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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陳舜俞撰,滑紅彬校箋:《廬山記校箋》出版|202408-29(總第2801期)

《廬山記校箋》

|(宋)陳舜俞撰,滑紅彬校箋|

(宋)陳舜俞撰,滑紅彬校箋:《廬山記校箋》出版|202408-29(總第2801期)

江西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0143963

(宋)陳舜俞撰,滑紅彬校箋:《廬山記校箋》出版|202408-29(總第2801期)

前 言

《廬山記》五卷,北宋陳舜俞撰,是現存第一部完整的廬山志書。

陳舜俞(1026-1076),字令舉,自號白牛居士,秀州嘉興人。早年從學於安定先生胡瑗,有名於時。慶曆六年進士及第。曾任宣德郎、試大理評事、權雄州防禦推官,後改明州觀察推官。嘉祐四年,舉制科第一,聲名赫然。授著作佐郎、簽書忠正軍節度判官公事。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五月,以青苗新法難以奉行,具狀自劾。六月,責監南康軍鹽酒稅。任職期間,徧覽廬山,撰《廬山記》五卷。熙寧九年卒。有《都官集》三十卷(四庫館臣輯爲十四卷)。傳見《宋史》卷三三一。

自東晉以來,陸續出現釋慧遠、周景式、劉遺民、張野、王彪之、宗測等人所撰《廬山記》,除釋慧遠《廬山記》(又稱《廬山紀略》)之外,其餘諸作都已經亡佚,僅在《水經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禦覽》等典籍中留存片段。而釋慧遠《廬山記》僅八百餘字,篇幅有限,難免疏略。李常早年在廬山讀書時,曾有撰寫廬山志書的意願:“餘昔者讀書山中,愛其泉石塔廟之盛,而恨圖志之不詳,遺古略近,或出於愚夫野老之語,言鄙辭贅,可取者無幾,將討論刪次之,未皇暇也。”(李常《廬山記序》)劉渙隱居廬山之後,也曾有意於著述:“予雅愛廬山之勝,棄官歸南,遂得居於山之陽。遊覽既久,遇景亦多,或賦或録,雜爲一編,將欲次之而未暇也。”(劉渙《廬山記序》)陳舜俞被貶南康軍之後,有感於廬山文獻零落,史實不辨,遂決心撰寫《廬山記》。

陳舜俞爲撰《廬山記》,白天往來廬山,考察各處名勝的位置、地貌、道路、裡程、景色、山石、溪澗、植被、建築、碑刻等資訊,隨時抄録文獻,訪問耆老,小大弗擇,不憚勞苦;夜晚則爬梳典籍,考證史實,必求信而有徵,可傳於後。最終,陳舜俞以六十日之力,匯集歷代方志圖經的著録、典籍的記載、碑刻的記録、耆舊故老的傳說,以及實地考察的所見所感、文獻考證的結論等等,類而次之,著爲《廬山記》。

《廬山記》凡八篇,分爲五卷。卷一:《總敘山篇第一》,概述廬山的歷史及風貌;《敘山北篇第二》,記述廬山山北(屬江州部分)風景名勝的地理位置、歷史沿革、人文底蘊等內容。卷二:《敘山南篇第三》,記述廬山山南(屬南康軍部分)風景名勝的地理位置、歷史沿革、人文底蘊等內容。卷三:《山行易覽篇第四》,訓示遊覽廬山的線路,記述簡要,便於查找;《十八賢傳篇第五》,記述蓮社十八賢(慧遠、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詮、慧永、慧持、佛馱耶舍、佛馱跋陀羅、慧叡、曇順、曇恒、道昺、道敬、曇詵)的事跡。卷四:《古人留題篇第六》,匯集自東晉至五代六百多年間的廬山詩歌,凡一百首。卷五:《古碑目篇第七》,紀録廬山四十三篇碑刻的碑題及撰書者、刊刻年月等資訊。《古人題名篇第八》,録唐五代人題名十四則。

陳舜俞《廬山記》資料豐富,考證嚴謹,敘述流暢,文筆清通,洵爲佳作。李常稱其“高下廣狹,山石水泉,與夫浮屠老子之宮廟,逸人達士之居舍,廢興衰盛,碑刻詩什,莫不畢載”;劉渙稱其“采予所録,及古今之所紀,耆舊之所傳,與夫耳目之所經見,類而次之,以爲記,其詳蓋足以傳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更是稱讚說:“北宋地志,傳世者稀,此書考據精核,尤非後來《廬山紀勝》諸書所及”。

《廬山記》編成之後即成爲遊覽廬山的必備之作。元豐七年蘇軾遊覽廬山,便攜帶着一部《廬山記》,且行且讀。讀到徐凝和李白的瀑布詩之後,蘇軾寫下了“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唯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的詩句,成爲著名的公案,聚訟紛紜。乾道三年,周必大路過南康軍,遂參照《廬山記》遍遊廬山南北,考察名勝古跡的沿革。淳熙八年,朱熹特地從《廬山記》中查找白鹿洞之故實,作爲修復白鹿洞書院的依據。《廬山記》不僅是遊覽廬山的行程指南,也是臥遊廬山、神遊廬山的媒介,是以南宋釋大觀在《送瑩玉澗再遊廬山》詩中說:“廬山曾未入吾眼,令舉記中聊仿象。”此外,《方輿勝覽》《輿地紀勝》等地理著作還大量引用了《廬山記》的相關記載。

《廬山記》卷帙完整、體例嚴謹、記録詳實,是研究廬山歷史的重要資料,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價值。同時,《廬山記》儲存了大量詩文,是輯佚的淵藪。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據《廬山記》輯詩數首,陳尚君據《廬山記》輯録《全唐詩》佚詩二十餘首,可見其輯佚的價值。《廬山記》中還儲存了大量的史料,可以補充正史之不足。如記録唐代十五位江州刺史的事跡;記録楊吳及南唐時期九位江州刺史的事跡及職銜,記録三十八位官員的資訊和職銜等等,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廬山記》卷五《古碑目篇第七》僅紀録廬山四十三篇碑刻的基本資訊,未録全文。至紹聖年間,知南康軍馬玕録出廬山諸碑刻之全文,撰《續廬山記》(又作《廬山續記》)四卷,以補陳舜俞《廬山記》之不足。《續廬山記》久佚,今知《文苑英華》曾據《續廬山記》校勘碑文,如《文苑英華》卷七八六《廬山東林寺故臨壇大德塔銘》篇末注“一作皆馬玕所編《續廬山記》”雲雲。又,《永樂大典》卷八七八二鄭素卿《西林寺水閣院律大德齊朗和尚碑並序》引自《續廬山記》。

宋代以後,《廬山記》逐漸難爲世人所得見。在明代,除了陳第《世善堂書目》載陳舜俞《廬山記》五卷之外,其他藏書目(焦竑《國史經籍志》非藏書目録,不論)皆未收録。明嘉靖年間,桑喬編纂《廬山紀事》,廣泛搜集廬山文獻,而於陳舜俞《廬山記》仍然是遍索未得。清康熙年間,吳煒主持編纂《增定廬山志》,也同樣見不到《廬山記》。

直到清乾隆年間,紀昀家藏鈔本《廬山記》三卷編入《四庫全書》中,方纔重爲世人所知。紀昀家藏的這個鈔本是個殘本,存《總敘山篇第一》《敘山北篇第二》《敘山南篇第三》共三篇,分爲三卷。該本每半頁十行,行二十一字,四周雙邊,上單黑魚尾。卷前鈐有“翰林院典簿廳關防”滿漢合璧朱文方印、“收入四庫全書”朱文方印、“紀昀”朱文方印、“古潭州袁氏臥雪廬珍藏”白文方印。前有“照寫”二字墨筆校語,後有紀昀跋語。由此可知,此鈔本實爲四庫底本。紀昀說“勘驗《永樂大典》,所闕亦同”,可知此本並非由《永樂大典》中輯出。該本有多處文字能夠訂正宋刊本之不足,具有較高的校勘價值。推測源自早期鈔本。該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四庫全書》本《廬山記》出自紀昀家藏鈔本。目前《四庫全書》尚存文淵閣、文津閣、文溯閣、文瀾閣等四部,其中《文溯閣四庫全書》現藏甘肅省圖書館,其影印出版工作尚未完成,難以利用;《文瀾閣四庫全書》在太平天國運動中損失嚴重,現在《文瀾閣四庫全書》中的《廬山記》是丁氏兄弟據《文淵閣四庫全書》鈔補的。《文淵閣四庫全書》《文津閣四庫全書》和《文瀾閣四庫全書》皆有影印本,使用起來十分友善。對比文淵閣本《廬山記》和文津閣本《廬山記》,發現文津閣本訛誤殊甚,不僅抄寫之誤時時有之,還有闕行的現象。不過,文淵閣本《廬山記》改動原文的情況較爲突出,如“唐貞元中,李女真所創,女真名騰空”雲雲,文淵閣本《廬山記》改動爲“唐貞元中,女道士李所創,李名騰空”;而文津閣本《廬山記》則是將“真”字改作“貞”,未擅改原文。

清道光年間,江蘇金山錢熙祚輯刊《守山閣叢書》,從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録出《廬山記》,刊行於世,書中題有“四庫全書原本”字樣。《守山閣叢書》的刊行早於文瀾閣被劫前十餘年,儲存了文瀾閣本《廬山記》的面貌。《守山閣叢書》有道光二十四年金山錢氏刊本,後有光緒十五年上海鴻文書局影印本、民國十一年上海博古齋影印本。

商務印書館《叢書內建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山水風情叢書》、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內建新編》、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內建》等叢書所收録的《廬山記》,均據守山閣本影印或排印。

宣統元年(1909),羅振玉赴日本考察,在德富氏成簣堂文庫見到高山寺舊藏《廬山記》五卷,最爲完足,大喜過望。成簣堂本《廬山記》係宋刊鈔配本,卷二、卷三爲宋槧,卷一、卷四、卷五及卷前李常、劉渙序言皆係鈔補,抄補部分於宋諱皆闕末筆,蓋亦從宋本而出。其卷二、卷三宋槧部分,每半葉有界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欄。羅振玉對於這部《廬山記》久久不能忘懷,至一九一七年,終於從德富蘇峰處借得此書,予以影印,收録在《吉石庵叢書》中。羅振玉並作跋文一篇,題寫在成簣堂本《廬山記》卷尾。此本今存石川武美紀念圖書館。

羅振玉又從日本訪得元祿十年(1697)刊本《廬山記》五卷。由於成簣堂本《廬山記》多有字跡磨損之處,元祿本《廬山記》相應之處亦多闕文,頗能一一對應,是以推知元祿本《廬山記》所據底本正是成簣堂所藏宋刊鈔配本《廬山記》(不詳當時爲何人收藏)。可貴的是,元祿本《廬山記》刊印時代較早,當時宋刊鈔配本《廬山記》字跡磨損情況較輕,元祿本刊印時也曾據上下文意以及詩文集等文獻材料補充了一些底本磨損的文字,是以元祿本有校補成簣堂本的價值。羅振玉曾據元祿本、宋本(即成簣堂本)與守山閣本比勘,“宋本有佚業,據元祿本補之;元祿本亦有佚奪,則可據宋槧補正”,撰《廬山記校勘記》一卷,由餘嘉錫題簽,收録在《貞松老人遺稿甲集》中。另外,元祿本《廬山記》又在卷前增加了李沖元《廬山十八賢圖讚》及李公麟《蓮社十八賢圖》版畫八幅,並注曰:“偶得此圖,附於《廬山記》首,以資好事雅觀。覽者宜以上中下疊之,而得其意也。”一九二八年,羅振玉《殷禮在斯堂叢書》重新排印元祿本《廬山記》五卷,羅振玉作跋文附於書後。《廬山十八賢圖讚》等內容係後人附加,非原書所有,是以重新排印元祿本《廬山記》時不復刊入,以存舊觀。

日本大正十三年(1924),高楠順次郎等人發起刊行《大正新修大正藏》,其中《史傳部》收録了《廬山記》五卷,是爲大正藏本《廬山記》。大正藏本以大谷大學藏本爲底本,校以帝國圖書館藏元祿十年刊本。據校記得知,大谷大學藏本“卷第一、第四、第五古寫,第二、第三宋槧”,與成簣堂本《廬山記》特征完全相同;另外,大正藏本《廬山記》録有羅振玉(誤作“羅振雲”)跋文,正是羅振玉題寫於成簣堂藏宋刊鈔配本卷尾者,是以推知大正藏本《廬山記》所據的底本,就是原成簣堂藏宋刊鈔配本《廬山記》五卷。大正藏本《廬山記》是五卷本《廬山記》中最便於利用的版本,影響最大,被學界廣泛使用。然而大正藏本也存在諸多問題,不僅有大段錯簡之處,手民之誤更是不勝枚舉。

鑒於當時所見到的《廬山記》諸版本各有優劣,吳宗慈於民國二十一年撰《宋陳舜俞廬山志合校本》,作爲《廬山志副刊之五》予以刊行。吳宗慈以“《四庫全書》所收《守山閣叢書》殘本、日本大正刊藏經所收大谷大學藏本及元祿十年刊本合校並注”。該合校本指正了大正藏本中的眾多訛誤,誠爲大正藏本《廬山記》之功臣。可惜的是,該合校本流傳未廣,影響有限。另外,吳宗慈稱“《四庫全書》所收《守山閣叢書》殘本”亦屬誤解,附記於此。

除了成簣堂本《廬山記》、元祿本《廬山記》之外,日本內閣文庫還收藏一部宋刊足本《廬山記》,彌足珍貴。該本共五卷,卷前有廬山圖一幅。每半葉有界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欄。該本原爲豐後國佐伯藩主毛利高標舊藏,於文政十一年(1828)捐獻給幕府,屬紅葉山文庫舊藏。此書於明治以後被誤認爲“日本活版”,是以長久以來未引起重視,直到昭和二十九年(1954)才被鑒定爲宋版,次年被日本“文化財產審議委員會”認定爲“日本重要文化財”。當年羅振玉面對成簣堂本、元祿本均闕葉的情況,曾感歎:“恐世遂無他本可據補矣!”今有宋刊足本《廬山記》存世,完好無缺,永豐鄉人當無遺憾矣。該本有日本昭和三十二年便利堂影印本。二〇零一二年,《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三輯)影印了這部日本內閣文庫藏宋刊《廬山記》五卷足本,使這部珍貴的志書化身千百,嘉惠學林。

對比內閣文庫本《廬山記》與成簣堂本《廬山記》的卷二、卷三部分,其行款、題式、字型等皆同,係出於同一版刻。然卷三“桓伊”之“桓”,成簣堂藏本作“桓”,闕末筆;內閣文庫藏本於“桓”字處作“犯淵聖禦諱”雙行小注。是以可知成簣堂本的印行早於內閣文庫本,尤能儲存是書之本來面目。

鑒於《廬山記》尚無便於利用的整理本問世,筆者不揣淺陋,爲之校箋,期收引玉之效。蒙段曉華師爲本書題簽,至爲感銘。諸位師友或提供文獻,或指正訛誤,惠我良多,謹緻謝忱。責編李陶生兄任勞任怨,不厭其煩,令人感佩。本書是九江學院廬山文化研究中心招標項目“《廬山記》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LYZX202302)的最終成果,特此說明。

限於水準,舛誤在所難免,敬請識者指正。

作者簡介

滑紅彬,河北內丘人,九江學院圖書館副研究館員。主要研究地方文獻、書院文化、藏書文化等。出版《廬山藏書史》《白鹿洞書院文化研究》等著作,發表論文數十篇。

一宋史研究資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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