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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繼曾:我所知道的沈鴻烈

引子

*本文摘自《曹縣文史資料》第二輯(1986年12月),作者李繼曾,原标題《我所知道的沈鴻烈》

在衆多關于民國地方大佬——沈鴻烈,文史資料對其褒貶各異,判若雲泥。通常情況下,近身親信相對“好話”多的多,家鄉人也不會差。

以下轉抄自“天門市人民政府”官網——天門名人:

李繼曾:我所知道的沈鴻烈

‌沈鴻烈(1882年12月7日—1969年3月12日)

少年壯志,投身海軍 清光緒八年(1882)十月二十七日淩晨,湖北天門盧市一個殷實的紳士家中,降生了一個胖小子。曾經中過舉人,算做當地比較有名氣的沈際昌,捧着肉軟軟的兒子,親了親那圓圓的臉蛋,便給他命名“鴻烈”取字“成章” ,希望兒子将來以文至仕,光宗耀祖,由于此年沈鴻烈父母年齡之和正好百歲,是以,就将沈鴻烈的乳名叫“百齡”。

天門自古文人荟萃,學風極盛,人思自奮,恥于依附。唐代陸羽、皮日休,明代竟陵派文學創始人鐘惺、譚元春等人刻苦讀書,自成一家的事迹,對小鴻烈影響很大。沈鴻烈的祖父曾在天門任私塾先生,其父親對沈鴻烈管教甚加嚴厲,受此影響,在嚴格的家訓中,沈鴻烈自幼束發受書,敏而好學,早課背書,午晚誦讀,年終有除夕懷感,年首有元旦發筆,特别喜歡鑽研文史。稍長,拜閑居在家的老翰林周傑為師,專攻古文與算術。由于他發奮用功,長進很快,至15歲讀畢13經兼八股詩賦,窮年累月,無片刻暇晷,休息既少,營養亦缺。是以,當年初應八股考試時,因軀幹矮小,俨如兒童,僅應縣考,未及府考。後又刻苦勤勉,朝夕苦讀,晝則獨處靜室,夜則納燈蚊帳,暗誦達旦,随侍三載,學乃大進,學有成就。18歲時考中秀才,成為有資格支薪的教師。因學術造詣日深,連名噪四方的老翰林也自歎弗如了。他在府學堂執教時,一面閱讀日本近代出版的書籍,一面受清朝一些上層人士大搞洋務運動、提倡強兵富國思潮的影響。這期間從朋友處獲得《新民叢報》及其他進步書刊,他如饑似渴的閱讀鑽研,受到自強救國、革新雪恥思想的熏陶,精神為之一新。少年時就有“乘風破浪之志”的沈鴻烈,很早就看到了中國海軍的弱點,他便立志當一名海軍将領。

沈鴻烈的前半生可以說與大海,确切地說是與海軍有着不解之緣。1904年加入自強軍。1905年冬,他以第一名的驕人成績考取了日本海軍學校,1906年入日本海軍學校學習,并在日本加入了孫中山的中國同盟會。畢業回國時,正值辛亥革命爆發,沈仍在原自強軍上司黎元洪部下從軍,他受命在湖北策動長江中下遊的海軍反清,立了功績,但是未能是以進入海軍部隊。當時海軍的主流人物,都是留英派,且福州籍占大多數,當然不能容納湖北籍的留日生沈鴻烈。他隻好到北京政府參謀本部工作,并兼任陸軍大學的海軍課程的教職。1912年任南京臨時政府海軍機械處參謀,次年為北京政府參謀本部科長。1916年為赴歐觀戰團海軍武官,1918年經美國回國,任總部參謀、軍事學院海軍教官。

1931年12月16日,時年45歲的沈鴻烈被南京政府任命為青島市代理市長。宣誓結束後,沈鴻烈當即宣布了十大施政綱領:

一、整頓吏治,修明内政;

二、厲行自治,充實民力;

三、禁絕惡習,改良風俗;

四、建設鄉村,施惠貧民;

五、普及教育,以求實用;

六、提倡國貨,優遇勞工;

七、發展區務,繁榮市場;

八、整頓軍警,鞏固治安;

九、慎重邦交,保護外僑;

十、力圖建設,輸入文明。

主政青島6年來,政績斐然。

修建天門路 1937年因登州路彎曲難行,準備修一條平坦馬路,由登州路至張村,該路是本市最寬的道路,寬度有30米,修至南仲家窪時,發生盧溝橋事變,南仲家窪至張村一帶未能修築,當時沈鴻烈很好名,因其是湖北天門人,其部屬為了投其所好,便将其命名為“天門路”。誰知好景不長,路剛修至南仲家窪時,發生盧溝橋事變,南仲家窪至張村一帶未能修築,日軍就于1938年占了領青島。日本人恨透了沈鴻烈,原因是沈在青主政的這幾年中,基本采取了不與日本人合作的政策。并且,在日軍将要登陸青島的時候,他還組織了“焦土抗戰”,除去沉船青島港阻隔航道外,還炸毀了不少大紗廠。是以,日本人便将這條為沈樹碑立傳的路,改為“興亞路”,取的是“振興大東亞共榮圈”之意。日本投降後,“興亞路”又被國民黨青島市市長李先良改回了“天門路”。青島解放後,這條路叫作延安路。

1949年去台灣,任“總統府戰略顧問”,由于沒有實職,他便杜門謝客,埋頭寫書。其晚年著有《讀史答記》、《歐戰與海權》、《東北邊防與航權》、《收回東北航權始末》、《青島市政》、《抗戰時期之山東黨政軍》、《抗戰時期之農業建設》、《抗戰時期之國家總動員》、《浙政兩年》、《消夏漫筆》、《政海微瀾》、《五十年間大夢記》等。從這些書目結合沈的曆史看,這是沈鴻烈在逝世前對自己的一生所做的主觀總結。1969年3月12日18點40分,因心髒病醫治無效,去世于台中市省立醫院,終年88歲。

正文

(一)

沈鴻烈,字成章,湖北天門人,清末秀才。在李鴻章大辦洋務的時疾,清朝政府派出一批秀才留學日本,“秀才留東洋”,沈哄其中的一員。沈在日本學海軍,畢業後返國,他對出身綠林的張作霖很崇拜,認為張作霖是當時獨樹一幟的英雄人物,于是投奔了張作霖,而張作霖也很倚重他,派他在葫蘆島辦海軍學校,委為校長。一九二七年并任命為東北海軍副總司令兼北洋艦隊司令。

張作霖被日本炸死後,蔣介石統一了北方。蔣任命張學良為海、陸、空軍副總司令。張學良向蔣介石薦舉沈鴻烈為青島特别市市長,兼第三艦隊司令。在駐青島的海軍中三艘軍艦脫離青島南去廣州時,沈鴻烈自動辭去海軍職務。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沈鴻烈緻電(馬)張學良、楊虎城,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勸他們二人釋放蔣介石,擁護蔣介石上司抗日。

“七七”事變後,沈鴻烈在那時表示堅決抗日,于是在青島炸沉國民黨海軍“靜海”、“定海”等四艘軍艦,炸毀青島日本的九家紗廠,率領青島市警察及海軍陸戰隊,撤出青島轉移至莒縣,後由莒縣轉曹縣。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廿三日在曹縣就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并兼國民黨山東省黨部主任委員。沈鴻烈接任山東省政府主席的主要原因是:他在任青島特别市市長長期間,逐漸靠近了政學系頭頭張群,參加了政學系,并在“西安事變”時通電擁蔣。

(二)

沈鴻烈在曹縣就職後,對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人事方面加以調整,原韓複渠的秘書長張紹堂早已逃之夭夭,不知去向。沈鴻烈想叫他原青島市政府秘書長胡某(名字想不起來)接任,那時胡在武漢,沈就叫原青島市教育局長雷法章代理。後來胡一直沒來山東,秘書長一職就是雷法章的了,雷還兼任民政廳長。雷很會拍沈,沈“成章”雷“法章”。财政廳長仍由王向榮繼任。何思源從北伐戰争就當山東教育廳長,是以教育廳還是何思源的。建設廳長張鴻烈,早已辭職,在曹縣時建設廳長空懸無人。一九三九年沈鴻烈在東裡店時,想從山東省政府駐地臨沂專區或萊蕪專區調出一個專員任建設廳長,所遺專員一缺派他自己的人去擔任。這樣一換,靠近他的省政府,有自己派去的專員,當然對他是“唯命是從”,便于他個人指揮。那時他曾召集張裡元(臨沂)秦啟榮(萊蕪)去商議,張裡元表示不當廳長,秦啟榮表示建設廳長他去幹,所遺專員一缺秦又保薦他的部下朱永保接任。實際上建設廳由他的秘書主任趙公魯代拆代行。秦啟榮帶領他的五縱隊打擊八路軍。這是沈鴻烈山東省政府四大廳廳長調整的前前後後情況。至于省政府中下級職員:有韓複集舊省政府的一部分,有青島市政府的一部分,還有少數投效的知識分子及山東大學部分學生。

(三)

沈鴻烈就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後,他提出遊擊抗日,在敵後恢複國民黨的政權。于是在曹縣稍事整頓,三月間即分批北進,經郓城轉東阿。這時山東省政府一部分在東阿縣張秋鎮,随之設立魯西南行署,行署主任孫秉賢;一部分在東阿縣西城辦公。

一九三八年五月,國民黨省政府《山東公報》在東阿縣文廟内出版。沈鴻烈和《山東公報》社社長楊沛如說:應當大力宣傳國民黨的軍隊英勇抗戰。當時國内形勢是:國民黨和共産黨争抗日戰争的上司權,“七七”事變,激起全國人民同仇敵忾,老百姓一緻要求抗日,國民黨如再不抗日,老百姓就不再擁護國民黨政府,上司權就落在共産黨的手裡。是以,他既要作抗日的宣傳,也要擺出抗日的事迹,争取民心。

山東省政府在東阿還成立了兒童宣傳團,團長吳倩(女)山東太學學生,傳說是共産黨員。在“太河”事件發生後,吳脫離了國民黨山東省政府。在東阿時共産黨員曹志真也去統戰工作,我問曹志真同志:沈鴻烈的山東省政府怎樣?他說比韓複就進步,但不是個革命的政府,在哪裡都能抗日,何必跟着他瞎跑。

沈鴻烈為了在敵後恢複國民黨的政權,在東阿縣派出政治視察團,從魯西至魯北轉魯南,團長劉道元,團員十人,現在能回憶起來的有:陳勝孚、宋屏如、劉德軒、盛偉航、彭(名字想不起來)。它的任務是:視察敵後國民黨縣政府的工作情況,凡不抗日逃跑了的縣長他們可以電請沈鴻烈另行選派。如彭某于一九三八年秋就接任了國民黨的利津縣長。

沈鴻烈深知欲在敵後活動,必須學握足夠的武裝力量,除派軍事視察團深入敵後整編遊雜地方武裝外,将吳化文的手槍旅報請國民黨中央擴編為新四師,成立教導一、二兩個團(一團團長沈尹,二團團長劉冠雄,又名無争),補充新四師和海軍陸戰隊的兵源。招考一部分軍幹校的學生,後來彙合魯北、膠東所招考的學生,在魯南蒙陰村成立幹校,共約四百多人,一年結業、分發五一軍見習後,派往各縣保站團隊充當下級軍官。

一九三八年六月,沈鴻烈在東阿立足未穩,日本鬼子就出兵進攻,《山東公報》一版頭條大标題“我軍嚴陣以待,敵如來犯,決難得逞”。正在印刷之時,鬼子攻占了東阿縣的東城,拂曉時,轟走了沈鴻烈及其省政府的從業人員。

沈鴻烈從東阿率其山東省政府人員至聊城。這時聊城專員範築先在共産黨的大力協助下,高舉抗日旗幟,堅決抗戰到底。抗日民族先鋒隊在那裡發動群衆,組織群衆,真是人人拿起刀(大刀)槍(紅纓槍),齊奔民族解放的戰場。“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殺”!“收複我們的土地”!“收複我們的家鄉”!抗日歌曲,到處都可聽到。那時,在聊城這片土地上,看到了“國共”的合作,看到了“槍口”的對外。沈鴻烈在範築先主持的歡迎大會上也大講“團結抗日”,“共赴國難。”他在聊城約一個多月的時間,于一九三八年八月間去魯北惠民。

(五)

沈鴻烈去惠民前,就派他的《山東公報》社社長楊沛如先到惠民,以代理山東省政府秘書長的身份和劉景良取得聯系。劉系魯東民團總指揮趙明遠的副官,常在這個地區抓辦案。由于他在這個地區很熟悉,趙明遠逃跑後,自己拉攏一些土匪,拉起抗日旗幟,自稱抗日遊擊司令。沈鴻烈到惠民後,即委任劉景良為惠民專區專員、保安師長兼保安司令。而劉實任專員職務,更願為沈鴻烈效勞。劉在惠民布置歡迎沈鴻烈的群衆大會,沈在大會上講:“我到山東來,既沒帶來兵,也沒帶來槍,而帶來了抗日的精神。隻要大家團結,共同抗日,抗戰一定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沈鴻烈在惠民得到日本鬼子出動的情報,即轉移至沾化,後移動到利津。他看到劉景良在轉移途中對他很忠實,決定在魯北設行署,何思源擔任行署主任,劉景良的部隊擔任行署警衛。當時并派楊沛如去膠東,設魯東行署,委盧斌為魯東行署主任。沈在魯北布署完畢,于一九三八年末向魯南轉移。在通過膠濟鐵路時,八路軍津海軍區楊國夫司令員派所屬十團三營營長劉鬥臣負責護送。劉營長在傳回途中與日寇遭遇,不幸犧牲。

(六)

雷法章在沈鴻烈未到魯南前,即在蒙陰縣的魯村安下了國民黨山東政府的攤子。沈鴻烈到魯南後,決定在山東沂水縣東裡店建立山東省政府。東裡店背山面水,是一個很幽美的山鎮。沈在北山坡上大建山東省政府各廳處。當時有人攻擊沈說:“在戰争年代,一切應當從簡,竹籬茅舍的民房,一樣可借用辦公。”沈鴻烈反駁說:“應當‘大興土木?雖然花費了幾個錢,而買來的政治影響,就無法估計了。要使人人都能知道國民黨的山東省政府仍然在山東。”

一九三九年春,東裡店北山坡房舍大部建成,沈鴻烈的山東省政府各廳處集中在北山坡上辦公,還辦有電務班、會計班。這時财政廳籌備印“山東省民生銀行”的角票,準備代替國民黨的“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的鈔票。教育廳恢複了學校教育,除恢複各地國小外,在東裡店西南約五十裡的金星頭辦省立四聯中,(後遷安邱)校長李澄之。之後還在安邱縣辦山東省臨時政治學院,院長徐轶千,提出“敵來則停,敵去複開”的口号,應付戰變。建設廳就地取材,辦有羊毛毯廠,桑皮紙廠。《山東公報》大量刊印發行。外圍守衛部隊新四師一部,在蔣山谷擊退了日本鬼子的進攻,救回到後方的傷兵,遠近各地群衆甚至老太婆都親送去雞蛋慰問,老百姓都知道東裡店有國民黨的山東省

政府。遠地區的專員有派在省府駐區的辦事處,如三區專員張裡元派武仿柳為駐省代表。“東裡小店”一時成了“山東省會”。這時是沈鴻烈接任山東省政府主席的鼎盛年代。

一九三八年,日本鬼子在國民黨軍隊的節節敗退下長驅直入,他們北占北京、天津、濟南,南占上海、南京,威逼武漢。雖然在形式上取得很大的勝利,但日寇違犯了《孫子兵法》“小不謀大”的兵忌。中國的大城市和沿交通線的重鎮被他們占據了,而敵後廣大土地由于敵人兵力不足,無法占據,還是屬于廣大人民。在這一年裡,沈鴻烈北遷東阿,再遷惠民,最後決定将“山東省政府”建立在魯南。他所走過的山東縣城,有的因日本鬼子兵力不足根本沒去過,有的雖然到過但又自動放棄撤走。是以沈鴻烈在敵後一時能以恢複國民黨的政權,這時離省府較近的縣如壽光、昌樂、沂水、莒縣、蒙陰、臨朐等縣縣長及時向沈鴻烈請示機宜。沈對擁有地方武裝的,也都封官加爵,如對張景月、張天佐、許笠夫等。沈鴻烈這時也洋洋得意,于是他給蔣介石寫去一份山東省政府工作報告,内容上有些粉飾虛張。傳說蔣介石閱後認為敵後的山東,決不會像沈鴻烈所寫的工作那樣開展,便親批“自欺欺入”。沈聽到這樣的批語,知道蔣介石不會太相信自己,煩悶了一個相當時期。

(七)

好景不長,好夢難再。一九三九年六月間,日寇調集大批日僞軍大舉“掃蕩”魯南山區。先派十五架轟炸機,飛在東裡店上空輪番轟炸。此時,煙火騰起,磚瓦飛天,把東裡店炸成-片火海,房倒屋塌,屍演遍地,老百姓争相逃命。這時,日僞軍北路從益都向南,西路由博山向東,南路由沂水向北,東路由莒縣向西:四面八方向山東省政府所在地東裡店進攻。省府警衛部隊教導一團根本沒有戰鬥力,見敵人來勢兇猛,不戰而撤。省府各機關從業人員手無寸鐵,更無力抵抗。在沈鴻烈下令疏散後,衆人東奔西逃,

分散潛伏。有離家近的,如日照、莒縣、沂水、新泰、蒙陰、萊蕪、臨朐、淄博等縣,都從敵人空際裡逃回原籍,有的就近在東裡店南王莊德國天主教堂内避難,還有的遠逃至臨沂、費縣投奔親友。在逃難期間,天下大雨,山洪暴發,沂河水陡漲,行至河中的山東省政府從業人員,淹死者不在少數。

沈鴻烈在敵人掃蕩東裡店期間,和護衛他的部隊多次被敵人沖散,後來僅剩幾個随從跟在身邊。在最危險的時候,他怕被敵人俘虜,拔開一瓶烈性毒藥準備服毒自殺,被其親近随從夏副官奪去,最後在一個山坳茶峪小石屋内隐蔽下來,保住了性命。财政廳長工向榮、教育廳秘書主任劉道元逃至費縣諸滿鎮,一個多月才傳回山東省府。吳化文的新四師及海軍陸戰隊避戰轉移,于學忠不但不增援,反将共部隊撤出包圍圈,往臨沂、郯城一帶逃遁。在鬼子大舉“掃蕩”魯南山區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國民黨的軍隊避戰逃遁,而鬼子侵入八路軍防地時,不是遭到迎頭痛擊,就是遇到伏擊。老百姓說:“八路打,新四師轉,省府人員被水淹”。鬼子侵占了東裡店,就安下據點,長期盤據下來,附近老百姓大遭其殃。

沈鴻烈不能再回東裡店,就住在臨朐縣八區的東蓼子村,召集收容失散的山東省政府從業人員,還派出人員四出尋找。後來人員聚集多了,東墓子容納不下,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遷往蒙陰八區唐家溝辦公。這時省府的護衛部隊是吳化文部,海軍陸戰隊在敵人“掃蕩”後駐安邱泥溝一帶,保護從膠東到省府的一條交通線。經過這次敵人“掃蕩”保住性命傳回山東省政府的從業人員,大都牢騷滿腹,怨言百出,認為跟着沈鴻烈抗不了“日”,僅作些無謂的犧牲,情緒低落、工作消極。沈鴻烈自解其嘲地說:“我哪是山東省主席,隻是三個“八”區的區長(魯村、唐家溝屬蒙陰八區,東裡店屬沂水八區,東蓼子呂匣店屬臨朐八區)。”他又說:“我是個學海軍的,在這山區咋着練海軍。”為了穩定其部下的情緒,控制其思想,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和山東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李文齋及省黨部常委等多人商議,在山東大量發展國民黨員,凡山東省政府從業人員過去不是國民黨員的,現在一律吸收入黨,發“魯臨字”的黨證。從此國民黨的軍事幹部和政府從業人員是清一色的國民黨員。穩定内部思想情緒的另一方面,就是宣稱李仙洲部奉命入魯,開展魯南山區的局面。

(八)

沈鴻烈在山東反共事實最初出現在“太河慘案”,兇犯秦啟榮是國民黨山東省黨部常委,沈鴻烈是省黨部的主任委員。慘案發生後,沈鴻烈掩蓋真象,利用宗教人士調查,揚言雙方誤會。“太河慘案”發生後,山東省政府兒童宣傳團團長吳倩(女,山大學生,共産黨員),聞訊脫逃,沈鴻烈又派去一位姓高的青年婦女(名子記不得了)當團長。沈鴻烈告訴這位姓高的好好給這些小八路進行思想教育,換換他們的腦筋。不久,把這些兒童送入四聯中讀書(在東裡店被炸前)。

東裡店被“掃蕩”後,教育廳督學王見行的夫妻從天津來山區找王。沈鴻烈問劉道元(教育廳代廳長)王見行有沒有問題,他夫妻是不是共産黨的地下從業人員。而劉道元為王見行作了保證,說王本人的立場堅定。沈沒再追問。

東裡店被“掃蕩”後,沈鴻烈所成立的“沂蒙大隊。”這專對付地方八路軍的反動地主武裝很猖獗,慘殺不少地方八路軍人員。沂蒙大隊隊長名叫王會仙,後又換了一個姓孔的(名字想不起來),約二百多支槍在三“八”區一帶活動。沈鴻烈保安司令部軍法處處長劉憲(湖北人),專在三“八”區一帶抓婦救會及八路軍家屬,由警察大隊長肖洪順管押。審訊時,嚴刑逼供,劉憲亭受了賄就能保出去,保不出去的多數被害。

至于沈鴻烈所委任的縣長,如壽光的張景月、一樂縣張天佐、高密的張步雲、曆城的嶽柏芬、臨淄的王硯田、桓台的王金生、臨沂的王洪九,以及漢奸巨匪劉桂堂、趙保元,都是反共反人民的罪魁禍首。

(九)

一九四一年,是沈鴻烈在山東最困難的最後一年。在一月(舊臘月廿三日)他得到情報:日本鬼子四路進攻山東省政府,萊蕪之敵出動,博山之敵出動,臨朐之敵出動,東裡店之敵出動。沈鴻烈這次不再疏散了。他和雷法章把省府和保安司令部從業人員分成兩個部分,又各率領一部分轉移。沈鴻烈帶隊從唐家沙溝向西北方向轉移,雷法章帶隊從唐家沙溝向東南方向轉移,目的是使敵人撲空。

雷法章在轉移途中并未與敵人相遭遇,而是到達住地胡家莊後,因情報不可靠,和上司人缺乏軍事判斷能力,遭到日寇的襲擊,情報科長宋耀林通報各廳處“四十裡内無敵蹤”,大家由于連日夜行軍疲憊不堪,得到這個消息,都放心大膽地酣睡起來。不料,臘月廿七日拂曉,東裡店鬼子來了個偷襲,槍聲打響後,省府和保安司令部隊的從業人員,從睡夢中驚醒,倉惶失措,争相逃命。有的背上公文包,來不及穿齊衣服,把行李丢下就跑;還有女職員穿着褲頭披上上裝就跑了出來;有想翻山的被鬼子打了下來,多數沿着山溝狂奔,跑至山腳下,才敢坐了下來喘口氣。由于敵人沒有追擊,逃散的人員慢慢集合起來,經檢查掉隊的不多,雷法章又領隊回到唐家沙溝。

這次護衛部隊有吳化文的·個連,教導一團一個連,财政廳的一個警衛排,吳化文部的連長趙蓮芳受傷。當時,教導團士兵為接應被鬼子包圍的吳化文連,陣亡了十二人,埋葬在唐家沙溝村北。省府從業人員個人物資上有損失的,由公家借給一部分錢重新購置棉衣棉被。而沈鴻烈率領的這個隊安然傳回。東裡店的“掃蕩”,胡家莊的偷襲,給沈鴻烈省政府的從業人員造成精神上的恐怖,後來每聽到敵人出動的消息,大都面有懼色,認為是等待挨揍,甚至不幸犧牲,做個不光榮的假抗日鬼。在東裡店被鬼子掃蕩後,沈鴻烈雖然連續收買一部分漢奸,漢奸也給他偷送情報,可是仍然是鬼子“掃蕩”的對象。

山東省政府回到唐家沙溝不久,駐在魯村西小張莊吳化文部的沈營與八路軍發生沖突,被八路軍包圍四晝夜。後來八路軍本着共同抗日的精神,給這個營讓開退路,使其撤離了小張莊。沈鴻烈看到和八路軍正面沖突逐漸擴大化,就自動撤離唐家沙溝,遷移至臨朐縣八區呂匣店子。

(十)

沈鴻烈轉移至呂匣店子後,經費仍須到阜陽領運。由于交通不便及撥發不及時,經費很困難,有時無法維持。沈即電請國民黨中央準予自印“山東省民生銀行”角券。準許後,從一九四一年初在山東省政府轄區内流通使用。而這個轄區東到臨朐寺頭,西至蒙陰魯村,東西百餘裡内的農民受到民生券的坑騙,物價上漲。這時,新四師的經費,公務人員的薪金,以及各旅團的補助費也都發給民生券。但民生券在外地不流通,影響外地糧食的購進,公務人員吃糧産生了困難。過去公務人員拿現金買糧食,這時改由糧站征購糧食。沈鴻烈省政府轄區一天天縮小、吃用糧食的人多,四一年鬧起糧荒,逼的人民群衆吃糠咽菜,民不聊生。這時沈鴻烈困難重重,首先感到個人沒有可靠的精銳部隊保衛,海軍陸戰隊雖是自己培植的人馬,但為數甚少,力量單薄,擔負不了護衛工作。過去依靠的吳化文,因沈鴻烈沒答應保他當軍長,現在和沈離心離德,再加上和于學忠、牟中珩的關系日益惡化,李仙州入魯隻是有消息而看不到部隊。個人不是蔣介石的嫡系,蔣介石也不十分相信自己。這樣下去,身困淪陷區,既談不到工作的開展,也難保住個人的性命。沈鴻烈反複考慮,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決定赴渝述職。

一九四一年八月,沈鴻烈由呂匣子動身去安徽阜陽,再轉重慶。走前曾和吳化文商談,請吳化文派一個團護送過鐵路:吳看在沈保他當新四師師長的情面上,派一個營。沈隻有帶着教導團作為自己親身護衛的部隊。行軍途中,被日寇發覺,尾随追擊,教導團拼命抵抗,掩護沈鴻烈脫險。這次教導團傷亡很大,警衛隊長趙學讓,電務室主任沈士祥陣亡。沈鴻烈走後,山東省政府主席職務由秘書長雷法章代拆代行,保安司令由參謀處長甯春霖代理。沈到重慶後給雷法章發來一個電報:“物極必反,否極泰來”。以穩定雷法章及山東省政府從業人員的思想。

(十一)

沈鴻烈從一九三二年就在山東青島任特别市長,他對中國的海岸線及海港比一般人熟悉、重視。一九三八年在山東就任山東省政府主席,他走遍沃野千裡的魯西、魯北大平原。他又把山東省政府建立在沂蒙山區。這些崇山峻嶺,惹得他的喜愛。這一切在他的政治生活中孕育着他對山東的情感和政治野心。他曾對他的一些親近談山東人民儉樸、勤勞、慷慨,民性比德國人還強悍,地理條件很好,人口比歐洲一個大國的人口還多,真能成立像德國那樣一個國家。是以他在山東省政府主席任内,是不允許任何人在山東插手。一九三九年春,過去幫助韓複榘在山東搞獨立王國鄉建派的梁漱溟,遠道而來,莅臨東裡店,意欲組建他的鄉建勢力。在梁到東裡店的第二天,驅逐梁漱溟滾出山東去的傳單,撒滿街巷。沈鴻烈卧榻之下是不允許别人酣眠的,不過他卻很眷戀山東,也很願意和山東人搞好關系。在一九四O年,山東省黨部書記長李文齋被調去重慶,行前沈鴻烈送他五千元路費(确數記不準,那時怪可觀)。黨棍李文齋就拿這錢去質問沈鴻烈:“老沈,這五千元是你個人的還是公款?如是你私人送我,我不收,咱倆沒這樣的交情,若是公款,你不能随便動用,我不領你這份人情。請你把錢收回。”李文齋走後,沈鴻烈批評李“不學無術。”像李文齋、秦啟榮、張裡元這些山東人,沈鴻烈是收買不了的,這些人對沈鴻烈的山東省政府人事方面,也有些不滿的言論。如“青島、湖北佬,可歎南開學生少。山東人怎可靠,哪隻有軍事東北,政治青島、湖北佬”。這是說沈鴻烈在山東省政府人事上,不肯重用山東人。在軍事上重用東北講武堂的,政治上重用青島、湖北佬及南開畢業的學生。(雷法章曾任南開教務主任)這是國民黨“官場”的勾心鬥角。

沈鴻烈在山東做官前前後後十多年,他和山東人民并沒有魚水情,因為沈鴻烈在抗日期間在山東完全執行蔣介石的假抗日真反共的反動政策,他對八路軍和革命人民直接間接殘酷摧殘,對革命造成極大的危害和嚴重的損失,山東人民對沈鴻烈是唾棄不齒的。山東的壯麗河山屬于山東人民,不屬于蔣介石及其走狗。由于沈鴻烈忠實于蔣介石,他卸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後,蔣介石任命他為農林部部長,抗日勝利後,又擢升為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一九四六年春,他代行政院巡視華北時,再次來到山東濟南,沈鴻烈對山東“依依不舍”,山東人民對沈鴻烈卻是“咄咄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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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戰争期間,我于一九三八年在曹縣參加國民黨《山東公報社》工作後,即北去東阿、聊城、惠民、沾化、利津,轉魯南沂蒙山區。從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曆任《山東公報社》社印刷主任,總務主任、總經理兼助編。

對沈鴻烈的曆史情況,有的是本人身曆其境,如東裡店被“掃蕩”、胡家莊被偷襲,有的是聽到沈鴻烈的親近所談,如沈鴻烈在東裡店被“掃蕩”期間怕做俘虜,想服毒自殺。所見所聞,力求真實。沈鴻烈所組成的地主武裝沂蒙大隊,慘殺地方八路軍,也有案可稽。

從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八六年,已度過四十八個春秋,那時,我是二十三的小青年,如今是七十一歲的老年人。年老記憶差,又加年代久了,遺漏很多,錯誤的地方也在所難免,請知者予以指正。

1986年3月

資料來源:

《曹縣文史資料》第二輯(198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