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世巨著《世界文明史》（也譯為《文明的故事》）的作者威爾·杜蘭特曾說：
如果文明傳播的過程被打斷一個世紀以上，文明就會死亡，我們又會重新變成野蠻人。
千裡之堤，潰于蟻穴。曆史并不總是進步，它也經常倒車。曆史上許多文明的崩潰也絕不是一夕之間完成，大廈将傾之時，必有種種征兆。
▌集體性的自大與狂熱
上帝欲使其滅亡，必先使其瘋狂。曆史上太多的案例證明了這一點。無論是一戰前的沙皇俄國，還是向十一國開戰的大清國，無論是二戰前的希特勒，還是二戰中的東條英機，自大與狂熱是他們共同的特點，崩潰與滅亡也是他們共同的命運。
這也是為什麼在“七宗罪”中，傲慢之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行。因為，傲慢是人類堕落的開始。是以杜蘭特認為，人類曆史隻是宇宙中的一瞬間，我們首先要學會的就是謙遜。
▌競争與選擇逐漸消失
杜蘭特說，“生命即是競争，生命即是選擇”。我們受進化過程的支配，也受到生物界弱肉強食、适者生存法則的考驗。競争與選擇，伴随着人類文明發展的整個程序，是確定文明推陳出新的一大動力之一。
然而在某些地區，人們卻用體制安排代替了競争，規定某些人可以上學，某些人不能上學，某些人可以經商，某些人隻配消費......這讓人們失去了選擇的自由，更讓整個社會失去活力，文明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以鬥争和封閉代替合作
杜蘭特說：“文明是合作的産物，幾乎所有的民族都對此有所貢獻。”差別隻在于貢獻多少而已。有的地區社會總是很開放，合作總是很普遍，他們社會進步就會比較快，對文明的貢獻自然也更多。
有的地區則相反，社會總是很封閉，彼此之間更缺乏合作，取而代之的是無所不在的鬥争和傾軋，拒絕向外界學習，抵制所有外來的東西。
這樣“閉門造車”的地方，文明注定“水土不服”，如果“土壤”本身不改變，很難有什麼實質性的發展。
▌精神和道德水準集體衰退
曆史本身之是以能大體上不斷重複，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人的天性像地質改變那樣緩慢，一代又一代人過去，國民的性格卻并沒有多大改變。無論怎樣改朝換代，導緻上一次社會崩潰的人性因素，往往也能導緻下一次社會崩潰。
杜蘭特說：“社會的基礎，不在于人的理想，而在于人性。人性的構成可以改寫國家的構成。”如果一個國家國民整體的精神和道德水準持續處于衰退之中，那麼這個國家的文明程度也必然會倒退。
▌激進主義大行其道
杜蘭特說：“社會進化，是習慣與創新互相作用的過程。那些抗拒改變的保守派，與提出改變的激進派具有同等價值——甚至可能更有價值，因為根須深厚比枝葉繁茂更加重要。”
可惜的是，人類曆史上卻一次次陷入狂熱的激進主義之中。“法國大革命”就是最鮮明的例子。
為了追求所謂的“博愛、平等與自由”，法國人砸爛了一切傳統，最終換來的卻是長期的動亂不安。這種思潮還傳遍了全世界，遺毒至今。
▌用暴力手段平均财富
杜蘭特說：“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配置設定而得到周期性的緩解。”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不同的财富再配置設定方式，會對文明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
借助于法律的、和平的财富再配置設定方式，對文明的傷害有限。但采取暴力手段“殺富濟貧”“平均财富”的行為，曆史上并不罕見，在某些地區還會反複上演。
當任何追求财富的行為都變成一種犯罪時，人們就會掉進集體貧窮的陷阱，實作奴役式的平等。
▌強制推行烏托邦主義
烏托邦主義通常向人們許諾最美好的未來：全能的政府、充分的福利、平等的社會……
後世的人們常常相信，烏托邦主義是特定時代的産物，是“資本主義缺陷所導緻的必然結果”。然而杜蘭特卻以雄辯的史實證明：烏托邦的沖動，一直深埋于古往今來的人性之中，是以它會永遠伴随着人類社會。
而那些為了實作“人間天國”的理想，強制推行“烏托邦”的行為，不過是把所有人當成社會實驗的“小白鼠”，帶來的也隻有匮乏、混亂、腐敗和大屠殺……
如果失去文明，我們必定重返野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