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昕然在FIRST青年電影展閉幕紅毯（受訪者提供/圖）
2023年2月，陶昕然決定把本來打算在家休息陪孩子的時間拿出來，和一個年輕團隊一起拍部電影。
2024年7月，這部《莎莉的回憶》（以下簡稱《莎莉》）入圍FIRST青年影展主競賽單元，陶昕然擔任主演、監制，也是制片人之一。在FIRST的世界首映映後活動上，38歲的陶昕然和一衆主創站一排，導演戴偲是第一次當長片導演、雷雨晰是第一次做長片制片人、王普通是第一次做長片的攝影指導。台下觀衆舉手問陶昕然，在這麼年輕的班底裡工作是什麼體驗。她笑着搶答：我也是年輕人。
我們見面是在《莎莉》首映之後，陶昕然換下了高跟鞋，腿盤在沙發上。她講話幹脆果斷。“這樣的一部戲比較符合我的職業追求，我特别渴望能呈現跟普通人生活息息相關的人物，（我希望觀衆）在影片當中看到我（會覺得），這個不是那誰家的大姐？或者是我小姨，是我媽。”
她演的角色叫蔚英，是一個失意的中年女人，兒子去世、前夫再婚，她每天過着流水線一樣沒有波瀾的生活。
“我不需要去演一個人設非常完美的人，美而強，有錢，隻需要談戀愛。”她更喜歡“有血有肉的，從現實裡真實走出來的活生生的人”——真實的、活生生的——《甄嬛傳》播出10周年時，陶昕然在寫給自己的角色安陵容的一封信中，也有類似的話：“因為你才是現實裡的真實，因為你活生生。”
2011年播出的《甄嬛傳》是陶昕然最知名的代表作，敏感多思的安陵容，背着家庭的重負選秀進入深宮，因為出身低微，她被忽視、被利用，在複雜的宮鬥中一步步走向沉淪。這是一個負面角色，更是一個悲情角色，陶昕然演出了那種純真喪失的痛和殘忍。
不過導演戴偲原本不認識陶昕然，甚至沒看過《甄嬛傳》，劇本寫到三分之二時，他看到陶昕然的一則訪談，介紹自己擔任一部電影的總制片人。這個人一定非常熱愛電影，戴偲有這種直覺。
2023年2月，《莎莉》團隊通過打聽把劇本遞到了陶昕然的經紀人手中。制片人雷雨晰記得，對方回報速度非常快。經紀人看完劇本，覺得不錯，說，陶昕然當晚就會看；陶昕然看完很喜歡，約面聊，聽說劇組主創在杭州，要來北京見她，又說，飛過來、住一趟也要成本，她再看一遍劇本，确定是不是真的喜歡。
見面時間約定，陶昕然的經紀人才問了一句，導演是誰？雷雨晰介紹，是一位新導演，之前做廣告片，這是他自己編劇的長片首作。對方沒再問什麼。
見面時，陶昕然在劇本上已經做了很多筆記。戴偲原本擔心，劇本很多細節埋得深，演員不一定懂。但戴偲講到一句台詞，陶昕然馬上說，你是不是這個意思？戴偲贊同，是的，是的。
“我是這麼考慮這事，在大的社會範疇裡，誰是最大的受害者，誰是最感到痛苦的人？我第一想到，媽媽。這是蔚英這個角色在我腦海裡出現的原因。”戴偲分析他創作的這個被規訓的女性。蔚英是一個試圖用自己滿溢的愛和犧牲換取丈夫和兒子注意力的女人，在自己的原生家庭裡，她也是操持一切家事的大姐。戴偲與陶昕然讨論，孤獨生活的蔚英應該是什麼基調？“複雜而寡淡，”陶昕然很笃定。
接下來，他們讨論拍攝時間。2023年下半年，陶昕然已經約好了兩部戲，上半年她本想多陪陪女兒。但她還是給出了4-5月的時間：“如果是那段時間，我全力以赴。”
劇組資金有限，陶昕然無償出演。沒有問題，她說，遇到有緣的角色是蠻開心的事。
陶昕然在《莎莉的回憶》片場（受訪者提供/圖）
演員
《莎莉的回憶》拍的是蔚英度過的三個端午節，取自她的三個人生階段。陶昕然是這樣劃分的：
第一階段（兒子五歲）：憧憬。“她對家庭生活、孩子、老公，一切的一切，都很滿意。”
第二階段（兒子即将大學畢業、父子都與她離心）：不自知。
第三階段（兒子去世三年，獨自生活）：複雜而寡淡。
劇作結構導緻蔚英的人生故事有大量留白。電影劇情是斷裂的，但陶昕然的表演是連貫而充盈的。
在家庭裡，蔚英永遠是做飯的人，有很多做飯的戲份。按理說，美術把道具備好，演員上場，就可以了。陶昕然說，把菜交給她。不管拍沒拍，菜備好了，她就切菜、做菜。她希望蔚英處于行雲流水的狀态。
電影開拍大約一周後，通過鏡頭，攝影指導王普通發現，陶昕然的喉嚨、下巴部分，肌肉緊繃，嘴唇輕微地嘟着。“有一種女性長期在不自知的壓抑狀态裡的疲憊，一個失語的女性，就像蔚英。”他關掉錄制鍵，陶昕然與鏡頭裡沒有差別，似乎本就如此。
到殺青那天，王普通很震驚，陶昕然原來那麼開朗、松弛。他不知道陶昕然是靠技巧調動，還是體驗派，能自然流淌出這樣的表演。
電影三個階段，戴偲給陶昕然三個關鍵詞。第二階段，戴偲給的關鍵詞是“姐姐”。他希望陶昕然能表現出在家庭裡的權威感，同時又是榜樣和照顧者。家庭将有限的資源配置設定給其他成員，她委屈，但習慣了。“她自然而然明白，用一種沒有完全釋懷、有一些遺憾，但是又好像‘過去就過去了’那種感覺演這個角色。”戴偲說。
在這部戲中，蔚英情緒最滿溢的一場戲，是喪子三年後，和相親對象在運河邊散步，她唯一一次講起自己：小時候，班主任送她一件很漂亮的戲服，她一次也舍不得穿，後來，她就長大了。此時淚水流下臉頰。
“她是哭衣服嗎？一定不是。她内心一定有深深的憂傷。”陶昕然坐在青海大劇院和觀衆一起看到那場戲時，“自己蠻痛的。”
攝影指導王普通對這場戲印象非常深刻。他們順利地拍完了陶昕然的特寫，轉頭拍一個孤單的背影。運河上的橋如“家”的寶蓋頭，陶昕然立在橋洞下，遠處飛過三兩隻白色的鳥，一個漁民正好往江中撒網——恰好組成一個“家”字。王普通覺得，這個天賜的鏡頭是好演員帶來的幸運。
王普通很喜歡陶昕然演的蔚英。“是那種真誠的人，很努力，但沒有獲得相應的回報；不耍花招，又沒有辦法為真理而死；有沒想清楚的地方，在尋找真理的過程中迷失了，不知道怎麼辦。”陶昕然演出的那種虛無的狀态很準确，跨越了《莎莉》這個電影所拍的時空，哪怕觀衆不是這個性别、不在這種處境，也能有共鳴。人在破碎之後，能接受人生毫無意義嗎，還會重建自己嗎？他覺得，陶昕然演活了這個具有現代性的人。
（受訪者提供/圖）
媽媽
蔚英的手腕處常貼着膏藥，這是陶昕然的設計。生産後，陶昕然給女兒拍嗝——她虛作了一個拍一拍的姿勢，“這樣很快的動作，要做無數次。”孩子半歲時，突然有一天，她感覺右肩咯嘣一下，“有點像筋出槽的感覺”，她患上了肩周炎，到現在，肩膀每天24小時疼痛。她去醫院拍片子，骨頭沒事，就是勞損。疼痛嚴重時，她貼一塊膏藥。她覺得，常年幹家務的蔚英也會承受這樣的勞損。
如果觀衆再細心一些，或許會發現，喪子後的蔚英，做飯、收拾家務，速度比年輕時更慢一些，不如往昔麻利。“是因為她對生活的熱情減退了。她沒有那個錨了。”
“在東亞文化裡面，我們女性經常被教導要懂事、乖巧、聽話，将來長大嫁人了要賢惠，要顧全大局，諸如此類。”陶昕然分析她對蔚英的了解。“這樣的一個女性，其實是失掉自我的，在家庭裡，她沒有辦法給到更高的指引，是以一直在做一個照料者，用自己的犧牲去控制兒子。她幾乎沒有把兒子當成獨立的個體對待，但是她又很辛勞，在我們的社會當中，這樣的母親很多。”
有一場戲，蔚英希望兒子可以考公務員，主動買了考公資料。兒子說，想做翻譯。她很快問，翻譯是什麼？是外交官那種翻譯嗎？兒子說，不是。那是哪種？她緊跟。陶昕然的台詞接得很快。“雖然我的語氣好像是溫和的，但就是有壓迫感。全方位地、溫和地控制。”
“電影裡有很多雞同鴨講，詞不達意，言不由衷。我很喜歡那些錯位。錯位的愛，錯位的付出，錯位的認知，錯位的了解。”陶昕然自己的育兒觀念與蔚英截然不同。“不可以。孩子不是我們生命的延續，她是有自己獨立判斷的生命個體。”
作為教師的孩子，陶昕然從小被賦予了極高期望，考98分都會被打。到十幾歲，她終于到了劇烈的叛逆期，逃離優等生的道路，離家出走，考藝校；大學又辭了湖南衛視光鮮的實習，獨自北漂。
為了拿到自己人生的主導權，陶昕然和媽媽展開了十多年的拉鋸戰。過了很多年，她變得強大；又過了很久，她不再在母女關系中尋求“赢”，以佐證媽媽教育方式的錯誤。她反抗了媽媽對她的打壓，也看到了媽媽對她的無條件付出，她與媽媽和解了。
在母女觀察類綜藝《是女兒是媽媽》裡，她被問，是否想成為媽媽那樣的人？
她回答，不想，但這不代表她不愛自己的媽媽。養女兒讓她更懂了媽媽，她了解了媽媽那些唠叨、控制，是想要參與孩子的生活，但找不到别的辦法。“我現在對任何人、任何事可以比以前更寬容。因為我知道自己也有很多的問題。”
成為媽媽，邁入新的人生階段，陶昕然發現自己特别想演複雜的女性。“我們要努力呈現人物的殘缺，完美的人有什麼勁呢？”身份的疊加，讓她的世界變寬了，這也反哺了她的創作。
2023年11月，陶昕然去杭州看了《莎莉》的初剪。“我是一個對自己要求極其嚴格的人。從表演上來講，我覺得是滿意的。那麼短的時間，我盡力了。我丢掉了過往的一些創作經驗。”
她主動問，“别的戲我不知道你看沒看過，安陵容你看過是吧？你對比一下，你覺得呢？”
陶昕然（左三）和導演戴偲（左二）及其他主創在《莎莉的回憶》世界首映現場（受訪者提供/圖）
制片人
《甄嬛傳》播出那年，陶昕然26歲。
之後半年時間，她接到大概20個劇本，讓她演的都是類似安陵容那樣的角色，她全部推掉，去演文藝兵、特務、法醫、教師，渴望跳出安陵容的桎梏。“我覺得她是框住我的，會限制市場對我的判斷和認知，覺得我隻可以那樣，但我知道我不僅僅可以那樣。”不過，後來那些角色的影響力都沒有超越安陵容。
當總制片人，籌拍一部現實題材的電影，是陶昕然第二次自己掌舵轉向。十年前，媽媽在電話裡給她講了老家一樁留守兒童犯罪的案件，她就想過把這拍成電影。
是不是因為演員處于被挑選的位置，想要更多話語權，才去做了制片人？
“不排除有這種可能性，但中間過程是複雜的，之前我也有想講的故事，但是為什麼沒有成型呢？僅僅是源于自己翅膀沒硬、抄不起來這麼大一攤事嗎？其實也不是。好像一切自然而然地發生了。到那個時候，特别想講那樣的一個故事，覺得不吐不快。”陶昕然說。
2017年，陶昕然生下女兒。因為生育，她離開片場三年。再回來，劇組的創作習慣、主創相處的模式發生了一些變化。“影視演員不需要演自己是一個咖，”她曾直言對行業現象的看不慣。2020年前後，陶昕然開始着手搭班子改編那個發生在老家的故事。
“可能有人會了解為曲線救國。因為實在是市場上那些角色和我适配度很低，我想演的角色人家不給。”陶昕然的做事風格是不内耗，見招拆招。要找誰？那就找。她會誠實地說，我沒有經驗，我不懂。出現問題了，好，抽時間來解決這個問題。
經朋友介紹，導演郭大路和陶昕然見面。陶昕然講案件和原型人物，拿出很多材料，表達了做一個與此相關的、好看的故事的願望。郭大路有孩子，覺得關注留守兒童非常有意義，提出去陶昕然的老家看看。他在湖南安化住了一個多月，每天或是在縣城逛，或是跟着司機到山裡，觀察、采訪留守兒童。他發現很多留守兒童的家長當年就是改革開放浪潮中闖到南方的農民工的孩子，他們留守在老家，長大、外出打拼、生子，他們的子一代不可避免地又陷入了同樣的留守命運。
安化總在下雨，新世紀的建築和幾十年前的挨得很近，郭大路好像穿梭于不同的時空。他想到了奉俊昊的《殺人回憶》，想做一個犯罪、偵探元素的電影。他花一兩周寫出大綱，一條線的主角是在沿海城市打工的單身母親（陶昕然飾演），陷入困境，是把孩子放回老家，成為她當年那樣的留守兒童？還是母子一起回鄉，自己放棄打拼？還是她在大城市找個人嫁了？另一條線，在南方内陸省的縣城，警察偵破一樁陳年屍案。兩條線逐漸彙聚，過往的傷疤被徐徐揭開。
陶昕然認可這個大綱，拿PPT找投資。郭大路不管錢的事，悶頭寫劇本。
先是因為新冠疫情管控，電影開機時間推遲了一年。2021年，離開機還有一個月，劇組已經進入勘景階段，原定的投資人撤資了。“前期的所有投入已經進去了，你這攤事搞不搞？沒有錢，你拍啥？”
那就繼續找。主持人李靜介紹了一位投資人，見面當天，對方抱恙，戴着口罩，陶昕然都沒看清楚其樣貌。聊了不到40分鐘，對方決定參與投資。
“我堅信能夠遇到有緣人。”陶昕然說。
開機前，她準備好所有檔案，交給制片團隊，說清楚預算。拍攝期間，她專心做演員。“就是這個錢，要把這事兒幹了，至于你怎麼花，我不管，水清則無魚。”
“昕然是很拼命的人。拍戲會遇到各種問題，需要選擇，哪些可以妥協，哪些要盡量堅持。從開始到結束遇到了太多風風雨雨，全靠昕然的拼搏精神，闖過了一個個關口。她身上真的有湖南女性的堅韌，瘦小的身軀裡面蘊藏着很大的力量。”郭大路說，寫劇本時，他就将陶昕然本人的倔強、堅韌，融進了那個單身媽媽的形象。
2023年，陶昕然帶着這部名為《夾縫之間》的電影先後參加了上海國際電影節、廈門金雞影展。2024年9月我采訪郭大路的那天，電影剛剛定檔在11月上旬上映。
“隻是像個傻子一樣”
《夾縫之間》開機前，陶昕然在深圳拍戲，空檔時她就去一個城中村，坐在馬路邊，看打工者來來往往。她試圖在臉上曬出斑，穿夾闆拖鞋，還有導演給角色定的衣服，在身上曬出衣服與皮膚之間的色差。
電影的男主角是一名小鎮警察，陶昕然也要求演員體驗生活一個半月，要曬黑、要減重。演員趙炳銳跟導演郭大路有過合作，某一天，他去見郭大路、陶昕然。“很幹練，講述故事、形容人物非常準确。”趙炳銳談到陶昕然留給他的第一印象。接到角色後，趙炳銳提前一個月到湖南，每天空腹有氧、器械訓練兩個多小時，曬太陽，去當地派出所泡着，最終成為了體脂率8%、幹瘦黝黑的南方警察。
不拍戲的時候，陶昕然喜歡逛菜市場，在街頭溜達。前幾年，她一度紮在工作裡，不熟悉菜場的物價了。媽媽和她講，今天生姜多少錢一斤。她很懵，這是貴還是便宜？她意識到，這不對。“那演家庭主婦的時候怎麼辦？臨時補課嗎？沒有時間。”
2023年，《莎莉》開機前，陶昕然到杭州。劇組美術準備了蔚英的服裝，陶昕然覺得不對味，一個人去服裝市場逛、買。角色是穿什麼質感、什麼款式的衣服？在什麼年齡穿多高的鞋跟？她自己調試。
“在過往，可能更多的時候隻有權利演好我的人物，沒有權利說美術、服裝。我覺得這個人物是這樣的，但是得按照人家的來。但凡有一點點擰巴、不舒服，就很難呈現出來一個自己欣賞的角色。”在《莎莉》這個體量很小的劇組裡，她的一些想法反而得到了充分的展現。戴偲說，從籌備階段，到拍攝現場，陶昕然做了很多非演員的工作；影片完成後，報選節展，陶昕然也幫了忙。
7月28日，FIRST青年影展頒獎禮上，《莎莉》劇組坐在第二排，陶昕然穿着盛裝——在當天早些時候公布的媒體場刊評選中，她獲得最佳演員獎——但很遺憾，那天晚上這部戲沒有拿到獎。
影展閉幕，劇組也散了。第二天，坐在回家的火車上，雷雨晰在劇組的微信群裡看到陶昕然發的消息，安慰大家沒獲獎沒關系，又@戴偲，請他接着寫，下部戲她來拉贊助，原班人馬，再合作一遍。
在采訪時，陶昕然說到自己參與這樣一部電影的心路：“我接到了這樣的一個角色，就全情投入進去。陶昕然的進步在于，好像沒有被世俗所裹挾，影響接戲的判斷，依舊隻是像個傻子一樣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不可以再那樣演戲”——對話陶昕然
南方人物周刊：你覺得到《莎莉的回憶》，你在表演上的進步在哪？
陶昕然：我可能比以前更沒有雜念了。演員演戲分三個階段，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還是山。
第一個階段，看自己演戲，會覺得好難受、好假。我從2006年開始拍戲，我看我演探春的《黛玉傳》是非常崩潰的。大概拍了一個月以後，我去剪輯房看回放，回到房間以後趴在床上嚎啕大哭，我想我怎麼演得這麼爛呢？全是漏洞。後來别人說，演得挺好的。我們看自己和别人看我們其實不太一樣的。
第二個階段，就覺得能看了，沒毛病。從《甄嬛傳》開始，看完自己不覺得尬、不覺得難受，但并沒有欣賞。安陵容成為一個經典的人物，是集體的創作。她隻是我的一種可能性，但是因為《甄嬛傳》太火了，我決定不了，大家不斷看到她。（我演的）别的角色可能大家看了就忘了。
第三個階段，開始欣賞自己，不是說我沉醉其中，而是說，（意識到）原來我可以這樣呈現人物了。《夾縫之間》和《莎莉》吧，這兩部電影跟我之前所有的都挺不一樣。
南方人物周刊：當媽媽給作為演員的你帶來了什麼影響？
陶昕然：我不是一個演戲有毛病的人，之前演戲，别人看覺得挺好的，但我覺得那麼平庸。當了媽媽以後才這樣思考：看待人物的成長，要全局拉開。那麼就不能每一場戲都演得很用力，每一場戲都很滿，那不對。每場戲都在天花闆上的話，沒有高潮。我不可以再那樣演戲。
南方人物周刊：《甄嬛傳》的火熱和觀衆對安陵容的情緒曾波及到你。你對這個角色的感情有沒有發生變化？
陶昕然：她在我心裡始終是一個特别好的角色。現在有人問我，“（《甄嬛傳》裡）你選哪個演？”我依舊選她，她不好演，不好把握，對于一個演員來說是非常珍貴的機會。
南方人物周刊：也不會想摘掉安陵容這個标簽了？
陶昕然：标簽是市場給定的。這個東西也不要想努力去摘，再拍十年，說不定還是這個标簽。是以要跟自己和解。
南方人物周刊：你說到了某一階段，市場上的角色可能和你适配度很低，你想演的角色可能人家不會給你。
陶昕然：我本身不屬于擅長推銷自己的人，社交圈非常窄。但這不是我的困境。而且我會有意做減法，可能現在越來越隻跟有剛需的人相處了。
我不喜歡把我自己一股腦子倒給别人，别人對我不感興趣，我是不想表達我自己的。我喜歡跟對我感興趣的人聊天。比如接下來我可能會跟兩個非常優秀的導演合作，他們從去年底跟我講那個電影，時不時跟我見面、視訊，觀察我，對我的一切都很感興趣，要調整劇本的方向之類的。當我遇到這樣的人，我願意表達我自己，我也觀察他們。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張宇欣
責編 楊靜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