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章士钊傳》（白吉庵著，作家出版社2004年9月版），始終困惑于1924-1926年傳主本人的從政入閣。在章士钊一生中，這件事可以說是最大的敗筆。但章氏何以如此，又何至于如此呢？
善交遊，是章士钊一生的重要特點。所交者，三教九流，無所不有。但總體上看，要麼是有個性、學問之人，要麼是革命家、政治家，要麼就是有權有勢有利的權貴。他在這些人面前雖直言以谏，但終脫不了傳統謀士、清客一類的角色。這些人成就了章士钊，也讓他進退失據。
段祺瑞即是一例。論者以為，章依附段，是由于他傳統的交友之道和實踐其政治理想的雙重作用的結果。但兩個理由均是章緻他人信中的自我辯解，本身就令人生疑。其實，在關鍵問題上章本人也自相沖突。如他給吳稚晖的信中，稱與段并無交情，但在緻章太炎的信中，卻又說受其恩惠。
在《答稚晖先生》中，章士钊說他與段祺瑞是“一見傾心”。但觀章氏一生，能讓他“一見傾心”的人，并不多見。數起來大約都是些權貴或者領袖級人物，如張學良、杜月笙、宋哲元以及解放後的毛澤東等。章士钊當然不是等閑之輩，受到他們特别的重視和百般的照應是肯定的。但在他本人，總是處在“被養”的境地。梁漱溟所說“行嚴先生在學術界才思敏給，冠絕一時，在時局政治上自具個性，卻非有遠見深謀。論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藝亦複多欲。細行不檢，賭博、吸鴉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每月用度不赀，率由其時其地秉政者供給之（如蔣介石、宋哲元、毛主席先後均曾供給）” （《訪章行嚴先生談話記•又附記》，《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17頁），一點兒也不假。人到中年後，章士钊生活上的傳統貴族氣，氣質上的腐朽氣，多有顯露，現實地看，這也讓他不能不有所依附。
章士钊入段祺瑞政府，确實有他所謂“小行其志”（章語）的企圖。但成“帝師”，輔佐“段執政”之心占據着絕對的優勢。不僅是在為段找到“執政”這個名義上，他立下了頭功，就是以後，他也極盡犬馬之勞。段祺瑞讓章一身兼二職（司法、教育總長），展現出的是充分的信任，而他的努力配合，也讓段祺瑞執政府得到鞏固。他們彼此配合得不可謂不默契。1925年的禁止學生紀念五七“國恥日”的教育部禁令，1926年的“通緝令”，或與之有關，或直接出自他之手，這些看起來是身不由己，但自主的成分，也還是有許多。
章士钊入閣履行政務，可以說讓他内在的守舊氣質顯露無遺。作為思想上的自由主義者，于現實中卻全無此精神氣質，确實令人費解。合理的解釋隻能是骨子裡的傳統專權意識未脫，而人性中的弱點，也助長了這種傳統的劣根性。
1925年章任部長的教育部禁止學生紀念“國恥日”的禁令下達後，連當時的報紙，也急呼看不懂。因為十年間，章士钊變得實在太快。《晨報》有時評說：“總觀昔日章氏之見解，與吾侪若合符節，何其一登國席，便以有礙邦交，不許國人公然反對二十一條，又何以借口士習嚣張，抑制學生公然活動，此吾侪翻讀章氏十年前舊作，是以不勝今昔之感也。”（轉引自《章士钊傳》，第208頁，）
其實，這樣做，對章也是履行職責，他身居要職，在那樣的“執政府”中，是沒有義務向下負責的，這也不符合中國傳統的治道。他隻是向上，也在向平行及當事的部門（如京師警察廳）負責。于是，犧牲者隻能是學生。
之是以涉及人性的弱點，是因為學生們抄了章的家，還不止一次。這也讓章士钊與學生和百姓的關系變得緊張。他本人的犟勁兒也被激發了出來。頭一次被抄家，他夫人吳弱男大哭大鬧并到段祺瑞處告狀，以示不滿。不到半年，11月29日，章家再次遭到沖擊，章忍不住作《寒家再毀記》一文，詳記兩次家被沖擊的情形。叙述雖極力客觀，但心情可想而知。親曆“學風大壞”，應該說讓章堅定了“整頓學風”的決心。而他随後對女師大采取的強硬行動，一方面是舊派作風使然，另一方面，也不能說與潛意識中的報複心無關。
對“學風之壞，已臻極地”的判斷，看起來是章士钊的固有所想，但其實與段祺瑞一類的軍閥的意見也相當吻合。軍閥們習慣于整齊劃一，對學生運動自然産生不滿，而作為文化人的章士钊，不僅是對學風不滿，以他保守的眼光看，學風不正，與“國學”式微有很大的關聯。
客觀地說，章士钊提出“整頓學風”的四條措施中，也不是條條荒謬。其中如清理教育部所欠各校債務，增設編譯館的兩條，就受到一定程度的歡迎。哲學家馮友蘭就寫信給胡适，要後者推薦其入編譯館。（參見《章士钊傳》，第223頁）但章本人在教育界早已失去了信任，他的措施能否執行也可以想見。吳稚晖質之章士钊行為時所說的“整風宜也！惟章某何足以當之”（同上，第231頁）一句，最能展現時人對他“整頓學風”動機的懷疑。
不過，章士钊并沒有這樣的敏感，他不僅一意孤行，還要變本加厲。1925年10月，他以教育部名義提倡的國小恢複“讀經”并非純粹為了私利，這是他固有文化主張的一種展現。但“讀經”在當時也不隻是簡單的文化保守派的願望，或拯救社會道德不振的良方，它多多少少含有政治的目的。不然就無法解釋軍閥們為何也熱衷于此。事實上，這一政策與上述“整頓學風”一樣，都是章本人慣常使用的政治謀略。章士钊是最擅長将其侍奉的主人的願望與本人的理想之間的共性部分發揚光大的。正是這樣的政治謀略使章士钊既得到了他所依附的主人的寵信和欣賞，又似乎實作了他個人的“志向”。從政入閣期間，章士钊從不做有違于“段執政”的事，哪裡僅是為了報答段的知遇之恩，他心裡明白得很，自己是在段的願望與自己的理想之間走鋼絲。
性格因素是另一個促使章推行政策時變本加厲的因素。章士钊性格中，特立獨行與固執己見兼而有之。作為輿論家，章士钊曾被胡适看作是1905-1915年政論文章發達時期的代表作家。胡适借羅家倫之口對他的評價，也相當高。不僅是文章的邏輯與文筆，章士钊在文章中所表現出的個性，同樣赢得了新派人士的贊許。秉持自由主義的新派詩人徐志摩評論章士钊時說：“對于現代言論界裡有孤桐（章士钊——引者按）這樣一位人物的事實，我到如今為止，認為不僅有趣味，而且是值得歡迎的。因為在事實上得着得力的朋友固然不是偶然，尋着相當的敵手也是極為難得的機會。……我對于孤桐一向就存十二分的敬意的，雖則明知在思想上他與我——如其我配與他對稱一次——完全不是同道的。我敬仰他是因為他是一個合格的敵人。在他身上，我常想，我們至少認識了一個不苟且，負責任的作者。在他文字裡，我們至少看着了舊派思想的部分表現。有組織的根據論辨的表現。有血有筋有骨的拳頭，不再是林琴南一流棉花般的拳頭了”。（參見《守舊與“玩”舊》，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争集》（影印本），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230-231頁）在文章裡縱橫捭阖，步步推演，勇氣可嘉，道理講得令人感佩。且獨立己見，常違人言，特出高蹈，反而動之，往往成為時代的風景，然而将此執拗用于施政，卻未見得能夠取得成功。章士钊後來的“讀經”提倡，也可以說是其它政策遭受挫折而不服輸後的一次為挽回面子的反擊。隻是這次鑽牛角尖式的反擊因遭到教育界、知識界的譴責而沒有成功。章士钊的老友吳稚晖看到了前者頑固不化的另一面，他說章士钊依附段祺瑞，是“把倔強人的自重處掃地以盡”。（《章士钊傳》，第230頁）而有趣的是，在政壇失意後，章士钊還作有《論敗律》、《再論敗律》，為自己政治上的徹底失敗而辯護。文中自比為老政治家，對政壇沉浮仿佛通達已久。而實際上作此文，也恰好說明他對失意于政壇的計較，以及不肯服輸的心理。
顯然，将當時的政治體制全盤否定，也是不合乎曆史的。體制的制約至少在魯迅免職與複職一事上展現了出來。但段祺瑞為首的“執政府”在許多方面仍是超體制的。在這樣的超體制的政府中，即使是有過自由思想或信念的人，也難保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章士钊的擔任政務官的經曆，也許就是一個教訓。
文/尤小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