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性騷擾：特征、現狀、成因與應對機制
——以女研究所學生為重點的實證分析
李佳源 方蘇甯
摘要
長期潛在蔓延卻“隐”而不發的高校性騷擾獨具特色，危害深遠，是為一類特殊的性騷擾，其中女研究所學生又是遭受性騷擾的重災區。文章嘗試提煉歸納高校性騷擾典型特征，并以 129 名女研究所學生為調查對象，揭露現狀的冰山一角。高校性騷擾的空間主要始于女生性生理成熟與性騷擾認知滞後的反差、師生關系倫理與師生關系現實之間的反差，以及高校反性騷擾機制缺失與學術性别角色溢出效應盛行的沖突。防範高校性騷擾的機遇源自現階段依法治校的推進與校園性騷擾日益增長，以及媒介關注于高校的巨大輿論、道義和政治壓力。要有效防止高校性騷擾不僅在于單一師德建設路徑，更在于建立健全明界定、忌窄化、嚴處置、零容忍的反性騷擾機制，讓女生的尊嚴、智識與福祉得到應有尊重。
著名高等學府 X 大學“誘奸門”事件曝光後，一石激起千層浪，使得高校長期潛在卻持久被忽視的性騷擾問題進入公衆視野，成為媒介關注焦點。高校性騷擾絕不是“生活作風”小事，而是教育的“心靈之殇”。高校反性騷擾機制建構是事關教師職業倫理的公共事務，是保障教育公平、防止權力濫用、制止性别歧視的應有之義。教育部緊急出台“紅七條”，對高校性騷擾懲處做出了明确規定，彰顯了政府部門重視相關問題的積極立場。然而，随後曝光的某學院副教授強吻女學生等事件提示單一師德建設路徑防範高校性騷擾确有其局限，亟待學界予以充足重視，引領與推動高校反性騷擾機制的科學制定。高校性騷擾是長期被忽略、合理化、容忍而免于實質性懲處的一類特殊性騷擾，風華正茂的女研究所學生更是高校性騷擾受害者的重災區。而國内直接相關的實證研究幾乎缺席。是以，本文基于 129 名女研究所學生的實證分析，以期窺見高校性騷擾現狀，為建立健全高校反性騷擾機制，營造風清氣正的研究所學生培育環境，推進法治校園建設提供參照。
一、高校性騷擾的特征與界定
著名法學家凱瑟琳·麥金農首次在不平等理論的基礎上，提出“性騷擾”概念，将性騷擾定義為性别歧視，進而奠定了美國反性騷擾立法和司法的基礎。她指出:“性騷擾是指處于權利不平等條件下強加讨厭的性要求，其中包括言語的性暗示或戲弄。”那麼，何謂高校性騷擾？目前公衆與媒體則往往以“潛規則”或“誘奸門”指稱，這意味着學術領域的性騷擾行為尚停留在“無以名之”的狀态。中國社會本就對性騷擾現象認識不足，存在性騷擾概念界定不清，窄化、歪曲性騷擾含義等表現，高校性騷擾更是如此。本文認為高校性騷擾概念的界定對于高校“反性騷擾”具有起始意義。有學者認為高校性騷擾是性騷擾的延伸，是特定的概念，強調行為人或受害者有一方是高校的主體，即教師( 含所有教職工) 或學生，并不管事件的發生地點。有學者基于權力不平等關系提出“學術性騷擾是在性欲和性的認同方面濫用權力，導緻妨礙和損害學生充分享有教育的福祉、氛圍和機會。”還有學者認為高校性騷擾是發生在高校日常教學和管理過程中，是披着教師外衣的男性行為人以性欲的滿足為目的，專門針對女性學生實施的性騷擾。
縱觀以上相關界定，可見高校性騷擾獨具特色，可謂“性騷擾中的性騷擾”。本文将首先歸納提煉高校性騷擾的基本特征，認為幾大特征基于首要特征互相滲透，互相依存。
第一，外延豐富，手段多元。這一首要特征直接導緻高校性騷擾概念模糊，界定困難及“反性騷擾”的不确定性。若不能充分重視這一特征，就不能深刻了解紮根于這一特征之上衍生出的其他特征。可以說，其他特征都是這一特征的具體化與延伸化。由于高校師生，特别是研究所學生與導師之間除了學術交流，還在娛樂、生活以及田野考察和社會實踐場合交往，客觀上為教師親近學生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各種可能。因而高校性騷擾外延異常豐富，表現形式充滿彈性，高校與受害方都不易充分識别、準确判斷高校性騷擾的豐富外延，以緻無從防範，防時已晚。因而有效界定、識别、警示高校性騷擾豐富的外延是建構高校反性騷擾機制的首要任務，是關乎“反性騷擾”成敗的關鍵點。
第二，異常隐蔽。首先，因高校性騷擾外延豐富，手段多元，緻使研究所學生導師恪盡職守的關懷、指導、愛護、照顧與别有用心，涵蓋性意味、指向性目的的言行難以分離。故這類性騷擾具有超乎尋常的隐蔽性。其次，導師與研究所學生之間處于顯著權力不對等的地位。過于集中的學術權力讓師生關系尤其缺乏制度制約，研究所學生導師可高頻率政策性地運用個人權力對女研究所學生實施或顯性或隐性的性騷擾，在正常交流與性騷擾之間切換自如，随機随境而變，因人因事因時而異，其邏輯并非簡單漸進，甚而可反複無常，讓性騷擾邊緣化、無形化，以緻大部分研究所學生不知、不敢、不懂拒絕和反抗，陷入被“兩情相悅”境地，難以揭發。
第三，性騷擾實施條件便利。高校性騷擾實施條件便利，遠超其他類型性騷擾，具體而言，可謂是“天時地利人和”“兔子就吃窩邊草”。首先，從時機角度而言，高校性騷擾具有時間充足性與性騷擾行為人與受害人雙方年齡“優勢”。碩士研究所學生學制一般是 3 年，博士研究所學生學制是 3 ～ 6 年，甚至更漫長。其間有大量交流互動，不乏需要單獨接觸的時機，因而為高校性騷擾提供了“日久生性”的客觀條件；另外，女研究所學生處于性經驗雖相對單純，但性心理較活躍的年齡階段，表現為渴望異性關愛，對兩性關系存在大量幻想等；而研究所學生導師大多仍年富力強，社會經驗與性經驗相對豐富，尤其對年輕女性的征服欲高漲。這一方面是衰老恐懼導緻的防衛式退行反應，另一方面則是出于彌補其青年時期經濟窘迫、地位卑下時的擇偶缺憾、欲求未滿與自尊受損的心理。其次，從“地利”角度而言，導師與研究所學生可在行政教學實驗場所、娛樂餐飲場所、田野調查以及社會實踐等場合接觸，且在無明确反高校性騷擾指導細則情況下，導師完全可自控選擇在封閉孤立環境與學生接觸，學生往往沒有選擇和拒絕的能力。再次，非常重要的是高校性騷擾的“人和”條件。導師的社會閱曆與個人學識專長、男性成熟氣質等特點讓其具有炫目的光環效應，對涉世未深的研究所學生具有相當吸引力；而大多單純且有強烈求知興趣與成就動機的女研究所學生對導師是仰慕信任，惟命是從，存在嚴重學術依附與過度的情感依賴。高校性騷擾行為人和受害者雙方身份特征、人格特質為性騷擾實施提供了“心理契合”的巨大空間。最後，雙方對校内外滋生蔓延“和諧”的性别歧視文化氛圍的不同程度認同都導緻了高校性騷擾實施便利至超乎尋常。
第四，危害深遠廣泛。高校性騷擾除具有其他性騷擾類型的危害外，還有其特殊的危害性。高校是培養人價值觀的地方，高校研究所學生導師更扮演着研究所學生的學術“父親”、精神引導者、心靈守護者的角色。性騷擾的實施會讓信任、期待教師的學生感到詫異甚至崩潰。這種基于信任背叛和信念崩潰而産生的緊張，會讓被騷擾的學生徹底失去自己原本建立和擁有的價值體系，危害深遠。同時，處于社會不同位置的人在性自主權方面擁有的自由是不同的。研究所學生導師較之研究所學生，無疑處于優勢地位，往往可擁有更多的自由，學生則處于性自主的弱勢地位，對于強勢者———研究所學生導師的性自主/性自由目前施加的限制幾乎沒有，甚而因為高校性騷擾的典型特征、高校内外的性别角色溢出效應等因素，限制為負數，因而危害廣泛。基于以上高校性騷擾的顯著特征剖析以及與之最接近的學術性騷擾界定，筆者發現高校性騷擾概念雖難以界定，但不代表不能界定，其核心是對女生弱勢群體的侵權，即凱瑟琳·A· 麥金農性騷擾定義中強調權力關系下違背婦女意願的性支配和性剝削并包含的兩種表現形式：交換型性騷擾和敵意環境型性騷擾。是以，本研究認為高校性騷擾是教師在性欲和性的認同方面濫用權力，對學生以肢體行為、語言文字、音像電子資訊等方式實施的侵權行為，妨礙和損害學生充分享有教育的福祉、氛圍和機會。
二、高校女研究所學生遭受性騷擾現狀
本研究以 129 名女研究所學生為調查對象，樣本來自川、皖兩高校，所得資料使用 SPSS19.0 進行處理和統計分析。
由表 1 可知，在回答何為高校性騷擾時，研究所學生對“以威逼利誘的方式要求發生性關系”屬于性騷擾範疇的認同度最高，達到 92.2%；其次有 58.9%确定“制造沒有必要的身體接觸”屬于性騷擾：而對“導師發送暧昧挑逗資訊”“長時間注視敏感部位”以及“強制喝酒與陪酒”持非常認同态度的研究所學生要麼未過半，要麼不到六成；“二人獨處時，交流話題多涉及私人生活”及“對個别人表現出超乎尋常的興趣、關注與關心”的認同度多處于比較認同和不确定之間。
上述研究所學生性騷擾認知現狀揭示的是令人不安的事實：女研究所學生對高校性騷擾認知不完整，概念窄化，對其豐富的表現形式缺乏應有的敏感與警覺，如特殊的關心往往是高校性騷擾慣有的節奏，為進一步性騷擾埋下伏筆。雖把有關性的行為都用性騷擾來歸結是性騷擾概念的泛化，隻有發生性關系才算性騷擾的說法則絕對是常識、道德與法律的多重錯誤。就高校性騷擾而言，概念更宜泛化忌窄化。
（一）女研究所學生遭受性騷擾的現狀
有社會調查研究表明，中國84%的女性遭受過不同形式的性騷擾。在我們調查中，承認自己遭遇過性騷擾的女研究所學生僅占近7%，認為自己周圍的同學或在其他高校讀研的朋友遭遇過性騷擾的則達 32.56% ( 如圖 1 所示) ，受過性騷擾的女研究所學生比例不僅與社會調查研究結果存在顯著差異，也與認定其他研究所學生遭遇過性騷擾的比例差距懸殊，原因何在？調查結果與高校性騷擾典型特征中的高度隐蔽性相符，隻有研究者采取迂回投射的發問方式才能更多地接近真相。性騷擾在高校女研究所學生中一直藏而不漏，是以投射在他人身上的32.56%的資料更接近事實。同時，必須提到的是，由于前述研究所學生對高校性騷擾概念認知不完整和存在誤區，此處調查的結果更多還是針對十分露骨的性騷擾表現而言。進一步訪談中，我們發現，若是厘清高校性騷擾概念與表現，那麼無論是本人還是周遭人遭受性騷擾的比例都還會顯著升高，事實比我們想象的更為嚴重。那麼，面對如此隐蔽、比例不可小觑且因隐形而大有蔓延之勢的高校性騷擾，女研究所學生通常是如何應對呢？
有調查顯示女性遭受性騷擾後，有半數選擇沉默。我們的調查中顯示研究所學生遭遇性騷擾選擇躲避的高達64.3%，排在第二位的則是沉默( 見圖2) ，與已有調查結果較為一緻。選擇躲避而不是直接拒絕或尋求幫助的人數竟然達到六成，原因何在? 究其原因，還是因為高校性騷擾表現尤其彈性、手段多元、實施條件便利等特征以及高校防範應對機制缺席所緻。如有研究所學生告知調查者，導師以指導論文為由，制造二人獨處機會，伺機上下其手，事後或利誘或威逼，逐漸撩撥其情欲、侵蝕其心智、瓦解其意志。女研究所學生要麼被動逃避，要麼沉默以對，如此應對方式助長了“溫水煮青蛙”效應，最終在面對進一步的性侵害時，無從抗拒。
（二）高校性騷擾的深刻危害
由表 2 可知，高校性騷擾有多重危害，格外深刻令人發醒。其中，68.2%會對教師角色産生偏見，降低人際信任；53.5%的人認為自身的愛情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會受影響。所謂傳道授業解惑，是對高校教師角色的基本定位。若高校教師不僅不是社會道德的示範者、公平正義的維護者，反而扮演了性騷擾行為人的角色，研究所學生的信念會被破壞甚至颠覆。這種信任體系的崩潰和道德底線的失守，會讓被騷擾的學生喪失自信，沖擊自身原本建構的價值體系，通過破壞學生價值觀影響社會價值體系的建成。66.7%的人認為遭遇性騷擾學業受到影響，會降低環境安全感。綜上而論，高校女生遭受性騷擾，其危害的不隻是自身，不隻是當下，而是多方面深層次持久性的影響。
三、高校性騷擾成因分析
（一 ) “兩情相悅”———超越師生關系倫理的自然生理說
20 世紀 80 年代美國出現一種性騷擾理論———自然生理說。該理論認為，性騷擾産生的原因在于人們之間的一種天然的、生理上的性的吸引。其主要觀點是從生理學和醫學的角度出發，拒絕認同性騷擾是與法律相悖或是性别歧視，認為性騷擾是正常的、無害的，最多是異化的行為和方式。這種假說無疑是以男性視角對性騷擾的保護和縱容，女權主義者更是認為這是男權社會企圖強化男權統治的自我辯護。同時，在我們的調查中也發現，59.7%的人認為是女生對研究所學生導師的仰慕心理所緻；38.0%的人認為性騷擾發生源于女生不自重，難以抗拒兩性間自然的吸引，是雙方的自願行為。兩組資料都是支援性騷擾雙方存在自然性吸引的觀點，尤其是研究所學生導師于研究所學生特有的魅力将性吸引最大限度合理化。更多的是傾向于将師生關系現狀聚焦于兩性的視角，即認為“雙方是師生，更是男和女。”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調查對象雖全是女研究所學生，卻有相當比例的受調查者支援這一觀點。可見大陸男尊女卑、男主女從性别文化加諸女性身上的守貞壓力通過父權制社會的不斷複制、強化與傳播後，被女性自身内化。若樣本範圍擴充至男性，調查結果應有更多的人支援高校性騷擾是雙方自然吸引所緻，是女性内心自願選擇的結果，進而将性騷擾責任更多轉移至女方，讓女方承受巨大的社會心理壓力。
（二 ) “無知無畏”———女生性生理成熟與性教育嚴重滞後的反差
在調查中，64.3%的研究所學生傾向于認為研究所學生性知識教育、性心理教育及相關法律知識教育不足是性騷擾發生的一大原因，還有73.7%的人認為研究所學生缺少足夠的防護意識和自我保護手段。無疑，兩者之間存在必然内在邏輯。性生理成熟的女研究所學生與其受到的性教育尤其是反性騷擾教育并不比對，結果便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女研究所學生權利意識逐日崛起，而性教育的嚴重滞後卻讓女研究所學生不知如何維護自身的性權利。中國學生性教育不足的原因首先應根植于家庭教育的不完整。受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性”在衆人觀念中是交流的“禁區”。這也使得家長不能夠正确、科學地在孩子面前談論性，進而缺乏必要、适度的性道德及安全防範等方面的性知識教育。其次，高校性教育尤其是防性騷擾教育在 X 大“誘奸門”事件曝光前，幾乎未曾正式提及，實踐舉步維艱，更缺少發展系統、健全的教育體系。是以研究所學生雖是生理年齡早已成年，心理上與幼女無實質差別，表現為性騷擾認知似是而非，無以名狀，不知所指；警覺性匮乏、防範意識不足；實踐中，可操作性的自我保護手段貧乏；面對性騷擾，因不知甄别、防範，不知所措也就“順理成章”。這樣的現狀無疑是高校性騷擾滋生的溫床。
（三 ) “威逼利誘”———脫缰的導師權力：以權謀性
性騷擾關乎性也關乎權力。女權主義運動中産生的組織結構說認為人們所處的社會組織制度、結構為性騷擾提供了便利環境。在以分層的層級化管理為特征的組織結構中，性騷擾往往是權力資源較強的一方施加于較弱的一方。高校行政與學術獨立理念同導師權力失衡現實之間的沖突是高校性騷擾或潛在甚而盛行的一大原因。有導師已然成為弄權者，或寬嚴相濟，或恩威并重，以自己的權威對相對權力弱勢者施加強烈情感影響，操縱其心理。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78.3%的研究所學生非常認同是由于研究所學生導師權力過大，壟斷學術資源，學校對其缺乏相關的監督與管理，進而導緻性騷擾事件頻發，衆人知之卻甚少。同時，大陸是一個曆史文化悠久的國家，“師道尊嚴”“尊師重教”是長久被推崇的理念，這更為研究所學生導師增添了無形的權力，導緻性騷擾等行為發生時，研究所學生對此沒有反抗力，外界亦不會對此産生過多懷疑。
（四 ) “一團和氣”———支援性騷擾的高校組織文化氛圍
目前中國高校不僅缺乏防治性騷擾的組織文化氛圍( 表現在規範缺位、上司姑息等方面) ，更有支援性的組織文化氛圍。宏觀角度而言，在中國傳統觀念影響下，雖高校作為高等教育機構，具有倡導男女平等教育權利基本姿态，而性别歧視氛圍同校外無實質差異。微觀層面就展現在高校中學術公平與女性學術權利保障現實存在巨大反差，其中針對女生“性别角色溢出”是支援性組織文化氛圍典型特征。具體而言，高校師生之間除了在學術上的互動，還在娛樂、體育以及田野考察和社會實踐場合交往，這本是高校生活常态，也是很多專業的特色，但同時成就了各種場合中蔓延的“性别角色溢出”文化氛圍。例如，導師對女研究所學生有不恰當的性别角色期待，以性的角色而非學生的角色對待女生被合理化、最大化。學生作為陪酒、陪唱助興的準娛樂業人員，是進行消費的性化的角色，已成為一種潛規則，不配合的人會被視為“清高”“不合群”；不服從這類規範，就容易失去進入圈子的機會。發生性騷擾也常常與這種文化氛圍有關。近年來，一系列被曝光的高校性騷擾和性侵害事件大部分與要求女性陪侍的酒桌文化有關。
（五 ) “無拘無束”———師德監管考核機制不健全
在調查中，高達 87.3%人認為導師師德低下，道德底線失守是性騷擾原因之一。而與此同時，78.3%的研究所學生認為高校研究所學生導師監管考核機制不健全，未将性道德納入考核範圍，才緻性騷擾事件頻發。以上資料尖銳揭示導師師德“應然”與“實然”間的巨大落差。有學者基于性騷擾提出了道德淪喪說，認為受傳統道德觀念的影響，衆人把道德标準作為最基本的評價準則，将行為人的行為貼上是否符合傳統道德的标簽。這類觀點使大衆焦點放在對行為人的道德譴責上，而不是對受害者的權力保護與追償，混淆了道德标準與法律标準。但就高校性騷擾而言，由于教師“傳道授業解惑”的傳統職業屬性賦予了教師角色固有的高道德标準，且目前應對的法規、機制都是相對缺位的，那麼高校性騷擾一旦發生，隻有師德是首當其沖被考量、拷問、追究的問題。在 X 大學“誘奸門”事件曝光後，教育部應對之舉便是緊急出台《師德建設長效機制》。故高校研究所學生導師監管考核機制中，師德不能隻是次要問題，且性道德必須納入其中。
四、高校“反性騷擾機制”建構途徑
反性騷擾機制包含了防範與應對兩個層面，最好的應對無疑是防患于未然，因而建構常态化的高校反性騷擾機制應從五個方面入手。
（一 ) 落實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具體實施辦法，完善導師監管考核體系
調查結果顯示，91.4%的人贊同建立健全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可促進高校教師師德發展，是從源頭上反性騷擾。而各高校根據《意見》結合實際制定具體實施辦法乃是當務之急。師德建設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不是教師入職後以師德教育訓練形式就能内化于心，發揮功效 。是以，首先應在高校尤其是師範大學強化師德課程，隻有在思想上有充足準備，相應地對道德的重視才能表現和落實在行為中。其次可參考國外教師職業道德規範操作辦法，譬如，美國的教師職業道德規範，它包含三個等級，依次為師德規則( 基本要求) 、師德原則( 中級要求) 以及師德理想( 最高要求) 三個标準逐漸擡升的等級。本文認為明确将性道德納入師德評價考核名額是高校反性騷擾必由之路，應有之義。性道德考量有利于引導教師超越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性别歧視觀，進而避免對女學生産生“性别角色溢出”效應———輕學術能力重性别特征，進而有效防止将女學生淪為審美與消費的對象。
( 二 ) 在高校内外建立多元度的法律保障機制，推進校園依法治理性騷擾
實際上，X 大“誘奸門”既不是首例，更不是孤例，高校性騷擾長期潛在，近些年有增長的趨勢。如今，管理部門開始訴諸師德建設解決高校性騷擾固然是可喜的進步，但絕不是唯一有效途徑。法律是人人能堅守的最低道德标準，是人人必須遵守的行為底線。是以呼籲師德高度的同時，我們也應從法律制定入手，建立相關的法律保障機制。大陸校園性騷擾行為處理并無特别規定，而是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相應的性犯罪條款定罪。同時，在相關司法條款中僅對未成年人的權益保護作了概括性的規定，并未提及高校性騷擾。台灣地區就對于性侵害的防治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法規體系，其中主要包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淩防治準則》等幾部法律法規，台灣的校園性侵害案件是通過“法院”“教育部”這些不同的部門，形成一個多元度的保護空間來防治校園性侵害行為，最大限度地保障學生的合法權益。面對如今高校性騷擾的頻發，制定出一套側重于高校性騷擾、可行性高、操作性強的法律條文刻不容緩，以便努力營造一個對性騷擾零容忍的高校環境。
( 三 ) 探索與建立高校專門反性騷擾機構，暢通學生
性騷擾投訴求助管道調查結果顯示，研究所學生面對性騷擾的其他應對方式中，求助學校相關管理部門的人隻有26.3%，表現出求助學校無門的感受；同時，在反性騷擾途徑中有86.1%的人認為有效制止高校性騷擾的對策之一則是設立處理性騷擾的專門機構，暢通性騷擾投訴管道，反映了學生對校内相關投訴求助管道強烈的渴望與需求。X 大“誘奸門”受害者之一的汀洋曾表示，為保護證據，她拒絕将證據交給學校紀委，而是将證據交給福建省紀委，不是因為她對學校的不信任，而是先前學校并未受理她的狀告。可見，學校不僅要建立專門機構友善學生反映相關問題，而且要壯大監督力量，切實暢通投訴管道，以便學校高速有效地解決學生的訴求。中國網際網路絡資訊中心( CNNIC) 釋出的第 34 次《中國網際網路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4 年 6 月，中國網民規模達6.32億，網際網路普及率達到46.9%。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主體數額如此巨大，媒體輿論監督如今快速發展起來并且逐漸成為廣大群眾進行輿論監督的最主要的方式。新時代的女研究所學生成長于網絡時代下，在國家“第四種權力”———新聞媒體的推動下，往往會以自己所熟知的方式維護自己的安全，于她們而言這也是最友善的維權管道，高校由此可開通校園網絡投訴性騷擾管道，壯大監督力量。
( 四 ) 普及推廣“反性騷擾”教育，完善相關課程設定，澄清認知誤區
調查結果顯示，91.4%的人認同高校要明确界定性騷擾範疇，才能建構有效反性騷擾機制。正是由于大多數女生對高校性騷擾的認知欠完整，包括對高校性騷擾概念、特征、表現形式、危害、應對方法等都認識不足或存有認知誤區，才将各種程度的性騷擾惡化為性侵害，如強奸、猥亵等。第一，高校要完善相關課程設定，普及反性騷擾教育，明确界定高校性騷擾概念、揭示其顯著特征、表現方式，幫助學生矯正觀念，澄清認知誤區。第二，加大推行性道德教育，把性道德、價值觀放在性教育的核心位置。調查結果顯示 91.7%的人認為女研究所學生要重視培養自尊自愛獨立人格。高校女生應内化深化男女平等理念，反性别歧視從自身做起，不要盲目遵從研究所學生導師任何含有性意味的要求，從一開始就避免“以身試險”，踏入“灰色地帶”。第三，開設相關性知識課程，如将性生理學、性心理學等課程作為學生選修課程，使其具備完善的基礎性知識。國外早已有從國小就開設性教育的先例。瑞典半個多世紀前就已推行現代性教育，且有相關咨詢機構，美國和日本也相繼開設性教育課程。不止如此，國外的性教育更是一種全程教育和終身教育課程。第四，高校應增開法律課程，增強學生法制觀念。高校教師對學生進行性騷擾已經不僅僅是道德層面被譴責的問題，很多都已經觸犯到法律，甚至構成刑事犯罪。
( 五 ) 拓展完善高校心理咨詢中心功能，重視專業性疏導性騷擾受害者
前面的調查結果顯示，面對性騷擾時，求助學校心理咨詢中心的隻有 8.5%，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高校心理咨詢中心公信度有待提高，高校應加強對心理咨詢中心的監督管理，確定其運作水準與效率，同時加強對學生的心理咨詢宣傳，樹立正确的咨詢觀；另一方面，由于受傳統封建思想影響，與“性”相關的困擾長期難以啟齒，女生遭受性騷擾更有“寒蟬效應”，遠不如一般的心理問題敢于求助，故高校心理咨詢中心缺乏應對高校性騷擾受害者經驗，甚而不具備性騷擾受害者專業的心理疏導功能。為此，高校心理咨詢中心需要了解科學疏導性騷擾受害者方面心理學應用性研究的進展。在處理類似性騷擾受害者的情緒障礙、創傷體驗等以情緒困擾為主要症狀的心理問題時，衆多流派的心理咨詢技術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當傳統的心理咨詢、治療途徑難以用語言接近、治療受害者時，近些年興起的舞動治療無疑是疏導、調适高校性騷擾受害人的優先途徑。舞動治療是利用舞蹈或即興動作的方式，以身心關系為核心，通過動作隐喻和身體記憶促使他們情緒、認知、身體和社會性整合的具有咨詢與治療價值的心理幹預方式。高校可利用自身人文素質教育資源的優勢着力開展舞動治療這一頗具新意的治療方式幫助性騷擾受害人，通過削弱受害人心理防禦機制，舒展身心，恢複其心理平衡，維護尊嚴，引導受害者走出陰霾，走上積極進取的道路。
本文源自：廣州大學學報（社科版）2016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