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是明清之際重要的政治人物，更是藝術史上的大家，在詩文、書畫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影響，學術界對王铎的研究也可謂碩果累累。而在日前出版的《王铎的庚辰歲月》中，山東博物館研究館員張穎昌先生立足新發現的王铎詩文手稿真迹，填補了王铎研究的諸多空白。而以庚辰為視角的研究思路，也進一步拓展了王铎研究的學術視野，極具開創價值。記者專訪了張穎昌先生，請他講述《王铎的庚辰歲月》背後的故事。
張穎昌
塵封在博物館庫房的稀世手稿
很多事情，仿佛前緣注定。
2014年，張穎昌從首都師範大學中國書法文化研究院博士畢業，進入山東博物館工作。2017年，在庫房做甲骨文摹本時，他無意中發現了《王铎詩文手稿冊》真迹，“煌煌萬餘言，書迹飛動恣肆，震人心魄”，細細察看，張穎昌發現，這是中國近現代著名學者、曾任山東省圖書館館長的王獻唐先生于新中國成立前購得，于二十世紀50年代入藏山東博物館。王獻唐先生曾跋數語，言“冊内各詩類在未仕清前所作，正明亡漂泊流離之際也”，然未及深研。此後博物館屢經搬遷，文物也轉運數次，這一手稿真迹也就深藏于庫房了。
“此稿自明末離亂散佚，至今已有三百八十餘年的時間了。此間雖數易其手，但知者不多，問津者也就更見其微了。有緣邂逅，适我願兮，捧讀手稿，感慨遂生。”張穎昌覺得，這或許是自己與王铎的緣分，“世事隔塵，我今來默對拜觀。既如此，我也就有義務将其整理刊布出來”。
張穎昌于是将所有手稿全部掃描出來，置于案頭，決心對其進行全面的釋讀和斷代。然而這一工作進行得并不順利，斷斷續續做了兩年多時間，“王铎好用古字，且稿草塗抹修改處頗多，釋讀本就頗費力氣了，而手稿中可茲依據的斷代資訊更是散亂駁雜，一時難以措手。”此前，張穎昌對王铎多停留于書迹的感性認識上，“至于能在時代坐标中觀照其詩文、履曆和悲歡思慮，将之作橫向與縱向的勾連，的确是有許多功課需要去補的”。于是，他開始系統整理王铎的傳世詩文書畫，梳理其年譜資料，并大量閱讀明清之際的曆史文獻，漸次厘清了這一批手稿的前後關聯，也将關注的點集中在了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庚辰。
王铎的這批手稿，自入藏山東博物館以來，一直未經對外釋出，在整理過程中，張穎昌日益發現手稿的文獻價值和藝術價值都彌足珍貴，“手稿包含了大量新發現的資訊，能填補王铎研究的諸多空白點。通過對手稿的釋讀斷代，可以發現：除了一件請求緻仕歸養的草稿是寫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己卯秋冬外，其他手稿均是崇祯十三年（1640年）庚辰所作。這批手稿不僅可以補充王铎在這一庚辰年的行迹事略，還能糾正以往研究斷代工作中的個别疏謬。在此基礎上，借助以往年譜研究的成果，我們可以重建立立起王铎在庚辰這一年的叙事架構，同時也使庚辰年視角下的王铎和晚明文化研究成為可能。”
山東博物館藏王铎詩文手稿
庚辰這一年
如同《萬曆十五年》以一年為時間線索展現當時的曆史情境一樣，在《王铎的庚辰歲月》中，張穎昌也希望能立足于新發現的手稿，将王铎在這一年中的行迹、心迹和曆史情境呈現出來。“審視王铎的一生，我們可以依時序線性展開。每一個時間段既有其相對獨立性，又與其他時間段環環相扣。将研究的視角定位在某一年，既有助于我們更為詳盡地了解王铎的行迹交遊，觀照他的内心思慮，又可以承上啟下，在完整的人生視角下去找尋隐藏其中的因果機緣。”
崇祯十三年（1640年）庚辰，王铎四十八周歲。這一年是他的本命年，也是他在晚明政權供職的最後一年。張穎昌認為，從他一生的角度進行審視，這個庚辰年有着特别的意義：
這一年，在倦怠失意中開啟。自崇祯十年（1637年）冬日傳回北京，王铎一改往日遊離于黨争之外的處事作風，在朝堂上言辭激切，站在了當政者楊嗣昌、薛國觀等人的對立面，也是以遭受了被降三級的處分。此時，連喪兩女、疾病纏身也讓王铎備受打擊和煎熬。國事、家事、身病疊加，對仕途倦意深重的王铎接連三次上書請求緻仕歸養，但都未獲準許。進不能，退無望，在自己的本命年到來之際，王铎決心韬光養晦，将自己置身于政壇争鬥的漩渦之外。
這一年的春、夏、秋三季，在京的王铎淡于政事，将大把時間用在了訪僧問道和詩酒遊曆當中，并對僧、道表現出了特别的關注。
這一年王铎的仕途出現轉機，他沉浸在升職的喜悅中。崇祯十三年(1640年)九月二十二日，王铎被任命為南京禮部尚書。升職，且到南京任職，帶給他莫大的人生歡喜，也昭示着他與南京不解的悲喜之緣。
這一年，在歸鄉、奔喪和移居中落幕。初冬，王铎踏上了歸鄉的路途，兵火遍地，凄涼滿目，歸途充滿了艱辛。十一月二十八日行至懷州，王铎聽聞父親去世的噩耗，随即去職丁憂，歸鄉也成了奔喪。處理完父親的喪事，已是庚辰歲尾，家鄉已不可居，于是王铎舉家搬遷到黃河北岸的懷州避亂。這次移家也開啟了王铎三年多的漂泊避亂生活。
張穎昌說，雖然王铎渴望林泉間的隐逸生活，但他也無法放下對仕途進階的期望。甲申國變後，南明政權一聲召喚，他就毅然決然地奔赴而至了，并官至次輔，到達了人生仕途的頂點。“但是隻在一年之間，誰也未曾料想，人生就由頂峰迅速滑至低谷了。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弘光帝和首輔馬士英出逃，還蒙在鼓裡的王铎成了替罪羊。他被不明就裡的南京市民擒住，群毆至“須發盡秃”，所幸被友人移入獄中才得以保全性命。兩天後，王铎列名文武迎降清軍。恥辱、絕望、悲憤、哀歎……他成了自己曾經最為鄙視的人。而這其中的際遇，我們都可以在庚辰年中找到端倪。”
山東博物館藏王铎詩文手稿
面對曆史人物，需要“共情”而非“審視”
2019年，張穎昌開始對王铎的這批手稿做錄考研究，陸續寫了十幾篇個案文章，并最終在恩師王元軍先生的建議下，寫成了《王铎的庚辰歲月》這一專著。
也就是從2019年開始，張穎昌的腦海中時時萦繞着王铎的身影，“與之晤對俯仰，夢寐間也時時相遇。彼時王铎與我年齡相仿、心境易通，我也就對他的悲歡喜樂産生了諸多共情。生逢鼎革之際，王铎雖然一直小心處世，但被裹挾在曆史的巨輪當中，最終還是陷入了人生的泥沼，榮辱浮沉俱嘗。從這個角度而言，他是一個複雜的人物。這種複雜不僅展現在他的人生經曆中，更展現在他的内心世界裡。我們以庚辰為視角來審視他人生中的諸多因果關聯，循着時光的軌迹去貼近他的内心，并試圖與他共情。我們無意去臧否人物，隻是盡可能地去貼近和了解他。”
張穎昌認為，藝術史研究必須重制曆史人物的日常，我們需要去做大量細緻的工作，但無論怎樣細緻都不為過。“盡管時光久遠、世事蒙塵，許多細節已無從尋覓了，但随着每一點新材料的發現，我們都可以補充更多細節，使這一架構更加豐滿，使更多散亂的資訊得以串連成線，使叙事脈絡更為清晰”。
張穎昌是山東博物館研究館員，同時也是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國家進出境文物（書畫）責任鑒定員、山東省文物鑒定中心文物鑒定專家，《王铎的庚辰歲月》讓他對書畫鑒定和研究也有了新的體會，“對于書畫鑒定而言，僅僅停留在主觀的藝術感動上顯然是遠遠不夠的，要更深入地了解書畫作品，必須關注這些作品誕生的曆史時空，關注藝術家在特定曆史時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體驗。”
對于張穎昌個人的學術研究而言，《王铎的庚辰歲月》顯然也具有重要的意義。“以此為基點，将研究關聯到更大的時空跨度，并不斷向更深處引入，這是我今後努力的方向”。張穎昌認為，王铎是明、清之際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人物，能勾連起龐大的文化群體，具有重要的坐标點意義，“進一步以此來切入明清書畫研究，當然也是一條可行的路徑”。7月22日，由他策展的“晚明書風展”将在山東博物館開展，如同将王铎置于具體的曆史時空去凝視一樣，他希望“晚明書風展”也能讓觀衆經由書法而進入曆史，因為“書法不僅僅是一門藝術，深入到具體的曆史情境中，會給我們更多啟示”。
（來源：新黃河）
書法家簡介
張穎昌，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員。農工黨中央書畫院理事、農工黨山東省書畫院副院長、山東博物館研究館員、國家進出境文物（書畫）責任鑒定員、山東省文物保護修複與鑒定中心文物鑒定專家、首都師範大學中國書法文化研究院博士、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山東省書法家協會理事、山東省委宣傳部、省文聯“山東青年書法名家培養計劃”成員、山東畫院山東書法院創作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