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末代皇帝》
有時候，生病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生了病，對于自己，一切都獲得了解釋；面對别人，一切都可以得到諒解。當人們無緣也無力于鎖定在其他原因時，“生病”這種看法本身，就是最好的安慰劑。
不過熱衷于表達“病”，并非現代所獨有的。早在清朝的書畫藝術中，放浪形骸的書法家、畫家們，就已經熱衷于用“病”來隐晦地表達政治上的失意與壓抑，表達在“變化無常和難以應付”的時代，個體重重疊疊、過于豐富複雜的焦慮、挫折、失望與破碎感。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白謙慎所著《白謙慎書法論文選》（增訂版）就談到了這一問題，它深入探索了“疾病表達”這一藝術家被困絞于動蕩社會而自然溢出的心靈低語，除此之外的另外21篇深度文章，也在中外雙重視野之下，探尋了個體書法活動背後的社會史意義，多元呈現了書法跨越時空的文化魅力。
由“書法”這個小角，輕輕撬起陌生的時代裡熟悉的心靈圖景，茫茫的曆史也變得清晰起來。
（下文摘選自《白謙慎書法論文選》，較原文有删減）
01 引言多少個世紀以來，中國文人的書畫創作和欣賞是愉悅而又優雅的。董其昌便是代表精緻的文人藝術的一個典型。但是，董其昌去世沒有多少年，亦即滿族入主中原後，文人書畫的創作發生了一些變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一些藝術家經常在署款和印章中披露自己身體的殘障與疾病，有時甚至在題跋中寫下在創作這些作品時折磨他們的病痛的細節。顯然，這個時期的藝術家比以往的藝術家更願意向世人披露他們的身體狀況。
董其昌《行草書羅漢贊等書卷》（局部）。東京國立博物館藏，Image: TNM Image Archives
陳述這些健康問題的語境是什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這些疾病陳述可能的潛在寓意是什麼？在17世紀，什麼類型的藝術表現或風格和這一現象相對應？明清鼎革是那個時期最重要的曆史事件，它激烈地改變了當時的社會與藝術，導緻了巨大的社會與政治錯位、心理創傷，以及漢族社會精英的身份危機。正像我希望揭示的，失落感與無助是表述身體病痛與普遍的不滿情緒這一現象背後的重要因素，這種表述也可以和17世紀書畫中的某些風格特征相對應。而所有這一切，似乎都在顯示滿族入主中原後漢族社會精英所産生的疏離感（alienation）。
書影
02 關于身體問題的抱怨董其昌的年輕友人王铎是一個曆仕明、清兩朝的官員和著名的書法家。 他是清初最早将作品的品質和疾病聯系起來的藝術家之一。1650 年 ，在一件為弟弟王鑨所作的書法手卷的題跋中，王铎寫道 ：“己醜十月，瘧新瘥，頭眩暈，體猶作楚。過三弟大隐齋，一更濡墨書此。無善筆，炬下眯瞢，亦覺不惡。”人們在觀賞這件手卷時，不可避免地要注意到王铎對自己身體病痛的陳述。在次年所作的另一件手卷中，王铎再次談到了他的身體狀況。在抱怨身體疲憊的同時，王铎的手卷也真實揭示了那個動蕩的時代裡仕清漢族貳臣群體的生活狀況。孝升是龔鼎孳的字，北海是孫承澤的号，他們和王铎一樣，都是在朝代鼎革之後選擇仕清的前明官員。同樣仕清的貳臣錢謙益在為其友人王铎作的墓志銘中寫道：“既入北廷 ，頹然自放 。粉黛橫陳 ，二八遞代，按舊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歡間作。” 在明朝覆亡之後 ，包括王铎 、龔鼎孳和孫承澤在内的一批漢族官員 ，在北京為新朝效力 ，他們經常聚集在一起 ，放縱于酒色之間 。王铎常常被要求在這樣的場合寫字 。在一種不被信任、 滿漢關系緊張 、深懷愧疚的情形下 ，心理壓力必然尋求一個釋放的管道——當勞累過度的王铎在書法中大聲抱怨時，對身體症狀的描述變成一種象征性的言辭。他的抱怨象征着許多仕清漢族官員所共有的深重挫敗感。
圖源《末代皇帝》
一些清初藝術家，比如三位傑出的畫僧髡殘、八大山人和石濤（原濟），對身體問題和疾病有着不同的表述方式。和王铎、傅山在題跋中描述自己的身體問題不同，髡殘、八大山人和石濤将他們生理或心理上的一些特征引入署款和印章之中。許多髡殘的繪畫作品 ，都有這樣的名款或印章：“殘者”、“殘道人”、“殘衲”、“殘秃”、“天壤殘者”。這些名款和印章是髡殘本人對自己身體清晰的表述。作為一個和尚 ，髡殘的頭發是剃光的 ；但是 ，他是不是像他自己聲稱的那樣真的是個殘障人士？光頭能否就被認為是殘者呢？沒有可靠的材料來确證這些。八大山人的一些印章和署款，混合了幽默、自嘲、苦楚。但是，他對身體問題的描述還不及他的朋友石濤——另一位經曆了明清鼎革的舊王孫——令人刮目。大約從17世紀90年代開始，石濤這位天才畫家開始稱自己為“瞎尊者”， 他還為自己取了個聳人聽聞的号“膏肓子”，并刻了一枚印章“膏肓子濟”。在古代醫學中 ，心髒之下部稱“膏”，隔膜稱“肓”。人們稱極嚴重而難以醫治的疾病為膏肓之疾。
石濤自用印“膏肓子濟”如果說，經曆了明清鼎革的藝術家在他們的作品中直接陳述自己的身體狀況，或使用和身體相關的語言别有寓意這一看法可以成立 ，人們可能會提出這樣兩個問題 ：為什麼這個時期的藝術家這麼樂意描述他們的身體問題？這在曆史上有先例嗎？第二個問題回答起來比較簡單。是的，有曆史先例。在為自己的外甥張大同所作的行書手卷後，北宋書法家黃庭堅寫道：元符三年正月丁酉晦，甥雅州張大同治任将歸，來乞書，餘适有腹心之疾。是日小閑，試筆書此文。……時涪翁之年五十六，病足不能拜，心腹中蒂芥，如懷瓦石，未知後日複能作如許字否？很顯然 ，在17世紀以前 ，藝術家們就已在作品中叙述他們的身體問題。但是，在黃庭堅的例子中，這一陳述的用語節制簡潔 ：它隻是在陳述一個事實 ，而不是個人不幸或痛苦的表達。而陳獻章和文徵明則以優雅的口吻來提及自己抱疴詠梅品茶。在這裡，疾病本身并不是一個獨立的問題，它隻是藝術創作的一個偶然環境。與之形成對比的是，17 世紀的藝術家在披露他們的身體問題時更為坦率，且經常把身體疾病當作情感問題的隐喻。
03 疾病、悔恨與身份危機為什麼這個時期的一些藝術家那麼願意在他們的藝術作品中陳述身體疾病？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對這些身體問題的陳述進行分類。上文讨論過的有關軀體和精神疾病的叙述，大緻可以分為兩類 ：真實的和象征性的 。盡管存在着這樣那樣的差别，上述題跋與印章卻構成一個普遍的意圖。它們對健康問題的陳述似乎傳達了17 世紀下半葉許多藝術家共同經曆的愧疚、失望、挫折，以及由社會變革造成的身份危機。而這些藝術家處的時代，用班宗華的話來說，是“中國曆史上最為動蕩的時代之一”，“很少有這樣變化無常和令人難以應付的時代”。
圖源《一代妖後》
動蕩的明清鼎革造成了巨大的社會錯位。曾受人敬重的明代重臣王铎，因改換代而成為清朝新貴，他将以不光彩的貳臣被載入史冊。出身優渥的官宦家庭的傅山，在戰争中失去了大部分财産，此時成為一個道士，靠行醫和鬻書賣畫為生。明皇族在江西（甯藩）的王孫八大山人，遁入山中 ，出家為僧 。他的遠親石濤 ，在父兄去世後 ，也有類似的經曆。我們知之甚少的髡殘，雖然在明王朝崩潰前就已經成為一名僧侶，但是戰争的創傷也必然深深地銘刻在他的心中。這些關于疾病、殘疾的叙述性和象征性的使用，發生在這個動蕩年代之中或之後 。除了“死亡”，沒有什麼詞語比“疾病”和“殘疾”更能為一個動蕩的年代傳神。在朝代鼎革的戰亂期間，藝術家們目睹了大量的殺戮、傷者的痛苦 、疾病的呻吟 、饑餓的哭聲 。經曆了這樣的動蕩，他們很可能對自己的身體變得十分敏感。早已被戰亂搞得精疲力竭的王铎，在入清的最初歲月中，依然生活在一個摧殘心神的環境中。他的兩個至交、同為明朝高官的黃道周和倪元璐，在這場朝代鼎革中有着和他完全不同的遭際。黃道周因上司複明軍事活動 ，被清廷處決 ；倪元璐則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城時 ，為保全自己的道德操守而自殺。想起死去的至交，王铎難道不會為自己的降清和仕清而感到深深的愧疚？正是這種愧疚導緻了這位天才書法家在明亡之後沉迷于荒淫和自我毀滅的生活中。
書影
04 殘疾和畸形的藝術在何種程度上，并通過何種方式，藝術作品中記錄的生理殘疾、缺陷、疾病與藝術品的創作和欣賞相關？這一時期藝術的風格與對身體問題的陳述之間是否具有某些對應的關系？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将從明遺民藝術家的一些批評術語開始讨論。傅山留下了許多關于書法藝術的評論，其中廣為人知并被經常引用的便是他的“四甯四毋”論 。他聲稱：“甯拙毋巧，甯醜毋媚，甯支離毋輕滑，甯真率毋安排。”其中“支離”一詞可以同時用于藝術特征和肢體的殘缺。這個詞最早出現在《莊子》“人間世”一章中 ，在那裡“支離”是一個有軀體殘疾的人的名字。毫無疑問 ，《莊子》中的“支離”具有政治寓意 。生活在動蕩不安的時代 ，肢體的“支離”成為“足以養其身 ，終其天年”的一種生存方式 。“支離”由此暗示着逃避當代政治，更可以進一步引申為退隐和對現政權的消極抵抗。在某些情況下，傅山把“支離”當作一種審美特質。
石濤《梅》。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藏
傅山并不是清初唯一鼓吹“支離”和“醜拙”美學觀的人。石濤在一件梅花冊頁的題詩中，也使用過“支離”這個詞。他在冊頁的第一開上題道：古花如見古遺民，誰遣花枝照古人？閱曆六朝惟隐逸，支離殘臘倍精神。值得注意的是，石濤像傅山一樣使用“支離”來傳達“殘破”的意涵。而詩中的梅花，明白無誤地指涉遺民，我們從中再次窺見“支離”所隐含的政治意向。
05 結語福柯在其有關人文科學的考古學的傑出研究中寫道：“如果誰考慮到疾病既是一種混亂狀态（亦即存在于人體這一生命的核心内的危險異類），還是一種有自己的常數 、相似之處和類型的自然現象，誰就可以看到醫學考古學的範圍。”福柯的觀察對了解本文所讨論的現象具有啟發性，因為微觀個體狀況有時能夠反映一個更大的世界。如果說疾病是一種存在于人體内的“危險異類”，那麼 17 世紀中國的異類則是雙重的。在宏觀層面，如同文人們所感覺的那樣 ，“危險異類”是侵入中原機體中的清廷政權 ，這是漢族藝術家當時所面對的政治現實。就個人層面而言，那些聲稱有“疾病”和“殘疾”的漢族藝術家建構了一個由他們自己提出并界定的“異類”，一種内在的“異類”，它反映出他們在心理上疏離于清廷政權統治下的新的政治和經濟現實。在一個萦繞着挫折、愧疚、遺憾和失望情緒的環境中，身體和心理方面的問題被轉換成可能帶有政治色彩的符号（包括藝術作品的風格面貌）。即使 17 世紀藝術中有關身體問題的陳述主要是象征性的，每一個具有離異傾向（alienation）的藝術家都知道，他們内心深處的創傷是無法治愈的，正如石濤的印章可能暗示的那樣，它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膏肓之疾”。
書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