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珊：試論北宋熙甯年間東南諸路的增設新縣現象｜202409-118（總第28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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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中原文化研究》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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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北宋熙甯年間東南諸路的增設新縣現象

文 / 陳曉珊

作者簡介：陳曉珊，女，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主要從事曆史地理、科技史、海外交通史研究。

摘 要：王安石變法期間，北方的河北、河東、永興軍等路為節省地方行政成本，裁撤了大量縣，而東南各路卻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後來陳瓘指稱王安石對北方和南方采取雙重标準，即主張在北方大量撤縣的同時，卻在南方析置新縣。經過考察可知，王安石變法期間，東南各路的新設縣數量很少。而自五代宋初以來，東南各路卻多有新設縣。北宋在東南各路增設新縣，一方面是平定南方各政權後，在新納土地上調整行政區；另一方面是由于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地方事務增多所緻。王安石的判斷實際反映了當時東南經濟迅速發展，人口和地方事務急劇增加的時代背景。

關鍵詞：曆史政區地理；王安石變法；東南地區；析置新縣；縣域經濟

北宋熙甯年間，北方一些地區為了配合王安石的改革措施，節省地方行政成本，在河北、河東、永興軍等路裁撤了大量縣，在朝野引起了很大反響。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東南地區卻沒有出現這種現象，一些地方甚至增設了少量新縣。追溯這種現象的源流，會看到自五代宋初以來，由于東南經濟進一步發展，各地人口和政務增加，必須增設新縣以加強管理。客觀而言，這是一種時代發展的需求。

王安石變法期間，北宋各地裁撤了一百多個縣。變法結束後，陳瓘在《四明尊堯集》序文中認為王安石對南方和北方采用雙重标準，“謂河北要省民徭，可以減州為縣。至于言江南利害，則曰州縣可析”，并将此與蔡卞等人的言行并列，認為王安石的行政區調整計劃有重南輕北的傾向。那麼王安石是否真如陳瓘所說，在南方和北方的行政區調整中采取了雙重标準？從以往的研究統計來看，王安石變法時期，北方的河北東路、河北西路、河東路、永興軍路等地确實都出現了大規模撤縣的現象，南方卻出現了增設少量新縣的現象，馬玉臣《試論宋神宗時期的州縣省廢》一文已經對此作了統計，并在分析戶口和官役等數字的基礎上，認為陳瓘的論斷不合理。而如果從更長的曆史時段來看，自五代宋初以來，南方屢屢增設新縣，王安石的做法也隻是這種趨勢的延續。為進一步了解時代背景與這種現象之間的關系，本文将對當時東南各路新設縣和裁撤縣的情況作具體分析。

陳瓘總結的“謂河北要省民徭，可以減州為縣。至于言江南利害，則曰州縣可析”，是來自王安石的一段議論。

中國受命至今百餘年，無大兵革，生齒之衆，蓋自秦漢以來莫及。臣所見東南州縣，大抵患在戶口衆，而官少不足以治之。臣嘗奉使河北，疑其所置州縣太多，如雄、莫二州相去才二十餘裡。聞如此者甚衆，其民徭役固多，财力凋弊，恐亦是以。

這個問題出現的背景是北宋和平百年後人口的劇增。對照王安石的原文與陳瓘的轉述，會看到其中的細節差異在于，王安石強調的是“東南”州縣存在着戶口衆多而缺乏官員的情形，而陳瓘的轉述則是“江南”的州縣可以拆分。北宋時期的“東南”與“江南”在很多語境中可以看作同一地域，但不同語境中又各有差異。龍登高在《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選擇了當時經濟與市場發展程度最高的兩浙、福建、江東、江西四路作為研究對象，認為“東南”在宋人的觀念中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北宋時流行的“東南六路”是指兩浙、江東、江西、淮南和荊湖南、北路，即發運司統一管轄的上京漕糧所涉六路。而在軍事上，又會加上福建路和廣南東、西路，共“東南九道”兵備。

為更有效地考察時代背景和王安石與陳瓘的本意，本文參考北宋時的“東南六路”和“東南九道”，以及《太平寰宇記》中江南東、西兩道的範圍和當代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将研究對象主要定為《元豐九域志》中的兩浙路、江南路（東路、西路）、荊湖路（南路、北路）和福建路。

此前已有研究者注意到唐宋之際南方地區一些新設縣的情況，如魯西奇《新縣的置立及其意義——以唐五代至宋初新置的縣為中心》和張達志《唐宋之際由場升縣問題試釋——以宣歙、江西、福建為中心》等，研究了相關的問題，對一些現象作了詳細考證和分析。《中國人口史·遼宋金元時期》和《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宋西夏卷》等論著中也有許多相關資料和研究。

一、王安石變法期間東南諸路的新設縣與裁撤縣

（一）兩浙路

王安石變法期間，兩浙路撤除兩個縣，增設了一個縣。即杭州南新縣（今浙江杭州萬市鎮）在熙甯五年（1072年）降為鎮，并入新城縣。同年，潤州延陵縣（今江蘇丹陽延陵鎮）被降為鎮，歸入丹陽縣。次年增設了昌國縣（今浙江舟山），昌國“本鄞縣地，周環皆海，窮東一涯，而地不相屬”，島上的富都、安期、蓬萊三鄉與縣境隔海相望，于是“熙甯六年，鄞邑令王安石請于朝，複割鄞縣富都、安期、蓬萊三鄉并立，元豐元年又割定海縣金塘一鄉隸焉”。實際上，熙甯六年（1073年）王安石早已入朝主持新政，離開鄞縣已有多年。但他可能早在任鄞縣令時，就已經有了拆分鄞縣地，設定新縣的思路，“蓋丞相王安石嘗宰鄞，憫其劇，故分之”。這裡地理位置重要，“縣居海心，北控登、萊、海、密，東捍三韓、日本”。唐開元二十六年（738年），這裡曾經設定了翁山縣，到大曆八年（773年）“海寇袁晁作亂，此邑遂廢”。北宋端拱二年（989年），這裡被設定為鹽場。雖然海洋經濟促成了昌國設縣，但剛開始時依然屬于“下縣”，說明當時的經濟不算特别發達。但到紹興十三年（1143年）時，這裡已經是“戶計萬餘，而丁口再倍”，于是升為望縣。

兩浙路是人們印象中最符合“江南”定義的地方，陳瓘寫作《四明尊堯集》的地方正是在兩浙路的明州。明州包括王安石曾經任職的鄞縣，還包括熙甯年間新析出的昌國縣。陳瓘在明州寫作《四明尊堯集》時已經是徽宗崇甯五年（1106年），此時王安石變法早已結束，如果陳瓘對熙甯年間的政區調整情況有所關注，應該會看到昌國縣的困境和發展，也會看到當時兩浙路撤除的縣比增設的縣更多。但他依然在《四明尊堯集》中将王安石當年的主張總結為“江南州縣可析”，并加以質疑。

（二）江南路

熙甯年間，江南東、西路各自增設了一個縣，沒有撤除縣。江南東路增設的縣，是熙甯七年（1074年）新設的信州永豐縣（今江西上饒廣豐區）。熙甯四年（1071年），江南西路的吉州新設了萬安縣（今江西萬安），這是王安石變法期間，東南地區較早設定的新縣之一。萬安縣原本是附近龍泉縣的萬安鎮，《萬安縣志》中對當年的設縣過程有詳細記載。

熙甯四年，漕使金君卿、憲使王宜溫、常平使蘇獬以鎮當水陸之沖，舟車之會，控扼贛石之咽喉，凡漕運重寄，皆屬于此，請割龍泉永興、和蜀二鄉，十有一耆，泰和誠信鄉六保，贛縣龍泉鄉八疃，改鎮為縣。縣治自此始。

可見萬安縣是因為位于水陸交會節點，事務繁忙，才會從鎮升為縣。宋代胡铨的《廳壁記》詳細記載了萬安的區位地理意義，即“路當沖要，溯上則喉控交廣，順下則領帶江湖，水陸之險，阻漕運之會通，事至繁也。而民易治，俗尚氣也。而風易化，多事耕種，而商計少绌，燈火唔吚，相聞遠迩，弦誦比屋，由昔至今，文學誕興，代不湮乏”。可知萬安鎮是個以農業經濟為主，風俗較為文明淳厚的鎮，完全具備設縣的條件。

需要注意的是，《萬安縣志》提到建議設縣的是熙甯年間江南西路的幾位主要官員，即漕使、憲使、常平使共同支援設立新縣。這在各路新法事務推行争論不休的時代背景下，是一種頗為罕見的現象。縣志中提到的轉運使金君卿堪稱王安石變法的鼎力支援者，當開封府界推行保甲法遇到阻力時，王安石曾舉出金君卿在江西有效執行保甲法的事例，以此證明保甲法的可行性。提點刑獄官王宜溫應當是“王直溫”之誤，他在熙甯三年（1070年）五月以江南西路提舉常平官兼任本路提刑。常平使蘇獬應是“蘇澥”之誤，他也是王安石新法施行後的首批提舉官，熙甯二年（1069年）九月，任江南西路提舉常平。這樣的組合大概是當時全國各路中，對新法最為支援的路級官員團體之一。

萬安縣設定時，周邊的龍泉縣、泰和縣、贛縣三地各自劃出一塊土地，共同組成了新縣。這說明當地發展到一定程度，需要提高設縣密度，以解決新出現的經濟、治安等問題。萬安縣初創時，縣令許浃面對城市建設中的各種問題，作了許多具體規劃和調整，“時縣境建立，浃畫疆界，創修公署，建立學校，除害去暴，尊嚴如神。如漕運受納牙稅鄉胥之費，皆革其弊”。

（三）荊湖路

荊湖南路在熙甯年間新設了兩個縣，撤銷了一個縣。新設的縣是向雪峰山脈開拓的結果，熙甯五年章惇收梅山，以其地置邵州新化縣（今湖南新化），次年置潭州安化縣（今湖南安化）。

荊湖北路在熙甯年間撤銷了七個縣，新設了一個縣。總體而言，這裡撤銷的縣主要集中在平原地區或大城市附近，隻有歸州興山縣和沅州招谕縣分别地處大巴山區和武陵山區。熙甯五年，鄂州崇陽縣通城鎮被升為通城縣（今湖北通城縣），該地位于幕阜山與藥姑山之間的崇通盆地南部，大概在唐代開始繁榮，天寶年間出現了關于集市的記載，并在元和二年（807年）升為錫山鎮，元和五年（810年）更名通城鎮。到熙甯五年，從北邊的崇陽縣析出上隽、樂化、天寶三個鄉，設定通城縣。後來黃庭堅寫了一篇《鄂州通城縣學資深堂記》，言“通城，故崇陽之聚也。民病于隸崇陽，求專達于武昌。故熙甯五年诏，割崇陽之三鄉為通城縣”。黃庭堅并不是新法的支援者，在德州任職期間，還曾因為反對市易法的推行，和當地主官争論。但從這篇文章的内容來看，黃庭堅對通城設縣持支援态度。南宋紹興五年（1135年），在荊湖北路安撫使司建議下，通城縣因“人民凋殘”再度被降為鎮，但十二年後又重新升為縣，其廢立明顯受到人口和經濟起伏的影響。

（四）福建路

熙甯年間，福建路沒有增設新縣，隻在熙甯三年撤銷了建州的附郭縣之一瓯甯縣（今福建建瓯市内西半部，後與建安合并）。按照宋人描述，瓯甯縣位于交通要道上，且民風彪悍，不易管理，“瓯甯負郭，當道路之沖，民剽悍健訟，最于一路”。這裡向西北、東北、南方和西南方都有重要道路延伸，瓯甯縣原本設定于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當時析建安、建陽、浦城三縣地置瓯甯縣，到元祐四年（1089年）恢複設定瓯甯縣時，“析建安地半，複置瓯甯縣，建陽、浦城地不複與”。

此外，熙甯三年，淮南西路析出廬州的巢縣、廬江二縣的部分區域，新設無為縣。淮南東路在熙甯五年撤除了揚州廣陵縣，并入江都。從這些統計可以看出，雖然王安石認為東南地區應該增設新縣，但實際上整體撤縣的數目要高于新設縣數目。而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從五代到宋初，東南各路一直有增設新縣的現象。接下來将對這一時代背景加以分析。

二、熙甯之前東南諸路新設縣特征分析

（一）兩浙路

太平興國六年（981年），按照常山縣令鄭安的建議，吳越國時期設定于衢州的開化場升為開化縣（今浙江開化縣），下轄從常山縣分出的七個鄉。太平興國七年（982年），由于轉運使高冕認為“烏程境太廣，請分置一縣”，湖州府從烏程縣境内析出了歸安縣（今浙江南浔一帶），得名原因是吳越國歸附宋朝不久，是以新縣命名為歸安。熙甯五年被裁撤的南新縣原本是吳越國設定的南新場，宋太宗時期升為縣。太平興國八年（983年），臨安縣令盧之翰寫過一篇《南新縣記》，回顧了從南新鄉升為縣的三個階段和調整原因。第一次調整，是錢镠為了擴大家鄉的轄境，将南新鄉從分水縣劃歸臨安縣，“爰廣鄉裡，用壯家山，乃割睦州分水縣南新、甯善、新登、廣陵、桐岘等五鄉，隸于臨安縣也。戶口之數既已繁，鄉闾之事又已盛矣。至于賦斂之數，征役之名，雖逾倍而添”。地方事務增加後促成了第二次調整，即在臨安縣設南新場，原因是五鄉百姓輸送賦稅到臨安縣城西墅時，跋山涉水，過于勞苦，以至于“或曉渡煙溪，供乎二稅；或暮登雲嶺，趨彼大衙，既多跋涉之勞，聿起改更之念”，是以“聞于錢王，乞以五鄉人戶别置一場，就彼征科，便于輸送”，進而将五個鄉設定為南新場。第三次調整是從場升為縣，起因是“有百姓萬人嵩等欲乞建縣”，是以當時權南新場縣政的“姜公狀其利病，聞于郡守，請正縣名，郡守備其事而奏之”，随後南新場被升為縣。

王安石變法期間，在經濟和治安環境較好的平原地區，撤縣為鎮一般比較成功。縣之是以被降為鎮，是由于免役法推行，需要減少各地役人，縮減财政開支，是以民風易治、交通便利的地區一般不會在這種改革中受到太大影響。由《南新縣記》可知，當地在升鄉為場時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繳納賦稅的需求，這也是後來撤縣為鎮的客觀背景。而另一個被撤銷的潤州延陵縣位于經濟比較發達的平原地區，可見兩浙路的撤縣還是遵循了王安石變法期間的主體思路。而熙甯六年增設昌國縣，說明當時縣的增撤并非是一味以縮減行政開支為目的，而是兼顧地方經濟發展，試圖調整到平衡狀态。

（二）江南路

從北宋初期開始，江南路就一直在陸續增設新縣。南唐歸入宋朝之後的二十年間設了九個縣，僅太平興國年間就新設了五個縣。從地理分布來看，江南路在這段時間裡新設的縣，主要分布在鄱陽湖平原向周邊丘陵山地的延伸地帶，展現了山區開發的趨勢。比如在正東方向，沿着武夷山脈和懷玉山脈之間東西向狹長的信江盆地裡，最西邊有端拱元年（988年）設立的饒州安仁縣（今江西餘江縣），居于盆地入口處。随後設縣的位置逐漸向東，先是淳化五年（994年）信州弋陽析出的寶豐縣（今江西弋陽縣附近），後是熙甯七年更偏東位置設立的信州永豐縣，已經位于谷地深處。從安仁縣、寶豐縣到永豐縣，位置從西向東一步步推進，越來越向武夷山深處發展。可見在經曆了近一個世紀的開發之後，今江西東部的山地丘陵開發已經進一步細化，到南宋時期，信州到衢州之間的道路發展成浙贛間的重要陸路。

到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吉州吉水縣東北方析出報恩鎮，設定了永豐縣，熙甯四年在吉州的西南方設定了萬安縣。這兩個縣的設立，說明吉州作為當時江西最富裕的地方，事務衆多，官府已經無法及時有效處理，必須設定新縣才能完成。尤其是在王安石變法期間，全國各地普遍撤縣的情況下，還要新設定萬安縣，可見其緊迫程度。

吉州位于贛江中遊，交通位置重要，即所謂“咽喉荊、廣，唇齒淮、浙”。唐朝時這裡有兩萬餘人，北宋初年人口增加到十萬，到元豐時期大約超過三十萬，宋人将其與荊湖南路的首州潭州（今湖南長沙）對比，稱“潭戶客主三十五萬，吉雖微為不若，然猶居潭十九。……聚落相枕如帶不絕”。唐代的吉州已經是江南的富裕之地，“自江而南，吉為富州，民朋吏嚣，分土艱政”，到北宋時期，蘇轼稱“廬陵之富，甲于江外”。這種經濟迅速發展、事務日漸增加的背景，就是熙甯年間在吉州增設新縣的原因。

（三）荊湖路

荊湖地區從五代到宋初形勢變化頻繁，新設縣主要集中在後來荊湖南、北路的首府潭州和江陵附近，以及平原與周邊山區的交界處。如東安縣（今湖南東安縣）和平陽縣（今湖南桂陽縣）位于今湖南南部向五嶺延伸的地帶，其中東安縣位于從永州以西向五嶺深處的越城嶺、都龐嶺延伸處，平陽縣在五嶺的騎田嶺北麓邊緣。

乾德元年（963年），從鼎州武陵縣析置桃源縣（今湖南桃源縣），顯示了向雪峰山、武陵山方向的開發。太平興國七年，從辰州麻陽縣析置的招谕縣（今湖南鳳凰附近），位于武陵山中。到熙甯七年，招谕縣南邊設定了盧陽縣之後，第二年就撤銷了招谕縣。這說明熙甯年間對行政區作局部調整時，盡量保持了整體上的均衡，不會多設定縣而增加地方财政負擔。

（四）福建路

太平興國三年（978年），漳泉、吳越地區被北宋接收，随後連續新設了幾個縣。一部分新設縣集中在福州、泉州附近，另一部分集中在周邊的山區中，如西北方有太平興國六年邵武軍邵武縣境内析置的光澤縣（今福建光澤縣），北方有淳化五年建州崇安場升置的崇安縣（今福建武夷山市），它們分别位于通往撫州和信州的道路上。真宗鹹平三年（1000年），建州關隸鎮被升為縣，它位于北方通往兩浙的道路上。淳化五年，南方汀州的上杭、武平二場分别升為上杭縣（今福建上杭縣）和武平縣（今福建武平縣），位于閩廣交界處的大山中。

三、東南經濟發展背景下的設縣趨勢

由前兩節的分析可以看出，北宋在東南各路增設新縣，一方面是平定南方各政權後，在新納土地上調整行政區；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地方事務增多所緻。新設縣的主要類型，一是當人們的生活範圍從平原向山區擴充時，在新開辟的邊緣地帶設立新縣；二是由于事務繁忙，是以在各路首府和重要城市拆分倚郭縣。比如太平興國六年，洪州建立縣（今江西南昌建立區）就是從南昌縣拆分出來的，“分治郭下”。建立縣的設定割出了南昌的水西十四鄉，并使用原南唐将領的宅院作為官署，“于州城升平裡，故僞将林仁肇私第充縣廨署”。這并不是南昌曆史上第一次拆分出倚郭縣，早在南陳時期，就曾經從南昌縣析出西昌縣，後來在隋大業年間廢除。唐武德五年（622年）再次設定西昌縣，三年後又廢除。可見隻要南昌經濟發展、人口增加，就必須析置新縣，北宋時期隻是再度提供了這種條件。與此相似的還有位于南昌縣東境的進賢縣，這裡在晉代和唐代兩次設縣又兩次被廢，後來到北宋崇甯二年（1103年），再度“分南昌縣四鄉、建立二鄉，改鎮為進賢縣”［。

太平興國七年，福州附郭的閩縣拆分出敦業等九個鄉，新設懷安縣。這是由于郡守何允昭奏稱閩縣人口太多，交通不便，是以建議析出近半數人口，設定新縣：“閩縣畫疆不啻百裡，編戶二萬，簿籍繁，征輸遠，請析九鄉八千戶置懷安縣。”按照《淳熙三山志》中記載的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資料，在附近的幾個縣中，“閩縣八千三百五十二戶，候官七千五百二十九戶，懷安七千七百九十三戶，福清八千四百七十六戶，古田六千八百五十戶”，可知在拆分成兩個縣之後，閩縣、懷安的人口數依然與附近的縣相當，确實有拆分的必要。

由于五代到北宋時期一些新設縣位于平原與山地的交界處，是以縣境内常有礦場。或者說，一些礦場本身就是當地設定新縣的原因。比如大冶縣原本屬于鄂州武昌縣境，到天祐二年（905年），楊吳政權在這裡析置了大冶青山場院，“主鹽鐵”。到南唐時期，大冶青山場院被升為大冶縣，其曆史是“自晉、宋、梁、陳已來，置爐烹煉”，顯示出幾個世紀間，南方持續開發的趨勢。平陽縣是荊湖南路桂陽監的治所，縣境内有九個銀坑，早在東晉時已經由陶侃設縣，南陳時廢除，到隋末又重新設縣。唐武德七年（624年）又廢除，第二年複置，五代時又廢除，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再度設縣。平陽縣所出的銀“至精好……别處莫及。亦出銅礦，供桂陽監鼓鑄”。縣治屢廢屢建，間接說明了這些銀礦對當地的重要程度。

在江南路的幾個新設縣裡，信州寶豐縣有銅礦，贛州會昌縣有錫場，袁州分宜縣有貴山鐵務，而撫州金溪縣原本是“臨川縣上幕鎮，其山岡出銀礦，唐朝嘗為銀監，基址猶存。至周顯德五年析臨川近鎮一鄉，并取饒州餘幹白馬一鄉，立金溪場，置爐以烹銀礦”。北宋淳化五年，金溪場被升為縣，為了擴充縣境，附近臨川的四個鄉和饒州安仁縣的三個鄉被一起并入。金溪縣礦産資源豐富，縣城東邊有産金的金窟山，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金溪縣挖出一巨大金塊，作為祥瑞呈送朝廷，“撫州上金溪縣所得生金山，重三百二十四兩”，被收藏在龍圖閣瑞物庫。

礦冶的興衰和收益會影響到一個縣的設定和廢除，如江南東路的信州寶豐縣屢設屢廢，就是因為銅礦而設立，後來又因為銅礦收益不足，“虛占官吏，勞役人民，銀利寡少，銅貨絕無”而被廢除。因采礦而設定的新縣會促進山區的開發，如汀州上杭縣位于汀江流域，在今天江西與福建交界處的大山中，控扼着兩地之間的交通道路。唐代在這裡設定了上杭場，在宋代升為縣。當地礦産資源豐富，有産金的鐘寮場，北宋天聖五年（1027年），縣治遷徙到鐘寮場，原因是“以其地坑治大興，商旅輻辏，故徙縣治之”。上杭場屬于汀州，而汀州本身就是在唐代于邊緣地區設定的州，《太平寰宇記》記載：“唐開元二十四年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州初置在雜羅，以其地瘴，居民多死。大曆十四年移理長汀白石村，去舊州理三百裡，福州觀察使承昭所奏移也。”可以看出，汀州是在開發福州、撫州的基礎上，繼續向南延伸的區域。汀州在深入開發之前瘴氣嚴重，《太平寰宇記》引唐代牛肅《記聞》稱唐開元年間，當地的雜羅縣令孫奉先得罪了雜羅山神，導緻“瘴疠大起，月餘不息，奉先病死，其家二十口亡盡”，雖然是怪力亂神之說，但可見當時瘴氣之嚴重。

上杭縣的開發進展，在當時的地理文獻中也有所展現。唐宋時期的地理書常用“日”“程”作為計量機關，以記載邊遠地區的位置。這種情況出現在《蠻書》等文獻中，原因是交通條件複雜，驿路不通，是以無法測算具體距離，隻能用行進的天數來表示。比如《蠻書》記載西南地理時，常有“鐵橋城在劍川北三日程”，“昆明城在東泸之西，去龍口十六日程”，“永昌城古哀牢地，在玷蒼山西六日程”一類記述。在《太平寰宇記》中，汀州的“四至”被記載為“西北至撫州南豐縣一千六百裡。東北至福州水陸相兼共一千三百六十裡。東北至建州一千五百裡”。而上杭場和附近武平場的記載方式則分别用“上杭場，州南，去八日程，接漳州界”和“武平場，州西南，去計五日程，連循州界”來表示與附近州城的距離。到《元豐九域志》中，上杭縣和武平縣的記載方式發生了變化，也開始用裡數來表示“四至”，即上杭縣在“（汀）州南一百八十裡”和武平縣在“（汀）州西南二百五十裡”。這說明它們已經進一步發展，交通狀況更加清晰，也和周邊其他行政區一樣，可以用裡數來記載與其他地區之間的距離了。

當時新設定縣的原因，除了人口增加、事務繁忙之外，交通狀況和納稅條件也是重要因素，“以便人戶輸納”是文獻中記載新設縣的固定用語。嶽州臨湘縣原本是五代時期後唐清泰年間馬氏設定的王朝場，設縣原因就是“以便人戶輸納”。同在荊湖路的建甯縣和潛江縣的前身，也是以“人戶輸納不便”為由，分别設為白臼征科巡院和白洑征科巡院。一些設定新縣的建議是由當地轉運使等官員提出，如桃源縣原本是武陵縣地，乾德二年（964年）在轉運使張永錫的建議下，“析武陵上下二鄉四千餘戶，于延泉村别置一縣，以桃源為名”。也有的設縣建議是由當地民間人士提出，比如兩浙路的南新場，又如撫州宜黃縣。宜黃曾經在南梁時設縣，隋開皇九年（589年）撤之，并入崇仁縣。到乾德六年（968年），李煜割崇仁縣的仙桂、崇賢、待賢三鄉，設立宜黃場。但這裡距離崇仁縣很遠，群眾生活不便，民間人士胥仕隆是以向朝廷建議将場升為縣。為此，胥仕隆将祖先留下的土地（祖遺基隴）捐給官府，幫助建縣，獲得李煜準許，在開寶三年（970年）正式建立宜黃縣。後來天長日久，這件事情逐漸不為人知，《太平寰宇記》中甚至将宜黃場的設立時間記為宜黃縣的設立時間。直到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當地的顯德寺毀于火災，“人于佛像腹藏中得仕隆當日禱佛建縣青詞，始悉其事”。

王安石變法時面對的并不隻是北宋的問題，許多現象在唐代就已經顯露端倪。在本文讨論的東南各路新設縣中，有一些縣曾經在南朝或唐代設定，後來廢除，到北宋又重新設定，展現了當地經濟發展的反複狀态。如歸州興山縣原本就是秭歸縣境，三國東吳時從秭歸縣北界析出，隋代廢除，唐武德初又設定。熙甯五年再度将興山縣降為鎮，重新改屬秭歸縣，元祐五年（1090年）複置。又如荊州西北方的枝江縣在唐代上元二年（761年）曾被廢除，并入曾經由枝江析出的長甯縣，到大曆六年（771年）又廢除長甯，恢複枝江。熙甯六年再度裁撤枝江縣，元祐初恢複。此後由于靖康之亂後宋人南渡，南方地方事務增加，經濟進一步發展，不但繼續增設新縣，一些舊縣也提升了規模。如南宋廖行之回顧說，自從南渡之後，衡州的縣都變成了萬戶縣，“衡之五邑，由中興以來版籍日登，皆萬戶縣也”。

南宋時期，随着政治經濟重心南移，東南一些地區距離首都更近，開發進一步深入。淳熙年間，福建汀州上杭縣令鮑粹然在當地推行教育，鞏固治安，改變了上杭縣的社會面貌。“士風固陋，（鮑粹然）聘三山老儒職教導，士始知學。邑多劫人，率大家為囊槖，粹然窮懲之。”宋元之後，随着經濟發展，一些地方繼續析置新縣。比如北宋時曾析出宜黃縣和金溪縣的撫州，到明正德年間，進一步析出了東鄉縣。“正德七年，分臨川地建東鄉縣。割金溪、安仁、餘幹、進賢地益之。”明朝中期，福建上杭和武平二縣已經出現了人口外溢的情況，流民前往贛南墾荒，“會昌與福建接境，萬山阻絕，為上杭、武平流賊所聚”。江西南部的興國縣等地也成為福建、廣東移民的重要輸入地。明朝中後期，更多流民擁入贛南，當地是以增設了三個縣，即正德十二年（1517年），都禦史王守仁在平定贛南後奏請設立的崇義縣，隆慶三年（1569年）設立的定南縣，萬曆四年（1576年）設立的長甯縣，都設在邊界山區流民活動頻繁的地區。

結 論

從更長時段的視角來看，王安石變法正處于中國經濟重心徹底向南方轉移的前夕。當時的人們無法預知幾十年後的靖康南渡，許多士大夫的目标仍然是維護既有的傳統格局。在北方依然占據優勢地位，南方影響力與日俱增的情況下，陳瓘提出警惕重南輕北，确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曆史原因。然而自唐宋以來，生齒日繁，事務漸多，南方舊有的行政區格局已經無法支撐經濟發展的新需求，尤其是縣作為保證地方穩定與發展的基礎行政區，确實有增設的必要。在此情況下，王安石及一些支援者在地方行政成本增加和經濟發展之間，盡力達到均衡，但客觀來看，南方的發展已經不可忽視，在和平環境下，南方必然要增設新的縣級行政區。

陳瓘的《四明尊堯集》以反對“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實錄》”而著稱53，展現了鮮明的政治立場。此時元祐更化已經結束，但他依然将王安石當年的“東南州縣，大抵患在戶口衆，而官少不足以治之”總結為“江南州縣可析”，并放在《四明尊堯集》序文中加以反駁。這符合陳瓘一貫的政治立場，卻不符合北宋政區調整的時代和區域特征。如果王安石變法時期的新設縣不合理，完全可以在元祐更化時撤銷，但事實是不僅這些新設縣全部被保留，就連撤除的縣也在元祐更化時紛紛恢複，這實際使得南方的縣比變法之前增加得更多。陳瓘自己就是福建人，但他一再強調不能在國家治理中出現重南輕北的做法，并認為南方、北方如同人的雙臂，不應該偏倚其中一方：“九重宮阙，都于天地之中央；祖宗陵寝，列于大江之西北。欽若金陵之請，安石并析之議，分南分北，偏而不還。……以天下譬之一身有兩臂，一左一右。東南，左臂也，兩臂雙運，則其身安矣。一身之内，豈可以厚左而薄右哉？”陳瓘認為蔡卞等人重南輕北，“強左弱右，棄此而用彼，造作蠹病，罪通于天”，并将對蔡卞等人的指責，延伸到對王安石建議在南方增設行政區的不滿。

在熙甯年間諸項新法的推行過程中，确實出現了許多具體執行上的問題，比如在北方的州縣裁撤中，河北路和河東路一些處于重要地理位置的縣被撤銷，造成了治安上的隐患，後來又重新設縣。然而在南方各路增設新縣，卻是有利于民生的舉措，且經過了實踐檢驗。行政區的設定自有其客觀規律，如果用政見加以限制，受到最大影響的隻會是當地的群眾生活和經濟發展。

後來的曆史發生了陳瓘無法預料的變化，由于北宋覆滅，靖康南渡，東南地區成了政權的新核心地帶，這使得南方經濟進一步發展，人口和地方事務劇增，必須設立更多的縣級行政區。是以從北宋初直至王安石變法時期，東南地區新設縣絕大多數得以保留，後經元明清相襲，中國經濟重心再也沒有轉回北方。在新的發展形勢下，南方各地繼續增設新縣，成為後來幾個世紀中東南地區發展的曆史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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