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趙匡胤的成功首先是吃了時代的紅利，在周世宗的努力下，地方藩鎮已經不是朝廷禁軍的對手，趙匡胤手握禁軍，就已經掌控了天下。但能夠利用對内改革的和平手段結束藩鎮林立的亂世，這絕對是趙匡胤個人能力作用的結果。
首先，趙匡胤的成功是時代的助力。五代是軍人的天下，強藩沖擊朝廷取而代之的鬧劇幾乎就是常态化上演，因為，不管是後梁、後唐、後晉還是後漢，都沒有改變外重内輕的格局，一旦失去雄主坐鎮，天下馬上就會面臨改朝換代。
但周世宗上位之後，經過多輪洗牌，朝廷禁軍已經在實力上超過了地方藩鎮，再加上世宗實行的軍事改革，地方藩鎮已經失去了叫闆朝廷的實力。如此，權力鬥争就隻會集中于汴京，誰掌握了禁軍，誰就具備了改朝換代的實力。
也就是說，北宋開國是吃了時代的紅利，和趙匡胤的個人能力關系不大，當時，不管是誰坐在禁軍統領的位置上，大機率都可以在雄主缺位的情況下完成改朝換代的動作。
真正展現趙匡胤水準的是，其以一套組合拳結束了五代王朝更疊頻繁的亂世，給軍人政治按下了暫停鍵，建立了新的秩序，并最終形成統治慣性，天下大治。
因為趙匡胤是通過禅讓開創的北宋王朝，是以，他就必須得繼承後周的政治資源，由于後周的官僚系統和北宋的權力中樞缺乏粘合力，再加上亂世王朝更疊頻繁的曆史慣性依然存在，是以，北宋能不能坐穩江山還面臨極大的挑戰。
為什麼趙匡胤在陳橋兵變前派侍衛親軍都虞侯韓令坤前往河北成德、殿前司副都點檢慕容延钊前往真定，就是為了鉗制河北諸侯，以防他們以武力沖擊建立的大宋。
這也是趙匡胤越過權臣的步驟直接登基的核心原因，變數太大，不能給地方藩鎮勤王的機會。
是以，當趙匡胤派出各路使者向地方宣告大宋建立的消息時，大家在實力懸殊巨大的現實面前也就隻能承認既成事實。
但趙匡胤一樣得面對舊勢力的沖擊，因為這是曆史規律，所有通過禅讓程式建立的王朝都會面臨舊勢力的反對：司馬氏遭遇了淮南三叛、楊堅遭遇了三總管之亂...
差別隻是，這些人是在稱帝前解決了舊勢力，而趙匡胤是在稱帝後才着手解決這一問題的。
建隆元年（960）四月，昭義軍節度使李筠釋出讨賊檄文正式打響了武力反對趙匡胤的第一槍，但根本就沒有鬧出什麼動靜，趙匡胤僅用了兩個月時間就将其平定。
接着又是淮南節度使李重進發動叛亂。但宋軍平定其叛亂比平定李筠之亂還容易，很輕松就拿下了揚州城，李重進在兵敗的現實面前全家自盡。
這就說明，在周世宗強幹弱枝的改革下，地方勢力已經完全不具備叫闆朝廷的實力，隻能服從于趙匡胤建立的新秩序。至于李重進，因為他是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又曾經出任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的職位，身份比較敏感，無法被宋王朝的系統相容，隻能铤而走險。
趙翼說，自古得天下者隋文最容易，其實最容易的人是宋祖。因為，隋文當年不僅要面對相州總管尉遲迥這樣的強藩，還要應付宇文宗室的政治攻勢。而趙匡胤則在這兩個層面的壓力都很小，屬于跑步當上皇帝。
不過兩人卻有一個明顯的共同點：隋文是因為掌控了關隴的精銳府兵才得了天下，宋祖是因為掌控了汴京的禁軍建立了大宋。
都是在絕對的武力優勢面前實作了問鼎的意志。
平定李筠和李重進叛亂的意義不僅在于對反對勢力的鎮壓，同時也震懾了那些持觀望态度的藩鎮，在李筠和李重進兵敗之後，那些所謂的強藩隻能服從趙匡胤建立的大宋新秩序，這些人包括：成德軍節度使郭崇、保義軍節度使袁彥、建雄軍節度使楊庭璋...
也就是說，不管有沒有藩鎮造反，趙匡胤都必須得找出一兩個典型進行軍事打擊，以亮肌肉的形式達到震懾群雄的效果。
在各藩鎮表态之後，趙匡胤就将這些強藩調離了他們的大學營，重新安排了工作，暫時壓制住了内部的不穩定勢力。
隻是，這也隻是表面的太平，趙匡胤要想保證大宋不會重蹈前朝的覆轍，成為曆史上的後宋王朝就必須得實行全面改革，徹底結束軍人政治，才能再開新局。
是以，削藩，就成為了趙匡胤必須要打的一張牌，隻有将藩鎮的權力回流到朝廷手中，才能保證大宋王朝的千秋萬代。
削藩，是宋太祖的必選項 圖源/劇照
首當其沖的必然是朝廷禁軍，因為，禁軍本質上也是藩鎮，隻是駐地在汴京罷了，趙匡胤就是以禁軍統領的身份颠覆後周的，那麼别人也完全可以複制他的劇本，颠覆大宋。
建隆二年（961）閏三月，趙匡胤先是下诏罷免了殿前都點檢慕容延钊，任命他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時，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韓令坤也被罷免禁軍職位改任成德軍節度使。
七月，趙匡胤又以杯酒釋兵權的方式将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铎等禁軍将領全部罷免，轉任為地方節度使。
像石守信、高懷德這樣的人我們可以稱之為大宋的軍功派，為太祖建國立下了汗馬功勞，也可以将其定義為禁軍系統内的強藩，手握重兵。
兩層身份屬性已經注定了他們是皇權的最大威脅，就是大宋不是承接五代的亂世，這樣的人都會遭遇政治沖擊。
而趙匡胤的做法也比較柔和，并沒有完全将他們的權力一剝到底，而是由禁軍将領改任為已經式微的地方藩鎮。不僅給了他們地方藩鎮的身份，還給了一定的富貴，保證了這個群體對大宋的歸屬感。
對于這些人來說，權力和富貴都在，手中的利益還實作了正向增長，他們也就認可了太祖的做法，兵權被削反而能緩解他們和朝廷的沖突。
從這就可以看出太祖的政治水準，作為皇帝，最主要的任務就是配置設定權力和利益，雖然他剝奪了禁軍将領的軍權，但卻加重了他們利益層面的比重，并沒有打破平衡，不會引發政治地震。
有人說，宋祖不殺功臣，是個講武德的人，實際上他也隻能如此，他不是靠武力開國，威望不夠，還需要這些人的支援。
什麼叫既打又拉，這就是。
在實力派出局之後，太祖已經初步坐穩了江山。
其實倒不是說趙匡胤不信任石守信這些人，而是五代黃袍加身的遊戲已經常态化，石守信等人很難保證他們的部下為了富貴是否會複制黃袍加身的劇情。再說，太祖能駕馭這幫人，那嗣君就比較危險了，就像太祖自己在世宗皇帝駕崩之後欺負幼主柴宗訓一樣。
是以，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隻能将這個群體從權力的核心清理出局。
這個世界上，沒有所謂的忠臣，官僚系統的站隊問題是受利益配置設定是否合理左右的。
在解決了軍功派的權力問題之後，太祖又接着在制度上發力，将侍衛司進行了拆分，分為侍衛親軍馬軍司和步軍司兩個獨立的系統，自此，宋朝軍事系統的“三衙”正式成型。
“三衙”之間，互不統領，陳橋兵變這樣的事就很難再重演。
同時，太祖還進一步将調兵權和指揮權進行拆分：由樞密院進行調兵；禁軍将領隻負責練兵和臨時指揮。
同時，禁軍将領每三年還要進行一次輪換，以免其坐大。
對于殿前都點檢的職位，宋廷此後也不再設立，以免個體形成對軍權的壟斷。就像大唐為了壓制宰相的權力在太宗即位之後不設定“尚書令”一職一樣。
至于負責具體事務的中下級将領，宋廷用的也都是一些能力和威望都一般的角色，根本對皇權形成不了威脅。
也就是說，大宋禁軍的真正上司人是皇帝本人。皇權隻有和軍權高度綁定，才能維持其繼承秩序。
當然，趙匡胤絕不是簡單喝了頓酒就解決了這個棘手問題，而是前後用了四個多月的時間做了大量的鋪墊工作和這一群體進行博弈。
杯酒釋兵權經過了長時間的博弈 圖源/劇照
解決了主要威脅，太祖的下一刀就劈向了地方。對于藩鎮，太祖的方案是：強幹弱枝，就是不斷将節度使軍中的精英補充進朝廷禁軍中，持續削弱地方力量，内壯禁軍。
不過，可千萬别以為這是趙匡胤的“發明”，他也隻不過是拿着後周世宗柴榮的方案繼續複制罷了。
也就是說，以軍事改革加強中央集權，後周世宗皇帝才是主導者，趙匡胤不過是接棒者而已。如果非要說其有什麼“創新”，對于朝廷禁軍的改革算是他的“原創”。
再進一步說，削藩也是五代亂世的周期進入尾聲的必然動作，世宗和太祖都隻不過是順勢而為。不要過度誇大個人的能力，如果将他倆放在李存勖的位置，肯定是幹不出如此成績的。
任何曆史牛人本質上也不過是時代的産物。
同時，趙匡胤還進一步将地方節度使的财權收歸朝廷所有。如此，節度使所擁有的政權、軍權、人事權、監察權都轉移到了朝廷委任的轉運使、通判、知州知縣等官吏手裡，成為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
完了這些知州、知縣，朝廷也每三年對他們進行一撥輪換、調崗，以免其在當地形成影響力進而坐大。
開寶二年（969）十月，趙匡胤又組了個酒局，将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重贊、保大節度使楊廷璋全部罷免，授予他們“太傅”“上将軍”之類的虛銜，将這些人強制留在京師養老。
地方藩鎮的問題也基本得以解決。
可以看出，太祖削藩是經曆了一個相當長的周期，經過數次博弈才拿到的結果，是以，如果隻片面相信趙匡胤僅僅喝了一頓酒就解決了曆史痼疾，隻能是對政治缺乏深刻了解。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宋祖也隻不過是順應曆史給後周世宗的削藩工作進行收尾而已。
但不管怎麼說，太祖也算是出色完成了自己的曆史使命。從這個角度來看，陳橋兵變是有其積極意義的，因為柴宗訓是根本沒有能力操盤如此高難度的政治任務的，隻會使軍人主導政治的亂局持續演進。
任何一個皇帝要想削藩，不僅要能力彪悍，有威望，更要有軍功的加持，才能完成這種高難度的政治任務。太祖正是憑借在後周積累的軍功才一頓猛操作解決了藩鎮問題的，使天下從亂世切入治世的良性循環。
而且，這件事必須在太祖時代完成，否則曆史鬧劇還會上演。
但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太祖削藩的動作不僅弱化了大宋的武力基因，同時也造成了大宋冗官、冗兵、冗費的負面結果。由于後世之君沒有進一步對祖宗之法進行更新在形成統治慣性之後拔高軍人的地位，最終造成了北宋在應對邊疆遊牧勢力時始終處于弱勢、被動地位。
靖康之難成為了必然。
由于資源過于集中，汴京被攻破之後，北宋也宣告滅亡。
總之，不能一味否定太祖的削藩動作，他也不過是順應曆史需求完成了自己的曆史使命而已，隻是，一套制度根本不能支撐一個王朝走完全周期。
順應時代的不同需求持續進化才是正确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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