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雍正十三年三月十六日，這一年是雍正王朝的最後一年，具體來說距離雍正駕崩的八月二十三日，還有五個多月，當然這一切當事人并不知道。也就是在這一天，一個普通群眾上訪案件驚動了雍正。
河南汝甯府上蔡縣（駐馬店）。
事發當日，上蔡知縣貴金馬正在鄉下朋友家裡喝酒，就在這個時候，師爺派來的衙役來到貴知縣身邊耳語幾句，貴金馬一聽頓感大事不妙，酒也吓醒了一半，随後帶人騎馬一路狂奔趕回縣衙。貴金馬之是以如此緊張，就在于當時數百名百姓闖入縣衙，嚷嚷着要找知縣老爺讨個公道，如果此如果處理不好激起民變，貴金馬這個七品縣令就是幹到頭了。
實際上，如果就是老百姓鬧事，貴金馬尚不至于如此緊張，關鍵在于挑頭鬧事不是一般人，挑頭的是當地武舉人王作孚以及當地富戶蕭天福等人，那可就不簡單，這些人都是縣裡的核心階層，縣裡的許多事情都得這些人來幹，而這些人一旦聚衆鬧事，絕對會引發連鎖反應。後果将不堪設想。
而鬧事的原因就是這些人對朝廷開墾地畝的政策表示不滿，因為根據雍正的要求，各個地方必須要開墾荒地，如果完成名額有獎勵，而完不成将危及官帽，可問題在于，河南當地已經沒有荒地開發了，可巡撫衙門還一再催促上蔡縣要完成規定名額，上蔡縣上下無不是苦不堪言，難度也不言自明。對于百姓的難處與訴求，貴金馬是十厘清楚的也很同情，但又無可奈何。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王作孚等人要求貴金馬撤銷開墾地畝的指令，但這事不是貴金馬可以做主的，雙方一度劍拔弩張，現場火藥味十足。貴金馬見無法勸阻百姓撤離，于是以聚衆哄堂的罪名将王作孚等為首十一人拘押。人是拘捕了，但後續處理呢，貴金馬直接将事情報告給了河東總督兼河南巡撫王士俊。
河南開封，巡撫衙門。
王士俊時年52歲，出身書香門第、官宦世家。康熙六十年的進士，入翰林院任檢讨。雍正元年因上書雍正被接納，得以獲得雍正的賞識，并任命為河南許州知州，官聲不錯。雍正三年赴廣東任事，任命為瓊州知府、雍正六年升任廣東布政使，得“專折奏事”特權。雍正八年升遷湖北巡撫。
雍正十年調遷河東總督。河東總督專管山東、河南兩省内黃河事務，雍正十三年兼任河南巡撫，因王士俊政績突出，雍正皇帝特賜王士俊孔雀花翎。終雍正一朝，王士俊政績聲譽皆佳，得皇帝寵信不亞于他人，史稱“世宗不次用人，士俊被特達之知，與李衛田文鏡并稱”。
剛剛接任河南巡撫的王士俊看完貴金馬的報告，總督王士俊也深感苦惱之中。因為自雍正即位伊始，對開墾一事是極其重視的，乃至将其直接與官員考核挂鈎，以激勵各級官員。而在攤丁入畝的大背景下，地畝多寡決定着朝廷賦稅的規模，這才是雍正鼓勵開墾的真實用意。既然如此，地方官員無不拼命開荒，雍正朝第一任河南巡撫田文鏡到河南後，幾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開墾事業中，任内累計開墾地畝一萬三千餘頃，成績斐然，深受雍正賞識。
作為田文鏡的繼任者，王士俊自然是有樣學樣，深知自己必須将開墾一事做得更為出色，方能得到雍正的青睐。王士俊上任後，河南累計上報開墾地畝多達一萬八千餘頃，竟超過了田文鏡的業績。一時間，雍正對能臣王士俊贊不絕口。但這個數字是虛報的。
可無論田文鏡還是王士俊都運用了資料造假這一手段，可問題在于，開墾資料越多，對百姓的損害愈發嚴重，虛增的田畝必然需要新增賦稅，這憑空而來的賦稅重擔必然要壓在百姓的肩頭。這也是為何上蔡縣王作孚等百姓要到縣衙抗議的原因。
對于此事，王士俊向雍正彙報了這起發生在河南上蔡的案件。但王士俊沒有如實彙報，而是誣陷鄉民在王作孚鼓動下，蜂擁至上蔡縣衙請求降低鹽價，但被知縣拒絕，于是，王作孚等擁至商人程效公鹽店，各按每斤十六文強買鹽千餘斤，并規定此後依照此價售賣。王士俊串通下屬，憑空捏造了一起百姓為減鹽價而聚衆鬧事的惡性事件，不惜犯下欺君之罪，也要保住自己苦心經營的局面。被蒙在鼓裡的雍正自然對此一無所知，隻是批複道：“此風不可長，當嚴究以懲刁頑。”
雍正十三年八月，雍正駕崩。當年十二月，河南開封。
就在王士俊準備繼續處理上蔡縣問題時候，吏部的一紙調令送抵開封府，乾隆任命王士俊為兵部侍郎，令其即刻啟程回京。工部侍郎富德接任河南巡撫一職，這屬于平調，當京官倒也沒有什麼，一朝天子一朝臣也正常。關鍵在于王士俊這次任命，是因為他被參了。原來在十月的時候，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朱轼向乾隆上疏，公然抨擊雍正先帝開墾地畝政策之弊端。朱轼指出，各省在開墾地畝資料上造假嚴重和弊端。
有人帶頭，各路官員紛紛響應，戶部尚書史贻直迅速跟進，直言罪魁禍首就是田文鏡與河南巡撫王士俊。對于開墾荒地的錯誤，乾隆自然是一清二楚，而對于那些先朝舊臣，乾隆也并無半點好感。新朝新氣象，一掃開墾之積弊，正好成為乾隆革新朝政的最佳突破口。當然錯誤隻能是這些庸官，而不可能是英明神武的雍正皇帝，況且乾隆當寶親王的時候，對田文鏡就十分厭惡。
不久，乾隆頒布上谕（大意）：“河南這個地方，自田文鏡任督撫以來，苛削搜求，以嚴厲相待。其屬員又都按他的意思辦事，是以剝削成風，河南百姓深受其害。而王士俊接任河南後，非但不能加意惠養，反而擾民更甚，還以此為自己的政績，借着開墾地畝的名義，造成了一系列累民的巨大危害，河南百姓實在是可憐啊！”
在這種情況下，王士俊被調令回朝，你說王士俊能不害怕嗎，富德一上任，就開始對王士俊的過往行徑進行徹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就查到上蔡縣王作孚等人聚衆鬧事的案件，這是王士俊捏造的冤案。如此一來，吏部提請對王士俊的處分：“王士俊隐匿真情，羅織罪名陷害無辜，請将王士俊革職。”此時的王士俊已被乾隆任命為四川巡撫，乾隆考慮到王士俊為官清廉，又是先朝老臣，最後僅下令将其革職留任，乾隆已經是從輕處罰，但王士俊覺得處罰太重。
乾隆元年七月，北京紫禁城。
此時王士俊上表自辯的奏報擺在了乾隆面前，因為王士俊看來，開墾地畝是國策，是雍正的意志，自己不過是按朝廷的旨意辦事，即便無功，也不至于有過。朝廷的處罰他不接受，自己絕不受這不白之冤！然而，王士俊錯了，他的奏疏非反而招來了乾隆的滔天怒火。你不肯替皇帝被黑鍋就是最大錯誤，震怒之下的乾隆下诏，将王士俊逮拿回京，交刑部議處。不久後，刑部按大不敬罪拟判處斬立決，後由乾隆下旨判為斬監候。第二年，為展現自己的仁德，乾隆最終下诏将王士俊削職為民，遣返原籍。
實話實說，王士俊為官十厘清廉，罷官後于乾隆二十一年病逝，死後家無餘财，子孫生活貧苦，以至于連葬禮都辦不起，雲貴總督劉藻聽聞後專程遣人贈金三百，以纾其困。實際上，王士俊就是給雍正背鍋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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