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愛麗絲·門羅（Alice Munro）逝世兩個月後，其女兒安德莉亞·羅賓·斯金納（Andrea Robin Skinner）公開在媒體發文，稱其曾遭繼父性侵，并寫信告知過母親門羅。但門羅最終選擇沉默，仍與丈夫維持婚姻關系。
在斯金納的自述釋出後，不止一個國内心理咨詢師表示，孩子遭遇生父、繼父或者其他家庭成員性侵的情形在心理治療室并不鮮見。
倫敦大學學院兒童青少年心理治療專業的在讀博士嚴藝家在播客上公開談論這一現象，她說：“尤其在與有長期性創傷的孩子工作時，我經常會震驚于那些肮髒恐怖的秘密是如何在一個家庭中成為‘房間裡的大象’的，而且這些照料者們看起來經常社會功能良好，跟孩子互動正常”。
《素媛》劇照
長期關注關系暴力的戲劇治療師千山鳥則表示，“媽媽知情後都是回避否認，能站出來捍衛女兒權益的還沒遇到過”。千山鳥還談到，“來找我做治療的都是亂倫沖突中的女兒，而不是媽媽，但并不意味着媽媽就沒有心理創傷”，在“家内性侵”的事件中，照料者會産生創傷且需要得到照顧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現實。
曾接待過一些家内性侵臨床案例的心理咨詢師瞿小栗指出，人們都認為門羅應該搞定自己的人生、幫助她的孩子，這是我們對于母親的期待，我們認為一個好母親需要為孩子所受到的傷害負百分之百的責任，但事實上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三聯生活周刊》：很多咨詢師都表示，家内性侵并不少見。您在咨詢室時遇到的情況是怎樣的？”
嚴藝家：首先，我想澄清一下性侵的範疇，性侵二字并不等同于強奸，它也包括一些不恰當的、有侵入性的身體表達，比如觸摸敏感部位、猥亵、性騷擾，甚至隻是給私密部位拍照，對個體而言都有可能是“被性侵”的體驗。“性侵”涵蓋的行為範疇可以是比較大的。
我過去在國内大多是和成年來訪者工作，她們可能會談到小時候遭遇性侵的體驗。在我與其工作過的人群中，很少有人會因為自己過去經曆過性侵本身而來求助，她來到咨詢室可能是因為焦慮、抑郁、情緒困擾等别的原因，但你在跟她聊的時候，會發現原來她經曆過這樣的事情。
我到英國讀博工作之後，我的來訪者大多是兒童與青少年，其中有一些可能是經曆了性侵後得到了兒童保護系統的支援，由社工或警察介入調查後，發現出現情緒行為問題進而轉介到心理治療中心。在我和一些同僚的工作經曆中，施害者是孩子的直系或旁系親屬的都有，受害者不止是女童，男童也可能成為被侵害的對象，女性親屬也可能成為家内性侵的實施者。
千山鳥：我要不是做這個職業，我都很難想象會這個機率還挺高的。
我經曆過的案例中，來訪者多是一些女性，年齡最大的有六十多歲，她們受害時大都是在十一二歲，開始有了第二性征的發育時。其中施暴者是親生父親就有好幾個，也包括爺爺、叔叔和哥哥等其他家庭内部成員。媽媽知情後，通常都是回避否認，能站出來捍衛女兒權益的還沒有遇到過。其中有進階知識分子家庭，也有教育程度不高的，跟家庭經濟條件沒太大關系。
她們通常不會一上來就講，而是以夢境的形式告訴我。
有一位來訪者在談到自己的某位男性親屬時，會談到她曾經做過的一個噩夢，說她喉嚨裡像是有黑色的纏成一團的毛，想要往外嘔吐。我推測有點接近于男性生殖器在她口腔裡的體驗，但她沒說那麼直白，我也沒有去點破這一層。
還有一位暴力創傷患者談到，她總夢見爸爸對她做出一些侵犯的行為，而她媽媽就一直看着，甚至羞辱她。
《一個近乎正常的家庭》劇照
這種久遠的創傷性體驗有可能會出現在夢境中，是因為大腦會選擇性的壓抑這部分記憶，但是在成年後碰到類似經曆時，這部分記憶會被喚醒，以以噩夢或碎片化記憶的方式出現，一般伴随着強烈的情緒，我們稱之為記憶閃回或創傷性記憶。
隻有一位來訪者是直接說的。她還清晰地記得，小時候父親曾經性騷擾過她，但母親的第一反應是“不可能”。她來找我的時候有很嚴重的抑郁，動不動就鬧自殺，她不光經曆了性暴力，也經曆了家暴、校園暴力。
《三聯生活周刊》：發生家内性侵的家庭有什麼共性嗎，怎麼看待施暴者？
千山鳥：家内性侵的施暴者很多是有人格障礙的，他沒有能力把别人當成一個完整的人來看待。這跟學曆、經濟條件都沒有關系。他在婚姻中情欲得不到滿足，或者無法掌控更有力量的妻子，隻能把性欲投射到更年幼的女性身上，讓自己在關系中占據主導位置。他迷戀的不止是年輕女性的身體，而是這種一切盡在掌控之中的“權力的味道”。
家内的性侵是一種上位者對下位者的暴力，它不隻意味着欲望的發洩，其中還有權力關系。這樣的家庭不可能有平等的、尊重的關系，一定還會同時伴随着精神控制。性暴力或者家暴，背後都是以精神暴力為基礎的。
施暴者往往是家裡的絕對權威，對受害者進行全方位的精神操控，貶低、羞辱、打壓受害者。在這樣的家庭，媽媽和女兒之間可能會形成一種競争關系，拼命讨好家裡的權威。
是以，凡是出現過家内性侵的家庭，不是某一個人陷入了病态，而是整個家庭都病了。
《三聯生活周刊》：很多家庭性侵的受害者要到成年以後才能去談論這件事，甚至很多受害者自己都意識不到被性侵了，包括門羅的女兒也是在很多年後才告訴母親一切的。在她的自述中曾解釋說，她之是以沒有第一時間開口，是因為害怕事實會傷害到母親，更害怕母親會視而不見。什麼東西阻止了孩子去表達自己受到的傷害？
嚴藝家：性侵這個概念對孩子來說既抽象又可怕。孩子隻會說感覺有點不對勁，或者感覺害怕、惡心，但很難說清是什麼。好不容易鼓足勇氣告訴家人後，一些家長隻會說長輩就是喜歡你，那麼孩子隻好告訴自己“這沒什麼”。
關于性侵的創傷體驗，很多人的覺察是“滞後”的，這種心理機制叫做解離，意味着我們面對巨大的痛苦會隔離、否認自己的情緒體驗。是以，在治療的過程中，去給一些強烈的體驗“命名”是重要的。就好比在國内，很多孩子被父母打之後，他可能會說我們所有人都是“被揍大的”，但如果你告訴他，這些行為也是虐待，才能讓他用新的角度了解自己到底經曆了什麼。
瞿小栗：首先，很多家庭中對性是不了解甚至回避的。比如很多青春期的女孩第一次月經初潮時，她都不知道怎麼跟媽媽去談論這件事。如果母親對性難以啟齒，孩子也會傾向于不表達。
此外，孩子會很敏銳地留意到家庭内部的權力配置設定，她完全能感覺到媽媽是不是一個有力量的、可信賴的、我可以去求助的對象。施暴者甚至不需要做什麼，他的存在本身對孩子就會造成恐吓。某種情境下，不恰當的性接觸與引誘以“愛”之名出現并混雜在一起，也會影響孩子對性侵的看法。
再加上孩子對父母會有一種天然的忠誠感，不想傷害父母。有的女孩甚至會自責，認為是自己身體發育太成熟，是以導緻自己受到傷害。
另外，在我們的文化中，很多家庭對談論負面感受都是回避和排斥的。如果父母沒做好準備，會覺得孩子在給自己找麻煩，可能在無意識中回避、錯過了孩子正在受到傷害的信号。
是以，如果孩子在極度恐懼之下，沒有一個成年人能幫助她消化恐懼，接納她的傷口，她就會懲罰自己、嫌棄自己、厭惡自己，不願意跟受傷的一面相處，這都是孩子不會在小的時候自我揭露的原因。
《狗十三》劇照
《三聯生活周刊》：很多咨詢師談到，在家内性侵的案例中，門羅式的母親很常見，為什麼照料者會不相信孩子所受到的傷害，或者縱容傷害的發生，變成罪惡的某種“共謀”？
嚴藝家：首先，家長了解并正确認知孩子的遭遇并不容易。在我的工作當中，很久以前真的有遇到過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訴父母，自己受到了祖父的侵犯，而父母會傾向于認為是孩子在瞎說，這怎麼可能呢。也許因為羞恥與恐懼感都太過強烈，“否認”在那一刻成為了父母的“避難所”。
作為心理治療師，我自己都經常會體驗到一種強烈的不真實感。比如說當我有充足理由與證據确定一個孩子經曆過被侵犯的事件時，又經常會在她表現出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狀态時，懷疑事實是不是其實沒有她們說的那麼嚴重。我相信有很多爸爸媽媽，當他們選擇做鴕鳥的時候，也有一部分這樣沖突迷茫的心态。
很多經曆過性侵害的孩子，她們在自我功能的發展上，往往看起來似乎有一部分還挺好的，好像和所有的孩子一樣，依舊可以去上學，照樣在發展，沒有表現出特别多的不同。
事實上，相比别的類型的暴力侵害，性侵更加隐蔽，孩子的心理創傷也會變得隐蔽起來，真正脆弱的部分是不被人看見的。可能到了青春期，當一個孩子的身體開始飛速發展的時候，因為與身體有關的議題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被觸碰到，那些陳年的創傷體驗才會湧現出來。是以，大部分童年遭遇過性侵的孩子如果選擇了沉默，有不少是到了青春期才會舊事重提的，甚至于有很多要到成年之後。
另外，對于養育者來說，當他知道孩子遭受家内性侵時，會喚起一種強大的心理沖擊，這種沖擊中有很多羞恥感，就好像我們看到令人臉紅的東西，會把頭别過去。
而且這個事件所涉及的人性中的惡實在令人無法直視，就像是我們看恐怖片的時候會用手把眼睛捂上一樣，很多父母會傾向于選擇把頭埋進沙子裡做一個鴕鳥。
在我經曆過的咨詢案例中，父母在孩子受害時别過頭去，都是出于同樣的原因。他們無法面對複雜殘酷的家庭氛圍，就隻好保持沉默，讓手無寸鐵的孩子變成犧牲品。
《玫瑰的故事》劇照
千山鳥：上一輩對性侵的心理創傷的嚴重程度是沒有認知的。我遇到過一個被親戚性侵的女孩，她告訴媽媽後，媽媽沒有否認，但也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媽媽會說，這件事不是這麼多年過去了嗎，他也沒把你怎麼着，你不也活得好好的。媽媽甚至反過來批評她：你怎麼這麼記仇？還會希望她對親戚要客氣，要講禮貌，完全意識不到她内在的傷痛。
在門羅這個案子裡，我覺得特别可貴的部分是，斯金納的哥哥、姐姐隔了多年才去直面斯金納受到的傷害，但他們好歹做出了這一步，很多家庭是一輩子都沒有做到這一步的。
《三聯生活周刊》：在門羅女兒的自述中，門羅在收到女兒揭發丈夫的信後，離開了丈夫兩年，但之後又回到了丈夫身邊，并對女兒說，這是你跟他之間的事，與我無關。您如何看待門羅在面對這件事時的心理活動？這件事尤其讓我們感到震驚的是，我們認為門羅是一個非常有力量的女性。這麼有力量的女性，怎麼會離不開一個罪犯呢？
瞿小栗：我也看門羅的小說，她的故事裡有兩個永恒的主題：沉默和秘密。很多作品都在講原諒，一個人原諒另一個不可原諒之人，而原諒者注定生活在永恒煉獄中，包括糾纏、背叛、性的混亂，我讀的時候會猜想她一定有很多内在的心理創傷在其中，否則你不可能總是去寫被困在某種情境裡的女性。是以我看到門羅女兒的自述後，并不覺得特别驚訝，生活的複雜性總是超乎我們的想象。
門羅在看到女兒的信後，短暫離開了丈夫一段時間，但在那之後她回到了丈夫身邊，并且在一年後發表了《破壞分子》，這個故事講述了兒童長期遭受性侵的創傷經曆，但小說中恰好有一位成年女性選擇對其視而不見。我不确定門羅是否認為女兒的信“破壞”了她的美好生活，這隻是一種猜想——在現實案例中，我的确見過“受傷的母親”無法面對自身艱難處境，便怪罪于同性女兒身上，将其視為自己“美滿人生”的破壞者。
後來，她告訴女兒，如果你要求我因為你離開這段婚姻，就是一種厭女。怎麼了解這句話呢？在我看來，這裡似乎有一種祈求的意味，她好像在說，你可不可以救救我，讓我的生活可以平靜地繼續下去。她希望女兒饒恕她，放過她。她在其中的表達似乎是，如果我的婚姻毀滅了，我就被抛棄了，這樣會殺死我的，而你就是那個破壞者。
當門羅的女兒有孩子後，她告訴母親，我希望繼父不要再出現在我的生活裡。但門羅卻冷冷地表示這會給自己帶來大麻煩，理由是“我不會開車”。從那之後，女兒基本上跟門羅斷絕關系，因為她對母親的期待，一次又一次地被擋在門外。我看到這段叙述，覺得既憤怒，又悲傷，因為這很像是一個母親在跟女兒說，我不得不依賴一個人來照顧我，我兩邊都不想失去，無法從這種困境裡脫離出來。
其實，現在讀《破壞分子》我能感受到門羅的羞愧感。沒有羞愧感，她可能無法在小說中一次次描寫那些創傷。當我們無法消化自己的“破壞性的羞愧感”時，我們反而會表現出很冷漠和無情。許多臨床資料顯示，殘忍的施暴者往往自己也曾是被虐待經曆的受害者。
《她和她的她》劇照
事實上，門羅在自己的一生中好像一直在逃離。她1931年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進入大學，得以逃離自己的原生家庭，結婚後她一邊照顧三個女兒，一邊努力寫作，由于難以長時間集中注意力，大多數小說篇幅較短，之後離婚嫁給第二任丈夫，在其中我猜想也會有許多沒處理好的創傷。結合她生活的年代，她經曆過經濟大蕭條和二戰後時代，女性的選擇是更少的。
面對第二任丈夫，我不覺得門羅沒有想過逃離，但她在現實中沒有向斯金納道歉，去發展自己有力量的部分，她的逃離可能就止步于文學世界了。她把想要逃離的部分解決掉，是以她就會給自己找很多借口，合理化自己回到丈夫身邊的行為。比如說，她跟女兒說，這是你跟繼父之間的事，與我無關。如果這是門羅在表達自己對丈夫的愛意，我感到裡面隐含着向攻擊者認同的味道，我打不過就加入。
我不是在為門羅開脫。
我們當然希望母親保護好自己的孩子，隻是很多時候，我們的憤怒會讓我們看不到母親是需要得到支援的。回到現實層面，事實上，在很多關于家内性侵的研究中，很多專家都會講，我們首先要去支援的，往往是家庭裡的母親。她處于妻子、母親的雙重角色中，她可能根本不知道怎麼去應對如此複雜的關系，或者說，她不知道性侵對于孩子會造成的傷害，又或者，她本身就是一個家暴的受害者。
我們好像都在假設說，門羅可以非常有力量的搞定自己的人生、離開丈夫并且幫助她的孩子，好像我們對于母親的期待就是這樣的，母親需要為孩子所受到的傷害負百分之百的責任，但是大家沒有看到這個系統性的問題。如果說孩子唯一能求助的地方，就是母親。但母親又勢單力薄，做不到什麼的時候，我們是否能夠有一個對這個家庭的支援系統？
我曾經遇到過類似的個案。在女兒遭受繼父猥亵，試圖向母親求助時，卻發現母親也非常害怕、無力，不希望失去這段婚姻。一個外表很成功的女性，也有可能在内在情感上是依附性的，軟弱的、無能的，甚至沒有價值感的。她對性也可能有很強的羞恥感。她會感受到，如果這個秘密被公布，自己也會被釘死在恥辱柱上。
《三聯生活周刊》：在社交媒體上，我看到一些家内性侵親曆者的自述，其中描述的黑暗讓人難以直視，我會感覺到窒息，甚至有點像看鬼片。我想知道，您跟這樣的受害者一起工作時的感受是什麼？怎麼去了解她們所遭受的創傷程度？她們在成長過程中會遭遇哪些挑戰？
嚴藝家：鬼片這個描述非常精準，因為家内性侵會給人一種感覺，它可怖到你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存在，就像鬼一樣。很多長期受害的孩子，會出現一種“解離”的狀态，就像是在空中遠遠地看着自己經曆一切，她自己都懷疑那一刻的真實性，因為她太害怕了，靈魂就像是被分裂了出去。
是以我在自己的播客中談到，很多長期經曆性侵的孩子，會困惑于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甚至無法體察到自己的感受。當她的生活風平浪靜的時候，她也會懷疑這一切是真的嗎？
解離不止發生在受害的當下，還會延續到日常生活中。一個被家内親屬性侵過，且未得到過幫助的人，容易形成一種自動化的思維：如果一件事痛苦到我難以消化，我就把它推到一邊，假裝它不存在。
當我聽到來訪回憶自己小時候被家人性侵的過程，我會有很多軀體反應，有時候肚子很難受，感覺胃縮在了一起，有時候脊背發涼。但是，我所體驗到的悲傷、憤怒和羞恥，有時候在來訪者的講述中是缺失的。她們講述時面無表情，狀态十分抽離，仿佛她們拒絕體驗到的那些痛苦，轉移到我身上了。
她們看上去很“正常”，可其實内在已經千瘡百孔了，沒人能看見她們的孤獨、羞恥、悲傷、憤怒，甚至連她自己都意識不到，但是痛苦卻會以身心障礙的形式出現。有人常年驚恐發作，或者進食障礙，或者常年有各種查不出原因的疼痛，甚至可能會自傷。
《她和她的她》劇照
施害者同時是養育者或者近親，常常會讓受害者感到困惑，别人對我的好，是為了引誘我，還是真的對我好？如果我百依百順，會不會就免于被侵害？
在長大之後，她們需要面對的一個常見的困難是人際關系的邊界混亂。她們往往不知道他人對我的好是為了利用我，還是真的在幫助我，誰是值得信任的，誰是我需要閉嘴的，她們很難跟誰建立真正的親密關系。
一方面，她們好像可以跟任何人都很熟絡，但又完全不知道如何保護自己；另一方面又很容易吸引到會利用她們的人。更嚴重的時候，可能會不自知的一次次在身體、金錢、事業甚至是甚至生命層面被剝削。比如，當她們進入職場後，可能特别容易被性騷擾。她們在精神健康方面也面臨高風險，比如在邊緣型人格障礙群體中，有相當比例的人群小時候經曆過嚴重的身體暴力或者性侵。
很多受害者成年後，都會對于“性”相關的體驗有着極大的羞恥和内疚。她們雖然看似從未遠離過“性”，但其實難以體驗到性的愉悅，會在每一次身體接觸中，感覺到源自過往的羞恥和内疚，或者覺得自己身體裡面很髒，但這種創傷體驗隻有她自己知道，别人很難意識到。
美國著名兒童心理創傷領域專家布魯斯·佩裡（Bruce.D.Perry）曾在著作《登天之梯》中，記錄了一位長期被性侵的小女孩的案例，那個小女孩一進屋就爬到了他的腿上坐下來。他說，那一刻他心碎了。因為他發現，被侵害的經曆讓那個小女孩形成了一個自動化模式，隻要房間裡有一位成年男性，我就要去把自己的身體獻給他。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創傷反應。
通常我們認為，在我遭遇創傷後，我就會遠離創傷。但是現實中的心理創傷帶來的結果是，受害者經常會無意識地一遍又一遍的去重複類似的創傷體驗。因為她們會有一種巨大的渴望想要改寫這個結局，為此她們會在無意識中去創造機會重制那些場景，這是令治療師感到非常無力但又要努力抱持住的部分。
是以在小女孩坐上治療師的腿上時，她其實是想去改寫那個充滿創傷的場景的。佩裡讓這個孩子下來，并告訴她，這樣做不合适。他還在書中記述道：那一刻，這個孩子感到非常困惑，因為在她看來這個行為很”正常“——這種認知和行為令人心碎。
總之，家内性侵的創傷，就像是一個來自于過去的幽靈，它無處不在，會不斷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出現。
《她和她的她》劇照
《三聯生活周刊》：針對這些受害者，心理治療是怎麼展開的？
千山鳥：對于遭遇家内性侵的來訪者來說，破除羞恥感是最重要的功課。
羞恥感讓她們難以開口，覺得是自己做了壞事，而不覺得自己是個受害者。她們要麼難以表達憤怒，要麼憤怒到過度誇張，這都是羞恥感的表現。在整個療愈過程中，我需要不斷地去告訴受害者，這不是你的錯，是對方的錯，你沒有力量去反擊也是正常的，因為你是孩子，你不用自我攻擊、自我否定，要幫她把扭曲的現實掰回來。
邊界感不清晰，是很多家内性侵受害者要面臨的問題。我們有一個測試人際邊界感的遊戲：在教室裡，讓學員們分成兩排，面對面站着，隔着四五米的距離。其中一排的學員站着不動，去感受自己的身體，另一排往對面走，全程都不能講話，走動的人，要靠去感覺對方的肢體語言去決定是否繼續靠近。
在這個遊戲中，我曾經遇到過一個女孩，對方一直往前走，從5米走到了1米的距離，那個女孩一直在微笑。
當時我站在比較遠的地方，但依然可以看到這個女孩的腳趾一直在往上翹，穿着襪子都能看到。她的腹部也在往後縮，有點晃，好像整個人站不穩似的。這兩個信号讓我感覺到她想逃，但是逃不掉，她甚至不敢表現出來自己想逃。
後來我走過去，我就問這個女孩，你感覺舒服嗎？她說還好。我說，你的腳趾在動，她說：是嗎？我告訴她，首先，如果你不想笑，你不需要微笑。她不笑了，整個人好像放松了一點。我問她，你再感受一下，你舒服嗎？她說，我不舒服。我讓對面的人往後退，繼續觀察女孩，她面無表情，沒有發出任何身體信号。
對方一直往後退，直到退到牆角，退無可退。我再問女孩，你舒服嗎？女孩還是說，我不舒服。
然後我就問她，你希望怎麼樣，她說，我要她離開這個教室，我不想看見她。另一個學員立刻跑了出去。我問她，“現在你舒服嗎？”“不舒服”。“那你想要什麼？”“我要把這個牆推掉”。
這是一個讓我很震驚的案例。練習結束後，女孩坐在牆角開始哭。她開始告訴我，她在幼稚園的時候就遭遇過性暴力，後來還遭遇過校園暴力。她看起來很可愛，甚至很有親和力，她從不表現出社交上的恐懼，但她隻是在否認自己的真實感受。
我們還需要幫助這些受害者找回自己的力量。
我曾經幫助一位遭遇過父親性騷擾的女孩進行過戲劇治療。能走入這個過程很不容易。她父親對她的侵害程度不算嚴重，而且在找到我之前，她跟談話類的治療師一起工作了很長時間，有一定的自我覺察意識，我們在建立信任之後，我才有機會幫助她直面童年創傷。
在教室裡，我們再現了過去的創傷場景。一開始，由我扮演女兒，來訪者扮演父親，這樣我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到她被侵犯的細節，在被父親撫摸胸部的時候，她當時假裝睡着了，呈現出一種僵化的狀态。
之後我們交換角色，我告訴她，這一次你演女兒的時候，要記得反抗，我可能會演一個更加邪惡的爸爸，需要你更有力量的反抗。我們進入角色之後，我飾演的施暴者遭到了非常激烈的反抗，直到我也沒辦法下手了。後來這個女孩就哭了，她替那個過去不能夠反抗的自己感到委屈。
為什麼要這麼做？這裡面的原理是，受害時她還是個弱小的孩子，在家庭裡是一個依附者，但找到我時，她已經成年了，身體和心靈層面都更強大，但内在的感受還停留在小時候被害的那一刻，恐懼、悲傷、憤怒還鎖在身體裡。這次治療是要把被卡在過去裡的她釋放出來，讓她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強大和力量感，作為受害者的無力感才會慢慢消失。
《嘉年華》劇照
《三聯生活周刊》：養育者需要具備怎樣的能力才能保護好這樣的孩子？
嚴藝家：在我看來，解綁這些非常複雜的家庭内部動力，并不能依靠養育者，而是在于社會層面。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兒童保護體系去幹預家庭内部的病态模式。
說白了，當一個孩子遭遇家内性侵，大部分養育者都很難有内部力量去做出轉變，很多時候，這個家庭會形成一種共謀，把秘密藏起來。由于性侵害所喚起的羞恥感實在太過強烈，想要靠家庭内部力量去解決，是一個幾乎不可能的任務。
在這個時候，孩子有沒有這樣的信任與底氣，可以向鄰居、老師或者社工去求助，當被求助者獲得消息之後，又可以怎麼去救濟這個孩子，這是全社會要去面對、思考的問題。
在英國有一套防止未成年人受侵害的報告制度。和兒童一起工作的人都負有兒童安全保護的報告義務，但凡孩子有一點讓你覺得疑惑的狀況，哪怕沒有任何證據，你都要立馬去報告給所在機關的兒童保護專員，聯絡相關部門開展調查。對于遭遇家内性侵的孩子，這個保護體系會有社工介入，評估家庭的照料養育功能，必要時會啟動收養寄養程式，或者啟動保護令，限制施害者或戀童癖靠近孩子。
這是一套花了幾十年建立起來的體系，看起來很完善，但還是會有漏網之魚。調查啟動之後，經常會因為證據不足把有高度嫌疑的人給放了。我作為兒童心理治療師，仍然會在工作中看到并沒有被這個體系保護到的孩子，是以這是一個世界範圍的難題。
但是哪怕施害者被放過了，對孩子來說，這個被調查的經曆也非常重要。她需要知道這個世界本不應如此運作，知道自己經曆的一切本不該由自己經受，否則她始終都活在一個瘋狂的、無序的、完全颠倒錯位的世界中，連什麼是“正常”與“健康”都不知道，這種混亂感是具有毀滅性的。
你會發現有些經曆過家内性侵的孩子，長大之後可能會說，我鄰居家有個小姐姐，當時她跟我說要去報警，這是我唯一一次感受到周圍有人是關心我的——這個瞬間哪怕微不足道，也會讓她意識到“正常”的世界是怎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