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晶片教父”張汝京：我這輩子就想把先進晶片制造帶到大陸

“芯事重重”是騰訊科技半導體産業研究策劃，本期聚焦“晶片教父”張汝京在中國晶片産業中的傳奇履曆。

文 | 山核桃 無鏽缽

作為中國半導體産業教父般的存在，張汝京每一次的出現幾乎都會引發半導體圈的熱議。

11月28日，現身在海口的張汝京，他的新身份是海南航芯高科技産業園項目的創始人與總顧問。當天的一篇題為《海南：布局“芯”産業 引育“芯”動能》的稿件中，引用了張汝京的一句話：“汽車晶片、航空晶片等幾乎都在整機大廠生産，但國内很少，于是我們提出了CIDM的概念。”

張汝京口中的「CIDM」，即協同式內建電路制造（CIDM，Commune IDM），既是半導體行業的一種運作模式，也是張汝京自己認為的一種「最适合中國」的模式。

過去，Fabless僅做研發與設計，将生産外包給中芯、台積電這些Foundry。IDM則針對垂直整合，門檻高，設計和生産都做，利潤也是以比隻做單一環節的都高，三星、德州儀器均是這一模式。

張汝京口中的CIDM模式一方面通過大量晶片設計企業入股的方式，可以共享人才等資源。另一方面，由于CIDM模式面向客戶生産，可以根據設計公司的實際需要合理規劃自己自身的産能，靈活性更強，風險也更低。用張汝京自己的話來說：“CIDM的優點是大家共同擁有的，資源共享了，風險分擔了，協同能力大增，有很多好處。”

最初将這一設想投入到具體實踐的時間點是在2018年，彼時，張汝京辭去了自己在上海新昇半導體科技的職位，創辦了中國首家CIDM企業——芯恩。

但他沒有就此停留。四年之後，74歲的張汝京選擇從芯恩離職，随後加入了積塔半導體。這家成立于2017年的半導體企業，在3個月前剛拿到了一筆135億元的巨額融資，彼時估值已達到了300億元。

而身為執行董事、積塔學院院長的張汝京，如他過去每次創業一樣，公開為這家企業站台，對外講述中國半導體産業所面臨的挑戰，不厭其煩地解釋「何為CIDM」，對内則振臂高呼「誠信、創新、卓越」等價值觀。這是留在他身上的，從德州儀器一路而來的訓練，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身上難以磨滅的烙印。

如果從2000年舍棄一切北上建廠，創辦中芯國際算起，52歲的張汝京往後的人生已注定與中國半導體産業芯酸史交織在一起。

他既需要在每一次産業發展的關鍵時刻，毅然出山——無論是中芯國際的創立，還是新昇半導體結束大陸零大矽片曆史，芯恩的CIDM實踐，還是專注在特色工藝內建電路晶片制造的積塔半導體。

也總是出人意料地在企業發展最關鍵的時刻，揮手告别。從中芯國際、新昇半導體、芯恩到積塔半導體，從中國台灣到上海，從上海到青島，再從青島回到上海，75歲的張汝京回到了他開始創業的地方——那個時候，被時代選中的中芯國際在張汝京的帶領下，開始了一場漫長的追趕之路，在全球産業鍊中摸索着自己的位置。

如果将時間往前撥，從出生時算起，張汝京從襁褓中随父母來到中國台灣，并長大成人，一生都在一條隐形的鋼絲上行走着——他既需要利用自己長在台灣地區的美籍華人身份尋求中國半導體産業最快速成長的「最大公約數」，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忍受非議、無奈與沖突。

“愛國是要付出代價的。”

那是2019年，當時還在芯恩的張汝京，以一口略帶台灣口音的國語向澎湃新聞記者反複強調。

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說中芯國際是被時代選中的企業，張汝京又何嘗不是那個「被選中的人」？他的人生原點、他的身份、他的經曆亦或是他所處的時代，注定了他無法如其他人一樣置身事外。

也正是這種「必須要參與」的使命感，讓張汝京決定一次又一次創業，将外人眼裡的波折與遺憾當作是身外之物，他覺得這些遺憾，隻是「小水花」或者「一個漣漪」，「在永恒裡面這都可以忽略」。

某種程度上，從艱難起步再到從産業鍊突破卡脖子的困境，張汝京的個人命運與中國半導體的命運互相書寫，也互相依賴。而所謂的「晶片戰」，本質上也就是一種更宏大層面的「互相依賴」，不僅依賴政府、資本、企業與生态的開放扶持，更依賴晶片領袖們的信念與抉擇。

01、被時代選中的「Richard Chang」

和曾經的「老上司」張忠謀類似，除了中芯國際外，張汝京最常提起的一段經曆就是自己在德州儀器的那段時光。

1977年，張汝京來到德州儀器時，他或許不會知道，自己會成為這家企業發展曆史上最出色的兩個華人之一。另一個比他更早嶄露頭角的便是張忠謀，他在1972年已升任德州儀器副總裁，成為公司的「第三号人物」。

命運的安排時常令人感到難以琢磨，在中美關系全面走向正常化的那段時間裡，未來主導雙方那場轟轟烈烈「科技戰」的兩位關鍵人物，就這樣相安無事的同時供職于美國西南部的一家年輕公司裡。

張汝京(左)和張忠謀(右)都曾在德州儀器工作， 張忠謀善于鐵腕管理，張汝京被稱為「建廠高手」 

所幸，時間的齒輪還未曾飛速轉動，在當時，29歲的張汝京和46歲、「官運亨通」的張忠謀之間并無太多的交集，距離他們二人真正的交手還要在等上五分之一個世紀——也就是2000年，台積電宣布收購世大半導體（簡稱：世大）。

而對于彼時的張汝京來說，二十年的德州儀器時光裡，有兩件事曾經深刻改寫了他的命運。

一是進入了德州儀器的核心部門，成為「內建電路發明者」之一的傑克·基爾比所上司的DRAM團隊，這讓張汝京不僅接觸到了當時最頂尖的半導體技術，也為後來的建廠打下基礎，同時，基爾比本人對技術的熱情與執行力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據張汝京後來回憶：“德州儀器的工作環境很好，很多人願意教我，實在是受益匪淺。基爾比不僅會做事，脾氣也實在是好。”他至今還珍藏着和基爾比的合影。

傑克·基爾比是內建電路的兩位發明者之一， 他既是張汝京的上司，也是張忠謀志同道合的朋友 

二是建廠經驗的沉澱。在研發部門呆了幾年後，張汝京轉型營運，跟着當時世界頂級的晶片工廠建設大師邵子凡博士，先後在美國、日本、新加坡、意大利等地參與建造和管理過10來家晶圓工廠，被同行稱為「建廠高手」。

「建廠」看似是一門基層工作，但卻有着一套自己的哲學。一方面，參與者需要對技術有着深入的了解，産線的設計、産能的規劃、裝置的引進與排布，都需要大批工程師的配合。另一方面，要了解本地化營運，了解當地勞工的需求，算好成本賬。

張汝京無疑是最适合不過的人選。一方面，得益于其在基爾比和邵子凡手下的技術與營運沉澱，另一方面，則是刻在張汝京骨子裡的「建廠基因」。公開資料顯示，張汝京的父母都有工廠工作的經驗。

在進入德州儀器前，張汝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做染料的化工企業做工程師，在做「工頭」階段，張汝京已對工廠和勞工有了深入的接觸。

張汝京在德州儀器「建廠高手」的榮光隻是一條擺在台面上的明線，另一條暗線是Richard Chang（張汝京的英文名）一直都想把工廠開到中國大陸去。

這源于父輩給予他的一種天然身份認同感，張汝京後來回憶，父親張錫綸時不時會問自己一個問題：你什麼時候能到大陸建廠？父親的問題貫穿他的前半生，也最終成為他創辦中芯國際，被時代選中的關鍵推手。

在張汝京思考着如何到大陸建廠之時，國内包括半導體在内的電子産業正經曆最激進、最焦慮的時刻。

改革開放後，睜眼看世界的中國人意識到半導體産業的差距，為了短期内獲得效益，大量工廠引進國外技術和生産線，此前自主研發的思路逐漸被購買引進别人淘汰的技術所替代。由于缺乏統一規劃，大陸晶片産業陷入了「越引進-越落後」的惡性循環，已全面落後日韓。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國家部委組織了「三大工程」（531工程、908工程、909工程」，希望通過「集中投資攻關」大力出奇迹。1996年，電子工業部拜訪德州儀器時，負責接待的張汝京給中國官員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上馬「909工程」時，電子工業部也曾給張汝京打電話，力邀他擔任總經理，但彼時張汝京正在為德州儀器建設泰國工廠。

直到一年後，張汝京從德州儀器提前退休，他也沒有忘記電子工業部的邀請，他曾與當時同樣尋找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機會的台灣人陳正宇一起改造承擔「908工程」的無錫華晶。當時，張汝京帶着中華開發的錢和一個團隊來到了無錫，僅用了半年時間就完成任務，思索在無錫建廠的計劃。 （編注：中華開發成立于1959年，前身為中華開發工業銀行，在台灣投資界有着舉重若輕的地位，其主導成立了世大。）

但好景不長，1998年2月的一個晚上，一通電話改變了張汝京的建廠計劃。“Richard，你要馬上回來，要罰中華開發了。”張汝京後來回憶道。彼時，貿然在中國大陸建廠不确定性太多了，是以張汝京隻能選擇回到台灣地區，擔任當時世大半導體的總經理。

「建廠高手」再一次憑借着自己的魄力，用了三年時間讓世大實作盈利。那時，張汝京也已提出在中國大陸投資的明确計劃，計劃第一廠和第二廠建在台灣，之後的第三廠到第十廠在大陸投資建造。

但廠究竟建在哪裡？這對張汝京而言，是一個大問題。張汝京過去在中國大陸考察了許多地方，但由于他自己沒有多少錢，甚至被有些地方的人懷疑是「騙子」，他最初的設想是在香港，為此還拜會了香港特區政府的官員。

就在這一關鍵時刻，一個名叫江上舟的官員選中了張汝京。

彼時，從海南調往上海，擔任上海市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的江上舟得知張汝京正在籌措建廠的消息時，熱情邀請張汝京來上海考察。2000年1月，張汝京來上海時，上海四套班子全部出動，張汝京由此決定将自己的建廠計劃從香港移至上海。

2000年8月24日， 中芯國際在浦東張江打下第一根地樁 

“如果沒有江上舟，我早跑了。”張汝京後來這樣回憶。但與其說是江上舟選中了張汝京，不如說是時代選中了張汝京，在餘盛版的《晶片戰争》中提到，江上舟曾稱贊張汝京是「知本家」，背後有三重深意。

一是張汝京是懂「技術之本」的人。從德州儀器到世大，張汝京經曆了完整的半導體産業周期，也深知中國半導體産業技術的薄弱所在。而作為「建廠高手」，他也知道，半導體工廠也是典型的技術與知識密集型的工廠，這也意味着，如果沒有足夠多的技術人員，再多錢也建不來工廠。是以，張汝京很早就知道組建人才的重要性。彼時，德州儀器到新加坡建廠，張汝京就在中國大陸招聘了約300人，其中就有數十人後來跟随張汝京前往上海創業。

二是張汝京是懂「資本偏好」的人。知技術之本才能吸引資本。創立初期，張汝京曾跑遍中外，拿到了十多家公司的投資，同時為了避開《瓦森納協定》對中國先進技術的禁售，中芯國際在原始股權架構上也巧花心思，形成包括漢鼎亞太、高盛、華登國際、祥峰投資等外資股東為主的架構，但也確定了這些外資股東由于股權較為分散，并未影響張汝京實際的話語權。

三是張汝京是一個「知本源」的人。父輩所帶來的身份認同已不用多說，張汝京本人曾說，在1980-1990年間，他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召，就是「要到中國大陸為內建電路技術和産業做貢獻」。

與此同時，這種躁動也在更多的華人圈中蔓延。據當時一位跟随張汝京回國創業的員工回憶，華人同僚們開始在一些聚會或者工作中讨論回國的事，但很多人困于自己勢單力薄，猶豫不決，隻差一個人來振臂一呼。

張汝京就在這時出現了。

2000年初，回到美國半導體人才的張汝京，所到演講之處，會場擠滿了兩三百人。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曆向台下的人發問：“作為一個台灣長大的中國人，我都願意把美國和台灣優厚的待遇放棄，回大陸服務，你們是大陸陪養的，難道不要回去嗎？”

一位博士聽完張汝京的演講，最後一邊流淚一邊對自己的太太說：“還是回國吧”。2000年，這位博士選擇離開美國，跟随張汝京加入了中芯國際，後來他為半導體代工行業服務了15年。可以說，張汝京帶動了台灣地區半導體工程師前往大陸工作的潮流，當時中芯國際三分之一的工程人員是從中國台灣和國外雇用的，其中不少人是他在德州儀器和世大時的舊部。

中國半導體産業需要這樣一個「知本」的人。就像是克裡斯·米勒在他的那本《晶片戰争》所提到的：“如果有人能在中國建立晶片産業，那就是張汝京。他不會依賴裙帶關系或外國援助，世界級晶圓廠所需的所有知識都已經在他的腦海中。”

02、一生走鋼絲的「連續創業者」

在中國半導體行業，提起張汝京身上的标簽，除了「中國半導體教父」，「連續創業者」則是另一個繞不開的标簽。

很多人将他的連續創業視為一種信仰與追求，因為如果沿着他的創業圖譜，你會驚訝地發現，與中芯國際的創業曆程類似，每一次的創業，張汝京幾乎都将戰鬥的矛瞄準了産業鍊上的每一個關鍵環節。

2014年，66歲時的張汝京創辦新昇半導體，選擇攻克的産業鍊上遊——矽片的自給。上海新昇在2016年成功拉出第一根300mm單晶矽棒，開啟了國内300mm半導體矽片産業化程序。

2018年，70歲的張汝京來到青島，成立了國内第一家CIDM模式的企業芯恩半導體。2021年8月，芯恩半導體8寸廠項目投片成功。

2022年，74歲的張汝京轉任上海積塔半導體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積塔半導體是國内最早從事汽車電子晶片、IGBT晶片的制造企業之一。

對于這些創業經曆，無論是走是留，張汝京對外并沒有過多的解釋，大多将離開歸結為「個人的興趣」。

比如在談及為何在2017年離開新昇半導體時，張汝京曾回應：“300mm矽晶圓本來就是幫國家做的，相比之下，我對于IDM模式更感興趣。”但在當時外界傳出的另一種聲音卻是來自資方的量産壓力。根據《半導體行業觀察》的報道，這與張汝京博士本身提高良率的思路不一緻，由此引緻創始人的被動出走。

事實上，這并不是張汝京第一次「被動出走」。無論是創辦世大後被台積電收購，因為與台積電的專利官司而離開中芯國際，還是在2017年離開新昇半導體，這些「被迫離開」被外界總結為張汝京的「三落」。但在接受采訪時，張汝京并不承認這些。他唯一承認的僅有一「落」，是中芯國際與台積電的專利之争。

那是一次至今張汝京回憶起來仍覺痛苦和遺憾的離開。2003年8月，在中芯國際即将在香港上市的關鍵時刻，台積電在美國加州向中芯國際發起了「閃電戰」，起訴中芯國際不當取得其商業機密并侵犯其專利，要求中芯國際賠償10億美元，但這一年中芯國際的收入還不到6億美元，且尚未盈利。

到了2005年，中芯國際與台積電終于達成和解，中芯國際同意在六年内向台積電支付1.75億美元。彼時的中芯國際在當年的銷售收入進一步增長到11.7億美元，産值已超越新加坡特許半導體，晉身為全球第三大晶圓代工廠。

但在《和解協定》中，台積電要求中芯國際「所有技術都需供台積電自由檢查」，導緻了中芯國際在後續與台積電的對抗中面臨十分被動的局勢。

果不其然，一年多以後的2006年8月，台積電再次在美國加州起訴中芯國際，指責其違反了兩家公司在前一年達成的和解協定，在最新的0.13微米工藝上侵犯了台積電的技術專利，中芯國際被迫再次應訴。

但彼時的中芯國際正處于内憂外患之中。對外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對内付給台積電的賠款，讓中芯國際的資金出現了緊張。在這一時期，黑石等5家國際私募基金找到張汝京，願意以優厚的價格收購中芯國際，但張汝京考慮到中國晶片未來的發展，是以拒絕了私募。同期，摩根大通也提出以每股4.8美元收購中芯國際51%以上股權的建議，但同樣被張汝京拒絕了。

最終，張汝京隻接受了央企大唐電信的股權收購建議，但當時由于國企審批流程複雜，中芯國際的股價從1.4美元跌至0.36美元，16.6%的股份換得了大唐電信1.76美元的資金，但不能完全解決資金短缺的問題。

張汝京對外資的頻頻拒絕，在内部引發了不滿情緒。而為了應對台積電的訴訟，中芯國際和張汝京選擇了在北京高院反訴台積電，指控其進行不正當競争和商業诋毀。中國大陸律師的想法是，北京法院的審理時間早于加州法院，如果台積電選擇應訴，就必須拿出掌握的證據，這給了中芯國際在加州法院那裡應對和反駁這些證據的時間。

而萬一北京法院與加州法院的意見相左，但身在主場，中芯國際回旋的餘地也比較大。但現實是，2009年6月，北京高院駁回了中芯的全部訴訟請求，官司甚至都沒有進入到審理環節。

留給中芯國際的路隻剩兩條：要麼繼續和解，要麼積極應訴。據當時負責與中芯國際商談和解的台積電副董事長曾繁城回憶，在2009年9月，雙方其實達成了一個溫和的條件，賠償金額據說僅需3500萬美元。

“但是，當張汝京回到上海，卻沒有得到董事會及律師的支援。”曾繁城在事後認為，“中芯國際内部自己出現問題，一直沒有按照當時說的及時達成和解協定，一定堅持要打到最後。”

11月，美國加州傳來消息，台積電再次勝訴，但判決之重超乎了張汝京的想象。在此前1.75億美金的基礎上，中芯國際需要分四年再賠台積電2億美金，外加10%的股份，張汝京在聽到消息的那一刻，放聲痛哭。

因為在2009年這一年，受行業景氣度下滑與大客戶奇夢達的破産，中芯國際收入大幅下滑，産生了9.6億美元的巨額虧損。在這樣的境遇下，台積電的兩次訴訟無疑是讓中芯國際陷入了至暗時刻。

根據方正證券的統計，自2005年起，中芯國際前5年每年支付的3000萬美元賠償支出均占中芯國際研發支出的30%以上，這大大削弱了公司的研發投入能力，而2009年的第二次訴訟和解所引起的損失占當年經營收入和利潤的大約30%，是當年研發支出投入的約2倍。同時，和解條款也限制了中芯國際對于先進技術資料的使用。

對當時的中芯國際而言，意味着其徹底失去了研發投入與持續擴張的能力，而張汝京也是以引咎辭職。

同中芯國際的這場别離，幾乎成為了他今後曆次創業的結局縮影。冥冥之中，類似揮手作别的場景，仿佛宿命一般，注定還要在他的身上反複回響。

而從局外人的視角來看，張汝京的每一次離開某種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一種尋求博弈的結果。他的身份、認知以及經驗，決定了張汝京一生都要漂泊在這根政府、資本、技術、文化力量互相斡旋的鋼絲繩索上，他像表演者手中的那根平衡木，始終竭盡全力在維持着整個體系的平衡，直至演出者行至終點，悄然滑落。

這些圍繞平衡的博弈裡，最直接的波動來自政治。

晶片行業從來都不是自由競争，中芯國際自創業以來所遭遇的政治審查與技術封鎖幾乎貫穿張汝京時代始終，他一直需要想盡各種辦法繞過美國政府的封鎖。

2001年，中芯國際向美國應用材料公司購買雙電子束系統時間，被布什政府當機出口許可，隻能從瑞典購買。為了取得從美國進口裝置的出口許可，身為基督徒的張汝京前往美國四處遊說，還找齊了全美五大教會為他做人格背書，同時承諾中芯國際的産品隻用于商業用途，不會用于軍事用途，最後美國才出具了出口許可。

有了類似的前車之鑒，此後，IBM同意在45納米領域與中芯國際合作時，張汝京當天就命人送來了一人多高的資料，隻為避免對方反悔。

另一邊則是中國台灣的阻撓。中芯國際在快速擴張時，台灣當局曾三次對其進行罰款，累計達1500萬元新台币，後來甚至将張汝京的名字列入通緝名單，逼得他隻能宣布放棄台灣地區「護照」。

第二重的博弈則是在資本。

如上文所提及的，中芯國際在創立之初為了避開技術禁令，在股權設計上采取了海外資本為主，但股權分散的架構。中芯國際的首批投資人中，有來自海外的高盛、華登國際和祥峰投資，來自中國台灣的漢鼎亞太，以及國資背景的上海實業、北大青鳥。

是以，内部也分為了三個陣營。有着國資背景的大股東，想要借助中芯國際扶持本土産業鍊；中國台灣的高管則是希望張汝京如台積電一樣走向全球化；而海外資本則更關注何時盈利以實作更好地退出。

在張汝京原本的構想中，分散的股權設計確定經營的獨立，他自信憑借着自己的能力随着中芯國際快速的發展，可以實作「既要、又要、還要」，但事實上，這是一道根本無解的題。

以海外資本為例，他們思考的是尋找更好的退出時間進行套利。但站在張汝京産業報國的立場上，他對外資有着天然的懷疑。當時，有私募基金提出收購時，張汝京就評價：“私募有很靈活的操作方式，給的價格也很優惠。一旦被他們控制主導權，多半是分拆出售。”

而來自台灣地區的高管們和政府背景的國資派則有着更明顯的兩套利益訴求。

前者想要「先做強，後做大」，擴張前提是能夠盈利，必須先在産業鍊上找到自己的差異化優勢。後者則是想要「先做大，後做強」，先借各地政府優惠政策、産業優勢，扶持中國本土産業鍊快速崛起。

張汝京選擇的是先做大。他一方面主導了中芯國際的菱形布局，在上海、北京、天津、成都、武漢各地建設新的産線，但代價是攤子太大，短期無法看見盈利。同時，為了快速地跟上整個國際半導體市場的産業更新，張汝京選擇打破生産節奏，8英寸生産線尚未折舊完，就大筆投資12英寸生産線。而建一條普通12英寸線的成本高達15億美元，這筆錢在當時足夠建造半艘航空母艦。

張汝京在後來認為，如果不投12英寸生産線，中芯國際将是中國大陸所有半導體公司中盈利最好的公司之一。但市場規律又告訴他，逆周期投資是一場勇者的遊戲。“但是，不做12英寸中芯國際有前途嗎？中國的半導體産業有前途嗎？”他不能說服自己。

我們無法帶着後視鏡站在當時的角度評價兩種模式的優劣，但在當時對于以盈利和量産為優先級的資本來說，他們顯然無法能感同身受張汝京的境遇。

第三重的博弈則來自人才。

了解這一點，就不得不提到與張汝京淵源頗深的，另一位同樣被稱為「半導體教父」的張忠謀。

與台積電的兩次訴訟，本質上反映出的并非是「二張」間的個人沖突，而是晶片行業的「人才競争」。張忠謀對張汝京唯一的抱怨，可能就是當初張汝京從世大帶走了一批老部下，還從台積電挖走了100多名工程師。張忠謀曾公開抱怨：“台灣的人快要走完了。”

兩人在德州儀器的經曆，讓他們都認識到一套嚴格的美式管理辦法以及企業價值觀的重要性。例如，張忠謀以誠信正直（integrity）、承諾（commitment）、創新（innovation）、客戶信任（customer trust）這四種核心價值來限制台積電，而中芯國際的價值觀則是「誠信、客戶服務、品質、執行、創新、團隊」。

張汝京也自然在中芯國際嘗試将這套價值觀進行本土化改造，當他帶着全球各地優秀的工程師來到上海時，提出了「每個師傅要教兩個學生」的口号，進而帶動本地工程師能力的提升。張汝京在後來回憶：“現在國内做半導體的人，很多是中芯國際培養出來的。”

開山祖師「仙童半導體」的起伏故事，已經向所有人清晰的表明，在半導體行業，尖端人才的去留會如何決定企業競争力量的此消彼長，張忠謀的恐懼或許正是來源于此。盡管對張汝京并沒有過多的公考評價，但一個細節表明了這位老人對人才的了解。

他曾公開評價自己手下另一位半導體行業的關鍵者梁孟松，梁曾在2017年加入中芯國際，是台積電的舊将：“我對梁孟松一直是有好感的，唯一讓他的好感打折的原因，是他好像跑來跑去的。”這段令人浮想聯翩的評價，似乎在不露痕迹地傳遞張忠謀的某種态度。

不過對張汝京而言，與台積電的博弈在他離開中芯國際後，似乎已經遠去，這道難題被留給了包括中芯國際在内的國産晶片制造商們。

很多年以後，張汝京總會時常回想起初到上海的日子。他記得，當時有一位上司這樣跟他說：“張博士，你們做的這個項目沒有人做過，你往前走的時候到處都是地雷，你停下不走嗎？沒關系，我們繞着走。”

2000年，張汝京終于實作了北上建廠的願望， 中芯國際和上海張江成為他創業的原點 

這段話給張汝京帶來了很大的啟發，這之後的日子裡，每當面臨挑戰和困難，他總是盡力克服，實在無法克服，就繞開它繼續向前。「博弈」是張汝京人生的命題，他總是需要在各方勢力間尋求平衡，如果不能，就選擇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是以「放棄」與「離開」對張汝京來說，不是逃避，而是一種無奈的成全，而成全是為了更好地向前。

03、理想主義者「張汝京博士」

還在中芯國際時，張汝京的辦公室裡沒有豪華的陳設，隻有一個他最珍貴的「寶貝」——一個陳列着晶片的鏡框。來這裡采訪張汝京的人，總會被他拉着講述這些晶片的故事。當年《浦東時報》的記者這樣寫道：“外行人看來不過是一些企業生産的産品，但在張汝京看來，每一片都是他的心血結晶。”

張汝京穿着芯恩的工作服，展示他的「寶貝們」 

現在，人們多是稱他為張汝京博士。作為基督教徒，在采訪中張汝京也喜歡用《聖經》裡的句子作為回應。

被問到信念，他回應：“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聖經申命記33章25節）。我們生活需要什麼樣的力量，上帝就會給我們足夠的能力，越過這些困難，把生活過得有價值。”

被問到「如何不生氣」，他回答：“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聖經以弗所書4章26節）。”

被問到了「為何七十多歲，仍在創業時」，張汝京的答案是「因為上帝的呼召和祖國的呼喚。」

作為對比，在張忠謀位于台北辦公室的牆上，則是挂滿了與世界上司人的獎項和合影，他的名字被全球半導體聯盟用以設立獎項，先後六次作為代表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在這些峰會的報道文章中，許多當地的媒體甚至叫他「張領袖」，第一批屬下總結過他的嗜好：「穿西裝，喝紅酒，抽雪茄」。

與之相對應的是，在很多後來描述張汝京個人生活與創業經曆的文章中，一些隻聽過他的名字但并不熟悉他的人，在接觸以後會發現這位早已功成名就的業界大佬過的是一種「不愛熱鬧」「簡單規律」「限制自己」的生活。

在中芯國際時，曾有中國台灣的朋友來上海拜訪張汝京，回去就跟當地媒體評價：“Richard連西裝都沒有穿，就是一件工作衫，披上件發舊的灰色毛衣，像個傳教士，辦公桌是三夾闆拼湊起來的便宜貨。”

後來在芯恩，張汝京在青島每天的日程安排可以精确到半個小時，有記者去采訪他，早上九點半見面時，他已經結束兩個會議，十二點采訪結束後，隻給自己留半個小時的吃飯時間。後來他的助理回憶，張汝京對物質生活毫無追求：“出差坐經濟艙，酒店幹淨就行，午飯常常是一碗青菜一碗飯”。

芯恩時代，張汝京在青島工作， 芯恩是中國首家以CIDM模式運作的公司 

這種節儉是他在德州儀器時就留下的習慣，很早張汝京就給别人留下了「省錢」的印象。

1998年7月，當時張汝京和幾位海外微電子資深專家通路上海，專家們入住飯店時，其他人都加了10港币換到可以欣賞黃浦江景的房間，但隻有張汝京一個人沒有換。

在中芯國際時，他也将「省錢」發揮到極緻。憑着對半導體行業周期的了解，他大膽進行「逆周期投資」，趁在行業低潮期購入高成本效益裝置，然後通過老師傅帶徒弟維修，以增加員工對裝置的熟悉度，一舉多得。中芯國際一廠主廠房上梁時，張汝京隻花了20元放了1000響鞭炮來慶祝。

跟随張汝京一同創業許多人都承認，那些省錢的日子，在當時看來是很苦，但卻是一段少見的非常理想主義的日子。也正是這種理想主義，驅動着很多人至今圍繞在張汝京身邊，他每一次創業項目都有老朋友義無反顧地前來支援，這些人來自德州儀器、英特爾、三星電子、英飛淩、台積電、聯電、富士通等一系列在行業内有着赫赫聲名的品牌。

這是理想主義者的人格魅力，不計較個人得失，以一種強烈的使命感驅動。一位從中芯國際後跟随張汝京來到芯恩的員工在第一次見到張汝京時這樣評價：“第一次對話就感到，他不把這份工作當做賺錢的工具，而是視為自己内心的一部分、自己的使命。”

與張汝京相識二十餘年後，也在當時加入芯恩擔任高管的季明華評價張汝京是一個「從不灰心」的人。“不管遭遇困難還是失敗，隻要是要做的事情，他都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做，直到成功。”

張汝京對中國半導體産業的未來充滿信心。2021年在接受《财經十一人》專訪時，他說中國大陸半導體産業發展有很多優勢，一是中國大陸是全世界最大的半導體市場，二是中國有充沛的人力，三是民間資本和政府在資金上逐漸加大的支援力度。他同時提到，應鼓勵民企和國企雙管齊下，齊頭并進，共同為中國半導體做貢獻。

他的信心不無道理。中國不僅是全球最大的晶片買家，而且具備成為最大晶片産地的潛力。全球半導體産業從上世紀50年代在美國的貝爾實驗室裡誕生至今，經曆了三次大遷移，從美國向日本，從日本到南韓和中國台灣，如今則由中國大陸承接新一輪的産業遷移。

但在政策扶持、産能轉移的大勢面前，挑戰依舊現實，半導體産業越來越成為一個燒錢且需要舉國之力托舉才能進行的遊戲，據SEMI（國際半導體産業協會）的資料顯示，2022年中國晶圓廠商半導體裝置國産化率達35%，較2021年的21%有大幅提升，但依賴進口依舊嚴重。

這或許是至今張汝京仍不下牌桌的原因所在。在被問到中國大陸應該學習哪一種模式時，他說：“我認為都要學，因為中國很大，我們要把幾個地方的優點都學來。”

在越來越多的場合中，恩怨、争議與無奈，都與張汝京無關，更多的場合他提到了「上帝」，但《聖經》中沒有關于半導體的内容，張汝京卻有着傳教士般的熱情，他一輩子隻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将最先進的晶片制造技術帶到中國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