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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穎昌丨在塵封手稿中走近王铎

王铎是明清之際重要的政治人物,更是藝術史上的大家,在詩文、書畫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影響,學術界對王铎的研究也可謂碩果累累。而在日前出版的《王铎的庚辰歲月》中,山東博物館研究館員張穎昌先生立足新發現的王铎詩文手稿真迹,填補了王铎研究的諸多空白。而以庚辰為視角的研究思路,也進一步拓展了王铎研究的學術視野,極具開創價值。記者專訪了張穎昌先生,請他講述《王铎的庚辰歲月》背後的故事。

張穎昌丨在塵封手稿中走近王铎

張穎昌

塵封在博物館庫房的稀世手稿

很多事情,仿佛前緣注定。

2014年,張穎昌從首都師範大學中國書法文化研究院博士畢業,進入山東博物館工作。2017年,在庫房做甲骨文摹本時,他無意中發現了《王铎詩文手稿冊》真迹,“煌煌萬餘言,書迹飛動恣肆,震人心魄”,細細察看,張穎昌發現,這是中國近現代著名學者、曾任山東省圖書館館長的王獻唐先生于新中國成立前購得,于二十世紀50年代入藏山東博物館。王獻唐先生曾跋數語,言“冊内各詩類在未仕清前所作,正明亡漂泊流離之際也”,然未及深研。此後博物館屢經搬遷,文物也轉運數次,這一手稿真迹也就深藏于庫房了。

“此稿自明末離亂散佚,至今已有三百八十餘年的時間了。此間雖數易其手,但知者不多,問津者也就更見其微了。有緣邂逅,适我願兮,捧讀手稿,感慨遂生。”張穎昌覺得,這或許是自己與王铎的緣分,“世事隔塵,我今來默對拜觀。既如此,我也就有義務将其整理刊布出來”。

張穎昌于是将所有手稿全部掃描出來,置于案頭,決心對其進行全面的釋讀和斷代。然而這一工作進行得并不順利,斷斷續續做了兩年多時間,“王铎好用古字,且稿草塗抹修改處頗多,釋讀本就頗費力氣了,而手稿中可茲依據的斷代資訊更是散亂駁雜,一時難以措手。”此前,張穎昌對王铎多停留于書迹的感性認識上,“至于能在時代坐标中觀照其詩文、履曆和悲歡思慮,将之作橫向與縱向的勾連,的确是有許多功課需要去補的”。于是,他開始系統整理王铎的傳世詩文書畫,梳理其年譜資料,并大量閱讀明清之際的曆史文獻,漸次厘清了這一批手稿的前後關聯,也将關注的點集中在了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庚辰。

張穎昌丨在塵封手稿中走近王铎

王铎的這批手稿,自入藏山東博物館以來,一直未經對外釋出,在整理過程中,張穎昌日益發現手稿的文獻價值和藝術價值都彌足珍貴,“手稿包含了大量新發現的資訊,能填補王铎研究的諸多空白點。通過對手稿的釋讀斷代,可以發現:除了一件請求緻仕歸養的草稿是寫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己卯秋冬外,其他手稿均是崇祯十三年(1640年)庚辰所作。這批手稿不僅可以補充王铎在這一庚辰年的行迹事略,還能糾正以往研究斷代工作中的個别疏謬。在此基礎上,借助以往年譜研究的成果,我們可以重建立立起王铎在庚辰這一年的叙事架構,同時也使庚辰年視角下的王铎和晚明文化研究成為可能。”

張穎昌丨在塵封手稿中走近王铎

山東博物館藏王铎詩文手稿

庚辰這一年

如同《萬曆十五年》以一年為時間線索展現當時的曆史情境一樣,在《王铎的庚辰歲月》中,張穎昌也希望能立足于新發現的手稿,将王铎在這一年中的行迹、心迹和曆史情境呈現出來。“審視王铎的一生,我們可以依時序線性展開。每一個時間段既有其相對獨立性,又與其他時間段環環相扣。将研究的視角定位在某一年,既有助于我們更為詳盡地了解王铎的行迹交遊,觀照他的内心思慮,又可以承上啟下,在完整的人生視角下去找尋隐藏其中的因果機緣。”

崇祯十三年(1640年)庚辰,王铎四十八周歲。這一年是他的本命年,也是他在晚明政權供職的最後一年。張穎昌認為,從他一生的角度進行審視,這個庚辰年有着特别的意義:

這一年,在倦怠失意中開啟。自崇祯十年(1637年)冬日傳回北京,王铎一改往日遊離于黨争之外的處事作風,在朝堂上言辭激切,站在了當政者楊嗣昌、薛國觀等人的對立面,也是以遭受了被降三級的處分。此時,連喪兩女、疾病纏身也讓王铎備受打擊和煎熬。國事、家事、身病疊加,對仕途倦意深重的王铎接連三次上書請求緻仕歸養,但都未獲準許。進不能,退無望,在自己的本命年到來之際,王铎決心韬光養晦,将自己置身于政壇争鬥的漩渦之外。

這一年的春、夏、秋三季,在京的王铎淡于政事,将大把時間用在了訪僧問道和詩酒遊曆當中,并對僧、道表現出了特别的關注。

這一年王铎的仕途出現轉機,他沉浸在升職的喜悅中。崇祯十三年(1640年)九月二十二日,王铎被任命為南京禮部尚書。升職,且到南京任職,帶給他莫大的人生歡喜,也昭示着他與南京不解的悲喜之緣。

這一年,在歸鄉、奔喪和移居中落幕。初冬,王铎踏上了歸鄉的路途,兵火遍地,凄涼滿目,歸途充滿了艱辛。十一月二十八日行至懷州,王铎聽聞父親去世的噩耗,随即去職丁憂,歸鄉也成了奔喪。處理完父親的喪事,已是庚辰歲尾,家鄉已不可居,于是王铎舉家搬遷到黃河北岸的懷州避亂。這次移家也開啟了王铎三年多的漂泊避亂生活。

張穎昌說,雖然王铎渴望林泉間的隐逸生活,但他也無法放下對仕途進階的期望。甲申國變後,南明政權一聲召喚,他就毅然決然地奔赴而至了,并官至次輔,到達了人生仕途的頂點。“但是隻在一年之間,誰也未曾料想,人生就由頂峰迅速滑至低谷了。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弘光帝和首輔馬士英出逃,還蒙在鼓裡的王铎成了替罪羊。他被不明就裡的南京市民擒住,群毆至“須發盡秃”,所幸被友人移入獄中才得以保全性命。兩天後,王铎列名文武迎降清軍。恥辱、絕望、悲憤、哀歎……他成了自己曾經最為鄙視的人。而這其中的際遇,我們都可以在庚辰年中找到端倪。”

張穎昌丨在塵封手稿中走近王铎

山東博物館藏王铎詩文手稿

面對曆史人物,需要“共情”而非“審視”

2019年,張穎昌開始對王铎的這批手稿做錄考研究,陸續寫了十幾篇個案文章,并最終在恩師王元軍先生的建議下,寫成了《王铎的庚辰歲月》這一專著。

也就是從2019年開始,張穎昌的腦海中時時萦繞着王铎的身影,“與之晤對俯仰,夢寐間也時時相遇。彼時王铎與我年齡相仿、心境易通,我也就對他的悲歡喜樂産生了諸多共情。生逢鼎革之際,王铎雖然一直小心處世,但被裹挾在曆史的巨輪當中,最終還是陷入了人生的泥沼,榮辱浮沉俱嘗。從這個角度而言,他是一個複雜的人物。這種複雜不僅展現在他的人生經曆中,更展現在他的内心世界裡。我們以庚辰為視角來審視他人生中的諸多因果關聯,循着時光的軌迹去貼近他的内心,并試圖與他共情。我們無意去臧否人物,隻是盡可能地去貼近和了解他。”

張穎昌認為,藝術史研究必須重制曆史人物的日常,我們需要去做大量細緻的工作,但無論怎樣細緻都不為過。“盡管時光久遠、世事蒙塵,許多細節已無從尋覓了,但随着每一點新材料的發現,我們都可以補充更多細節,使這一架構更加豐滿,使更多散亂的資訊得以串連成線,使叙事脈絡更為清晰”。

張穎昌是山東博物館研究館員,同時也是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國家進出境文物(書畫)責任鑒定員、山東省文物鑒定中心文物鑒定專家,《王铎的庚辰歲月》讓他對書畫鑒定和研究也有了新的體會,“對于書畫鑒定而言,僅僅停留在主觀的藝術感動上顯然是遠遠不夠的,要更深入地了解書畫作品,必須關注這些作品誕生的曆史時空,關注藝術家在特定曆史時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體驗。”

對于張穎昌個人的學術研究而言,《王铎的庚辰歲月》顯然也具有重要的意義。“以此為基點,将研究關聯到更大的時空跨度,并不斷向更深處引入,這是我今後努力的方向”。張穎昌認為,王铎是明、清之際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人物,能勾連起龐大的文化群體,具有重要的坐标點意義,“進一步以此來切入明清書畫研究,當然也是一條可行的路徑”。7月22日,由他策展的“晚明書風展”将在山東博物館開展,如同将王铎置于具體的曆史時空去凝視一樣,他希望“晚明書風展”也能讓觀衆經由書法而進入曆史,因為“書法不僅僅是一門藝術,深入到具體的曆史情境中,會給我們更多啟示”。

(來源:新黃河)

書法家簡介

張穎昌丨在塵封手稿中走近王铎

張穎昌,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員。農工黨中央書畫院理事、農工黨山東省書畫院副院長、山東博物館研究館員、國家進出境文物(書畫)責任鑒定員、山東省文物保護修複與鑒定中心文物鑒定專家、首都師範大學中國書法文化研究院博士、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山東省書法家協會理事、山東省委宣傳部、省文聯“山東青年書法名家培養計劃”成員、山東畫院山東書法院創作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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