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家鄧偉志口述學習室的幾個意外收獲：張錫媛是誰？

畢業論文意想不到地發表在《學術月刊》上

我是1960年從上海社科院經濟系大學畢業的。一提"1960"大家就會知道，在那年代我們是"一切聽從祖國召喚"。1960年3月下旬，我在畢業志願表上寫了首打油詩，表達了自己"哪裡需要哪裡去"的心願。不料，3月30日上午我正在教室裡上課，年級黨小組長把我從教室裡叫出去，指引我登上了學校的解放牌的大客車。車上大約有三十多人，有老師，有同學。去哪？我不問，看得出是好事就是了。不一會，車子開進了延安西路33号市委大院後門，走進了市委宣傳部的會議室。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社科院院長楊永直進來，宣布社科院成立兩個室，一個是學術情報室，再一個是毛主席著作學習室。随後就宣布了名單，學習室好像是十九人。我被配置設定在毛主席著作學習室。

毛主席著作學習室的主任由社科院副院長龐季雲兼任。他是1958年從中宣部下放到中科院上海經濟研究所的。他本是胡喬木的秘書、中宣部理論處副處長（于光遠任處長）。大家對他都很敬重。

有一天，龐季雲同志找我談話，問我畢業論文寫的什麼。我說：是寫的人民内部沖突。龐季雲要我送他看看。我就謄寫了一份送他。6月初，我們到南彙航頭參加夏收夏種。休息時，忽然有人把1960年6月10日的《解放日報》塞到我手裡，說："大作發表，旗開得勝。"我看了《解放日報》上的《學術月刊》第6期目錄，簡直是無地自容，這是我做夢也不敢想的。從航頭回到室裡，《學術月刊》還沒有發行，幾個人說起這件事。龐院長說是他推薦的，因為6月正是毛澤東《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沖突》發表三周年，需要這樣的文章。他又說："我在你的文章上就加了一句，還不知道編輯會不會把這句話删掉？"我深為龐院長提攜後人的精神所感動。沒有他的推薦，我那文章是不可能發表的。再就是，他能在我文章上加進文字，是我莫大的榮幸。他卻留有餘地，謙虛地說："編輯會不會把我加的那句話删掉？"他這句話對我一輩子起作用。幾十年來，每當我對我的學生講文章時，都會憶起龐院長對我說過的這句話。我不敢把我對學生的批評絕對化。

事過境遷，今天看來我那文章充滿了"左"的字眼，當時看是旗開得勝，後來看是馬失前蹄。這就是我治學的起點。

毛選四卷怎麼少了一篇？

學習室的主要任務是迎接毛選四卷出版。可是，毛選四卷有哪些篇章，誰也不知道具體的，連有條件通天的龐院長也毫無所知，隻曉得一個時間段：解放戰争時期。于是，龐院長就叫冉兆晴、強遠淦帶領我自編《解放戰争時期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好在院黨委書記李培南是紅大、抗大教員，多次聽過毛主席講課。盡管解放戰争時期他到了山東，但也知道很多中央的情況。院長楊永直是《解放日報》和晉察冀《人民日報》編輯，也知道哪些社論是毛主席寫的。龐院長也在中央研究室工作過，毛澤東、朱德都對他有書面批示。他們都會不斷地提示、提醒我們。為了編得好一些，還從市委黨校（當時好像稱"中級黨校"）請了兩位黨史教師坐鎮指點。龐院長安排我翻閱延安《解放日報》、重慶《新華日報》、晉察冀的《人民日報》，訓示我把署名"毛澤東"的要收入，沒署名"毛澤東"的、認為有價值的也要收入，并且寫出文章背景。到了6月（也有可能是5月），聶榮臻元帥來上海同柯慶施讨論研制飛彈問題，并且帶來一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目錄。拿來一對比，方知我們漏編好多。接下去，我們就按聶榮臻的目錄繼續搜集。9月中下旬，學習室先拿到一本絕密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樣書。十幾個人輪流看，上海有家的同僚白天看，我們住集體宿舍的單身漢夜裡看。10月1日起，全國開始發行。龐季雲配置設定我一項任務：對照原文改在新書上，看看有哪些修改。因為在對照時會出錯，改得較亂，我便把勾勾劃劃比較亂的一本留給自己，謄清無錯的呈送龐季雲。我這一本一直到今天還儲存着，有時翻翻，對于為什麼這樣修改都會悟出點新想法。

在對照中，我發現正式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比聶榮臻的目錄少了一篇《蔣介石李宗仁優劣論》。為什麼單單抽掉了這一篇？這個問号，我默默地藏在心底，莫非不是毛澤東寫的？直到1964年我跟随華東局第二書記曾希聖搞"四清"，不知怎麼我向他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這還不容易了解嗎？李宗仁在同我們拉關系呗！"我恍然大悟。幾個月後，李宗仁到了北京。想不到這天大的秘密讓我提前曉得了。

張錫媛是誰？

學習室成立時設在瑞金花園，就是現在的瑞金飯店靠複興路那一邊。瑞金飯店是過去日本的三井花園，櫻花特别多。日本投降後是國民黨的勵志社。解放後一分為二，中間用竹籬笆隔着。靠永嘉路的那一邊，是招待所，聽說蘇加諾、陳雲、江青都在那邊住過。靠複興路這一邊，有三幢小洋房，曾是陳毅、饒漱石、譚震林三家在解放初的住處。上海剛解放時，鄧小平也在這裡住過很短時間，後來他就從這裡下西南了。我們學習室住在陳毅住過的、接近瑞金路的那座小洋房裡。

在三幢洋房中間，有兩處簡易平房，一為食堂，二為乒乓球室。在乒乓球室裡，有兩口很小的棺材：一口寫的是蘇兆征，還有一口寫的是張錫媛。蘇兆征人人皆知。張錫媛是誰？沒人知道，上海的黨史專家不知道，從南京政治學院來學習室交流的專家也不知道。有一天，在議論張錫媛時，我調皮地說："張錫媛是蘇兆征的妻子。"龐院長聽了，馬上批評道："不知道不要瞎說。"我暗自思忖：龐院長批評我瞎說，說不定他是知道的。有一天，龐院長叫我到舊書店倉庫裡買列甯布爾什維克的大管家波格丹諾夫的書。我花很大工夫買到了，不僅買到了波格丹諾夫的書，而且還買到了一本未署作者姓名的《辯證唯物論》一書。龐院長看了很高興，同我拉起家常來。我乘興問了一句："張錫媛是誰？"他頓了頓，說："是鄧小平的第一個妻子。"

兩年後，我調到中共中央華東局政治研究室工作。不久，跟随華東局機要局副局長葛非一道下鄉。他曾在陳毅、饒漱石身邊做機要工作，也在瑞金花園住過。閑聊後知道，我們都在同一個地方見過張錫媛的棺材。"文革"開始不久，馬路上刷出大智語："強烈要求打開蘇兆征棺材，有人在棺材裡私藏武器"。我連忙把這條大智語告訴已"靠邊"的葛非。他說："你趕快去看看，還有張錫媛的……"我到了瑞金花園，老傳達告訴我："已平安轉移了，你放心！"我回來就向葛非彙報。

"文革"後，葛非成了市委接待辦的負責人。我們都住在吳興路一幢樓裡，他家住三樓，我家住二樓。他做什麼工作，我不問，但能猜出三分。他什麼時候不回家，我們就知道有要人來了；他能回家了，我們就知道要人走了。有一次，他突然打電話，問我張錫媛的棺材的事。我說："隻知道安全轉移了。不問轉到哪裡去？"他放下電話，立即通過市委辦公廳正式管道，當天下午就知道早已安葬在龍華烈士陵園了。

葛非知道了下落後，并沒有馬上告訴我。我仍繼續向"文革"後負責清查市民政局并留在民政局當局長的叢局長打聽。叢局長說："'文革'初，有人鬧的時候，民政局明明知道鄧小平被打倒了，但是張錫媛是烈士，他們出于正義感，出于對鄧小平的尊敬，就悄悄地把張錫媛的棺材拉到龍華了。"

過了一段時間，葛非才跟我講了尋找張錫媛的來龍去脈。

有一天，葛非陪鄧小平散步，鄧小平忽然問他："我解放後在上海，花很大功夫找到了張錫媛的棺材，現在也不知在哪裡了？"幾個小時後，葛非告訴鄧小平：上海市委幫他找到了，安葬在龍華。鄧小平便馬上吩咐鄧榕和秘書第二天各持一支玫瑰花，去了龍華，獻給張錫媛。葛非還特别強調了一下，有人講是一束花，不是的。鄧是按國外的習俗，每人一支。鄧榕從龍華回來後，向鄧小平說："很漂亮！"鄧小平開心地說："人比照片上還要漂亮……"逗得大家都笑了。找到張錫媛墓以後，鄧小平一直很興奮，直到離開上海時，還念念不忘上海幫他找到張錫媛的事。

我知道上述過程後，也專門找到上世紀30年代國中央機關的大秘書張紀安，他是張錫媛的上級。為了掩護身份，他與鄧小平在上海現在的浙江路合夥開過一個雜貨店。我請他談談他對張錫媛的印象，以及患病和安葬的情況。-﹣這可以說是在學習室時的又一"意外"收獲。

【鄧偉志教授，安徽蕭縣人，生于1938年11月。現為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上海市社會學會會長，中國社會學會顧問。1960年畢業于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系。曾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毛澤東思想學習室，研究室，中共中央華東局政治研究室，中國大百科全書上海分社，上海社會科學院資訊所國際政治室工作，先後任研究實習員，編輯，編審，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