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見過楊之英的人都會驚歎于這位百歲老人的生命力。老人不僅有驚人的記憶力，而且表達清晰，雖然她總是自謙地說"當了一輩子家庭婦女"，但她生命的每一段經曆，都幾乎是這一世紀大曆史的注腳。憶及往事，老人的表情總是淡淡的……提到那些人物﹣﹣瞿秋白、邵力子、沈定一，老人說得最多的話是："他們的胸懷和氣度，今天都少見。"
楊之華與瞿秋白（1924年）
婚事
那是1924年11月，姐姐帶着一位特殊的客人回到家裡，他就是瞿秋白。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文質彬彬，說話斯文，非常有禮貌。雖然我還小，但我也明白，瞿秋白跟姐姐之華一起回來，是要和姐夫沈劍龍一起商議他們的感情之事的。
他們到家後，立即派人把沈劍龍請來，三個人關在屋子裡談了差不多一整夜。臨别時，我看到他們三個人都心平氣和的，像朋友一樣，我猜想他們應該談得不錯了。果然第二天，他們三個人一同去了上海，在邵力子辦的《民國日報》上同時登了三條啟事：
楊之華沈劍龍啟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們正式脫離戀愛的關系。
瞿秋白楊之華啟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們正式結合戀愛的關系。
沈劍龍瞿秋白啟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們正式結成朋友的關系。
這樣的啟事肯定是前無古人的，在上海轟動一時。
1924年11月27日，姐姐和瞿秋白在上海舉行了婚禮。秋白哥送了姐姐一枚金别針，上面是他親手刻的"贈我生命的伴侶"七個小字：擅長篆刻的秋白還曾刻過一枚"秋之白華"印章，巧妙地把他們的名字合在一起。
但是我父親對姐姐的決定大發雷霆，他說："你今天跟沈劍龍離婚，今天又和瞿秋白結婚，兩件事情登在一起，把我的臉都丢到哪裡去了？"是以他和母親拒絕參加姐姐的婚禮，并且通知我姐姐，不許她回娘家。父親去世得比較早，他一直沒有見過瞿秋白。
姐姐和沈劍龍的婚姻，是兩家父母從小定下的。沈家與楊家是我們家鄉的兩個大戶人家，我們家是浙江蕭山一個殷實的地主之家，祖父楊景軒經營糧食，是當地的富豪之一。我至今還保持着對楊家老宅的記憶：一座堂皇的三進宅院，每扇門窗都雕刻着精緻的圖案花紋，房子外面被花園和果園圍繞着。
姐姐比我大十三歲，從小她就是我崇拜的對象，一直都是。我們倆性格不一樣，她是很有決心、很有魄力的那種人。姐姐從小就很讨人喜歡，圓圓的臉，大大的眼睛，鄰居們都喊她"小貓姑娘"。那時候重男輕女的風氣還比較嚴重，父親給哥哥請了私塾老師，卻不讓姐姐上課，姐姐就躲在書房外偷聽。後來父親又給姐姐請了位家庭教師叫倪星炳，他比較開明，也很喜歡我姐姐，經常給她講木蘭從軍、秋瑾就義一類的故事，對姐姐影響很大。
父親楊羹梅以經營絲繭生意為主，經常來往于浙江和上海，也受到不少新思潮影響。他把大哥楊葆青帶到上海讀書，姐姐楊之華也從鄉下轉到杭州女子職業學校讀書。有一次姐姐從杭州回來，把頭發剪了，竟然轟動了全鄉，有人說："小貓姑娘變成尼姑了。"會遊泳、會騎自行車的姐姐被視為鄉裡的傳奇人物，新潮流的代表人物。
姐姐二十三歲時，嫁給了沈劍龍。他們的婚禮在當時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結婚那天，沈家不辦酒，我父親也沒有給姐姐買金銀首飾，隻給她一個銀行存折作為陪嫁。姐姐那天隻穿了一套粉紅色鑲邊的衣服，不坐花轎，步行到沈家。她和沈劍龍二人握手鞠躬，并向來賓行禮。在沈定一的主持下，婚禮成了演講會，先是沈定一講話，然後沈劍龍和楊之華講戀愛前後過程，說明新式婚禮的意義。
我姐姐和沈劍龍青梅竹馬，感情其實也蠻好的。可是姐姐去上海青年會讀書期間，沈劍龍和另一個人好上了，姐姐很生氣。1923年底，姐姐到于右任、鄧中夏創辦的上海大學社會學系讀書。那時正好瞿秋白經李大钊推薦，任系主任。瞿秋白的第一位夫人王劍虹可惜與瞿秋白結婚僅半年，就因為肺結核去世了。姐姐同情瞿秋白，兩人也有共同的志趣，慢慢地走到了一起。
沈家也是蕭山的一個大戶，家裡非常富裕，中西式樓房，富麗堂皇。沈劍龍的父親沈定一，号"玄廬"，他身材魁梧，是我們當地的名人。沈定一在家鄉辦了一所農村國小，專供農民子弟上學，一分學費不收，他請了許多比較有名的老師過來教課，膳食住宿和工資一概由他負責，原來鄉裡都喊他"老爺"，可他要求大家稱他"同志"。沈定一思想開明，他對我姐姐很好，起初他讓我姐姐在他辦的農村國小校教書。他喜歡遊泳，教會了我姐姐遊泳、騎自行車。他也教我遊，可我就是不敢下水，他批評我說；"你這樣沒出息，将來隻能做一個家庭婦女。"
無論沈定一還是沈劍龍，對農民都很好。沈定一還把田分給農民。給佃戶減租，從原來的每畝10鬥改為3鬥，還拿出一筆錢專為家鄉修了一條寬闊平坦的路，農民對他非常尊敬。其實沈定一也是位值得一提的人物，他早年支援孫中山的武裝起義，失敗後曾逃到日本，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時，他還捐了不少錢，在浙江一帶比較有名望。新文化運動期間，他在上海與戴季陶共同主編《星期評論》。當陳獨秀、戴季陶等人在上海發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時，沈定一也是其中一員。不久，這些人在上海成立共産主義小組，可以說，他是中國共産黨的最早黨員之一。
1923年，沈定一受孫中山指派，與蔣介石、張太雷一起組成"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聯考察。第二年，他還參加了國民黨的"一大"，與毛澤東、瞿秋白等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孫中山去世後不久，沈定一政治态度發生了轉變，他參加了國民黨右派組織"西山會議派"，當上國民黨浙江省清黨委員會主任委員，成了反共分子。1928年，沈定一因為國民黨内部的派系鬥争，在衙前汽車站被人打死。我還記得沈劍龍當時在我們家知道這個消息後，悲痛萬分。
有人寫文章說，沈定一後來的反共和瞿秋白"奪走"楊之華有關。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沈定一也非常支援我姐姐，他總是覺得兒子不争氣，支援我姐姐早點和沈劍龍分開，而且他也認識瞿秋白。
在我看來，瞿秋白和沈劍龍都是好人。用現在的話說，沈劍龍是名"風流才子"，年輕，字、畫都不錯，也有氣度。他和姐姐離婚後，他們三個人也真的是好朋友。沈家人對人都蠻好的，就是身邊女人多得很，沈定一娶了好幾房太太，沈劍龍表姐表妹的一大堆。解放前，沈劍龍在一次遊泳時不慎淹死了，非常年輕，想來也蠻可惜的。
起伏
姐姐和秋白哥結婚後不久，就托人把我從家鄉帶到了武漢。在武漢，我和之華姐姐、秋白姐夫住在一套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秋白的弟弟景白也常來。
當時我十五歲，在附近的一所學校讀書，平時除了幫助姐姐幹些家務外，也還會為他們傳遞信件。臨出門，姐姐、姐夫總要叮囑我幾句：出門時要注意是否有人跟蹤。瞿秋白對我很好，他是個書生氣十足的人，和藹可親，他愛喝紅茶，身體很弱，經常咳嗽，但是工作起來又非常投入，日夜寫稿。之華姐姐每晚給他泡紅茶加糖。
那時候，瞿秋白主持的中共"八七"會議已經開過，年僅二十八歲就走上了黨内上司崗位。他工作非常繁重，但從來沒見他發過脾氣，也從不高聲說話。姐夫是屬狗的，我記得，有一次他在寫文章時，突然長歎着說了一句："我是一隻狗，現在做的是牛的工作，總覺得力不從心啊！"雖然我還小，但我懂他的意思。那時黨内鬥争比較複雜，他的性格更像文人，可能适應不了那種生活，我覺得他也蠻痛苦的。
1928年春，秋白前往莫斯科，籌備中共"六大"。姐姐帶着獨伊随後也去了蘇聯。之後他們就留在蘇聯工作。秋白任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團長，姐姐任國際紅色救濟會常務委員，兼任該組織的中國代表。獨伊是姐姐和沈劍龍的女兒，姐姐當年在上海生下她後做了手術，再也不能生育，秋白非常能體諒姐姐，給女兒取名"獨伊"，意思是僅此一個獨苗。秋白對待獨伊就像對待自己的女兒一樣。
這也是他們生命中最愉快、最美好的一段時光。工作之餘，姐姐陪随秋白，姐姐曾在文章裡充滿留戀地回憶過這段生活："夏天，我們在樹林裡采蘑菇，秋白畫圖和折紙給孩子玩，冬天，地上鋪滿了厚厚的雪氈，秋白把孩子放在雪車裡，他自己拉着雪車跑。"
可惜這樣的生活實在太短暫了。不久，他們受到排斥，瞿秋白在蘇聯的職務被解除，他們隻好把九歲的獨伊留在莫斯科的好友鮑羅廷家，于1930年回國工作。
他的三弟景白當時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與王明、米夫不和，後來在蘇聯清黨中"失蹤"。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因為對"立三路線"的批判不夠徹底，瞿秋白不但被解除中央上司職務，更被排擠出中央政治局。姐姐也受牽連，被撤銷了中央婦女部秘書、全國女工部部長的職務。秋白身體不好，就請了長假在上海養病，實際上也徹底脫離了政治舞台。
那時間的上海，已籠罩在對共産黨人的高壓恐怖政策中。國民黨發出通緝令，懸賞緝拿共産黨員，其中瞿秋白和周恩來的懸賞金是兩萬元，"身價"最高，由此也可以看出瞿秋白在國民黨眼中的危險程度。姐姐和秋白在上海隻能處于隐居狀态，此時秋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學中。他後來自己說，他慶幸自己"從此脫離了政治舞台"，終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我所願意幹的俄國文學的研究"。
秋白哥的身體不好，一直有肺病，在上海的幾年，肺病更嚴重。在這三年裡，他寫了150多萬字的作品，其實這不僅是秋白哥的作品，也包含着姐姐的血汗。在上海養病期間，他們的生活，全憑中央每月發給的十六七元錢來維持，在當時的上海，這份微薄的收入，僅等同于一般勞工的最低工資。姐姐除了學習和寫作，還擔當了一切家務，買菜、燒飯、煎藥、洗衣，一個個銅闆地計算着，節衣縮食，用省下來的錢為秋白治病。姐姐堅信秋白是沒有錯的，她說："他受打擊我同情他，是以我更要好好地照顧他，讓他把身體養好，為黨做更多的工作。"
這段時間，秋白和"左聯"聯系得比較多。秋白和魯迅先生互相欣賞很久，後來經馮雪峰介紹，他們終于會面。姐姐和秋白遇到危險時，曾幾次到魯迅家避難，把他家當成最可信賴的庇護所。魯迅先生還介紹秋白翻譯了不少俄文著作，也幫助他們增加點生活收入。魯迅特别贊揚瞿秋白的俄文翻譯才華，他說："中文俄文都好，像他（瞿秋白）那樣的，我看中國現在少有。"魯迅先生還特地手寫"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條幅，送給秋白。我覺得他們之間更是文人間的惺惺相惜。
秋白在離開上海前往江西的前夜，還特地到魯迅家向他辭行，他倆徹夜長談，一直到第二天晚上，秋白才回到家裡。瞿秋白犧牲後，魯迅抱病忍痛，編輯出版了秋白的譯文《海上述林》上冊，署名"諸夏懷霜社","諸夏"即是中國，"霜"為秋白的原名，"諸夏懷霜"寓意為中國人民永遠懷念瞿秋白。可惜不久，魯迅先生便溢然長逝，《海上述林》就成了他編輯的最後一本書。
分離
秋白在上海養病期間，我從沒和他見過面。他在1934年初受命離開上海去湘贛蘇區，也是我事後才知道的。姐姐後來回憶，秋白哥聽到這個消息時，平靜地點燃了煙鬥，隻是問了一個問題："之華可以去嗎？"第二天，上級上司人的答複是：暫時不能去，因為她的工作要有人來接替。這當然也是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姐姐和秋白隻能接受。離别時，秋白還滿懷信心地鼓勵姐姐，說他們馬上會再見的，誰知道，這一天永遠也沒有到來。
那段時間我們家裡每天都為他們的安全擔心。記得有一天，姐姐突然到北京路馀蔭裡娘家來找我，說機關被人發現，他們處境非常困難。可是姐姐也不敢在我們家久留，因為這裡也是巡捕房經常來光顧的地方，于是我立即叫了一輛計程車，把姐姐送到在複旦中學工作的親戚周仲丹家，在他的亭子間裡藏身。
1935年2月，突然傳來秋白在福建長汀被捕的消息﹣﹣我後來才知道，當紅軍主力開始長征時，秋白哥并沒有跟随部隊，而是被要求留在蘇區"打遊擊"。
我跑到周仲丹家去見姐姐的時候，她一下子消瘦了很多，姐姐早已有了不祥的預感，她憂心忡忡地跟我說："秋白可能會犧牲！"我聽了也非常悲痛。姐姐心急如焚，馬上寫了三封信讓我立即送出去，試圖營救秋白。一封給邵力子，一封給宋慶齡，還有一封是給蔡元培。寫給蔡元培的信，我交給了蔡元培的大兒子蔡無忌，當時他是我鄰居，邵力子當時正在南京，我當晚打電話告訴了他，可是去給宋慶齡送信時，我被警衛阻攔未能送到。6月18日，噩耗傳來，秋白還是被處決了。
秋白哥被捕後不久，還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有一天，一個素不相識的人找到我們家，自稱上虞人，說是從福建長汀、囚禁秋白的地方來的。他說他在看守所工作，很贊賞瞿秋白的學問，也同情瞿秋白的處境，是以來給楊之華送來瞿秋白的親筆書信，不過要求當面将信交給楊之華。
當時政治形勢複雜險惡，姐姐也被通緝，我不敢貿然透露姐姐的去處，就推說楊之華不住這裡，我也不知道楊之華在哪裡，是否可将信留下，由楊之華回來時轉交。但那人不肯，約定過幾天再來，走時還叮囑我，一定要設法通知楊之華本人。我也不知該如何是好，就立即跑到姐姐那兒，告訴她這件事情。姐姐聽後說："這個人也許不是好人。"她跟我說，最好想辦法把那封信騙下來。
幾天後，那個人果然又找上門來，我就以各種借口搪塞，要他把信留下來。那個人似乎感覺到了我對他的不信任，為了證明此信确實是瞿秋白親筆所寫，他當着我的面把信抽出讓我看了一眼，然後又迅速放進信封，一再堅持要親手交給楊之華。為了打消我的疑慮，他給我留了一個新閘路的位址說："要麼下次你到我家來。"我又跑去找姐姐商量，姐姐覺得這個人很可疑，姐姐說："你不能到新閘路去，也不能再到這裡來了。"而且她要我馬上離開上海。聽了姐姐的話，我立即倉促出走，跑到南京邵力子家躲起來。現在想起來，那封信的筆迹也的确與秋白的很像，至于信中内容、送信者到底何人，已成了曆史之謎。
其實瞿秋白的一生也頗令人感慨的。他比姐姐大一歲，是江蘇常州人。瞿家本來也是大戶人家，書香門第，瞿秋白在詩詞、繪畫、篆刻、書法上都有天資。可是到了他少年時，家境敗落，媽媽又因為家族瑣事自殺，因為家境貧寒，他失學了。後來輾轉到了北京，考入了免費的俄文專修館，開始從事俄語翻譯工作。他的本意是研究俄國文學，後來陰差陽錯地走上政治道路。姐姐說：秋白死得太早了，如果再多活幾年，會對文學有更大貢獻。
動蕩
因為長期在上海經商，父親在上海租了一幢房子，後來又在上海娶了一位太太。父親後來生病了，為了照顧父親，我從杭州到上海，住在北京路馀蔭裡的老家裡。不久，家裡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是邵力子的次子邵志剛。
邵志剛是從莫斯科回來的。1925年蘇聯成立了中山大學，專門招收中國學生，當時正是國共合作時期，國共雙方都派了不少人前往莫斯科學習，包括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馮玉祥的兒子馮洪國、于右任的女兒于秀芝等。邵志剛後來被調到第三國際遠東局工作，以後還擔任了遠東局國際部部長、"少共國際"書記等職。
1930年春，邵志剛奉第三國際指派回國，在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在蘇聯期間，邵志剛與姐姐楊之華、姐夫瞿秋白都認識。臨行前，姐姐對他說："你到了上海有什麼困難，可以去找我妹妹，她會幫助你的。"邵志剛回到上海後，就住在我們家。我和志剛小時候在沈定一家見過面，是以這次見面大家都感到很親切。志剛談吐文雅，待人謙和，善解人意，頗得我們一家人好感，相處一段時間後我們倆自然也相愛了。
那時，國共已經分裂，從事地下工作的志剛不能公開身份，平時以理發師的身份作為掩護。那時候志剛每天早出晚歸，每天回來時一臉疲倦，為聯系不上在上海的地下黨組織而焦慮。邵公覺得現在形勢不好，建議志剛索性先離開上海，到國外讀書。志剛思考再三後決定去瑞士學習。此時我已有了身孕，我和志剛商議，我先留在上海，等把孩子生下後再去歐洲與他團聚。
志剛到了瑞士後不久，我生了個兒子，邵公非常高興，給孩子取名"美成"。我寫信告訴志剛，他回信說："你要好好培養他，讓他長大以後比我還要好十倍。"起初我們還經常通信，後來我再也收不到他的信，我很不安，想方設法打聽。不久，志剛正在巴黎留學的大哥邵遂初從法國來信告訴我，說志剛已經死了一年多了，他是在意大利遇害的，具體原因至今也是個謎。
我聽到這個消息後有如晴天霹靂，想到志剛死時才二十四歲，還沒見過孩子，更是難過得不得了。但是大哥還叮囑我，不要告訴邵公，擔心他受不了喪子之痛。可是沒多久，我還是忍不住把這不幸的消息告訴了邵公，他聽了好久說不出一句話來，愣怔了好久才緩緩流出眼淚。
志剛離開前，邵公把我接到他們住的愚園路33号，和他們老兩口住在一起。邵力子當時的職務是國民黨甘肅省主席，節假日常回上海小住。邵公平時生活儉樸，連舊信封都要反過來再用，他也非常愛國，平時不許家裡用日貨。邵公人非常好，總是心平氣和的，他經常跟我說：一個人，對外不要老和别人争執，但是對内要有自己的主張。他對我就像對待自己的親生女兒一樣，得知志剛去世後，他反過來還勸我注意身體。他對我說："你還年輕，可以改嫁，如果還想在這裡，生活上絕對有保障。"從此，我帶兒子美成，與邵公一家住在一起。
不久，邵公又調到西安任陝西省主席，我和兒子也随同前往。西安的生活條件非常優越，但我心裡卻一直不踏實。我想，我才二十多歲，也不能就這樣稀裡糊塗地過一生，而且美成也已經五歲，我該考慮一下自己的前途了。有一所日本女子齒科學校年年招生，我決定去那裡學醫，邵公也欣然同意。
我是1935年春天到的日本，先在東亞日語補習學校學日語，然後再學齒科專業。僅學了一年多，1936年12月12日，我在日本聽說發生了舉世震驚的"西安事變"，當時邵力子同其他在西安的國民黨軍政要員，與蔣介石一起被拘禁。我擔心邵公和美成，趕緊趕到西安，一直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邵公一家平安無事後，我再重返日本繼續上學。
可是沒多久，又爆發了"七七事變"，中日之間正式開戰。我們中國留學生在日本受到了嚴密監視，而且随時會被搜查，大家紛紛回國。我變賣了一些衣服首飾，籌錢買了船票，直接回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還立足未穩，"八一三"淞滬戰争開始了。我匆匆逃回蕭山老家，與母親住在一起。沒幾天，日本飛機開始轟炸錢塘江大橋一帶，我家就住在江邊，我和媽媽日夜提心吊膽，周圍的鄉親們也都人心惶惶，各自逃難。可是我們幾個孤兒寡母也不知道往何處逃。所幸遇到電話局的一位王先生，他帶着我和媽媽、美成逃到諸暨住了兩個多月，聽說上海租界比較安全，當時火車已不通，隻能坐汽車到紹興再乘小舢闆到餘姚，走水路到甯波。還好我們在甯波很順利地買到了去上海的船票，當時船上人山人海都是逃難的人，混亂不堪……
到了上海後，我和美成住在周建人先生的家裡。可是不久，上海淪陷，我們母子在上海的生活也遇到了困難。周建人建議我到重慶找邵力子，也曾好心勸我說："你年紀還輕，跟邵家的關系是續還是斷，也要做決定。"我一時也不知道該怎麼辦，隻想趕緊到了重慶再說。當時商務印書館正好要運一批書到重慶，周建人介紹我認識了商務印書館的經理王雲五先生，我們母子就跟着王雲五先生同行。
為了安全，我們決定坐船走海路繞到重慶。先是坐船到香港，然後乘坐海輪到越南的海防，換火車經河内，一路輾轉終于到達昆明。可是在昆明停了兩周也買不到去重慶的機票。這時，我得知邵力子要被派到蘇聯任大使，急得趕緊拍電報給他。兩天後，邵公寄來了機票，就這樣，我帶着美成順利離開昆明。
離開日本時，我曾幫助一些經濟拮據的同學也買了票，其中有一位叫吳元坎，他是我在日本東亞日語補習班的同學。吳元坎回國後在重慶當編輯，我把要去重慶的消息也寫信告訴了他。是以當我到重慶後，除了邵力子的副官開車去機場接我，吳元坎也去了。
此時邵公赴莫斯科出任大使的日期馬上就要到了。為了我的安全，他把我們母子安排在于右任先生家。有一天，邵公突然問我："那天在機場來接你的那位先生是誰？"我猜測是副官向邵公彙報的，我如實彙報：吳元坎是江蘇吳縣人，比我小一歲，父母雙亡，家境貧寒，複旦大學畢業後，向親戚借錢去日本留學，半工半讀，畢業于日本中央大學。邵力子說："你把他找來，我和他談談。"
見了面，邵力子微笑着說："你是複旦學生，我曾是複旦校長，那麼，我們就是師生關系了。"然後他又詳細問了吳元坎的情況，最後邵公認真地問："之英是我的兒媳，她人很好，你們是同學，你是否願意和之英結婚？"
吳元坎的第一反應是拒絕，他覺得和邵力子的兒媳結婚，會被同學們看成是貪圖财勢。我也覺得自己有美成了，結婚與否并不重要。可是邵力子還是苦口婆心地勸我們，吳元坎答應仔細考慮再做決定。
第二天，邵公又把吳元坎請到家裡來，勸他放開顧慮，然後非常真誠地說："之英像我的女兒一樣，如果你們成婚，你就是我的女婿。"他又說，你喜歡到哪裡工作，你直接告訴我就行。吳元坎最終同意了這門婚事。
邵公非常高興，開始張羅我們的婚禮。他訂了十幾桌酒席，發了很多請帖，還給我買了家具和衣服，又給了我兩萬塊錢作陪嫁。誰知道婚禮臨近時，吳元坎卻出走"逃婚"了，邵公急得出動了憲兵到機場、車站尋找。正好我碰到吳元坎複旦的老同學，他幫忙找到了躺在浴室裡的吳元坎。
周折
婚後不久，我們的大女兒吳小英出生了。後來不久，我又懷了孕，我挂念還在淪陷區的母親，執意要回上海。在蘇聯的邵力子得知後，立即從蘇聯打電話到重慶，讓他的秘書攔住我們。在我們準備登機時，邵公的秘書張九如坐汽車趕到，可是我們認為一切都安排妥當，再改不好，于是還是飛走了。
我們的計劃是轉到香港再回上海。沒想到到達香港後沒幾天，就爆發了珍珠港事件。香港處在日軍的炮火下，整個香港市民吃住都發生了困難，考慮再三我們隻得決定再回重慶。可是此時香港機場已被日軍占領，我們隻得先冒險偷渡到澳門，在那裡與葉淺予、戴愛蓮夫婦和另外一些文藝界朋友結伴而行。此時天氣已變涼，我們随身的行李在旅館裡被竊，靠這家給一件、那家給一雙，穿的衣服長短不齊，狼狽不堪，但也顧不了那麼多。我們又賣掉了手表和首飾才繼續上路。
有一天我們一行經過粵北山區的一個小村莊，天下起了雪，挑夫的擔子裡一頭挑着一個孩子，我挺着大肚子跟在後面。沒想到一不小心，腳下一滑跌進池塘裡。當時沒有任何搶險工具，就是一人拉着另一人的衣服，形成一條"人繩"，總算把我救上來。曆盡千辛萬苦回到重慶，我生了一個男孩子，沒有醫生接生，逃難時又身體虛弱，我得了血崩症，養了一個月後，才知道孩子因為消毒不嚴得了臍帶風，已經夭折了。
不久，吳元坎在報紙上看到英國駐印緬軍司令部招翻譯官的消息，他便去投考，結果考上了甲級翻譯官。1942年，我們從重慶飛到了印度。
元坎在盟軍司令部主要從事日語翻譯，軍銜是少将，收入也不錯。我們在新德裡租了一幢二層洋房，一共有九個房間和三個大陽台，四周是大花園。我們還請了七個傭人，有花匠、廚師、保姆、掃地的女傭等，雇傭這麼多人并不是我們擺闊氣，而是印度有非常嚴重的等級觀念，比如掃地的人不能碰桌子，付給他工資時，他的手也不能和我們的手接觸等等。
元坎在駐印軍總司令部工作，他和那些從業人員相處得非常好。很多盟軍的從業人員喜歡吃中國菜，常來我家玩，我經常燒了菜請他們吃。因為我們家房子大，日本人、英國人、美國人都曾借住在這裡，我們家成了一個小聯合國。
戰争一結束，盟軍就負責把我們從新德裡送回上海，從此我們就定居在上海。回到上海後，元坎由邵公介紹進《大公報》當編輯。那時物價飛漲，生活極為困難。我和元坎已經有了四個女兒，美成也回來跟我們一起生活，老家又來了三個人投靠我們，當時家裡真是連吃飯都成問題，經常是典賣了報紙、衣服才能開夥。我怕飯不夠，就讓他們先吃，我最後一個吃些鍋巴。家裡的女傭也很感動，她說："二小姐這麼慷慨善良，我的5塊錢工資就不必給了。"
我一生從來沒有參加過社會工作，做了一輩子家庭婦女，但元坎非常尊重我，也從未以家長式的大男子主義對待我。解放後元坎一直在出版社工作，我們倆一共生了五個女兒、兩個兒子，都靠元坎一人的工資和稿費收入養家。他對美成也視若已出。經濟困難時期，逢年過節，為了讓孩子們高興，我總是想辦法為孩子們做件新衣服，沒有錢買衣料，雖然我沒有學過裁縫，就把自己的舊旗袍拆開，有的裡子壞了，我就用桑皮紙用粗糊粘起來拼湊做成一件件新衣給孩子們。
我對邵力子蠻感謝的。全國解放前夕，邵力子為國事頻繁來往于南京、北京和上海，有一次遇見他，他輕聲對我說：快了，快了，共産黨要勝利了，你耐心點。解放後，邵力子定居北京，每次到上海開會，他總要打電話把我們叫到他住的地方一起吃飯，聊聊家常。記得有一次，他還批評我生了五個孩子："子女過多，小家庭負擔太重，對社會主義經濟也不利，你們不能再生孩子了！"-﹣我後來才注意到，邵公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就很有遠見地提出避孕節育的建議，可是當時我并不了解邵公的一番苦心，後來又生了兩個孩子。
1966年"文革"開始後，邵公成了第一批被批判的人，我和邵公也斷了聯系，彼此都不知生死。一年後，已在北大工作的美成從北京來信告訴我，邵公憂憤成疾，終于不治，已經逝世。我頓時淚如雨下，泣不成聲，為未能在他病中卧床時盡一點孝心而難過。
聚散
記得解放前的一天，邵公告訴我："你姐姐從新疆監獄出來了。"我喜出望外。自1935年我們在上海分别後，我和姐姐已經十四年沒有相見了。
這一天很快就到了。1949年夏的一天，姐姐和新華社記者楊剛一起出現在我所住的《大公報》宿舍的家裡，姐姐此時的身份是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部長，她是借到上海出差的機會來看我的。久别重逢，我們姐妹倆情不自禁擁抱在一起，久久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姐姐把眼淚擦幹，高興地跟我說："之英，我們奮鬥了這麼多年，今天終于看到革命成功了！我們在解放了的新中國重新相見，該是多麼高興啊！"姐姐的眼睛還是那麼明亮。
分别後姐姐的經曆，我也是後來才知道的。1935年，姐姐藏在周仲丹家住了兩個多月後，經組織安排去了蘇聯。在共産國際的"七大"上，她當選為國際紅色救濟會常務理事，留在莫斯科工作，她和分别五年的獨伊也終于在異國他鄉團聚了。
1941年6月，蘇德戰争爆發。中共決定部分留蘇人員回國參加抗日戰争。姐姐帶着獨伊離開莫斯科回國，在到達迪化（烏魯木齊）時，被盛世才投入監獄，不過化名為"杜甯"的之華并沒有暴露身份。1946年，國共兩黨在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周恩來要求蔣介石釋放在新疆囚禁的共産黨員。後來張治中親自安排10輛美式卡車，配備了通訊、醫務、軍需人員等護送130名蒙難人員離開新疆牢獄，姐姐和獨伊也終于回到了延安。
姐姐看我兒女成群，高興地說：你要是在蘇聯就成光榮媽媽了。你到底是學過幼兒師範的，等孩子大些了，你可以出去辦幼稚園，為社會作出更大貢獻。之後，她真的為我聯系去參觀工廠，帶我去參加在上海開的國際婦女會議，還帶我去結識了當時負責女工部的湯桂芬同志。可惜我終因孩子多脫不開身而未能外出工作。
姐姐和秋白之間的感情很深，他們可以說是真正的志同道合。秋白在生命最後一刻寫的《多餘的話》裡還曾深情地寫了這樣一段話："我留戀什麼？我最親愛的人，我曾經依傍着她度過了這十年的生命。"秋白去世時，姐姐隻有三十五歲。雖然我從來沒有和姐姐直接談過，但我知道，以她與秋白哥之間的感情，她也不會再嫁給另一個人的。
姐姐對秋白的感情一直很深，秋白去世後，她寫了很多回憶文章。她還一直在努力地尋找秋白的遺骨，1951年，秋白的遺骨終于在福建長汀被找到。1955年6月18日，在瞿秋白犧牲20周年時，他的遺骸從福建長汀羅漢嶺的盤龍岡取出，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周總理親自題寫了墓碑，也算是對瞿秋白的在天之靈有個安慰。
1965年，正在杭州華豐造紙廠搞"四清"的姐姐看到報上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文章時，以大姐的經驗，她很敏銳地感覺到政治氣候的變化。她叫我去杭州，說要和我談談瞿秋白的事。但見了面後，我們也沒來得及多談，不久她就回北京了。
沒過多久，姐姐所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内部開始搞起了運動，貼了姐姐很多大字報。"文革"正式開始後，瞿秋白因為《多餘的話》被打成"大叛徒"，紅衛兵沖到八寶山烈士公墓挖了他的墳，砸了周總理手書的墓碑。不僅如此，秋白母親在常州的墓、父親瞿世玮在濟南的墓也都被砸毀。
緊接着，康生親筆批示将楊之華列為"重點審查對象"，被轉到某部隊隔離審查，實際上等于被關起來。獨伊也被打成蘇修特務、軍統特務、國民黨員和叛徒，備受折磨。獨伊的女兒曉雲被趕到内蒙古的農村。這樣姐姐一家老小統統被掃地出門，北京的戶口被登出，住房被占。
此前，姐姐曾捎信來要我去北京一次，說要和我談談關于秋白的許多事，但那時中央監委已派人來上海調查，我經常受派出所和居委會的傳問，我怎麼去得成？當時母親住在我家，她老人家擔心大姐的安危，讓我去探望，但都被禁止。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後，政治形勢有所變化。獨伊給周總理等人寫信，一直在反映楊之華的問題，終于在1973年初獲準探望之華。那時候大姐已被關了六年，已經到了生命的最後階段。這段時間，獨伊曾多次去看望，替她梳頭、洗頭、擦身。姐姐多年沒有好好梳洗的模樣，讓人看了辛酸！
10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獨伊發來的電報，讓我立即進京，說姐姐一定要見我一面。我一聽就慌了，趕緊借錢買了機票。10月18日到了北京後，我照例向中央監委的人打報告申請探望，這一次令我意外的是，對方告訴我：楊之華剛剛被撤銷隔離審查，已轉入北大附屬醫院，不必再申請就可以探望。
我不知是悲還是喜，馬上趕到醫院，看見姐姐住在一間大病房裡，病人很多，人聲嘈雜，姐姐在靠邊的一張床上，幾年未見已是骨瘦如柴，兩眼無神，說話聲音也虛弱無力，但頭腦還是很清醒的。我抱住姐姐，我們在一起流了好長時間的淚……半晌，大姐吃力地問我："媽媽可好？"我說："蠻好。"她說："托毛主席的福…"後來，她又問元坎和孩子的情況。晚上，她輕輕對我說："我希望能見到胡愈之、周建人、周揚。"還說："周建人很了解我以前的情況……"
第二天上午，我陪大姐時，她精神挺好。她說："我有些存款，你孩子多，負擔重，經濟困難，獨伊拿些，你也拿些。"然後又說，"你要好好地為國家做些事情。"我含淚點頭。下午，胡愈之、沈茲九夫婦，還有周建人的夫人王蘊如來探望大姐。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姐姐情緒很好。周建人的夫人臨走時說："華姐，你在醫院沒有什麼可吃的，我給你炖一點雞湯吧。"姐姐微微地點頭感謝，最後一字一頓地說："我還想吃蕃茄。"
因為之前我在醫院已陪了兩晚，美成就換我回家休息。誰知淩晨1點多鐘美成回家告訴我，大姐已去世，我忍着悲痛趕到醫院，剛剛得到自由三天的姐姐已在另一個世界……我知道姐姐後來一直為瞿秋白鳴不平，但到死，她的心願都沒有了結。
1977年，之華被平反，聽說還是因為毛主席說了"楊之華沒問題"。獨伊找到陸定一，寫信給中央為瞿秋白平反，陸老抱病寫了封信，他說：以《多餘的話》而論，一沒有出賣黨和同志，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共産主義，三沒有吹捧國民黨，四沒有向敵人乞求不死的意圖。結論是，"客觀地全面分析《多餘的話》，它絕不是叛變投降的自白書"。終于，1980年10月19日，經過多方努力，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通知，瞿秋白也終于恢複名譽。
"文革"期間，"叛徒"、"特務"的大字報一直貼到我們家樓下，經常有人來調查。元坎受沖擊不小，他認識邵力子，是國民黨的紅人，又是瞿秋白的連襟，又去過日本，我每天都擔心他是否回得了家。他每天回來都垂頭喪氣，憂心忡忡，但是想到一大家子都要靠着他，他還是堅持了下來。
姐姐去世的消息沒告訴母親，怕她受不了。姐姐一生蠻苦的，我和姐姐走的是不一樣的路，我覺得政治太複雜了，還是當普通老百姓好。吳元坎後來一直在出版社做翻譯，他翻譯的主要作品有十幾種，其中有著名美國作家庫柏的《最後一個莫希幹人》、狄更斯的《鐘樂》，還有德富蘆花的《黑潮》、尾崎紅葉的《金色夜叉》。元坎是1989年去世的，活了七十七歲，我們倆感情好得很，從結婚一直到他死，沒有吵過一句。他去世後，我每天都供他"吃飯"。早上，我知道他喜歡牛奶紅茶，我就給他沖一杯，放在他照片下面，中午再給他換别的菜，每天都供，直到我死為止……
回憶這些往事，仿佛做夢一樣，一幕一幕悄然滑過。我最懷念的還是童年，在家裡的山間田地裡自由地玩耍，沒有政治，沒有動蕩，無憂無慮，那是我最快樂的時光……（2010年）
楊之英
【楊之英（1911-2014），女，浙江省蕭山人。1927年進杭州惠心女中讀書，在校期間，曾到武漢等地幫助中共地下工作者傳遞資訊，做小交通員。1931年，于惠心女中畢業後，考取上海大學附屬幼兒師範學校，并繼續在浙江、上海一帶為營救中共地下工作者脫離險境而四處奔走。在1935年為營救瞿秋白出獄的行動中，她也參與一些具體工作。1935年至1937年，在東京東亞預備學校日語科、日本醫科大學學習兩年。1937年秋，回上海，1940年，随夫去印度。1946年回國後，從事家務及一些社會活動。1979年，擔任上海市文史館館員，從事文史工作。2014年7月5日因病逝世，享年10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