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 世紀美國工業化程序啟動，1807年羅伯特·富爾頓(Robert Fulton)将蒸汽機運用到航行中，開啟了交通機械動力的大時代。
内河運輸迅速發展起來，促進了商業繁榮，激發了開鑿運河的熱情，之後鐵路建設更是如火如荼，交通運輸網逐漸完善，這有利于人口大範圍、大規模流動。
而此時，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美國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日益加劇。
另一方面，歐洲動蕩不安的政治形勢，經濟發展的起伏，特别是 19 世紀 40 年代“馬鈴薯災害”席卷歐洲。
對愛爾蘭造成巨大影響，以愛爾蘭為主的歐洲群眾如滔滔洪流湧入美國，滿足了城市發展的需要，宏觀上推動了經濟産業結構的改變，促使人們的社會生活日新月異。
但在工業化和城市化推動經濟的迅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
如因農村人口和外來移民的不斷湧入，城市人口增長速度過快，城市建設速度跟不上人口驟增的速度，現有設施根本無法滿足需求。
促使流浪者和流離失所的孩子成倍增長，出現如蜂窩般的貧民窟:底層工作競争激烈，勞資糾紛不斷，城市環境惡劣，族裔間沖突凸顯，出現一系列社會治安問題。但政府在治安方面的職能卻亟需提升。
人們的緊張和焦慮無處不在。部分土生美國人通過将這些社會問題歸咎于外來移民來緩解焦慮,再加上排斥天主教的曆史文化傳統,政客的利用等,美國在 19 世紀中葉掀起了一股排外浪潮。
工業化的啟動及其與城市化的關系
盡管在美國殖民時期，費城、波士頓和紐約等城市已經興起，但19世紀中葉，城市人口才出現爆炸式增長。
工業化和城市化相輔相成。城市化的迅速發展離不開工業化的推動，從手工業到工廠生産的轉變，對城市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18 世紀末和 19 世紀初美國(和西歐部分地區)的工業革命促使一些工業領域的制造業從手工作坊轉化為工廠生産。
交通運輸業的進步，加速了工廠生産的廉價産品商業化和市場的擴張。
工業化的深入發展也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而公路、運河、河上汽船和鐵路降低了商品的運輸成本和人口的流動成本。
工廠為降低成本多集中在城市，是以，城市迅速成為機會的中心，吸引無數美國人和歐洲移民離開農耕生活，前往城市。美國城市人口比例增加。
同時，工業化和城市化也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美國日益發展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擾亂了美國當時的社會秩序。
機械化生産和交通運輸的進步使農産品價格降低，迫使大量擁有少量土地的農民在激烈的競争中破産，不得不去城市尋找新的生計。
而機器大生産和發展迅速的交通運輸業，使商品流通愈加廣泛，打擊了手工工匠，導緻生産力較低的工匠失去了市場，進入城市尋找市場，或者成為工廠勞工。
為了增加收入，有些勞工需要在不安全的條件下長時間工作。另外，不平等現象随處可見,貧富之間彌漫着的鴻溝每年都在擴大。
城市發展區域差異大，鐵路沒有經過的地方，好似被時代抛棄。而階級、種族、宗教差異，族裔紛争政治腐敗加劇了當地的不平等現象。擁堵，污染，犯罪和疾病也充斥于城市。
歐洲移民潮的興起與族裔沖突
歐洲移民到美國的人數在 1812 年戰争後急劇增加，并在随後的幾十年裡持續增長,但從 19 世紀 30 年代中期開始,移民人口迅速增加。
1835 年至 1844 年間，美國人口中外來移民的人口數和其所占美國總人口的比例分别約為70萬和3.6%:到了 1845年至 1854 年間,這兩個數字分别陡增到大約 290 萬和 11%移民人數比前十年的四倍還要多。其中多達一半的移民來自愛爾蘭。
而1854年超過 40 萬的移民人數更是前所未有。通過移民來源國的資料統計可知，從1835年開始，美國的移民主要來自愛爾蘭和德意志，但不同時期移民的身份、移民原因、及具體的來源地都有所不同。
在 1812年戰争後的 20年裡,移民到美國的愛爾蘭人往往是的小農和中産階級城市居民，被認為是愛爾蘭天主教徒中“最有進取心、最勤勞、最善良的人”他們通常掌握商業或手工技能。
其中有不少農民在他們到達美國時就購買了農場，有些先在東部沿海城市工作，直到攢夠了錢去購買西部的農田。
與愛爾蘭移民不同的是，德意志人并沒有聚集在美國東海岸的港口城市。
整體而言德意志移民不像愛爾蘭人那樣赤貧,他們有足夠的錢到達美國西部地區如辛辛那提和密爾沃基這樣的城市，或者是西部的農業區，大多數德意志移民從事農業。
盡管19 世紀上半葉，美國的經濟發展整體水準還沒有歐洲高。但美國各州和地方政府為了招攬移民大顯身手,不僅制定了鼓勵移民的政策,還賣力宣傳,在歐洲各國做廣告。
雖然愛爾蘭移民多是天主教徒，但美國官方從 19世紀開始對天主教敵視情緒有所緩和(部分州取消對天主教移民的排斥性措施，廢除殖民地時代确立的正教等)。
另外，由于工業化的發展，航海交通進步，移民美國所需的交通費的下降也推動了大規模移民現象的産生。
面對成千上萬因歐洲經濟和政治動蕩而來勢洶湧的陌生移民，“土生美國人與愛爾蘭移民之間的沖突與沖突也因環境、文化習俗、勞動機會等因素而加劇。”
這些都促使美國排外主義者産生移民會對美國傳統文化和主流價值觀造成危害的想法，進而反對移民。
在19世紀的美國，許多人認為信仰新教是推動美國發展，使人民獲得自由的關鍵。而羅馬天主教似乎對土生美國人所珍視的一切都懷有敵意。
美國人民對“自由民主”的忠誠激發了他們反天主教的熱情，因為他們相信天主教的統治階層對其教徒的完全控制剝奪了天主教徒參與政治所必需的獨立性。
于是一些新教團體反對天主教移民，即愛爾蘭人和德意志人。導緻族際關系不和，而 1845 年開始大批移民如洪流般的湧入，更是加劇了這種緊張關系。
族裔間關系惡劣，不僅是因為宗教問題，還有政治、經濟方面的原因。
而這幾方面所起作用又是相關聯的。所受排斥越嚴重，移民們會越清醒的意識到，隻有和同一群體的人團結起來才能保護自己。于是移民開始地投票給民主黨，而民主黨是以受益。
進而更支援移民，移民的政治影響力便與日俱增。這加劇了土生美國人對移民可能威脅美國政治安全的憂慮。
站在土生美國人的立場來看，這種擔心并不是空穴來風。
因愛爾蘭移民抱團取暖，互相保護，并且參與激進政治，傾向集中投票支援一派,在政治選舉上具有優勢,其産生的政治影響力不容忽視。"
經濟方面，愛爾蘭新移民為生存願意接受更低的工資。很多土生美國人，尤其是非熟練勞工，是以失去了工作，當時的一位作家對此評論到“廉價愚昧的勞工将通過接受低薪把聰明而誠實的競争者趕出市場”。
是以他們排斥新移民。也有人認為這些移民導緻北部城市的犯罪率和貧困率上升。這些都刺激了排外主義情緒蔓延。
政黨政治發展
1840年代的美國政治是由“第二政黨體制”塑造的。
美國第二政黨體制(thesecond party system)由輝格黨和民主黨組成，形成于 19 世紀 20年代，結束于19 世紀 50 年代。
第二政黨體制下的政黨擁有現代意義上政黨的主要特征，有嚴格的政黨紀律、明确的政黨綱領和完備的組織動員機制，政黨的普通成員也開始發揮重要作用。
在該政黨體制中，民主黨和輝格黨各自代表不同的聯盟和互相競争的經濟利益。民主黨的理想是建立由自耕農組成的直接民主制度。
他們聽從傑斐遜和傑克遜的建議，在小城鎮裡，尤其是在南方，他們的勢力越來越強大。在馬薩諸塞州，他們的據點位于西部農業區。
約翰·穆爾肯(John Mulkern)在他的著作:《馬薩諸塞州的無所知黨:人民運動的興衰》中指出，民主黨人雖然表現出自己是平民的擁護者，卻像輝格黨一樣擁護商人。
相比之下，輝格黨人在東部工業城市最強大，尤其是波士頓。他們牢牢掌握着立法機關。他們的領袖是工廠主、富有的商人。
他們憧憬各階層共同進步，社會迅速發展，輝格黨認為工業的興起推動了進步，促進了社會發展。兩黨都深信自由放任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