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住在壯族家中
從1976年起,我在廣西、貴州、雲南接觸了一些少數民族以後,一直對民族問題有濃厚興趣。我讀過二十來個民族的簡史簡志。上世紀80年代又接觸了甘肅、甯夏、海南、新疆、東北以及台灣的一些少數民族。進入21世紀以後,又接觸了一些發達國家,尤其是開發中國家的七八十個少數民族。我用"接觸"二字,是說明沒有深入研究,隻了解了一點皮毛。不過,沒有深度,尚有廣度,是以,民族問題常常萦繞在我心頭。
1976年春,我與徐永慶、朱長超,為了躲開反右,在《人類的繼往開來》一書出版後,我們提出考察古人類遺址,第一站先到廣西,再到貴州,最後去雲南。
在廣西,看了十萬年前的柳江人以後,又去看了位于柳州市社沖公社楞寨山的巨猿洞。
長期以來,中外專家都認為中國無巨猿。可是,1956年,柳江有個農民無意中發現了巨猿化石。他上山打獵,射中了山頂上的一隻野山羊。這農民親眼看到被他打中的山羊向下滾,滾着滾着就不滾了,停在高處。到手的山羊不見了,這位農民大失所望。上去找吧!下邊的60米好爬,還有30米高的陡壁無法上去。農民就回家叫弟弟幫忙。向陽面的陡壁上不去,他倆就從山後繞來繞去慢慢爬了上去,在山頂發現山羊掉在一個山洞的洞口裡。他倆去拿山羊時,出乎意料地看到洞裡有很多"龍骨"(即化石)。他一會兒就揀了一擔,第二天去賣到供銷社。再過幾天,他又挑了兩筐龍骨去賣。龍骨是稀有的,這農民怎麼這樣便當取來那麼多龍骨?再說供銷社也沒多少資金買龍骨,便對他說:"你這不是龍骨,我們不買。"老頭想,既然不是龍骨,不值錢,那也不必挑回家了,就随便倒在附近的小河邊。
哪知,他賣出的那一擔,輾轉到了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古人類研究所手裡,科學家們認定那就是巨猿化石。如果這巨猿化石出自于中國,便富有說服力地打破"中國無巨猿"的舊說。科學家們刨根問底,找到了柳州社沖供銷社。供銷社通知那農民所在生産大隊大隊長:"上邊來人找他。"社沖供銷社。供銷社通知那農民所在生産大隊大隊長:"上邊來人找他。"在階級鬥争這根弦繃得緊又緊的時候,大隊長一聽"上邊來人找他",吓了一跳。這農民是最老實的農民,會出什麼事呢?他三步并成兩步走,見了他就問:"你最近幹什麼壞事了?"老農民回答:"沒有!"
"沒有?為什麼上邊來人抓你?"隊長問歸問,可他内心相信這老農民不會幹壞事,便馬上補一句:"你趕快躲起來。我向上彙報就說沒找到你。"老實的農民說假話總是不像,中科院來的人看出苗頭,反複講明來意。大隊長知道真實情況後,便把巨猿發現者領到科學家跟前。科學家問這位農民還有一擔化石呢。老農民帶科學家到了小河邊。科學家如獲至寶地把水裡的一擔化石撿起來,像包裝珠寶一樣包好。告别時問老農民:"你這麼辛苦,我們應給你多少報酬?"老實的農民說:"我們布票緊張,你們随便給我點布吧!還有,兒子上學付不起學費,你們如果能再幫助付個學費更好。"中科院一一照辦,報酬大大超過老農民的要求。然後,花半個月的時間,在30米高的陡壁上搭起腳手架,從巨猿洞裡共發現3個巨猿下颚骨和1000枚單個牙齒,是迄今世界上發現巨猿化石最多的山洞。另外,還有很多共生動物的化石。巨猿是個龐然大物,它曾與早期人類"比鄰而居",一起度過了一百萬年的時光,堪稱"人類的表叔",直到十萬年前才徹底滅絕。
上述情況我們過去知道一點,遠沒有現在詳細,出于對科學的熱愛和追求,我們提出去拜訪這位老農民,也想進巨猿洞看看。巨猿洞離城區20公裡,附近沒有旅館。我們一行"三加一"人,便住在壯族人家中。山區吃魚困難,壯族兄弟以魚待客為高規格,房東親自出門打漁招待我們,令人感動。要進洞,像科學院那樣搭腳手架上去是不可能的,一沒時間,二沒經費。我們請民兵早早地從後山上去,然後由民兵放下一根粗繩,一根細繩。粗繩是供雙手抓住向上攀緣用的,細繩是系在腰間的,如萬一失手,民兵把細繩一提,我們就不至于落地喪命。最不怕苦的朱長超第一個上,為我們做出了示範和榜樣。我第二個上。老徐是我們三人中最年長者,他第三個上去。我們在巨猿洞裡比在摩天樓裡還要心曠神怡。我們在巨猿洞裡猶如走進科學會堂。這全靠壯族兄弟的智勇雙全給我們提供了這麼好的考察機會,今天回憶起來曆曆在目。感激壯族兄弟!熱愛壯族兄弟!
過激流,走鐵索橋,爬猴子路
離開柳州以後,我們三人都很興奮。接下去的目标是貴州黔西南猿人洞。火車路過都勻時,很多苗族姑娘手持映山紅,邊嚼映山紅邊上車,給了我們新鮮感。到了貴州,去黔西南,見了很多布依族人。
再到雲南元謀。元謀猿人是兩位修鐵路的技術人員無意中揀到兩顆牙齒而發現的。這一發現把人類起源的時間提前了一百多萬年,跟肯亞的猿人差不多同時。在元謀,我們走了一段紅軍路,還下到了金沙江裡洗了個澡。為了看猿人,結果沿途看了很多傈僳族兄弟。5月16日那天,到了祿豐,與正在發掘祿豐龍的中科院的同行會師。在祿豐同彜族兄弟同吃同住。-﹣為什麼對"五一六"這個日子記得牢,因為到了祿豐,聽到播送作為"文革号角"的《五一六通知》釋出十周年,心裡煩得很。正好在祿豐聽到了蟬鳴。5月中旬聽蟬鳴,這在上海是不可能的。我們三人私下講,《五一六通知》十周年的廣播還不如蟬鳴好聽。
雲南在幾十年前還存在好多處于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民族。是以,有人說,雲南全省就是一個人類史的博物館、社會發展史博物館,可是雲南還有縮微的省立博物館。聽了省立博物館的介紹後,我們決心要到位于中越交界的雲南金平縣的苦聰人那裡去。苦聰人有語言,沒文字。過去苦聰人都不穿衣服,被周圍的人稱為"野人","苦沖人",意思是:"從痛苦的山沖裡下來的人。"周恩來的民族平等意識很強,他認為稱"苦沖人"不好,提筆改為"苦聰人"。說他們聰明也真有聰明的一面。1975年北京全運會有個項目,叫"跋山涉水"。苦聰人拿了個冠軍。鄧小平設宴招待全運會獲獎者,苦聰人就坐在離鄧小平隻有幾米遠的桌上。
真要到苦聰人聚居區是很艱難的。先坐小火車,再坐汽車。到了金平縣,再往前走,便隻有騎馬了。在縣城,忽然碰見《五朵金花》作者王公浦同志。他給了我們很多指點,說,拍《摩牙傣》電影的演員就到公路的終點,沒能騎馬前行。要見苦聰人,沒汽車也得走。我們三人分别躍上三匹馬。陪同的人不願騎馬,要步行。騎馬,對我來講,并不難。我從小騎過小毛驢,偶爾也騎馬。騎馬奔馳的經驗有一點。哪知,在奔向苦聰人的路上,隻能走馬,不能跑馬。因為是山連山,是在十萬大山裡騎馬,随時要準備懸崖勒馬。馬不停蹄是可以的,要縱馬揚鞭是萬萬不行的。有次,馬失前蹄,慣性把我從馬頭上甩進了陡坡。我在往下滾的時候,心想:完了!過一萬年後我的骨頭就成化石了。幸運的是,陡坡上的一棵小樹把我擋住了。我慢慢抓住野草爬了上來,雙手被荊棘刺得多處流血。
再往前走,要披荊斬棘,荊棘會刮馬的肚皮,馬不肯走,我們隻得步行。過去寫文章,很喜歡用"披荊斬棘"四個字,可是作為從來沒有披過荊、斬過棘的我,寫起來輕飄飄的。如今真要披荊斬棘了,方知披荊斬棘之痛苦。在亞熱帶雨林區披荊斬棘,還要苦上加苦。這就是既要防荊棘下的毒蛇,又要防荊棘上的螞蝗。毒蛇我們見過幾次,可是陪同的同志告訴我們:毒蛇怕人,隻要不踩它,它一般不會咬人。螞蝗則不然。長江兩岸的螞蝗生在水裡,雨林區的螞蝗會上樹。在披荊時,螞蝗會神不知、鬼不覺地爬在我們衣服上,再從衣服上進入皮膚。好在我們同去的"3加2"五人都是男性。每走一二十分鐘以後,我們會找個空地,把衣服脫下,彼此看看有沒有螞蝗附身。有,就猛擊一掌,把螞蝗打下來。
風雨兼程,走出了雨林區,我們輕松多了。可是走鐵索橋怪可怕的。那鐵索橋不是今天公園裡的鐵索橋,而是紅軍長征時過的那種鐵索橋。總共四根鐵索鍊:下邊兩根,是供左右兩隻腳踩的,上邊兩根是供左右兩隻手抓的。問題是下面不是萬丈深淵,就是洪水滔天。當地的少數民族過鐵索橋如履平地。我們卻不行,要慢而又慢地往前挪步。有鐵索橋還是好的沒有鐵索橋便隻有下水了。我們過的兩次激流并不深,隻是坡度大,水的沖力也大。當地有句話:"過不好,就要去見胡伯伯了。"意思是,激流會把人沖到越南去。當地還真有人被沖下去,沖得半死不活。不過,他們有辦法,那就是把人橫在水牛背上,肚子貼着水牛的脊椎骨,身子在上,頭朝下。這樣,一是利用水牛的體溫為剛從水裡撈出的人取暖,二是頭朝下把喝進的髒水一滴一滴流出來。我們過激流,有兄弟民族關懷,安全得多。他們留一人抓住繩子的一頭,另一人帶着繩子過去,然後拉直,讓我們沿着繩子的上遊從水裡走過去。奇怪的是,繩子不是選擇最短的距離,不與河岸成直角,而是斜着拉的。斜着拉意味着在激流裡多走很多路,多呆很多時間。陪同我們的拉祜族兄弟解釋說:"斜着走,距離長,沖力小,速度快;垂直拉,頂住沖力走,萬一抵擋不住沖力,就會被沖下去。"
過了激流,開始爬陡坡。坡度不罕見,但是太陡,不可能直立行走,隻能爬行。是以,他們稱這一段路叫"猴子路",意思是:隻有猴子能走這樣的路,人是不能走的。爬過去以後,累得滿頭大汗。坐下來喘喘氣時,陪我們的金平縣的同志講了個故事,他說他有次陪省報總編,就在這猴子路上頭,我們現在坐的地方,總編說:"以後你們的稿子來了,我們就采用,決不再批示:'請補充一下……'因為我知道了,你們的'補充'就是這樣爬着補充的。"
接下來的山路,除了石頭是障礙物以外,很少再有其他障礙物。離公社所在地還有110華裡。在兩天裡,怎麼走這110華裡?按照我們的頭腦很簡單,每天走55華裡最均衡了。哪知陪同的說:"不行,第一天走70華裡,第二天走40華裡。"為什麼?因為在這110華裡中,隻有一個村莊。如果第一天趕不到70華裡的村莊,隻有住在樹上了。哪知我們走到黃昏時,還沒走進村莊。而且,我們走到了哪裡?說不清楚,因為山路都是一樣的,沒有路标。還要走多少路可以到達村莊?我們不知道,陪同的也不知道。難道今夜真要住在樹上了嗎?大家都不作聲,悶聲不響地往前走,走啊,走啊!忽然聽到狗叫聲。五個人不約而同地說出一模一樣的兩個字:"到了!"狗,為我們傳遞了資訊。
到了苦聰人居住的公社,仍然看不到苦聰人。那裡一個公社的面積相當上海過去的一個縣的面積。到苦聰人聚居的"六五新寨"、"六六新寨"還有一段路程。為什麼叫"六五新寨"、"六六新寨"?因為,苦聰人以遊牧為生,世世代代沒住過房子。不下雨,他們就光着身子活躍在深山老林裡;下雨時,他們就以一棵樹的樹幹為柱子,搭上些芭蕉葉,在芭蕉葉下睡眠休息。政府知道有這樣一批民族兄弟,便派解放軍去找他們,找了兩年都沒找到。有時看見他們在樹上,可是等解放軍走到跟前時,他們已從這棵樹上跳到另一棵樹上了。亞熱帶雨林區多是闊葉林,苦聰人用幾片樹葉一遮,解放軍就看不見了。後來,解放軍的一片苦心、好心,感動了嫁給哈尼族的苦聰婦女。在這位苦聰婦女帶領下,到大山深處一唱,一吆喝,苦聰人在樹上"夾道歡迎"解放軍。這苦聰婦女唱的是:解放軍是好人,不用害怕……
可是在解放軍找到了苦聰人以後,苦聰人依然以遊牧為樂,不肯定居。經過十多年的說服教育,示範演習,直到1965年、1966年他們才肯住進政府為他們建築的"六五新寨"、"六六新寨"。不過,在我們1976年去的時候,他們告訴我們還有一位男性苦聰人不肯定居,一人漂泊在外,隻是過節的時候會回來團聚幾天。
在"六五新寨"、"六六新寨"我們碰到的第一件新鮮事是拉弩。苦聰人過去是物物交換。他們把自己的編織,以及獵物放在路口。路人一看就明白是苦聰人交換用的,然後放點鹽,放點鐵鍋片,就可以把野雞野羊取走。鹽、鍋片放多放少沒關系,如果一點不放,對不起!會被弩立即射上"西天"。弩是苦聰人的生産工具,也是護身的武器。到"六五新寨"、"六六新寨"縣裡派給我們的翻譯已無能為力了。縣裡幫我們找了個拉祜族的翻譯。拉祜族的翻譯是一位身強力壯的四十多歲的生産隊長。在"六六新寨"接待我們的是一位苦聰人的氏族長,七十多歲。拉祜族的隊長見旁邊有一把弩,拉了幾次沒拉滿弓,氏族長拿過來一下拉了個滿弓。我們大為驚奇:氏族長的力氣怎麼這樣大?
接着,氏族長介紹他們的鑽木取火。讓我們懂得鑽木取火的方式有三種,讓我們懂得鑽木取火之艱難。正因為艱難,下雨的時候儲存火種就是個大問題。苦聰人是如何儲存火種的?打個比方,就像我們女排拿到冠軍以後,全體隊員抱成一團那樣。不同的是,苦聰人用身體搭起的"人篷"下面是一團火。火會燒人,這是常識。誰在"人篷"下面,換句話說,誰最貼近火種,誰最容易被燒傷。那麼這個人是誰?不是别人,是頭人,是氏族長。說到這裡,氏族長拉開衣服,讓我們看,氏族長胸部、腹部一個傷疤連一個傷疤,一個傷疤疊一個傷疤。我們看了心疼。用現代語言講:苦聰人的幹部才是真正的吃苦在先的帶頭人。
氏族長再帶我們看學校。他們有一所國小。學生有上百人。從一年級到五年級都有。那老師呢?隻有一位從昆明來的漢族高中生。數學教師是他,國文教師還是他,音樂教師是他,體育教師也是他,從一年級到五年級的班主任都是他,校長、副校長還是他。他不僅在學校是全職教師,他還是人民公社生産大隊的大隊會計。學校的設施,不用說,同内地無法相比。但有一點,遠遠超過内地。那就是,所有的學生都有一把笛子。每個學生都會吹出動人的笛聲。苦聰人那裡到處有竹子。校長會做笛子,結果就是每人發一把笛子。
在"六六新寨"我們聽了苦聰人的小合唱。我們準備好照相機為他們拍照。他們唱道:"我們沒有吃過一粒米,我們沒有穿過一件衣,我們沒有用過一頭牛。天上陰森森,地上濕淋淋……"我們拍不下去了。因為上海造的海鷗牌相機是要低着頭對鏡頭的。淚水滴在上面,看不清。換第二個人照,還是淚眼模糊,換第三人……聽着這樣的歌詞,誰能不難過呢?歌聲像針一樣刺痛着我們的心。
再一個罕見的事情是,不僅"六五新寨"、"六六新寨",就是整個金平縣,都不搞内地這樣的"文革",不搞鬥批改。他們堅持正面教育。這些我們最能聽得進。我們做夢也沒想到"文革"中還有不搞人鬥人的地方,實在是太平。聽到這裡,我們不禁問了一句:"為什麼?"縣裡、公社裡的同志說:"苦聰人也不是個個都好,過去也鬥過苦聰的壞人。縣裡來人布置鬥苦聰的壞人。苦聰人不得不鬥。哪知鬥争會變成了苦聰頭人布置逃跑的動員大會,反正縣裡的人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還以為是在按他們的訓示真的在鬥,頗為得意。哪知次日淩晨四點鐘,縣裡人睡得最甜的時候,聽見豬叫、狗叫。縣裡人以為是苦聰人早起'趕擺'(即到集鎮上買東西),沒當回事,繼續睡大覺。第二天起來一看,全寨不見一個苦聰人,都翻過山,跑到國外去了。"這個教訓很慘。慘痛的教訓告訴我們對邊疆的少數民族不能搞内地那樣的鬥争。
凡此種種,留給我很多思考。
【鄧偉志教授,安徽蕭縣人,生于1938年11月。現為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上海市社會學會會長,中國社會學會顧問。1960年畢業于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系。曾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毛澤東思想學習室,研究室,中共中央華東局政治研究室,中國大百科全書上海分社,上海社會科學院資訊所國際政治室工作,先後任研究實習員,編輯,編審,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