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4日，由全球化智庫（CCG）主辦的“CCG名家對話午餐會”活動在北京國際俱樂部對外交流曆史悠久的仙鶴廳圓滿舉行。此次活動由CCG副主任高志凱主持，邀請包括外國駐華大使、商務參贊、國際組織負責人、中外企業高管、國際知名媒體人士在内的40餘位中外嘉賓參會交流，圍繞三中全會後，中國經濟發展政策與新一輪改革方向、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互動、中國在世貿組織架構下的多邊貿易體制等議題深入分析研判。
午餐會中文實錄
CCG副主任高志凱
高志凱
首先，我代表正在美國通路的CCG理事長王輝耀和CCG秘書長苗綠，向各位到場嘉賓緻以誠摯的歡迎和問候。今天到場的嘉賓有11位駐華大使，他們是比利時駐華大使安博甯（H.E. Bruno Angelet）、馬耳他駐華大使白瀚軒（H.E. John Busuttil）、澳洲駐華大使吉思德（H.E. Scott Dewar）、愛沙尼亞駐華大使韓朔（H.E. Hannes Hanso）、巴貝多駐華大使H.E. Hallam Henry、冰島駐華大使易蔔雷（H.E. Thorir Ibsen）、盧旺達駐華大使H.E. James Kimonyo、格瑞那達駐華大使馬岩（H.E. Ian Marshall）、克羅地亞駐華大使H.E. Dario Mihelin、土耳其駐華大使（H.E. İsmail Hakkı Musa）、阿根廷駐華大使馬緻遠（H.E. Marcelo Suárez Salvia）；國際移民組織駐華代表李文；還有13位來自美國、巴基斯坦、克羅地亞、德國、愛爾蘭、加拿大、印度、紐西蘭、印度尼西亞、瑞士駐華使館以及歐盟駐華代表處的資深外交官；專程從華盛頓特區來到北京參加CCG午餐會的ETS總裁兼首席執行官Amit Sevak；11位來自IBM、瑪氏中國、Zoom中國、中金資本、快手、ETS、微軟、Serafund、萬事達卡、标普全球大宗商品、耐克、渣打銀行跨國公司代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婦女署的國際組織代表；德國商報、《金融時報》、彭博社國際媒體記者。
近期召開的中共第二十屆三中全會引發了社會各界對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深入讨論，在此背景下舉辦本次午餐會恰逢其時。歡迎與會者們在會議期間積極參與，共同探讨中國在經濟領域的戰略舉措及其在國際事務中的角色，為未來的合作和發展奠定基礎。
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
黃益平
謝謝志凱，非常感謝你的介紹。我不敢自稱是國家發展方面的權威，隻是從事一些金融方面的工作，宏觀經濟确實也是我們一直關注的問題。是以，我想就三中全會發表幾點看法，并由此展開讨論。
首先，大家可能也都注意到了，三中全會後，特别是在完整檔案釋出後，A股市場下跌，我認為市場之前預期可能過于樂觀了。實際上，如果關注習總書記本人的講話以及政府官員試圖向公衆傳達的資訊，就會明白，三中全會不會是一個大規模的市場化程序，而是關于改革和現代化。總書記明确指出了改革方法， “奔着問題去，盯着問題解決”。是以這更像是一種務實的做法。
如果有機會，我個人當然也可能會建議一些更加積極的改革舉措，實際上在某些場合我确實也曾這樣建言。但我認為，對三中全會中比較合乎實際的期待應該是：
第一，中國的改革方法幾乎從來都不是激進或大爆炸方式。實際上，作為經濟學家，我們花了很長時間争論是前蘇聯的大爆炸式改革更好，還是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更好。任何改革方案都需要滿足一個要求，即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可行性條件。是以我認為，期待中國的改革政策突然變得非常激進或采用大爆炸方式，是不現實的。
第二，即使考慮轉向更激進的方法，現在可能也不是最佳時機。鑒于我們面臨的國内問題——如不平等問題、金融風險等——對經濟自由化需要保持謹慎的态度。如《決定》指出的，除了政府失靈問題外，還有許多市場失靈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改革也要小心謹慎，對風險與亂象要認真防範。第二個原因，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地緣政治緊張局勢肯定會使自由化變得更加困難，國家安全的考量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這并不意味着不進行自由化，而是需要格外謹慎。
我可以分享我在金融業的一點觀察與親身經曆。2017年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有一點提到将穩步推進資本項目開放。想必大家都知道，這意味着資本将可以自由進出。
去年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則并未提及資本項目開放。會議雖然仍然提到高水準的開放，但也提到了經濟和金融領域國家安全問題的重要性。決議更加重視吸引外國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和吸引長期資本進入中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我認為，。資本項目開放的好處是可能提高金融資源配置的效率，但它也會帶來非常不穩定的資本大進大出。隻有在擁有強大金融體系的情況下，才能承受這種劇烈的資本流動。實際上，許多開發中國家并沒有這種能力。是以，很多開發中國家在實施了資本項目改革之後，很快就會陷入金融危機。在大約25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中，許多國家就經曆了這種情況。
2018年，我被時任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總裁的克裡斯蒂娜·拉加德任命為監督事務的外部顧問小組成員。我不确定你們是否聽說過這個顧問小組。IMF每年派遣人員前往成員國，審查其經濟和金融政策架構，然後提出建議，這就是第四條款的執行（Article Four）。
IMF通常都會建議開發中國家開放資本項目，但我認為這樣的政策建議不一定合适。能否開放實際上取決于你是否準備好了。如果你沒有準備好，可能就不應該進行放開資本項目。
是以，在我擔任IMF外部顧問期間，所提的一條主要建議就是不要強迫開發中國家過早實施資本項目自由化。事實上，如果開發中國家面臨巨大的金融風險或金融危機的風險，應該允許他們對資本賬戶和資本流動引入一些限制。在一定程度上，IMF也接受了這樣一種思路。
是以我想說，改革需要推進，這毫無疑問，但必須謹慎進行。我認為三中全會的決議，第一，基本符合我的預期，第二，是一個比較現實的做法。這是我想說的第一個整體思路。
是以，當大家說市場參與者感到失望時，這可能是真的，但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要麼是之前的預期過高，要麼是投資者認為宏觀經濟表現不佳。是以信心不足。大家都看到了資料，第一季度的GDP增長率是5.3%，到了第二季度降到了4.7%。這是一個問題。我認為政府應該做的并且我建議政府能做的是，采取更為積極的刺激方案，以促進經濟活動和提振市場情緒。這是我的第一個觀點。
第二個觀點是，在我看來，關鍵的重點是什麼？我認為我們應該看看總書記說的，“奔着問題去，盯着問題解決”。可問題是，我們面臨的關鍵問題是什麼？如果去閱讀《決定》，你會發現有300項政策要實施，是以這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
但作為經濟學家，對我來說，我們面臨的兩個最重要的經濟挑戰是什麼？首先，如何維持經濟增長？當我們的（勞動）成本基數很低時，我們通過出口大量勞動密集型制造産品取得了非常理想的經濟增長。但自從我們開始經濟改革以來，勞動成本或人均GDP從約200美元增加到了現在的水準。現在我們已經接近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收入水準顯著提高的另一方面是我們的成本基數也變得非常高。是以，我們不能隻是重複過去的做法，需要做一些新的事情來保持競争力和維持增長。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關鍵名額是所謂的全要素生産率。我們需要提高效率，那麼如何提高效率？政府提出了一個新術語，叫做“新質生産力”。具體怎麼定義的，我不完全清楚，但它可能涉及一些新的研發突破和以創新為驅動的新的經濟活動、商業模式和産品等。同時，如果我們能在傳統行業，比如工業甚至農業等方面做得更好，也會提高全要素生産率。這是關鍵。但全要素生産率提高背後的推動力是創新。創新可以是全球最前沿的技術，但也可以是指把我們正在做的事情做得更好。即使是給别人剪頭發，你也可以更高效地進行并提供高品質的服務，這也是好的。這也是一種進步。
這些都是政府正在努力關注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有政府會出台這麼多措施。政府正在努力關注我們能做些什麼來促進研發，而且有一個很長的清單。如何促進人才的成長？這也是一個重要任務，對大學而言也是。這是一項大工程。
還有一點很重要，我認為《決定》可能意味着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會有一個或至少相對清晰的分工。因為在創新方面，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70%以上的專利。是以最終，能否實作創新取決于民營經濟的表現。我在《決定》中看到的一點希望是，政府表示将為民營經濟提供各種機會，包括平等的準入标準，包括讓私營企業有機會參與甚至上司關鍵的科研項目以及其他許多方面。
是以我覺得這點是非常好的。同時，《決定》還指出，當然國有企業将在中國經濟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我必須要提一下，外國媒體隻關注到了一個短語——中國政府表示，他們将推動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但更重要的是，《決定》提到國有資本應該集中在三個關鍵領域：
第一，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第二，關系國計民生的公共服務、應急能力、公益性領域等，更像是公共服務。第三，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産業。
我不确定國有經濟能否在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産業領域特别是在創新和開發新産品方面做得好。但對于維持經濟穩定和提供如交通、鐵路、公共汽車等公共服務，這些是國有資本應該關注的領域。這與其他市場經濟國家也沒有太大的不同。這種相對清晰的分工實際上明确了國有企業未來應該關注的領域。同時，《決定》還确定了民營企業可以發揮更大作用的領域，特别是在科技攻關、經濟創新方面。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個問題，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問題——消費。與世界平均水準相比，中國的消費非常乏力。中國的消費占GDP的比例是55%，也就是說，隻有略多于一半的GDP用于消費。這比全球平均水準低了20個百分點。是以我們總是說，中國的消費非常疲軟。
消費疲軟會導緻出現兩個問題。第一，很明顯，你很容易遇到國内産能過剩的問題。生産很多，投資很多，但最終的消費需求非常乏力，這意味着生産的一些産品無法在國内找到買家，這就是所謂的過剩産能。這就是為什麼在過去46年改革中，我們幾乎一直都有産能過剩的問題。
國家發改委現在已經不再告訴人們因為存在産能過剩的風險，哪些是應當避開的領域，但以前每年，發改委都會釋出。這些領域包括但不限于勞動密集型制造産品、家電、鋼鐵、水泥、鋁等等。
我認為宏觀經濟問題在于存在宏觀不平衡，即消費和供需不平衡。是以這是一個大問題。當中國經濟體量比較小的時候，可以通過出口解決産能過剩問題。當我們遇到産能過剩時，我們隻要出口商品，然後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現在這是一個大問題，因為中國已經是一個大經濟體。如果想重複同樣的政策，未來就會有大問題。
事實上，在我們開始向美國大量出口電動汽車之前，我們向全球市場出口了120萬輛電動汽車。去年，我們向美國出口了1萬輛電動汽車。但當美國财政部長珍妮特·耶倫在四月份到訪北大國發院時，她說的第一件事是，你們電動汽車行業的産能過剩将摧毀我們的汽車産業，并影響我們的就業狀況。
就長期預期而言，這句話可能是正确的，如果中國繼續大規模出口電車，電車出口繼續大幅增長的話。但當我說，中國隻向美國出口了1萬輛電動汽車時，你真的認為這對美國市場和産業有很大影響嗎？這是另一個問題。但我想說的是，世界市場的反應機制已經今非昔比了，是以我們需要謹慎。
但是，決策者們也非常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消費疲軟，那麼發展就沒有惠及普通人。你們存了很多錢，但他們的生活水準并沒有迅速提高，對吧？就消費疲軟的原因而言，存在很多問題或障礙。我可以給你舉四個重要的原因：
第一，顯然居民收入在國民總收入中的份額仍然太低。換句話說，國有企業和政府仍然占據了太多的收入。舉個例子，我想大家可能聽說過，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是出售土地。這是中國經濟中最大的扭曲，即地方政府可以賣地擷取收入并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情。但這并不公平，因為土地不屬于地方政府，它應該屬于全中國人民。如果地方政府賣地，那麼收入應該被配置設定。但事實并非如此。是以這隻是一個例子。我認為我們需要重新配置設定收入，讓居民可以獲得更多的收入。我會很快結束。
第二個原因是收入配置設定非常不平等。富人消費增量不足，而窮人消費傾向不振。由于收入配置設定如此不平等，就會看到總需求非常乏力。
第三個原因是社會福利系統不完善。家庭收入增加時，他們不會把所有的錢花掉，而是存進銀行。這意味着社會保障不足。
最後是城市化。農民工在城市工作了幾十年，但他們仍然沒有獲得城市戶口。是以，他們無法享受同樣的社會福利。他們的消費會受到限制，因為他們需要回老家建房子，維持老家家裡人的生活。我猜他們可能永遠不會住自己村裡的房子。假設你在城市裡生活了40年，退休後你真的會回去住嗎？你在那裡可能誰都不認識。
是以這些是政府現在試圖解決的問題。收入配置設定是一個大問題，被稱為初次配置設定、二次配置設定和三次配置設定。實際上，《決定》政策重點之一是賦予人們權利。無論是誰，隻要在城市常住，就應該享受同樣的社會福利。
有學者進行了一項研究。他們發現，在城市生活的農民工，如果你告訴他們從今天起他們将擁有城市戶口，即使還沒有享受社會福利，他們的消費支出也會增加36%。原因是他們的預期發生了變化。
是以這些是我認為政策正在努力解決的問題。《決定》本身還是比較符合我的預期，雖然每個人可能都有心目中更為理想的版本。第二，我認為這些措施還是比較實際，關注需要解決的那些問題。可惜市場沒有變得相對樂觀。這可能有宏觀經濟狀況的因素，但對于另一個挑戰，即這些已經宣布了的措施是否會被嚴格執行和落實，目前我無法回答，隻能留待時間會給出答案。非常感謝。
CCG特邀進階研究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國際招投标與政府采購研究中心主任屠新泉
屠新泉
感謝CCG的邀請，進而能夠讓我有機會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們見面。黃教授對新三中全會決議的精彩解讀讓我受益匪淺。實際上，黃教授和我來自同一個省份——中國市場化程度最高、開放度最大的省份——浙江省。是以，我認為CCG邀請我們來解讀中國的新改革議程是一個正确的選擇。
由于黃教授已經講了很多内容，我隻想補充一些個人的觀察和了解。我對《決定》的總體印象為，它堅持并延續了過去四十多年中經濟改革的貨币化和自由化方向。是以，我非常欣賞它所秉持的持續性和連貫性。
鑒于目前的内外部環境，有些人對此表示了擔憂和疑慮，甚至有人說改革的時代已經結束。現在，《決定》明确表示了改革開放會仍然保持原有的方向。我認為中國除了堅持市場經濟的道路之外别無選擇。中國人民已經享受到了更加自由的經濟和社會帶來的巨大利益，他們不會輕易放棄這些成果。
對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強調則是我對這項決策的第三個重要印象。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且多樣化的國家。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關系，實際上是整個中國曆史上一個一直存在又棘手的問題。我相信，市場經濟機制可以成為統一國家的最佳工具。因為市場經濟本質上傾向于超越邊界并融合成一個整體，也就是一價定律。地方政府往往希望建立一個分散并受保護的市場，而中央政府可以利用全國統一大市場來打破這些壁壘。在外部環境日益嚴峻的背景下，全國統一大市場将成為應對潛在風險的更重要的杠杆。
此外，中國的産業政策也存在許多争議。地方政府實際上在這些産業政策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現存的争議也包括黃教授提到的“産能過剩”問題。地方政府常常采取各種措施互相競争，而不是與世界其他地方競争。由于中國分散的市場，這有時會導緻對于國際規則的忽略，以及過度投資和過度生産。是以，全國統一大市場也将限制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權，促進市場參與者，包括外國公司之間更公平的競争。《決定》明确表示要規範地方政府的投資激勵，并禁止非法的優惠政策。我相信，這将有助于限制不公平且過度的國内外競争。
我想提到的第四個關鍵詞是“活力”。說實話，作為一個學術工作者，在過去近十年中，我對中國社會與經濟，包括有關學術行為甚至政府本身受到的種種限制非常的不滿意。政府擁有着過多的權利和責任，而留給社會的空間則有所縮減。
新冠疫情的控制則使得這種情況變得更加糟糕了。當然，秩序和穩定對像中國這樣龐大的社會非常關鍵。但過度的控制抑制了社會和經濟的活力。在某種程度上，它已經對中國過去十年的經濟增長造成了傷害。幸運的是，我相信上司層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據我的統計，“活力”在此次的檔案中出現了5次。我覺得這是非常特别的，我之前并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是以，我希望政府能夠對出現的一些偏航行為多一些寬容。為消除風險而浮出的代價還是太昂貴了。
第五點，我想談談關于改革開放的部分。由于《決定》主要涉及制度改革，是以關于開放的内容隻有幾段。但像往常一樣，《決定》仍然展現了推進進一步市場化的堅定決心。我還認為，雖然中國的市場準入仍有空間，但中國的開放應更加注重國内制度與其他國家，特别是與發達國家的一緻性，這被稱為“制度型開放”，是中文政策檔案中的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表述。《決定》對于什麼是“制度型開放”有了更明确的描述，指出中國将在産權保護、産業補貼、環境标準、勞動保護、政府采購、電子商務、金融領域等實作規則、規制、管理、标準相通相容，這些都是外國公司和外國政府經常提到的重要問題。此外，近年來，中國政府也反複表示，中國将在這些領域對接先進國際規則。
是以，我認為中國展現了尋求與其他市場經濟體更多共同點的強烈意願。當然，中國始終擁有自己的中國特色，但在經濟系統方面，我認為中國應該尋求更多和他國的共同點。是以，我認為中國需要更多像今天這場活動一樣的對外交流。
我也想為中國在WTO合規的方面上辯護。實際上，我剛剛參加了WTO第九次中國貿易政策審議，而大多數成員對于中國的政策評論都是積極的。實際上，隻有一個成員對中國的貿易政策提出了非常負面的評論，大家應該也都知道，那就是美國。我不會說中國在WTO合規方面已經做到了完美，因為中國是WTO争端解決機制中的第三大被訴方。如果我們已經完美無缺，也就不需要再進行改革開放了。但中國絕對不是在破壞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中國最多隻是試圖利用或規避一些WTO規則以謀取自身利益或按照自身了解來遵守這些規則。
但目前，美國隻關注WTO規則的問題。正如我所說，中國的經濟體系并不完美，我們需要更多的改革和開放。每個人都有權批評中國的某些政策和問題，但美國不應一邊假裝是國際規則的捍衛者，一邊卻在拆解整個國際體系。
總體而言，我對《決定》和中國經濟改革的未來持非常積極的态度。但正如大家所知，中國的政策檔案往往傾向于解釋政策目标，而非政策工具。這些決策已經告訴中國應該前往何處，但卻沒有明确地地處如何實作這些目标。是以，我們仍需密切關注相關部門将采取哪些具體措施，以實作《決定》中提出的目标。我就講到這裡。
問答環節
ETS總裁兼首席執行官Amit Sevak
ETS總裁Amit Sevak
我很榮幸今天能來到這裡。我就直接站着提問吧。我想簡單地說一下，我們剛才聽到的關于三中全會的思考和解讀非常具有啟發意義，這也讓我作為一個美國人，在三中全會之後有機會嘗試了解這些改革議程的主題真正意味着什麼？這300多項重要改革舉措到底意味着什麼？那些希望在中國投資、在中國擴張、在中國提供服務的美國企業應當如何解讀這次三中全會？是以我想問黃教授的問題是，你認為美國企業應當如何了解三中全會的内容呢？我想這可能會給我們一些啟發。
黃益平
我認為全球環境一直在變化，這種變化性也是我們行事的基礎。正如此次三中全會強調，中國仍然非常歡迎外商和外企，事實上，去年國家發改委或其他機構就出台了針對外資企業的具體政策。我閱讀過後，覺得政策内容是很好的，并且我認為政府肯定是希望外國公司來中國的。但市場情緒和信心仍然不是特别高。
為了持續增長，我們面臨着包括生産率增長在内的許多挑戰。是以，我認為我們需要記住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随着經濟進入高水準發展，政策的選擇空間會擴大，會開始判斷哪些行業和公司是更有市場的，比如，在某個階段我們有很多重工業投資者，不過這些日子已經過去了。我認為認識到哪些東西可以為市場提供支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新質生産力仍将受到歡迎。第二，凡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我們都歡迎。這都是我們提供給行業的選擇。
第二個問題是國家安全問題。現在美國有“小院高牆”，這裡也難以避免，比如在資料和資訊方面。我确實看到随着時間的推移，有一些變化産生，這就變得有點棘手了。但我想，最重要的一點是要認識到，現在的增長模式已經不同了，你需要更有選擇性。
ETS總裁Amit Sevak
在這300多項重要改革舉措中，我就其中的部分内容與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代表團中的一些美國公司進行了交談，包括波音、蘋果、聯邦快遞、美光等公司。
我有三個方面希望向您請教。其一是中國一直傳遞的，将堅持平等對待外國公司和國内公司，包括國有企業的資訊。第二是鼓勵在中國進行研發。第三是關于将負面清單項目從100個減少到30個左右的承諾。這是許多解讀三中全會成果的外國公司群組織特别關注的問題，因為它們非常關鍵。
您在結束發言時說，戰略和執行往往會有差距。那麼請允許我再問一個問題，因為在座有很多大使和代表，我想知道全球投資者将如何解讀那些暗示會開放的領域，以及您覺得這些領域會成為未來幾年戰略實施的關鍵部分嗎?
黃益平
我認為一項政策要是被寫進了官方政策檔案，那就意味着這是認真的。我想中國政府也認識到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确實需要外資企業在中國的積極參與。沒有國家可以獨自完成這項工作，哪怕是中國。我認為這是公認的。
關于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等方面，我希望會有一些進展。但如果在這方面的問題與國家安全、政治穩定等因素有關聯，那麼我們就不該寄予過高的期望。第二點，我想說，任何好的政策的落實，都會有一個過程，也要充分考慮現實環境因素。比如，當我們聽到要給予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平等待遇時，從政策的角度看，态度是很明确的。那麼我們是否應該期望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能夠被100%的平等對待呢？我想我們應當現實一些，當一個政府官員同時面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時，難以做到100%的平等，起碼在目前的政策環境下不容易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非常清楚。
剛才提到的，需要确定國有企業應該重點深耕的領域，這是很有幫助的，因為這使得民營企業獲得了更多經營領域。在這些領域中，不公平對待肯定會減少。
舉個例子，你可能聽說過民營企業很難獲得資金支援，我跟很多政府官員和銀行談過這個問題。銀行告訴我，他們其實并不歧視民營企業。然後我問他們，那你們為什麼不把那麼多錢借給民營企業呢？銀行主管告訴我，我需要做信用風險管理。如果我分别借給一家國有企業和一家民營企業100萬元，如果國有企業的項目失敗了，政府中可能有人會支援國有企業并購，注入資産等等，那麼他們以後很有可能會償還貸款；但如果你借給一家民營企業100萬，它一旦倒閉，我就失去了這筆錢。
我隻是拿這個給大家舉個例子。我認為這項政策當然是認真的，我們也可以期待它取得一些進展。但如果希望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被100%的平等對待，這确實還需要時間。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中國社會政策和改革事務主管Usha Mishra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中國社會政策和改革事務主管Usha Mishra
教授您好，我很高興在您的分享中聽到三件事：不平等問題，農民工和勞工面臨的問題，以及第三個最重要的，社會保護問題。首先我想就移民談談，比如如果這些農民工拿到了城市戶口，那麼他們的生活預期和消費能力就會上升。但同時他們又面臨着許多挑戰，比如沒有合适的住房，不能和家人住在一起等等。有很多問題亟需解決。
而關于社會保障，我的問題是：您認為中國社會福利或社會保障的下個發展領域是什麼？這些領域為什麼相比其他社會福利能獲得優先考量？最後我好奇的是，我沒有聽到太多關于人口結構變化方面的讨論，而這是中國目前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
黃益平
我并不是社會福利制度方面的專家，是以我不清楚從何談起。但我知道如果你在城市裡住了一段時間，你會得到一個“常住戶口”。這有點像某些國家的永久居留權，隻不過你還沒有獲得公民身份。現在的政策是，對于這些常住居民，他們應該享受同樣的社會福利保護。此外，你提到了住房，說實話我不太清楚，因為現在即使是有戶籍的人可能也沒有免費住房了，你必須自己買房或租房。我們所說的社會福利制度更多的是關于孩子在城市上學的權利，醫療保健和其他養老金等等。這些是政府未來要解決的問題。
人口結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我認為這是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主要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勞動力供應短缺，因為老齡化意味着勞動力減少，就像日本那樣。不過我認為中國處理這個問題會相對容易一些，就比如我們住酒店的時候，會有簡易機器人給我們送東西，這在很多地方都已經實行了。是以我認為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實際上為中國提供了一個緩解勞動力供應問題的機會。但在養老、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這些挑戰仍将非常嚴峻。
比利時駐華大使安博甯（H.E. Bruno Angelet）
比利時駐華大使安博甯
非常感謝CCG再次舉辦這樣的活動。這兩位教授的發言順序特别巧妙，因為黃教授（Professor Huang）指的是第一個（Professor One），而屠教授（Professor Tu）則指第二個（Professor Two）。
是以首先感謝黃教授為我們清晰直覺地闡釋了您的觀點和分析。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每個人都在關注着本周結束時釋出的公報，這也成為了頭條新聞。然而人們對于周末釋出的《決定》關注卻比較少。這二者肯定是有差別的。
這也是對我們自己很有意義的一個問題：此次改革有哪些新措施？還有什麼被是觀察家和專家忽略的？您為我們提供了見解。首先，你說存在産能過剩的問題；它一直都存在。隻要中國不是一個全球大國，産能過剩問題就不是一個全球性問題。但現在中國在全球經濟中處于領先地位，是以這也成為了一個全球性問題。然後你說産能過剩導緻了消費問題，你去到了很多省市調查。您的解釋非常有價值。
正如剛才那位女士所說，你也提到了社會保障和人口，還有戶口問題。不過剛剛大家對《決定》中有關戶口的方面關注不多，這讓我感到很意外。《決定》中提到，國家将減少或取消公民在其戶口地以外的地方工作所受到的限制，這就是典型的戶口制度。我之前也和另外一些專家交流過這個問題，不過您的觀點感覺很不錯。
不過後來有人告訴我，這句話以前就在政策檔案裡出現過。而且實際上，戶籍制度已經發生了變化，如果你去一線城市，比如上海、重慶，甚至是成都，你會聽說現在很多事情都已經可以做到了。戶口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因為人們顯然已經可以買房子了；社會保障則不那麼明顯；然後教育系統也是一個問題，因為你要麼有孩子，要麼沒有孩子。如果你有孩子，他們就去不了進階學校。
是以問題在于，戶口系統到底還有什麼新的變化？我聽到的觀點說此次的改革沒有什麼新變化，一是因為之前這些都已經存在通過指令和檔案下發了，另一方面，到處都已經不斷進行政策試點。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關于退休年齡的，因為你提到了社會保障。退休年齡是社會保障的其中一個話題，也與人口有關。《決定》中談到，我們将自願、彈性延長退休年齡。大家很好奇這到底是什麼意思？上司層對此表現出的謹慎态度是很有道理的，因為這是個敏感話題。這在比利時就很敏感，政府決定了我會在67歲時退休，而不是65歲。順便提一下，比利時延遲退休的政策沒有受到太多質疑。我知道這很敏感，但我依然想問，退休年齡究竟會怎樣調整？
第三個問題是給屠教授的，因為你提到，《決定》中提到了建構全國統一大市場。我看到中國這樣一個成熟的單一市場仍然存在内部障礙也感到很驚訝。我了解到，這種講法已經被官方使用過了，這一目标也被寫入了很多戰略檔案。是以我想問，這次的《決定》有什麼新的變化嗎？我為我之前開的名字玩笑道個歉。
黃益平
我先回答你關于戶口和社會福利待遇的問題。我想說的第一點是，盡管與公報相比，《決定》更加詳細，但它也仍然隻是一份政策檔案。現在這300項改革舉措被配置設定到兩個不同的政府部門，他們正在成立工作小組，制定具體措施。我們可能要等一段時間。
雖然我們還不清楚具體的措施，但我可以講講我的猜測。為什麼這次改革不一樣的呢？過去幾年，戶口制度開始變得靈活。但主要的制約因素時地方政府的預算。因為如果你想讓農民工在城裡安頓下來，你需要為他們提供社會福利，地方政府則需要為此買單。這就是為什麼在一些地方政府預算緊張的地方很難做到這一點。我猜測中央政府将在這個領域發揮一定的作用，不過我不清楚具體是什麼，比如中央财政出資會占多少或聚焦在哪些具體的項目。但是關于财政改革的總體思路，中央政府已經表示将會把部分支出責任集中到中央，并會集中管理籌款，隻要籌款行為得到行政權力、地方政府、信貸等的支援。中央政府将管理和整合預算，這也意味着中央政府将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就是我的想法，我認為這就是不同點。
至于退休年齡，我不太清楚。但據推測，我們可能會每三到五年延遲一次退休年齡。比如現在退休年齡是60歲，那三年後可能就是61歲或62歲，我是這麼看的。我覺得專家和政策制定者應該已經達成了共識。不過你說的對，檔案裡确實沒有提到具體的數字。
盧旺達駐華大使H.E. James Kimonyo
盧旺達駐華大使詹姆斯·基莫尼奧
非常感謝屠教授和黃教授的精彩分享。作為一名非洲外交官，我特别好奇你們的看法。下一屆中非合作論壇将在幾周後舉行，屆時非洲國家元首将與習總書記舉行會晤，共同讨論不同領域的戰略夥伴關系。我想知道在目前已經讨論過的改革中，您認為非洲能夠從哪些方面受益？因為正如你們所知，許多專家都談到過非洲的三個悖論，能源悖論，盡管非洲擁有巨大的潛力——超過1000萬兆瓦的太陽能潛力，5萬千兆瓦的水力發電和充足的資源去生産新能源汽車，但非洲工業化仍處于最初級階段。我們不想以一個希望受到援助的形象出現在任何市場上，我們希望以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巨大市場、一個擁有豐富資源的大陸的形象出現。以糧食安全為例，世界上60%的可耕地都分布在非洲大陸，但許多非洲國家卻面臨糧食短缺。但我認為解決方案不應該是從非洲購買食品或文化産品，而是投資農業以提高生産力，正如我們之前提到的。
是以你認為非洲應當如何從目前的改革中受益呢？因為這可以是一個雙赢合作，既可以促進中國經濟增長，也可以推動非洲進步，尤其是在非洲曆史上，我們首次成為了一個統一市場。在2021年1月，非洲大陸還簽署了統一市場和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協定，這對中國企業來講是巨大的潛力。
是以我想知道這些改革是否也是有針對性的，因為我記得大概三年前，我們就讨論過雙循環戰略。該戰略的現狀如何呢，它對非洲大陸的總體增長又有哪些影響？
黃益平
這個問題很重要，但它超出了我的專業範圍，也許屠教授更适合向你闡述政府的想法。我就先簡單說兩句。首先，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已經做了很多事情，有成功的，也有不那麼成功的。我認為政府在強調的事情是，除了提供資金支援和基礎設施之外，我們還在提供教育和知識。比如我所在的的國家發展研究院有一個平行的學校，叫做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每年我們都有幾十名來自開發中國家的學生，這其中就包括很多非洲學生，而且我指導的第一個博士生就是辛巴維（威）副總統辦公室的主任。是以，我們正在努力為非洲的學生提供教育和交流的機會，我認為這可以看作是合作的第二階段，而非僅停留于資金支援。
我想說的第二點，是我自己的大膽想法。最近一段時間，當我們談到國内的電動汽車、锂電池、太陽能電池闆等産能過剩相關的問題時，我其實提出了一項所謂的“全球南方綠色發展計劃”。這其實有點像綠色馬歇爾計劃。我認為中國在一些領域确實存在産能過剩的問題。我們主要的出口目的地應該是發達經濟體，但這些經濟體正在為我們的出口制造障礙。是以我認為除非分散部分産能，否則國内市場是很難吸收這些産能的。我認為開發中國家也需要這些制造産品來實作自己的綠色轉型。是以，我的建議是，也許政府可以設定一個新的宏偉計劃，就像馬歇爾計劃那樣，去支援開發中國家的綠色轉型。這不隻能提高對中國産品的需求，也能夠緩解産能過剩的問題。這确實是個大膽的想法，我隻是想和你們分享一下。感謝。
愛沙尼亞駐華大使韓朔（H.E. Hannes Hanso）
愛沙尼亞駐華大使韓朔
非常感謝這個機會，感謝CCG舉辦的精彩活動。在您的演講中關注了發展的幾個重要方面，也提到了受到的限制。在不同領域有不同的限制，從經濟監管到學術領域都是。您認為這次三中全會後會有何改變呢？您提到，《決定》中出現了好幾次“活力”一詞。在您看來，哪些領域的哪些限制将以哪些方式被取消或廢除呢？這對這個社會和國家廣泛的活力又會有哪些影響呢？
屠新泉
在最近的中國貿易政策審議中，成員們提出的問題總是超過2000個，是以我也希望會有很多問題要問我。你的問題挺難的，就像我說的，社會确實存在一些限制或控制。我們教授和學術界人士也有一些抱怨，例如2013年之後，我們的海外通路受到了一些限制。即使是教授，我們也有規定，如果通路一個國家就隻允許出去五天，兩個國家允許出去八天。
但幾年後，這一限制被取消了。因為正如我所說，有很多對此不滿的聲音，因為教授出國與其他國家的其他學術團體交流都面臨着限制，這對中國發展不利，特别是對擴大我們的國際影響力或國際知名度不利。是以，這個問題逐漸被提出并反映到有關部門，然後這些限制被取消了。此外，我們在使用研究基金方面也面臨着很多财政限制，使用我們自己的研究基金對我們來說非常困難。不過沒過多久，政府也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在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直接關懷下，新的政策法規實施了。
現在這些事情對我們來說容易多了。是以我想說的是，政策實施的過程中當然會出現問題，但我們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是以實際上，就像我說的，有一些限制是不合适的，對我們不利。是以，政府将采取新的措施來應對。現在當然仍然存在一些限制，比如疫情期間，大學的進出是需要登記的，現在一些大學仍在沿用。是以如果你要去我們的校園，你需要提前注冊并掃描證件。
是以我認為這種政策的延續，是來自于舊的，過去的限制。我認為我們需要更多的決心來處理這些限制。對政府來說，穩定和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優先事項，但也需要掌握好平衡。是以我認為我們需要一個一個地解決這些問題，有些會很難，但有些相對會比較簡單。
冰島駐華大使易蔔雷（H.E. Thorir Ibsen）
冰島駐華大使易蔔雷
非常感謝CCG兩位教授的精彩分享，你們的闡釋非常清楚明白，特别是關于三中全會的結論方面。顯然，光憑我們自己是很難消化整個檔案的，是以你們值得我們的感謝。
中國上司層關注的重點之一就是進口方面，并且他們明确表示中國對外國商品的進口抱持開放态度，上司層是有興趣進一步促進進口的。我想知道的是，在這300項重要改革舉措中，有沒有提到進口這一方面呢？或者更具體地說，一年半前中國對進口貨物實行了一套新的登記制度，但這在實踐中給出口商帶來了非常大的困難，因為這個過程很複雜，程式衆多。是以在這300項重要改革舉措中，是否有試圖解決這些問題呢？感謝。
屠新泉
謝謝你的問題。我不了解你提到的登記要求。但我想我也提到過，在過去幾年裡，中國一直在努力推動貿易單邊自由化。目前的平均關稅7%已經低于中國對世貿組織承諾的10%。在貿易便利化方面，我們也大大縮短了邊境和海關的通關時間。是以基本上，我認為中國在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
但如你所言，也許更重要的問題不是邊境措施，而是一些監管措施。我認為這就是所謂的制度開放，中國應該更多地向發達國家學習，學習他們在不同領域，比如勞動保護或環境保護的更好的做法和監管。你剛才提到的登記要求可能是SPS(衛生與植物檢疫措施實施協定)或TBT(貿易技術壁壘協定)，這實際上也與監管一緻性有關。當然，世貿組織已經有了這兩個技術要求協定。如果你真的有非常重大的問題，世貿組織也提供了一個讨論這些問題的平台。
是以有時會有一些互相沖突的政策目的，對于一些政府部門來說，他們會有自己的優先權，但有時會與其他政府部門的其他目的相沖突。比如商務部會促進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但是像國資委或者其他機構會有自己的優先事項。是以我們需要更多的内部政策協調。實際上，《決定》還提到，特别是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我們有時需要不同政策之間的政策一緻性，是以在這方面我們需要更多的協調。
彭博社大中華區社長劉悅
彭博社大中華區社長劉悅
屠教授，您剛剛提到《決定》省略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表述。如果公有制或國有企業将不會占主導地位，那麼您認為它們在經濟中會扮演什麼角色呢？
屠新泉
正如我所提到的，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公有制是這一制度的重要特征。是以，國家在此次決策中對于公有制的“省略”是意有所指。
你又提到了國有企業或公有制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非常贊同黃教授對于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中作用的看法。我認為國有企業應該且可以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提供公共服務和保障社會經濟穩定方面。我也認為這實際上是中國經濟體制的一個優勢，因為國有企業由政府控制，政府可以利用它來實作許多社會目的。
同時，正如黃教授提到的，中國也存在着不平等問題，而公共部門或國有部門在這方面已經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現在中國的醫院。目前中國的醫院主要是公有制的。我認為，中國的醫院系統為公衆提供了至少能夠讓人負擔的、雖然不完美但仍然是良好的醫療服務。我先前提到，我來自浙江省，其實我來自浙江的一個小村莊。現在我的父母能夠享受公共衛生系統的服務。即使是相對貧困的人群也能獲得相對較好的醫療服務。如果醫療系統完全是私營的，我認為費用會高得多。是以，我仍然相信，國有部門在提供這些公共服務方面能夠發揮非常積極的作用。
德國商報駐華記者谷莎莉（Sabine Gusbeth）
德國商報駐華記者谷莎莉
您好，我是來自德國商報的谷莎莉。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是房地産危機，這也抑制了居民消費。您認為這個問題是否在《決定》中得到了充分的解決，并展現了必要的緊迫性嗎？第二個問題是，《決定》中提到了新的一個年份——2029，也就是完成《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的年限。我認為這在之前的中央檔案中沒有提到過。您認為這是否創造了一種新的緊迫性？或者我們應該如何解讀這一年限？
屠新泉
感謝你的提問，不過很抱歉，我并不是這個問題的專家。正如你提到的，房地産市場對中國經濟至關重要。實際上，目前房地産市場的困難部分是由于一些過度的政策幹預。政府的意圖實際上是将房地産行業的資源轉移到其他生産率更高行業，特别是制造業。是以，我認為政府的目的或意圖是正确的。
但問題是，特别是在中國，正如黃教授提到的，我們的消費占比很低。中國人的消費主要與房子有關。中國人很擅長儲蓄，不擅長消費，但是我們願意在房子上花錢。當房地産市場下降時，我們的消費也會下降。
是以在我看來，我們沒有預料到房地産市場的下滑對消費的影響。我認為應對這場危機是非常緊迫的。我不确定這份檔案是否提供了一個明确的解決方案，因為房地産市場仍在下滑。我想這需要一段時間。到目前為止，政府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試圖阻止這種下滑，但這并不容易。謝謝。
耐克政府事務部進階總監張琦
耐克政府事務部進階總監張琦
謝謝屠教授，我知道您是WTO貿易政策方面的專家，我的問題就是關于這個。三中全會檔案中提到，中國将深化制度型開放，改變補貼政策、知識産權保護、環境保護和補貼、勞工保護等規則。那麼，這是否意味着中國将遵守CPTPP的規則？您能否介紹一下中方加入CPTPP談判的最新進展嗎？您認為中國會按照CPTPP的标準重寫國内規則嗎？因為我們都知道，CPTPP包含了更高要求的國際規則。
屠新泉
感謝你的提問，這确實是我的專業領域。中國已經申請加入CPTPP，但據我所知，目前進展甚微。中國加入亞投行非常困難，因為現有成員國在這個問題上存在不同的了解，而且存在一些政治上的困難。是以就目前而言，我認為至少現在不可能加入CPTPP。但實際上，近年來，許多地方政府都在努力将CPTPP規則作為自己改革開放的基準。是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我不認為中國需要加入CPTPP後才能按照CPTPP的标準開展工作。我們可以自己做。
CPTPP規則基本上是關于制度改革的，而不是關于市場。當然也有（市場改革的規則），不過與市場準入無關。是以你可以單方面或自己去做。是以正如我提到的，決議中列出了我們可以自己推動的領域，其中很多都與CPTPP規則有關。不是全部，但有一部分。是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中國的機構開放甚至可以超越CPTPP規則。我們既要借鑒國際規則，也要借鑒别國的最佳做法。是以我們應該向别人學習，讓自己變得更好。謝謝。
本文依據嘉賓在由全球化智庫（CCG）主辦的“CCG名家對話午餐會”上的發言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