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六國後,秦始皇徙天下豪傑十二萬戶于鹹陽,試圖削弱舊貴族勢力。可惜政權穩固不久便告終結。繼之而起的西漢王朝在建國之初為恢複社會生産,不得不采取放任經濟政策。豪商大賈由此迅速崛起,積聚了巨額财富。富可敵國的豪強,囤積居奇,擾亂市場秩序,嚴重危及王朝統治。為了遏制他們的氣焰,漢武帝英明果斷,一方面遷徙豪門權貴,另一方面在經濟領域施加嚴厲政策予以打壓。然而,就在豪強階層瀕臨破産之時,一股新的勢力開始悄然崛起......豪強是否就此喪失了一統天下的根基?它們又是如何最終演變成龐然大物的?
豪強階層的興起
公元前770年,西周成王遷都洛邑,周天子将其領土分割為諸侯國,實行宗法分封制。從此,一級一級的貴族世代承襲爵位與田土,成為周朝社會階層的主體。《禮記》就明文規定:"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幾百年間,宗法貴族憑借其世襲特權,長期占據了上層統治階級的地位。除享有豐厚俸祿外,更主導着農業生産和手工業的發展。這種情況直到戰國時期才逐漸發生轉變。
随着戰國諸侯國的日益強盛,貴族之間為争奪土地和人口而征伐不休。在頻繁的戰亂中,原本蒙受世卿特權的宗法貴族無可避免地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新興地主階級。他們憑借與君主方面簽訂盟約,擷取土地俸祿,以軍功封賞開創了自己的家族基業。
與此同時,秦國推行的縣制改革打破了宗法制度,進一步推動了新興地主階級的興起。到了戰國末期,貴族的階級分化也已經十分明顯:一部分漸漸向地主階級轉化,一部分則淪為窮困階級。
可以說,宗法地主階級的沒落和新興地主階級的崛起,為秦統一六國後廢除分封制,推行郡縣制奠定了基礎。秦朝開創的高度集權制度,使得宗法地主階級徹底喪失了其階級基礎。
軍功集團的短暫輝煌
共和政權的建立者劉邦面對殘破的社會,急需恢複生産、重振經濟。于是在漢初,漢朝采取了寬松放任的政策。群眾可自由占有和開墾土地,不必繳納田賦。被遣散的軍隊成員也獲得了相當的田土賞賜。
這些地主地主多為劉邦麾下的功臣,漢初期間,他們憑借手中的軍功戶口和田地,構成了漢朝地主階級的主體力量。劉邦為了鞏固這一統治基礎,更是親自下诏,賜爵給七大夫以上的将領,賜田給公卿大夫以下的人。
然而,軍功地主階級的至高無上時期并未持續太久。漢初因戰亂蹂躏,國力凋敝,百姓流離失所。恢複生産和發展經濟,已成為漢朝政權急需解決的重中之重。在這種背景下,商人階層展現出了其獨特的優勢和活力,迅速成為新興的經濟力量。
商賈階級的迅速崛起
漢朝中央集權的建立,有利于全國統一的大市場的形成。再加上漢初政府大力開墾荒地,廢除重稅累賦,商路也是以暢通無阻。《史記·貨殖列傳》就記載:"漢興,海内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在經濟政策高度寬松的環境下,商人階層異軍突起,壟斷了鑄錢、煮鹽、采礦等行業,手中囤積了大量财富。為了謀取政治地位,他們還參與了朝廷實行的"輸粟拜爵"政策,憑借納粟擷取官爵。
漸漸地,大商賈憑借巨額财富,不僅在地方形成了自己的經濟壟斷,甚至連中央政權也受到了他們的影響。當時盛行"甯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的說法,便反映了這一現象。
在文景兩代,漢朝政府為了維護土地經營秩序,曾經出台了一系列針對豪強商人的法令,但都以失敗而告終。到了武帝時期,豪強商賈已徹底成為威脅王朝統治的龐然大物,不得不受到強力打壓。
豪強階層對漢王朝的威脅
自漢初開放經濟政策實施以來,商人階層憑借其财富積累日益增長,對漢朝的統治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豪強商賈為了擷取暴利,往往囤積貨物、哄擡物價、操縱市場。他們利用資本優勢,在全國各地大展壟斷之勢,把持着鐵、鹽、酒、錢等重要行業的生産和流通,囤私居奇已成常态。如此一來,供求關系嚴重失衡,加之路途艱難,民間流傳"窮人挈生口,富者羅精貨"的怨言。
豪強大多是大地主,他們雇傭佃戶種地,剝削手段殘酷。據說:"貧民負賦,乃以活計代之。歲荒,租長百倍。子女相賣以給粜役。"民間被掠奪一空,赤貧百姓不得不以身相許,淪為佃戶和奴仆。
除此之外,大地主們憑借龐大的财富,還參與朝廷的"輸粟拜爵"政策,憑納粟擷取從郎、大夫的官爵。這不僅使他們政治地位與日俱增,更在許多地方設定了自己的私人武裝。于是,當地群眾遭受的不僅是經濟上的壓迫,還有武力掠奪的威脅。
漢初為了恢複生産,曾一度豁免了賦役征收。然而,随着國力的恢複和财政支出的增加,政府重新開征稅賦和徭役已勢在必行。在中央權威不振、地方豪強作風的背景下,民間對徭役和賦稅的抗拒始終很大。史書記載:"諸侯王年輸漢家什二,而自留三。"
再加上豪強豪富,不願繳納應繳稅賦,朝廷最終隻能在地方聘請豪民富室充任行政官吏。于是,征稅和徭役更多淪為這些官吏的私利工具,沖突進一步惡化。
漢武帝時期,地主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官吏對群眾征役的無度索取,引發了一系列造反和盜匪活動的發生。諸如冒頓、王尊兩大起義,還有綠林好漢的活動無不與此有關。
其中,王尊之亂更是波及了十餘郡,規模浩大。王尊建立了長期農民造反根據地,對漢王朝威脅重大。如此大規模的農民戰争,既反映了地主階級與農民沖突的白熱化,也直接威脅到了漢朝統治的根基。
面對豪強階層給政權帶來的重重威脅,無論是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還是地方武裝對抗朝廷威嚴,漢武帝都意識到必須采取行動,遏止這股日益壯大的潛在禍患。于是,一系列打壓豪強的政策終于拉開了序幕。
武帝時期遏制豪強的舉措
面對日益嚴重的豪強問題,漢武帝首先采取的是遷徙豪門權貴的政策。同時,他還在經濟領域頒布了一系列法令,旨在削弱商人集團的财富基礎。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大臣主父偃上奏武帝,建議将地方豪強遷徙至茂陵一帶,即武帝為自己營建陵墓的所在地。這一政策名為《遷茂陵令》,其目的是将豪強集中管控,削弱他們在省份的根基。
武帝聽從了這一建議,下令"徙郡國豪傑及财産三百萬以上于茂陵"。這道軟性剝奪豪強權勢、财富的政令一出,果不其然遭到了舉國抵制。河北名士郭解為逃過遷徙,曾托關系向武帝"訛稱家貧",結果仍被強行遷徙。
遷徙途中,郭解僅從親朋好友處接受的贈錢就達數千萬,可見其家族實力之雄厚。最終,被遷徙至茂陵的豪強高達數十萬戶。武帝的遷徙政策,直接打擊了豪門權貴的經濟根基。
遷徙豪強之後,武帝又下令派遣酷吏和刺史分赴各地,嚴懲那些敢于囤私貨物、哄擡物價的豪商大賈。當時社會風氣開放,豪強大多囤積貨物而不上市,導緻物價飛漲。
一些地方酷吏級别很高,有的甚至是侍中和吏次祭酒。他們或是直接以武力沒收豪商财物,或是強制豪商将商品低價抛售市場,暴跌了物價水準。
除了派遣酷吏嚴厲懲治外,武帝還在經濟領域施加了一系列嚴厲的管控措施。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算缗令(即按繩節計算絲織品長短)和平準書負令(統一度量衡制)。
這兩令的出台,直接規範了市場交易行為,限制了商人哄擡物價的手段和空間。與此同時,武帝還下令統一貨币,禁止私人自行鑄錢,切斷了商人擷取暴利的另一管道。
此外,朝廷還多次派人盤查全國商賈的财産,對超過一定數目的強行征收。大規模的沒收财富,使商賈階層元氣大傷。據說"天下之贲億萬之家,士大夫億萬之資,靡不半散焉"。
武帝連番重擊之下,豪強商賈階層日漸式微,他們的一部分财富和地位也轉移到了官僚貴族手中。比如,著名豪富王莽家族就曾一度被剝奪了大半家産。
同時,一些仕宦出身的官僚貴族也開始結黨營私,壟斷土地和财富。他們迅速将武帝的打壓政策鑽了空子,構築起了一股新興的官僚地主階級。這股勢力更具威脅,随着時間推移愈演愈烈,最終在東漢時期達到了頂峰。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武帝密集出台一系列削弱豪強政策的同時,他也頒布了一道重要的人事政策——察舉制。這一制度為豪強階層進入官僚體系開辟了新的管道,埋下了後患。
豪強階層的反撲與東漢農民戰争
盡管漢武帝出台了一系列打壓豪強的措施,但豪強階級并未就此徹底消亡。他們依舊存在并不斷積累着力量,繼續制造了一系列社會動蕩。
漢武帝崩禦後,昌邑王鎮、靈帝和宦官他們權力漸盛。這夥人頗有投機傾向,堅持奢侈揮霍,導緻國家财政日漸緊缺。
眼見朝政日非,豪強求賢人多次通過中樞人物周亞夫向靈帝上疏請命,力圖調整太監宦官的權力,但均被阻撓于無形。
後來,河内郭季綱、杜欽等取道中京親自上書于靈帝,也被宦官安陽、賀循别有用心地挾制,使訪求無門而返。
于是,豪強乃由地方武裝開始了全面反撲。自張骞始,天下豪民群起響應。末代田蚡、鐘蘋苓殺隕于亂軍之手,但商、郡、丞相家屬與諸豪強黨于是結盟,與漢室争長鬥短,天下大亂。
在動亂的環境中,明修夷舊的王莽很快就獲得了全國各地農民和貧民的擁護,最終專權奪政,結束了西漢王朝。
然而,王莽執政後并未實作太平盛世,反而加深了沖突。他依恃宦官和武官,納女子為妻,更是與文景帝王莽家無親無戚,引起豪強階級的反感。是以,各路豪強迅速與農民起義混戰,形成了多股反王莽武裝。
在陳芝的上司下,豪門權貴陸贲、陳群等集結表親黨羽數萬人,以陳芝為大司馬,占領三輔。陳芝并發兵共迫王莽緻仕,欲誘王莽就平息亂阙。而各地貧民農起則皆歸附陳芝,紛紛要求陳芝帥師赴關中複漢室。
陳芝乃引軍駐守河北,群盜四起,兵革丘墟于是作亂。與此同時,劉秀等殘漢舊族亦起兵反抗,各路軍隊混戰不休。局勢一度膠着難解。
公元25年,劉秀最終在沛縣建立東漢政權,定都洛陽。他采取寬和政策,諸路豪強多所宥赦,并彙集其人麾下,藉以重振龍種,鞏固根基。
但劉秀未能根本解決豪強與農民之間的階級沖突。入主洛陽後不久,劉秀就被一股農民起義軍打敗。王莽時期的舊賬仍在清算,新王朝也未能徹底平複。
混戰的餘波一直持續到光武帝時期。光武帝進一步削弱豪強勢力,審時度勢地收歸中央集權。然而,豪強階級并未真正消失,隻是暫時隐去了而已。到了東漢中後期,随着經濟發展,他們重新壯大,向地主階級進化,逐漸主導了東漢社會的發展。
東漢中後期豪強與農民沖突的持續
經過漢武帝的遏制和東漢初年的動蕩,豪強階層的力量一度受到重創。然而随着時間推移,豪強卻重新擡頭,并逐漸演變為新的地主階級。
劉秀建立東漢王朝後,為了穩定統治,急于剪除豪強的權勢。他曾派遣舊部下窦融等人到各地平複戰亂,消弭豪強的威脅。此外,劉秀還加強了中央集權,加大了對地方的控制力度。
經過一系列努力,豪強階層權勢在東漢前期确實一度被壓制。光武帝時期,有記載稱"四方至于熙和,天下不聚黨于山林,無盜賊亦不蜂起"。
然而,好景不長。随着東漢中央集權的削弱,豪強勢力緩步重制。加之漢代重農抑商政策的推行,使豪富階層漸次向地主階級轉化。
到了東漢中期,以買辦貴族為代表的新興豪強地主階層已徹底興起。他們紛紛置辦大量良田佃戶,雇傭農奴耕作,财富通過剝削積累日益膨脹。
與此同時,他們也沾染上一些舊習,如貪墨辭賦、奢侈揮霍、豪侈馳骛等。有記載雲:"家産億萬,反覆賓主,多遊冶于中州都會。"
為了保住自身的特權地位,這些新興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控制日益嚴苛。他們長驅直入侵占田土,強占良田數百頃者衆多。
尤其是在蔡邕等人變法推行自耕農政策時,地主階級借機壟斷了大量土地。這種占田擄地的做法,令廣大農民陷入了赤貧困境,被迫賣身為佃或奴。
同時,地主階級還紛紛設定私庫,雇傭親信豪傑充任長吏,獨攬賦役。他們不斷加重農民的負擔,甚至派遣家丁武人,在鄉裡欺淩百姓。這一切都引發了農民階級的不滿和反抗。
東漢中後期,因農民被剝削愈加嚴重,導緻社會動蕩不斷。不僅綠林盜匪猖獗,大規模農民起義也此起彼伏。據官方記載,每年遭到農民起義和盜賊騷擾的就有上百萬人。
其中最著名的農民起義無疑是上司起義的張角和張賓兄弟。他們号召天下窮戶,征集農民當年二十一萬餘人,奪取了二十四州郡的地盤,并立張角為"天公",大肆屠掠富戶。
張角起義被神技瑰異的張魯破襲,這場規模浩大慘烈的戰争持續二十多年,導緻天下百廢待興,民不聊生。東漢朝廷最終勉強才以重兵鎮壓下來。
這場動亂所折射出的地主與農民之間的深重沖突,也為東漢時期階級鬥争畫下了句号。擁有雄厚實力的地主階級在此後一直主導着漢代社會的發展走向,農民階級則再也難以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