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理發師為什麼越來越少了？在偏見之外，還有現實壓力

冷叔筆記

2024-06-28 00:00國際領域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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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重點

01近年來，女性理發師在美發沙龍中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男性理發師。

02随着理發行業競争加劇，女性理發師面臨更大的工作壓力和收入差距。

03社會偏見和家庭反對也是影響女性從事理發行業的重要因素。

04然而，女性理發師在技術上要求高，且學習成本上升，進一步加劇了就業難題。

05為了改善女性理發師的現狀，需要社會輿論的支援和政策的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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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在近年來開業的各種美發沙龍中，女性理發師幾乎絕迹。

像冷叔上一回給女理發師理發，還是上一回了。

現在大街上，随便走進一家理發店，裡面都是清一色的托尼老師，打扮時髦，用語花哨，走起路來，身上各種鍊子就嘩啦啦地作響。

就在一個門面，兩三步路，還都喜歡拿着耳麥在那“喂喂喂”。

老師們看着年紀不大，但派頭不小，五六個理發師能搗鼓出七八個總監，開口不是128就是98，要不就是“先生辦個卡吧，辦卡有優惠”。

好不容易找個35的“助理”吧，洗完頭水還沒擦幹呢，就跟冷叔說剛剛原地晉升，後面的步驟得加錢。合着咱才是新手大禮包，開個水龍頭的工夫就讓你連升三級？

而跟這些滿是槽點的托尼們相比，辛迪，路西和南希，卻都在櫃台收銀，偶有一兩位給客人洗頭的，不出半年時間，也會從店裡消失不見，從洗頭小妹到形象總監，似乎有一道看不見的天塹。

但在冷叔的記憶裡，過去的理發行業可完全不是這副光景。

在八九十年代，常見的理發店面大多小巧，沒那麼多花裡胡哨。

因為很多是直接用住房改裝的，裡頭往往就隻能擺下一面鏡子和一張老式理發椅，而除了理發的店主外，也沒有第二個員工。

年紀大一點的朋友，都不會對這種形式的“便民理發店”感到陌生。

而再稍加回憶，應該也能想起，那會兒的理發師不是“張姐”就是“王姨”，都是本地的街坊鄰居，并不會取什麼半生不熟的洋名。

然而，當這一代女理發師逐漸退休，新一代的女性卻很少會拿起剪刀繼續，以至于現在我們提到“理發師”三個字，第一反映都是一位青年男性模樣的“托尼”。

其實對這個問題，我們最簡單粗暴的解釋，就是認為理發，變成了一個不适合女性的職業。

首先肉眼可見的是，工作環境的巨變。

過去不管是“便民理發店”還是“家庭理發店”，場地小，投資低，準備上幾把剪刀就能開業。

許多是下店上宅或前店後宅，女店主吃住理發都在同一個地方，照顧家庭也友善，是以開門做理發，就相當于是家務勞動的延伸。

另外，當時的理發業是典型的熟人經濟，顧客都是附近的街坊，互相熟悉有一定的情感連結，這種理發店實際上也就成了當地的一個社交中心。

在這個背景下，熟悉當地環境，擅長跟鄰居聊八卦的本地婦女，天然就具有優勢，也更能維護老客戶的感情。

但是，随着時代變遷，理發店的内外環境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從行業内部來看，大中型的美發沙龍取代了窄小的家庭理發店，而且數量快速增加，這導緻經營成本上升，以及市場競争加劇。

而從外部環境來看，随着城市擴張，老城區不斷被改造和重組，外地人口不斷湧入，理發店的客戶群也發生了變化。

雖然理發店還是高度依賴回頭客，但在市場競争下，光是維護老客戶已經不夠用了，必須要不斷拉進新人。

是以現在咱們進店理發，理發師三句都不離辦卡，就是想用這招來保證客戶的長期消費。

而這種往往帶着“硬塞”味道的推銷工作，往好了說，是需要主動性，難聽點就是臉皮得厚。

那這個時候，能從各個角度，堅持向陌生顧客推卡的托尼老師，也就比走親和路線的“大姐阿姨”們要吃香得多了。

當然，這裡不是說，女性就幹不了銷售，但問題是，嘴皮子利索的姑娘，大可以直接轉行，根本沒有必要在理發這個行業裡卷來卷去。

因為随着理發業競争的激烈，理發師勞動強度其實也在直線上升。

過去小本經營的時代，女店主可以中午睡個午覺，下午搓個麻将，傍晚就打烊，可以說自由自在，輕松惬意。

但現在呢，很多理發店都是從早9點到晚10點，一年365天，幾乎天天營業。

而且工作中，站立時間長，還老得保持低頭彎腰擡手的姿勢，搞個幾年就是一身的職業病。

包括今年過年還有個新聞，說有外甥正月理發，當晚舅舅車禍去世，然後舅媽告其殺人索賠百萬。

大家在感到荒誕的同時，可能沒有注意，外甥理發的日子是正月初二。

這個日子，本來就是磨坊裡的驢，都得歇口氣，但理發師還有不少在上班的，真稱得上的天選打勞工。

顯然，一個職業的體力勞動部分加強得越多，對勞動者就越不友好。

而受生理條件限制，女性受到的影響又比男性更大，久而久之，理發師隊伍裡的女性自然也就越來越少。

除了以上這些直接因素，還有一些潛在但實際上更深刻的原因，也在勸退女理發師。

從過去100年的曆史來看，理發師的社會地位，其實經曆了一個由低到高，又由高到低的過程。

在舊社會，剃頭匠是典型的“下九流”，社會地位很低，并且完全沒有女性。

而在建國之後，伴随着三大改造，全國各地建立起了一大批的理發社或理發公司。

原來的剃頭匠這時候被叫做理發員，就跟公交的售票員、國營商店的售貨員一樣，成了“八大員”之一。

這意味着理發師從舊社會的“賤業”蛻變成了國家勞工，職業地位有了極大提升，同時在國家意志的強力推動下，理發行業的女性勞動者也在大量增加。

包括到八九十年代，随着市場經濟發展和國營企業效益下滑，全國普遍出現了“腦體倒挂”的情況，也就是體制内的腦力勞動者收入，不如體制外的體力勞動者。

像過去獨立的女理發店主，往往會有一個在附近機關上班的丈夫。但這個時期，她們收入更高，反而成為了家裡最粗的那根頂梁柱。

1997年，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李強在北京市，組織的居民職業聲望調查排名就顯示，100個職業中，美容美發師排在了中流砥柱的位置（57名），高于機關工會主席、外企雇員和工廠中的房間主任，略低于國家機關普通職員和解放軍。

建國後的理發師，前期在公有制下有穩定飯碗，後來市場改革中又有可觀收入，在前店後宅的模式下，還能兼顧家庭，怎麼看都是一份女性友好型工作。

是以在十幾二十年前，家長也願意支援女孩子去學習理發。

這些入門的女孩最樸素的想法，就是“學門手藝”，“以後有機會就回老家開個小理發店。”

但這種對理發師的美好印象，在21世紀卻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一方面是黃色場所越來越多地以“發廊”作為掩護，使得整個社會對理發行業，特别是對女性理發師的偏見不斷加深。

一個典型的結果就是“發廊女”“發廊妹”這樣的詞語，被完全污名化，在輿論上對女性就業形成了障礙。

另一方面，是理發師在收入上的相對優勢徹底不見。

早期理發公司裡的理發員是公有制職工，拿的是國家工資，旱澇保收。

以1980年成都為例，當時的理發職工的月平均收入是73，也就是一年876塊。

而同期成都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340元，理發師的收入是一般市民的2.57倍。

順便一提，2022年，成都市民的個人所得将近五萬五，也就是說80年代的成都理發師相當于在今天年入14萬。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不要說平均，就是能夠達到這個收入的理發師，都是鳳毛麟角。

因為盡管理發的價格一直在漲，但現在的理發師，最普遍的身份是民營理發店裡的一般員工，對利潤的配置設定沒有話語權。

而當理發師隊伍的主體，由機關職工和小店主，轉向普通雇員，整個職業的形象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改變。

2009年，還是在李強教授所組織的聲望調查中，美容美發師在99個職業中，排名下降17位，跌到了74名，是所有職業中下降幅度第5大的職業。

同樣，2005年李春玲教授的職業聲望研究也顯示了類似的結果，理發師在81個職業裡排名67位置，也是處于後半段的後半段。

然而，理發師的相對收入和聲望排名雖然不斷下降，但它在技術上要求可一點沒下降，甚至随着顧客時髦需求的不斷增加，學習的成本反而是上升的。

而想要培養一個合格理發師，上崗實踐必不可少，隻能發生在真實的理發店中。

但正如前面所言，現在最主流的模式是民營經濟，而市場導向下，婦女因為懷孕生子需要退出勞動的現實，在理發店老闆那裡成了無限放大的劣勢。

理發店主普遍認為女性“幹不長久”，是以不值得培養，在招工上就戴了有色眼鏡。

然後這種偏見，又會回報給學生和家長一個“女理發師難就業”的印象，參與職業學校教育訓練的積極性也就更低。

連崗前教育訓練都沒有，更談不上崗後教育訓練，結果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女理發師就業難——家長學生的學習意願降低——有技術的女理發師減少——女性不适合理發的偏見更深——女理發師就業更難。

如此循環十幾年，最後的結果，就是男女比例越來越失衡，特别是在年輕一代裡，女理發師更是成為了珍惜動物。

60年代，中國有一部喜劇電影《女理發師》，片中最主要的沖突，就是主角華家芳和丈夫賈主任，在女性适不适合做理發上的分歧。

在外面，賈主任會批評同僚大男子主義、思想守舊、歧視服務行業。

但在家裡，他一樣認為“理發是伺候人的工作，沒出息”，堅決反對妻子當理發師，是以華家芳隻能瞞着丈夫到理發店上班。

而因為工作認真，華家芳獲得了“各行業傑出的女人”的稱号。不知内情賈主任慕名而來，希望這位新旗手為自己理發，不想暴露的華家芳隻能帶上了口罩，又摘下了丈夫的眼鏡。

理發的過程裡，旁邊同僚故意跟賈主任聊起了華家芳丈夫反對的事情，讓他自己發言批判自己。

電影最後雖然在笑聲中結束，但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今天女理發師所面臨的挑戰，其實一點不比華家芳少，她們一樣要面對社會的偏見和家人的反對。

而在市場競争下，收入偏低、工作強度增加的新問題，又給女理發師的職業生涯帶來更大的壓力。

你認為女理發師還會變多嗎？歡迎在評論區裡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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