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裡有雲“小城故事多”，原來并非妄言。
上世紀三十年代，有位中國女作家寫下20年代東北小鎮呼蘭河的故事，呈現那裡的風土、人情和生活，她筆下的呼蘭河真實而平凡，上演着悲歡離合，充滿生機活力。與故事裡的呼蘭河同時代的西方，奧匈帝國治下的一位作家虛構了一座城堡，城堡所在地也是一處遙遠的小鎮，現實與荒誕在這裡交疊，最終逼迫主人公走向絕望……
《全家福》孫一聖 著 鑄刻文化/單讀/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04
一百年後，當孫一聖以曹縣的童年記憶為藍本，書寫半自傳體小說《全家福》時，他同時獲得上述兩位作家的跨時空指引——蕭紅帶來散文式叙事結構的靈感，卡夫卡則給予他始終追尋的描摹生活的質感。他以一個被迫從縣城向着城市和家人奔跑的孩子的視角，細緻呈現底層勞動者的生存困境。
作家張楚，則直接虛構了一個名叫雲落的縣城，原型是家鄉灤南。這座虛構的靠海的縣城裡有物欲、情欲、食欲，還有草木、鳥蟲，充斥人間煙火、飲食男女，縣城裡每一個登場的人都擁有豐富的聲音和性格，張楚展示他們的瑣碎與不堪，也呈現他們毛茸茸的幸福。
同樣鐘情于縣城寫作的還有阿乙，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以贛北的一個縣級市瑞昌為背景，26歲之前那裡承載着他的人生。小說《未婚妻》就講述發生在縣城的一段愛情記憶，顯然，在中國的縣城，愛情從來不能是兩個人的事，而是全家的事……在阿乙看來，小鎮文學抑或縣城文學，天然具有一種更貼近現實生活的質感——揭示當地人内心的壓抑、困苦、自卑、寡淡、絕望，一種被放逐的現實，“不是我們要把縣城塑造成那個樣子，是縣城本來就是那個樣子。”
《未婚妻》阿乙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
張楚對于縣城的了解更偏于理性，他說，縣城是一個奇妙的存在，是城市和鄉村的結合體，融合了二者的雙重特點，它是時代精微而準确的縮影。在縣城裡生活的人們，一方面緊跟工業文明的腳步，另一方面，也保有農耕文明的某些傳統習俗，在這種和諧又沖突的觀念中，時間既是快的，也是慢的。大事件、大節點對縣城的影響也是如此，不是迅雷暴雨式的，而是綿綿細雨式的。在緩慢又迅疾的時光流轉中，人們明白了什麼，然後又遺忘了什麼。
此前，人們對于縣城氣息氛圍的直覺認知，大約都來自賈樟柯的系列電影作品，而更趨個性、深入且細膩的縣城故事講述已經在文學中展開。據說，看過張楚的《雲落》後，作家孫甘露說了這樣一句話：以前，中國的縣城更多由電影在表現，接下來，更進一步的故事要由小說來講了。
《雲落》張楚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4.05
被縣城塑造的作家
山東菏澤曹縣人孫一聖到青島推介他的新書《全家福》之時，正趕上菏澤因為草根網紅郭有才沖上熱搜，社會底層年輕人努力尋求出路與注目的特質，或許正契合了作家的個人生活經曆。孫一聖講述了他平庸甚至有些不堪的人生開場：父母都是農民，小時候家裡始終很窮，種地之外，父母想多賺些錢，就到鎮上賣布，賣鞋，上高中時，父親把所有能做的小生意幾乎都做了一遍，結果還是欠賬，隻能貸款還賬，全家不再有欠賬焦慮源于父親後來去做了靈車的生意，拉去世的人去火葬場，這讓家裡捉襟見肘的日子稍顯寬裕。
父母希望孫一聖通過讀書改變命運，在城市找一份好工作，但事與願違，聯考複讀四次，考了五次，雖然自稱已盡了最大努力，孫一聖還是沒考上一所大學院校，他上了一所高等專科學校，學的化學專業，畢業後又不得不回到家鄉，在鎮上的水泥場做了保安。作為一個不安分的小鎮青年，孫一聖抓住了一個去上海酒店做服務員的機會，在上海，他開始思考自己今後的人生，思來想去，唯有從未中斷的閱讀累積給予他小說寫作的底氣。從上海到鄭州，他投身創作，并将履歷投往北京，附上當時自己所有寫過的作品……就這樣，從縣城出發，孫一聖一路去了北京，他在那裡重新發現了塑造自己的縣城，并把它寫進小說。
《全家福》裡的主人公“我”，也從縣城出發，他的目的是去尋找家人。這是留守少年趙麥生在一天裡遭遇的故事——他與姐姐分别在爺爺、外公家吃飯，吃膩了就互換。他們的父母在菏澤打工，一個在夜市賣餃子，一個吃住在工地。因為一張必須上交的照片和學費問題，“我”也就是趙麥生，不得不回爺爺家、外公家，又不得不乘坐機動三輪車去菏澤找尋父母。一天的行程，他走過學校走過夜市，走過鐵路走過土路，走過路燈走過棗樹。眼前是向遠方伸展的路，腦子裡是記憶畫面的閃回，家何以離散，與姐姐之間的“陌生”等等家庭的瑣碎紛至沓來。一個小孩的視角串起一家人的生存狀況，讀者跟随少年體驗人生的艱難。像是孫一聖在小說的題記裡引用動漫《銀魂》中的對白：“和你們這些少爺不同，我們光是活着就已經竭盡全力了。”
電影《光陰的故事》劇照
你會發現那些縣城的書寫者都傾向于成為不甘的“逃離者”，而他們的回望方式通常都是理性而疏離的。幾年前阿乙接受采訪，回溯瑞昌對自己秉性的塑造，盡管26歲後就離鄉飄蕩，但他稱，縣城幾經翻修，他仍能夠閉眼穿行其中。他從沒有從心态上順利地成為一個城市人，“倘若我鼓起勇氣以城市為背景寫作，也隻能把這個城市比較淺薄、局促、窘迫、臨時的一面展現出來。在所有的城市裡，我都缺乏豐富的生活和社交，缺乏關系。而小說，除非太過哲理性的小說，它總是離不開生活、社交、關系。”
阿乙的生活、社交和關系永遠留在他熟悉卻又曾想逃離的縣城。他逐漸認識到，人其實帶着他所代表、依靠的地理曆史生活。出身再明顯不過地塑造一個人的氣質。甚至我們能看出一種普遍的性格。“對像我這樣出身于自尊心窪地的人而言，不會有什麼天然的意氣風發、潇灑自如，有好事加身容易露形，容易忘形，大多數時候，則表現得自卑、自疑、壓抑、困苦，還有害怕。”或許這正是小說氣質與靈感的來源。
平凡而蓬勃的典型氣息
與孫一聖和阿乙對縣城的青春期逃離不同，作家張楚在他的縣城——河北唐山的灤南縣生活了近四十年。在寫小說《雲落》之時，他已定居天津，仍然每個月回一次灤南。“灤南就像是一個老巢，有些陳舊和閉塞，可我的親人和大部分朋友都生活在那裡，于我而言，灤南就是我的福祉，我的療傷之地。”
不久前在上海思南文學之家舉行的“世界春天般醒來——張楚《雲落》新書分享會”上，評論家黃德海表示，與大城市的獨門獨戶不同，縣城是一個大家族。小說裡之是以人物衆多，就是因為縣城中每個人都可能彼此熟識。在黃德海看來，如此牽絲攀藤的人際網一方面成為“逃離感”的根源，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生活更具“人情味”。黃德海舉他最喜愛的人物萬櫻為例。在他看來，萬櫻類似于魯迅《阿長與山海經》裡的長媽媽，看似混沌卻活力四射，即使遇到困難也照舊能夠活得生機勃勃，“為了生活，她顧不得倫理道德的束縛，自然地展現出她的欲望與需求，如同古語所說，‘禮不下庶人’。”在作家程永新看來，《雲落》主線雖圍繞萬櫻展開，但由于人物衆多，張楚從衆人的視角叙述故事，進而讓人物貼近生活本真的樣态，“比如萬櫻身邊的男性性格各異，與萬櫻組合而成互不相同的磁場，這些磁場也構成了縣城的網絡，而這一網絡就是微觀的中國現實。他由此表示，小說為當代文壇提供了一個典型縣城的樣本，雲落縣城如同一個微觀社會，讀者能夠從中窺見中國的細微生态，比如如何處理錯綜複雜的人際關系，“它也濃縮了中國所有的風土人情，包括它的豐盈與缺憾。”
相應地，《雲落》裡的世界盡管不完美，但也并不悲慘。這也是黃德海覺得這部小說吸引他閱讀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我們之是以喜歡這個世界，是因為它充滿活力。小說描述的生活，就如同現實生活本身那般有滋有味，不同性格的人物都能夠舒暢地活在其中。”黃德海形容這部小說寫的是“參差人間的春醒時刻”，就像春天剛醒來，讓人聯想到春日複蘇，昆蟲活動，綠意漸濃，“正如裡爾克的一句詩，‘如果春天要來，大地會使它一點一點地完成’。”
而張楚坦言，他之是以能将小說寫得滿含情意，與他創作時的心态有關。他寫這部小說時，人在天津，“當你從一座城市回望另外一座城市時，内心有一種儀式感，好像要穿過無數樹木、村莊、鐵軌、河流、工廠煙囪，才能抵達你的故鄉。”正因懷抱樸素而純淨的愛，小說中并沒有徹底的壞人，而是一群最普通的人，散發出蓬勃的生命力。于是，讀者也跟随作家回到了縣城裡的裁縫店、窗簾店、理發店、小飯館，聽見街巷裡各種嘈雜又重複的聲響。
或許，張楚并沒有刻意要求自己在寫作中去思考社會和時代問題，隻是如他所說，随着人物路徑自然行進。他曾經寫過一個短篇名為《中年婦女戀愛史》，其中那些綻放着光芒的女性特質，也進入到虛構的縣城雲落，成為人們了解今日中國縣城的獨特切口。而這些普通人物的普通日子，卻又正是大時代褶皺裡最真實的人生風景。
《中年婦女戀愛史》張楚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8
寫出真實生活的質感
“沒有興亡的痕迹，沒有曆史的變遷，沒有波瀾壯闊的情節，隻有轉瞬即逝的瞬間，隻有在一個長鏡頭下被我們遺落的人間真實。”這是孫一聖對小說《全家福》的自我概述，對于張楚的《雲落》似乎同樣适用。
何為人間真實？在《雲落》裡，可以是不起眼的食欲。“吃”在這部小說裡是很容易被忽略的重要存在，小說裡寫到各種食物，有滋有味，并在細密綿長的書寫中呈現了“吃”于普通人的意義：每個人的飲食習慣、口味偏好，似乎都構成他們的生命底色，每一場席面、宴會也見證着人世間的悲歡離合。而這也是張楚的刻意所為，他說，日常生活通常都很瑣碎、幹癟、油膩、無趣，缺乏幻想中的詩意，可如果我們賦予日常生活一種儀式感，它肯定就會變得不一樣，比如飲食，對應的不僅僅是我們的舌頭和胃，也對應着我們對生活的态度和傳統的審美。小說裡寫到三到四次大規模的聚餐，一方面是為了進一步融合人物關系，另外一方面則見證着人世間最庸常的悲歡。
而對于《全家福》而言，遺落的人間真實存在于諸多細節的進行中，孫一聖将之了解為真實生活的質感。在他看來，寫小說要建立一種場景，給讀者以畫面感。他提及非常喜歡的一部小說《天路曆程》，開頭這樣寫道：“我在曠野裡行走，來到一個地方，那裡有個洞穴，我就在那兒躺下睡覺，我睡熟了，做了一個夢，我夢見一個衣衫褴褛的人，站在那兒，背後就是他自己的房子，他手裡拿着一本書，背上背着一件看來很重的東西，我看到他打開那本書，念着，一面念一面不住地流淚，他實在控制不住自己了，發出了一聲悲傷的呼喊：我該怎麼辦呢……”這一具有畫面感和節奏感的行動描述，帶出了“我該怎麼辦”的普世性發問，而它所具有的語感和氛圍會更加讓人記憶深刻。
《夜遊神》孫一聖 著 單讀/鑄刻文化/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
再進一步，如何才能建立此種語感和氛圍？孫一聖提到卡夫卡的小說《公路上的孩子們》，其中描寫一輛馬車經過一個花園的瞬間，卡夫卡用了一個意想不到的觀察方式：馬車經過花園時，花畦暗了一下。孫一聖沒有錯過這個易被忽略的細節，他認為這種文學性的描述正是小說所展現的真實生活的質感，它彰顯于故事的程序中，而并非結局的戲劇性。而他一直在努力想要寫出同樣的句子，表現出細緻入微的生活質感。
在《全家福》的序言裡，孫一聖再次提到卡夫卡的《公路上的孩子們》，其中寫一群農村的孩子于傍晚玩耍，細節豐富且玄妙。在這篇小說裡卡夫卡寫出了一種他獨創的“運動性”，猶如電影的運鏡。“小說最厲害的地方在于沒有目的，沒有指向性的意義，同時又意蘊豐富。隻對場景做類似鏡頭般的描摹和觀察，沒有畫外音，有的隻是自然的白噪音。裡面隻有小孩子的跑動，沒有說明，隻有關于跑動的描述。最後要離開的時候也沒有離開的原因和動力，甚至連前進的方向（盡管說了去哪裡，卻沒有說去做什麼）也意義不明。沒有目的的行動最為緻命。來到結尾，孩子們一個個都被父母叫回去了，主人公‘我’卻想要離開家鄉到城市去……”
《全家福》也是寫一個居住在縣城的孩子出于某種意外，孤身向城市進發的故事。作家寫道：“如果說《公路上的孩子們》是孩子對前路的未知向往，那這部《全家福》則是孩子對這種未知向往的開拔。”孫一聖說，他試圖用小說寫一部電影。
孫一聖也希望他的小說同時具有散文的質感，為此他用了大量的景物描寫，從農村到城市，穿過平原上的麥田，還有行車道路兩邊的樹木，房屋，小說裡有一個比喻：在坐上機動三輪車看到自己的家時，小孩感覺一腳就能把他的家踏平。他直言這有一點借鑒蕭紅的《呼蘭河傳》，一段段地對小時候的回憶，像是一篇散文，還有一點緻敬沈從文的《邊城》，“他寫得十分純真，這也是我想要追求的——純真感，呈現一個孩子的心事。”（青島日報/觀海新聞記者 李魏）
青島日報2024年6月25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