、丁秋生、羅舜初、程才、李天煥、詹才芳、曹祥仁、丁國钰、李壽軒、歐陽毅、晏福生、李貞等。知識青年477人，占學員總數的37%。

8月25日，紅軍奉命改編為八路軍。校長林彪被任命為第一一五師師長，副校長劉伯承被任命為第一二九師師長，都離開了抗大。抗大的全面工作即由羅瑞卿主持。

為了接納日益增多的知識青年，中共中央決定，除抗大外，另辦一所陝北公學，要求抗大騰出部分校舍，并由抗大學生自己動手解決校舍問題。羅瑞卿向當地幹部和群衆做了周密細緻的調查研究，決定挖窯洞。10月間，他向抗大師生做了動員報告，非常具體地講了如何組織，如何施工以及對窯洞大小的要求，共需挖長2.5丈、寬8尺、高9尺的窯洞150孔，限15天内完成。

随後，羅瑞卿便親自扛着老钁頭，率領1000多名教職學員，開到鳳凰山工地。據曾參加過南昌起義、後來蹲了國民黨監獄九年的李逸民回憶：

任務是艱巨的，為了10天（應為15天）内按時完成，中飯都在工地上吃。挖窯洞消耗體力很大。我因剛出監獄不久，身體比較弱，（組長）王建安、許世友同志照顧我，不讓我幹重活，配置設定去燒開水和送開水……羅瑞卿同志對工程抓得很緊，每天到現場檢查進度，對完成任務好的小組進行表揚，對完成任務不好的小組進行批評，并教給挖洞的方法。我們小組屬于進度快的。有一天，羅瑞卿同志來到我們小組施工現場，表揚一番以後，拿起自己帶來的钁頭，就參加挖起土來。挖了好一會，他又來到我身邊，看我在燒開水，就問：“你是專門燒開水的嗎？”我說：“是啊！因為我剛從國民黨監獄出來，身體比較弱，組長照顧我，讓我專門燒開水。”羅笑了起來，并說：“你要保證開水供應啊！”

毛澤東得悉抗大開始挖窯洞并取得好成績後，很是高興。10月23日，他緻信抗大：“聽說你們建築校舍的勞動熱忱很高，開始表現了成績，這是很好的，這将給我們一個證明：在共産黨與紅軍面前，一切普通所謂困難是不存在的，最嚴重的困難也能克服，紅軍在世界上是無敵的。”

經過半個月突擊勞動，沿鳳凰山山坡，共挖成175孔窯，超額完成25個。窯洞洞口安有門窗，窗棂上糊上白紙，牆壁用石灰粉刷，光線充足。窯洞挖好後，還修築了一條3000多米長的盤山公路——抗大路。一到晚間，鳳凰山從山頂到山腳，一排排窯洞燈火閃爍，宛如高樓一般，使人幾乎疑惑到了大城市。到延安通路的國際友人斯諾、史沫特萊等交口稱贊，這是古今中外未曾有過的“窯洞大學”。

11月14日下午，羅瑞卿主持召開了抗大新校舍落成典禮。毛澤東把這次挖窯洞稱為“我們的偉大事業”，并親筆将其寫成橫匾。他還參加了落成典禮并講了話。他說：“在這次偉大的事業中獲得成果的原因，把它總括起來說，就是能夠克服困難與聯系群衆。”他又說：“你們現在已經有克服困難與聯系群衆的精神，隻要在這個基礎上，經你們的天才把它繼續發揚與發揮起來，驅逐日本出中國是完全可能的。”

當時，動員學員參加挖窯洞，不僅僅是為了解決校舍不足的問題。勞動本身，對于從城市來的青年知識分子也是重要的一課。1964年3月，羅瑞卿在《中國青年》上發表了《青年戰士成長的道路》一文，指出：“抗日戰争時期，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青年跑到延安‘抗大’，他們入學的第一課就是自己動手挖窯洞。毛主席給‘抗大’的學生講話說，吃小米，打草鞋，爬大山，這就是革命，這就是馬列主義。”

1937年10月，出現了轟動延安城的黃克功事件。黃克功，紅軍時代曾當過團政委，1938年在抗大六大隊任大隊長。他與陝北公學學員劉茜确定戀愛關系後不久，劉突然變卦。心胸狹窄的黃克功喪失理智，開槍打死了劉。

羅瑞卿過去很器重黃克功，因為他出身貧苦，很能打仗，而且很年輕，當時隻有二十六七歲，但對黃毫不姑息遷就。在一次研究此案的會議上，他認真聽取了不同意見後說：“任何人都要服從法律，犯了法就應當受法律的制裁，而不應當有什麼例外和特殊。黃克功自恃有功，目無法紀，必須依法懲辦。”羅瑞卿将抗大黨組織的意見和群衆的反映向中央做了報告。毛澤東看了報告後，來到抗大校長辦公室，又反複征求羅瑞卿等的意見，然後一邊抽煙，一邊考慮，在屋内來回踱步3小時，最後才下了決心，準許對黃克功依法執行槍決。臨刑前，羅瑞卿以惋惜的心情到獄中看了黃克功，問黃還有什麼後事要交代，并答應将來如有可能，幫他照顧親屬。黃對自己的行為十分後悔，表示認罪伏法。行刑的那一天，黃克功痛哭流涕，說自己害死一命，給黨和革命造成嚴重損失，希望大家不要學他的樣子。

處理黃克功事件引起了極好的反映。廣大知識青年稱贊共産黨、八路軍法紀嚴明，不徇私枉法，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

1938年1月28日，抗大舉行了“一·二八”淞滬抗戰六周年運動大會，進行了軍事、政治、體育和文化娛樂方面的競賽。毛澤東為大會題了詞，并在閉幕式上講話，宣布羅瑞卿為抗大副校長，主持抗大全面工作。

1937年和1938年之交，羅瑞卿撰寫了《抗日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一書。據魏傳統回憶，這本書是周恩來向毛澤東建議編寫的。撰寫此書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參加抗日的國民黨軍隊克服其缺乏進步的政治工作、脫離人民、官兵對立的弱點，促使其走向進步。毛澤東即将此任務交給羅瑞卿。為了讓他能集中精力寫書，毛澤東讓他住在自己隔壁的窯洞裡。羅瑞卿聚精會神，在一個多月時間裡，完成了書稿。

這本書以古田會議決議為指導思想，比較詳盡地總結了紅軍和八路軍十一年來的政治工作經驗，全書共20萬字，分為八章，即：政治工作的任務，動員時的政治工作，政治教育與文化教育，鞏固部隊的政治工作，戰時政治工作，對居民的政治工作，對敵軍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組織問題。

書稿寫完，并經抗日戰争問題研究委員會審閱後，羅瑞卿又抱着厚厚一摞稿子來到毛澤東住的窯洞。毛澤東看他捧了一大摞手稿，便高興地說道：“哦，大功告成了？”羅點點頭，想請主席題寫書名。毛澤東十分高興，立即題寫了書名。從1938年2月至8月，延安《解放》雜志分六期選載了本書的有關章節。1938年11月，羅瑞卿又做了一次修改後，交延安的解放社出版了單行本，成為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重要曆史文獻。不久，在國統區也出版了這本書。

知識青年從全國各地蜂擁而來，羅瑞卿興奮地說：“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1938年3月，抗大第三期學員畢業。同時成立了“抗大同學會”。毛澤東為抗大同學會題了詞，重申了抗大的校訓。3月30日，毛澤東又為抗大幹部講話，他說：“沒有共産黨是不能戰勝日本的，沒有幹部也是不行的。我們希望抗大四個月辦一期，每期三千人，加上陝北公學和黨校，每年訓練三萬人。”毛澤東還對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隊畢業學員講了話，他說：“你們到抗大來學習，有三個階段，要上三課。從西安到延安八百裡，這是第一課；在學校裡挖窯洞、吃小米、出操上課，這是第二課；現在第二課上完了，但是最重要的還是第三課，這便是到鬥争中去學習。”

4月16日，抗大第四期開學。從5月8日，由八路軍駐武漢、西安等辦事處介紹來的革命青年即達2288人。第四期共有學員5562人，相當于第三期的10倍。其中有作曲家鄭律成、賀綠汀；有演員歐陽山尊、莫耶、史若虛、汪洋、張平、顔一煙等；還有東北軍、西北軍将領的子弟，如張學良之弟張學思、張作相之子張蔚九、楊虎城之子楊拯民、馮玉祥之侄馮文華、傅作義之弟傅作良、趙壽山之子趙元傑以及武昌起義軍總司令黃興之子、曾留學日本的黃鼐。此外，還有5名國民黨的縣長。在學員中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64名華僑以及北韓、越南和日本的國際友人。面對抗大這一興旺發達的局面，1938年6月，在紀念抗大成立二周年的大會上，羅瑞卿興奮地說：“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為了适應學員急劇增加的形勢，到第四期教職員增加至1386人。

在這些教員中，給羅瑞卿印象最深的是滿臉絡腮胡子的郭奇。直到1963年3月，他在軍事學院的一次幹部座談會上還說：“辦學校我第一個認識的是郭奇同志。郭奇同志是我們延安的‘馬克思’，教了很久的馬克思主義。他長了很多胡子，看形象大家就叫他‘馬克思’。他至少應該是馬克思的學生。”

他還說道：“辦學校，我辦過幾年，開始也是動動搖搖的。在延安時，主席講過，死了埋在清涼山。”

毛澤東這句話幫助羅瑞卿和許多老幹部、教員，下定了長期在抗大從事黨的教育事業的決心。

大批知識青年湧入延安和抗大，增強他們和老幹部的團結便成了亟待解決的問題。羅瑞卿經過認真調查研究，于1939年3月2日，在《八路軍軍政雜志》上發表了《新老幹部更緊密的團結起來》，系統地闡述了這一問題。在羅瑞卿等的上司下，抗大的新老幹部的團結得到進一步增強。

抗大的生活雖然艱苦，但到處都洋溢着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羅瑞卿曆來是文體活動的積極分子，在他的倡導下，抗大從第三期開始就在基層隊成立了救亡室，這是由紅軍時期的列甯室改名而來，相當于後來部隊基層機關的俱樂部，是在黨支部和指導員上司下的群衆組織。黨支部通過救亡室開展政治民主、軍事民主和經濟民主，以保證各項任務的完成。毛澤東聽說抗大基層隊成立了救亡室，十分高興。12月15日，他特為第三大隊九隊救亡室親筆題詞：

九隊的同志們：慶祝你們成立了救亡室，這救亡二字就是你們及全國人民在現階段上惟一的總目标。達到這個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希望你們學習這個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方法，惟有統一戰線才能達到救亡之目的。

毛澤東

十二月十五日

救亡室成立後，戲劇歌詠活動都比較活躍。三大隊九隊有一批文藝骨幹，其中有左明、張平、莫耶和孫炳文烈士的女兒孫維世。這個隊在“一·二八”運動會及戲劇、歌詠比賽中都得了第一名。

從這時開始，抗大的歌詠活動便開展得如火如荼。每天起床号一吹，校内就歌聲四起。不僅起床後唱，出操行軍唱，上課前也唱。尤其是開大會聽毛澤東等上司人作報告之前，隊伍一帶到會場，便你拉一個、我拉一個，你唱《到敵人後方去》，我唱《畢業歌》，此伏彼起，形成了熱烈的歌詠比賽。第四期第三大隊的指揮是一位英姿飒爽女同志，她叫黎琳，後改名張露萍。她最愛指揮唱的歌叫《到敵後幹一場》。後來她未去敵後，卻受黨派遣打入國民黨特務機關做地下工作，不幸壯烈犧牲。

1938年7月8日，毛澤東、林彪、羅瑞卿緻電西安、武漢、河南、南昌、香港、新四軍等處中共負責人，指出：抗大第五期需及時招收大批學生，不限名額，來者不拒。由于抗大大門敞開，外地學生如潮水般湧來。到1938年12月，第四期結業、第五期開學時，抗大師生員工共達1萬人。

二、“委員長”不發大洋了，怎麼辦？

1938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北門外廣場召開的抗大幹部大會上，專門講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難。他說：現在抗大有1萬人，陝公有3000人，青訓班有2000人，還有魯迅藝術學院、馬列學院、黨校，共約2萬人。我們辦了許多學校，訓練了許多幹部，這個政策是對的。接着，他分析了當時延安面臨的物質困難以及對待這些困難的辦法。對此，羅瑞卿在1960年大陸國民經濟遇到暫時困難時回憶道：

在延安時，何應欽不發大洋，“委員長”也不發大洋了，怎麼辦？毛主席在抗大演講，提出無非是三個辦法：第一是餓死；第二是解散，不發大洋，沒有津貼麼；第三個辦法是自力更生，自己動手。手拿钁頭是可以開荒的，這個叫自力更生。

抗大全體同志立即起而響應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号召。1939年2月9日，抗大召開全校黨的活動分子大會，羅瑞卿代表抗大生産委員會作生産動員報告，要求把生産運動列入教育計劃，統一安排時間，做到“不勞動者不得食”。要求全體教職學員每人開荒兩至三畝，共開墾2萬畝荒地，生産糧食6600擔，生産單棉衣各5000套；每人生産若幹雙鞋襪和綁腿，做到自給；全校肉、菜亦由學校自己解決。在生産期間，全校取消炊事員。各機關由學員輪流做飯，将全校炊事員集中到延安城外十裡鋪開辦“抗大農莊”。在生産方面，除開荒種地外，還要彈棉花、紡線、開辦縫紉廠，并自制粉筆、墨水、肥皂、紙張等用品。

要開荒，首先要解決工具問題。要打上萬把钁頭的鐵，延安一時還解決不了。于是向晉西北、晉察冀根據地求援，很快，鐵陸續運到延安。抗大人才濟濟，幾位曾當過鐵匠的師傅一教，到處都可聽到丁丁當當的打鐵聲。時間不長，學校便給每位學員發了一把钁頭，同學們都将其稱為戰勝國民黨經濟封鎖的武器。

4月20日，在羅瑞卿等上司幹部的帶領下，全校教職學員、男女老少都扛起钁頭，向荒山秃嶺進軍。有的大隊幹脆就在山上安營紮寨。4月25日，全校基本完成開荒任務，荒山很快便披上綠裝。

開荒任務基本完成後，羅瑞卿在抗大召開了生産運動初步總結大會，并邀請毛澤東出席講話。毛澤東說：“抗大同别的機關一樣，生産的第一階段的任務已經完成了。這證明中共中央所決定的計劃是可以實作的。曆史上幾千年來做官的不耕田，讀書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國黨政軍學、辦黨的、做官的，大家幹起來，那還不是一個新的中國嗎？你們将工農商學兵結合起來了。你們讀書是學，開荒是農，打窯洞做鞋子是工，辦合作社是商，你們又是軍，你們是工農商學兵結合在一個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識與勞動結合起來，可算是天下第一。”

抗大所開2萬畝荒地，共收獲糧食100餘萬斤。成績巨大。

1939年5月26日，抗大三周年紀念日即将來臨。毛澤東撰寫了《抗大三周年紀念》一文，發表于當日《新中華報》，指出：

抗大為什麼全國聞名、全世界聞名，就是因為它比較其他的軍事學校最革命最進步，最能為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而鬥争。

到延安參觀的人們，是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不外這個道理。

抗大的革命與進步，是因為它的職員、教員與課程是革命的進步的，又因為它的學生是革命的進步的，沒有這兩方面的革命性進步性，抗大決不能成為全國與全世界稱贊的抗大。

抗大三年來有其貢獻于國家、民族、社會的大成績，就是它教成了幾萬個青年有為與進步革命的學生。抗大今後必能繼續有所貢獻于國家、民族與社會，因為它還要造就大批青年有為與進步革命的學生。昔日之黃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後輝映，彼此競美的。

羅瑞卿也發表了《紀念抗大三周年應有的認識》一文，他寫道：

抗大是适應着時代的要求而産生的。它是一個大時代的曆史産物，是在極端的困苦的條件之下與難于設想的艱難狀況中成立起來、發展起來、壯大起來的。三年以來，它在中共中央及其領袖毛澤東同志的正确上司下，并沒有辜負時代賦予的使命，而且獲得了極其重大的成績。經過它的培養與鼓勵，創造了一大批優秀的幹部去到各個抗日的前線。本着時代的要求，它創立了一套嶄新的教育制度，并掌握了最合理的教育方法與學習方法。它表現着許多優良的特點與作風，諸如教學之間的一緻、理論與實際聯系問題的真正解決。它特别着重于實際的鍛煉與實際的教育，特别着重于培養艱苦奮鬥不怕困難的作風，以及廣大學生在自覺的基點上一面學習、一面勞作。可以說它已經在企圖開始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分離現象。所有這一切，世界上除蘇聯而外，都是任何其他學校所尋找不出來的。

6月1日，在延安南門外抗大總校校部門前廣場，舉行了盛大的抗大成立三周年大會。毛澤東、劉少奇、陳雲、王稼祥、張聞天、鄧發、李富春等出席了大會。大會舉行了閱兵式後，毛澤東、劉少奇、陳雲都在大會上講了話。他們都肯定了抗大的成績和功勞。聲讨了國民黨内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頑固派和企圖妥協、投降的投降派。

随後，抗大全體人員舉行了莊嚴的宣誓和向黨中央、毛主席、八路軍總部、陝甘甯邊區政府獻旗的儀式。當晚舉行了營火晚會。這一慶祝活動連續進行了4天，白天舉行運動會；晚間舉辦晚會。同時還舉辦了有3000多幅圖檔的抗大成績展覽會。

抗大三年來取得很大成績，這是與羅瑞卿的上司分不開的。七七事變後不久，校長林彪即赴前方。1938年3月1日，林彪路過山西隰縣千家莊時，閻錫山部隊士兵看到他和随行人員均穿日軍大衣，騎日本馬，以為是日軍而開槍射擊。林彪被誤傷，傳回延安養傷，曾在抗大小住。5月2日，他曾對抗大全體教職員發表演講。他說：“我回來以後，對于學校有許多新的感想，感覺到學校有了很大的進步，這個進步表現在克服困難，表現在創造性方面。”接着他列舉了學校在挖窯洞以解決校舍、教育訓練大量教員和籌措經費三個方面的成就，随後說：“今天，我們學校能夠克服許多的困難，能獲得許多的進步，主要是由于全體學生的努力，由于毛澤東同志和中共中央的正确上司，同時是由于學校的主持人羅瑞卿等同志的努力……”5月22日，林彪在全校幹部會議上講話再次指出：“張如心、蘇振華、楊蘭史、艾思奇、任白戈、高存信諸同志，都是很好的模範，特别是主持學校全面的羅瑞卿同志，他始終有高度的責任心，有辦法的，他以身作則地上司全校幹部去克服一切困難。”

三、他率領抗大，到敵人後方去

1938年底，中共中央決定将抗大第一、第二分校遷往敵後。1939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做出《關于抗大陝公等學校遷移到晉東南的決定》，指出：“最近敵人企圖進攻邊區，加之地區貧寒、糧食困難等，是以，中央政治局決定：抗大學校、陝公本校等移駐晉東南，由北方局及前總負責監督與上司。惟學校的方針及組織改變仍由中央決定。”

翌日，羅瑞卿在抗大黨的活動分子大會上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決定，并闡述了這一決定的意義。他說：“第一，我們的東遷，給日本法西斯企圖進攻邊區一個有力的回答。日本帝國主義要來，我們就和他‘換防’，而且在他沒有來以前，我們就先到他們後方去。第二，抗大上前線是給全國學校做個模範。國民黨的許多學校都遷往大後方逃避敵人，我們卻向着敵後挺進，這會給全國人民一個信心：華北不僅可以發展遊擊戰争，還可以辦學校，不僅辦抗大分校，還要辦抗大總校，這是非常使人興奮的。第三，抗大上前線，是給反共分子、摩擦專家一個有力的回答。他們污蔑我們，說我們創造一黨勢力，專事在後方宣傳。我們現在到前線去，正是給他們一個回答，讓那些頑固分子睡在被窩裡逞英雄吧！第四，抗大上前線，也給予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到處濫炸我們的學校、摧毀文化機關、企圖毀滅中華民族文化的罪行，一個堅強的回答。在日寇面前證明：中華民族優秀兒女的精神，是永遠毀滅不了的！第五，抗大上前線，将成為堅持華北抗戰的有力條件。總校到華北去，不但可以加強對分校的上司，同時對于堅持華北遊擊戰争，更有其重大的意義。”

中共中央的決定得到抗大和陝公等校廣大師生的熱烈擁護。随即，進行出發之前的整編。抗大總校除留下少數人員組成抗大第三分校留在陝北以外，其餘人員編為八路軍第五縱隊（不久改稱青年縱隊），共有5000餘人。由羅瑞卿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陝北公學校長成仿吾任副司令員，張際春任政治部主任，王智濤、歐陽毅分任正副參謀長。抗大4個大隊改稱一至四團，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陝北勞工學校等機關合編為華北聯合大學，改稱為獨立旅。

7月10日清晨，延安下起了小雨，延河邊楊柳依依。延安黨政軍民各界1萬餘人，在飛機場冒雨敲鑼打鼓，揮舞彩旗，歡送抗大東進的隊伍。羅瑞卿對歡送群衆簡短緻辭：“日寇企圖‘掃蕩’華北，我們就要到華北去保衛華北，到敵後去堅持抗戰！”

羅瑞卿的告别詞激起了全場熱烈的掌聲和口号聲，抗大的隊伍在鑼鼓聲中和此起彼伏的《到敵人後方去》的歌聲中出發了。8月初，縱隊分批乘船渡過洶湧澎湃的黃河，到達晉西北根據地。在興縣進行休整後，即由彭紹輝、羅貴波率領一二○師三五八旅七一四團和獨立第一團護送東進。

同蒲路兩側為敵占區，據點林立，鐵路已被嚴密封鎖。

過鐵路這一天，部隊急行軍150裡。150裡走下來，許多同學尤其是體弱的女生都走不動了。于是男同學便兩個架一個，沖過鐵路。第一梯隊剛過完，被敵人發現了，于是又改變地點過路。

據當時在抗大政治部任幹部科長的李志民回憶道：

在1939年7月總校挺進敵後的征途上，每當過封鎖錢時，羅瑞卿總是走在隊伍的前頭親自指揮，組織人員扶助女同志和生病、體弱的同志。他那種關心群衆、身先士卒的精神，至今令人難忘。

當時在抗大三大隊任教員的徐懋庸回憶過同蒲路：

在過鐵路的時候，我們這些初次在槍聲中緊張行進的人，是不免有點慌張的。但當看到羅瑞卿校長站在鐵路上，鼓勵大家“快跑”前進的時候，就安心了。

當時在抗大一大隊當排長的平浪回憶道：

我帶着一個女生班，那天晚上跑了一百八十多裡路，那些女同志真不簡單。我們下午五六點鐘出發，走到晚間十一二點鐘時，大家覺得很累，就休息一下，喝點水。接着通過封鎖線，不是一般的行軍，開始小跑，後來就大跑。我們趕到鐵路線時，快兩點了，也沒月亮，一點都看不清，隻有鐵路很長很長，兩旁有人站崗位。有個個子高高的人在講話，從講話的聲音我聽出是羅副校長。他說：“同志們，現在這兒就是封鎖線，大家要跟上，聽到打槍也不要停，兩邊有部隊掩護，我就在這個地方。你們大膽走吧，不要掉隊！”我們聽了都很感動。羅副校長這麼高的上司，親自看着我們過封鎖線，還向大家作宣傳鼓動工作，那我們還怕什麼？

當時魯迅藝術學校的張铮回憶：

我們過鐵路時，很疲勞，許多人拄着棍子。羅副校長站在鐵路上對我們說：“看你們沒精打采的，像個叫花子。快把棍子扔掉，大膽往前走！”我們的精神為之一振，腳底下又有勁了。

當時抗大一大隊的宣傳幹事牛克倫回憶：

通過敵人封鎖線是最緊張的時刻。羅副校長本是跟着第一梯隊走的，但每一個梯隊過封鎖線時，他都在鐵路上站着，并不斷囑咐大家：“過鐵路了，大家快走！快走！”直到把三個梯隊都送過去。

9月底，“青年縱隊”到達河北省靈壽縣陳莊，勝利完成了東進的第一階段的任務。

10月7日晚間，晉察冀軍區在和家莊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歡迎賀龍、關向應率領一二○師由冀中轉移到冀西，歡迎羅瑞卿、成仿吾等率領抗大、陝公師生來到晉察冀軍區。會前、聶榮臻讓多準備了幾個菜，算是為賀龍、羅瑞卿等接風。席間，聶榮臻、賀龍、關向應都向羅瑞卿、成仿吾反映了缺幹部的困難，希望能多輸送一些幹部給他們。晚7時，歡迎大會開始，聶榮臻在大會上說：“羅校長、成校長帶着數千名優秀的青年師生，從延安經過千山萬水來到邊區，和我們一起抗戰。他們是培養幹部的英雄，我們向他們表示敬意和歡迎！”

在大會上，羅瑞卿繼賀龍之後講話，表示要同邊區人民團結奮鬥，堅持抗戰！

抗大有一支籃球隊，一二○師也有一支戰鬥籃球隊。兩隊比賽，賀龍、羅瑞卿必定到場助威。賀龍發現抗大球隊有幾把好手，立即向羅瑞卿提出：“某某号給我吧。”羅瑞卿搖搖頭：“不行，這是我們的主力。”但是，事後他還是把好手調到一二○師。

1940年1月1日，抗大第五期畢業，在張家莊舉行了元旦團拜，賀龍、關向應都參加了團拜。羅瑞卿講話時首先整好隊，然後說：“同志們，現在面向西，向黨中央、毛主席拜年，鞠躬！現在面向南，向新四軍将士拜年，鞠躬！現在面向東，向堅持平原遊擊戰的八路軍将士拜年，鞠躬！現在面向北，向在東北堅持抗戰的抗日民主聯軍健兒拜年，鞠躬！”團拜方式新鮮，全場為之鼓舞。團拜後，總校上司即将13個連隊的學員配置設定到晉察冀軍區和一二○師工作，6個連隊轉到抗大二分校繼續學習，并将總校第三團調到冀中。抗大總校餘下的人員于2月10日從陳莊出發，越過正太路封鎖線，于26日到達武鄉縣的蟠龍一帶，即八路軍前方總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駐紮地區，同由何長工、賴光勳率領的抗大一分校留守大隊會合，勝利完成了挺進晉東南的任務。

這一次東進，曆時半年，途經陝西、山西、河北三省約30個縣，行程約3000裡，被人們稱為小長征。

1940年4月，抗大第六期在太行山上開學。總校和各分校在各敵後根據地就地招收學員，擊破了國民黨頑固派企圖通過封鎖陝甘甯邊區使抗大生源斷流的圖謀。

在抗戰初期，國民黨統治區大批學校由沿海向西南大後方轉移；與此同時，抗大總校和分校卻逆向東行，向敵後挺進。這一點無疑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對此，羅瑞卿于1940年3月25日，撰寫了《論建立“抗大”在敵後方的意義》，專門闡述了這一問題：

我們抗大的主要部分已經在敵人後方建立起來了！我們的旗幟已飄揚在全華北的每一塊抗日根據地。

它轉移敵後，将吸引着廣大青年站在堅持敵後抗戰的崗位上，與敵寇進行堅決鬥争，它将創造出更多更好的幹部，去解決堅持敵後抗戰的支柱——八路軍、新四軍中幹部的需要。

七七事變以後，敵寇到處轟炸學校，摧殘文化，企圖毀滅我之民族精神。把抗大以及我黨上司的許多學校，建立在敵人後方，乃是對敵寇的此種暴行最有力的回答。

隻有中國共産黨，才能做出這樣光輝的創舉。

（總參《羅瑞卿傳》編寫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