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家鄧偉志口述：我生于兵家必争之地，經曆了動蕩的童年生活

生于"兵家必争之地"

現在世界上有不少"無家可歸"者。我不是"無家可歸"者，可我在幼年和童年時，是"有家難歸"者。我出生在國民黨放棄徐州，家鄉淪陷之後，出生于蔣介石下令炸開花園口，家鄉成為黃泛區那一年。隴海路、津浦路都穿越我的家江蘇蕭縣（蕭縣舊屬江蘇，1955年後歸安徽）。是以，我的家鄉曆來是兵家必争之地。

我父親早年參加革命。在我記事後，我就知道我的家鄉為國共兩黨的"拉鋸區"。什麼是"拉鋸區"？那就是忽而為共産黨上司，忽而受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有時候，甚至是昨天為共産黨上司，今天就被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白天為國民黨反動派統治，黑夜為共産黨上司。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反動派表面上搞重慶談判，可在我的家鄉國民黨突然、悍然發動了尚口戰役。因為共産黨事前沒有準備，吃了大虧。我父親連給家裡打招呼的時間都沒有，便随部隊西撤了。

我家所在的薛莊屬一區，離縣城近，鄉、區、縣稱我們"匪屬"，三天兩頭封門，抄家，訓話，派差事，管得緊。我們便向西南逃。當時我們那裡名義上屬豫皖蘇區黨委上司，具體地說，屬豫皖蘇下屬的蕭宿永專署（代号是三專署還是八專署我說不清楚）上司。蕭縣當時屬江蘇，宿縣屬安徽，永城縣屬河南省。蕭宿永專署跨三個大省，位于三個省的結合部。在我的記憶中，僅僅是這三個縣，也就是三個省，我們起碼住過十幾個村莊。有次還住過山東的單縣。所好的是，在豫皖蘇一帶共産黨的群衆基礎比較好，正規部隊撤走了，地下黨還在。地下黨會照顧我們。群衆能看得出誰是地下黨也不會向國民黨舉報，而且是仍然聽地下黨的安排，支援地下黨的工作。"得道多助"，就是那個年代共産黨人的寫照。那時遍地是好人，不管走到哪裡，都有貴人相助，都有高人指點。就是大地主，他們也會因為立足在"拉鋸區"，不得不給自留條後路，也不太欺負共産黨的家屬。

群衆是"母親"

前些年人們說的"老九不能走"是指"九儒十丐"的"儒"，即知識分子不能走。在我們家鄉淪陷後，老百姓所講的"老九不能走"是指的新四軍四師下屬的由張愛萍任旅長、韋國清任政委的九旅"不能走"。九旅在，百姓有依靠，能睡個安穩覺；九旅一走，兵荒馬亂，民不聊生。抗日時期九旅在我們家鄉深受百姓擁戴，抗戰勝利後，擁戴過九旅的百姓把他們那份對九旅的"感情"轉化為對抗屬的關愛。九旅沒有了，九旅在百姓中紮下的根還在。除了九旅，還有新四軍四師下屬的蕭縣獨立旅，在我們家鄉播下的革命良種繼續在發芽。我大舅縱翰民是獨立旅旅長，他和他的部下對我們的教育那就更多了。

我至今還記得，在我們逃難中遇到好人的幾個故事。

在一個山坡下有個集鎮，南頭有個交叉路口，一位老大娘天天在那裡擺個花生攤，賣花生。我每次見到她，她總要把我從母親身邊拉開，抱抱我，說是喜歡我，抓把花生給我吃。我母親也隻認為她是好心人，不知道别的。1948年底我們家鄉一解放，她就當上了區婦女主任。後來知道她是地下黨的交通員，來來往往的人都要在她眼皮底下，從她花生攤旁邊經過。

還有一次，我們逃到一個大村莊，住在地主大院隔壁，受到地主家僱用的長工田叔叔的關照。更讓人想不到的是地主竟然支援他關照我們一家。隻是到我們離開的時候，田叔叔才說了一句，他見過我父親，沒說是朋友。哪知，沒過多少日子，豫皖蘇區黨委派人牽了匹高頭大馬把他接走了，說是到哪裡當縣委書記去了。長工成了大上司，衆所周知不識字的人居然早年讀過很多書。這位傳奇式的人物後來去了哪裡，我們不知道。很久以後才曉得那長工田叔叔就是上海解放後嵩山區、邑廟區的田啟松區長。再過了好久，我見到了時任上海市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的田啟松叔叔，他才跟我講起他那傳奇的過去。

還有一次逃難更加離奇。國民黨反動派要對我們下毒手，限期要我母親把我父親找回來投降，不找回來就殺掉我們當兒女的。敵人還設了封鎖線，要逃也逃不出，隻有在家等死。就在走投無路時，曾任國民黨的一大代表、江蘇省法院院長的劉漢川（字雲昭）要娶侄媳，劉漢川的兒媳即大畫家李可染的妻妹出了個點子：堂弟結婚一定要找一個押轎的，按當地習俗就是派個男孩把新娘子接回來。算命先生和巫婆算來算去都說我的生辰八字最合适，懾于劉漢川的名望，沒人阻擋我去押轎。到了新娘家的第一晚，突然來了好幾位奶媽即保姆，撲通一聲全都跪在了我面前，說："請少爺賞我們幾個錢吧！"天哪！我身無分文還不說，連身上的漂亮衣服都是借來的，拿什麼賞錢呢？正在我發愣時，一位中年男子把好幾塊銀元撒在了地上。我這才松了口氣。又是這中年男子當夜把我轉移到我直到今天也說不清楚的一個什麼地方，總之是沒有回家，逃過了一劫。後來知道，劉漢川是上海地下民革的上司成員。上海解放前夕起義的國民黨劉昌義将軍，就是劉漢川策動的，早在1948年劉漢川就介紹劉昌義加入了地下民革。

再一次是國民黨的大部隊來了，一位熟悉的好人帶我去一個貧窮的小村莊，估計國民黨的部隊不會住那裡。哪知我們到了那裡，國民黨的部隊也到了。那位好人已無法同老百姓詳細說了，隻好背着國民黨部隊在胸前向一位老大娘做了個手勢，大拇指和食指朝下拉開，那位大娘看了他的手勢，知道那是"八路軍"的"八"字，便連忙喊了聲"兒子過來"，一把把我拉了過去。我按老規矩，立即稱他"娘"。就這樣，我就在這個"娘"家裡吃住了好幾天。像這樣的"一日之娘"、一周之娘，我在蘇魯豫皖一帶大約有幾十位。

就是這些沒有血緣關系的母親從感性認識上幫助我确立了一個樸素的人生觀，并進而幫我确立了後來的寫作觀。這些年，我甯可不讨某些人的喜歡也要為弱勢群體呐喊。我認為，如果不承認有弱勢群體存在，就很難有為弱勢群體服務的迫切性和積極性。我一再地呼籲恢複農會。我之是以被人稱為"貧困社會學家"，應當說跟我童年時代受過貧苦農民保護的這段經曆有關。我永遠不會忘記我是唱着"挖掉窮根"的歌兒度過童年的。

尋找"母親"

2004年春，新華社上海分社組織了一個赴江蘇的科學發展觀報告團。我年歲大，新華社首先叫我在江蘇各個城市中挑選。我選擇了宿遷市。不僅新華社對我選宿遷覺得奇怪，而且連宿遷市的上司也覺得意想不到。他們提出後，我便在報告中加進了一段我選擇宿遷的動機：是來尋找"母親"的，是來尋找恩人的。

大概是我出生不久，在我大舅任過中共宿遷中心縣委書記的地方，有次急行軍，我成了累贅。為顧全大局，父親母親含淚把我扔在了宿遷的一個十字路口。一個月後，共産黨又打回來了。母親自然會想到、并與别人談起她扔掉的這個兒子是否還活着。喜出望外，話沒落音，一個老大娘把我交到了母親手中。中國人一貫主張"滴水之恩湧泉相報"。宿遷"母親"于我的恩情遠不是滴水，而是乳汁，是她把應當給自己兒子吃的乳汁，讓我來吸吮。這份大恩厚恩我怎能不報呢？我決心到宿遷找到這位好心的母親。我在幾百人的大會上講了以後，我幾乎天天盼着有"母親"的消息傳來。畢竟是幾十年前的事了，我沒等來喜訊。

宿遷的農民、蘇魯豫皖的農民是中國農民的一部分。我沒能報答宿遷農民、蘇魯豫皖農民的養育之恩，也更加激勵我要把報效工農、報效中華民族的赤誠之心，化為我今天學術研究的目的和動力。一直生活在實踐中的群衆，既是理論的源泉，也是鑒定理論成果的高評委。在這一點上，我矢志不移，堅持不懈，直到2014年5月25日，我還發表了一篇題為《基層是智力庫，群衆是思想谷》的文章。

【鄧偉志教授，安徽蕭縣人，生于1938年11月。現為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上海市社會學會會長，中國社會學會顧問。1960年畢業于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系。曾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毛澤東思想學習室，研究室，中共中央華東局政治研究室，中國大百科全書上海分社，上海社會科學院資訊所國際政治室工作，先後任研究實習員，編輯，編審，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