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睿：史上最窩囊的開國皇帝

若論史上最窩囊的開國皇帝，晉元帝司馬睿認第二，無人敢認第一。

司馬睿即位的第五年，永昌元年（322年），權臣王敦突然出兵攻打國都建康（今南京），造反了。作為東晉的開國元勳之一，王敦與堂弟王導兩人在建立東晉王朝時，出力頗多。是以，司馬睿坐穩江山後，天下便有“王與馬，共天下”的說法。

得知王敦造反，司馬睿指揮若定。他連發三道聖旨，指令王導、王邃、周筵等統帥諸軍，克日讨賊。為了鼓舞士氣，他自己也穿上铠甲，跨上戰馬，來到軍前，擺出一種不殺此賊誓不休的态度。然而，戰場形勢瞬息萬變。當司馬睿還沉醉于政治表演時，王敦大軍已悄然破城而入。得知消息後，司馬睿判若兩人，立即扒下自己的铠甲，派出使者，到兩軍陣前議和。

面對皇帝派出的使者，王敦不依不饒。這可把司馬睿吓壞了，他趕忙讓百官去跪迎王敦，并再派使者議和，提出自己可退位讓賢，推王敦為天下共主。開國之君，做到如此地步，實屬窩囊至極。也是在這一年，四十七歲的司馬睿憂憤而死，曆史翻篇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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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睿遭此終局，還得從十年前的永嘉七年（313年）說起。

那一年，晉懷帝司馬熾在平陽（今山西臨汾）駕崩。西晉的國都設在洛陽，司馬熾怎會死在平陽呢？很簡單，他被敵國君主劉聰俘虜了，死于非命。而他被俘的背後，關聯的是“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兩大變局。

永興二年（305年），八王亂了十五年後，晉朝宗室之間的戰火才逐漸停息。此時，司馬昭、司馬炎傳下的子孫已死得七七八八。給“八王之亂”收尾的，是一個叫司馬越的宗室王爺。作為司馬氏遠房宗室，司馬睿就在這個時候出場了。

由于司馬越的封地在東海（今江蘇連雲港），與司馬睿的琅邪國接壤。他起兵後，便特意“照顧”司馬睿，讓其帶兵駐守下邳（今江蘇邳州），間接參與了“八王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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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之亂”落幕後，司馬越立司馬衷的異母弟司馬熾為帝，是為晉懷帝。司馬越自任太傅輔佐朝政。但西晉王朝的運作始終沒有回到正軌。

由于晉武帝司馬炎當年對邊塞部族較為寬容，趁着中原内亂，少數民族首領劉淵、石勒等迅速崛起，舉兵南下。“永嘉之亂”襲來了。

趁着晉室政權衰微，永嘉五年（311年），漢趙皇帝劉聰派遣大将劉曜、石勒、呼延晏等人進攻洛陽。東海王司馬越沉醉于“八王之亂”勝利的喜悅中，根本感覺不到危險的步步緊逼。不久，漢趙大軍兵臨城下，司馬越被活活吓死。晉懷帝司馬熾及其麾下大部分王公被殺，西晉王朝毀于一旦。

好在曆史為晉室埋了一顆棋子。司馬越在洛陽耀武揚威時，沒忘記曾經從旁協助的侄子輩司馬睿。在他掌權後，司馬睿受命治理建邺（今南京）。洛陽蒙難，帝室衰微，作為旁系的司馬睿一如從前，手足無措。不過，司馬睿身邊能人不少。就在他不知如何自處時，王導開始建言獻策。

王導與司馬睿自小相識。他出身北方大族琅邪王氏，恰巧，琅邪就是司馬睿的封地。從司馬睿的祖父司馬伷那一輩起，司馬氏就世代與琅邪王氏交好聯姻，長達數十年。是以，與其說王導與司馬睿是上下級關系，倒不如說他們倆是“恩侔于兄弟，義同于交友”。王導建議司馬睿，趁此亂世，韬光養晦，善加經營建邺，以待他日東山再起。王導博學多才，素有韬略。他的建議，司馬睿自然言聽計從。

建康（建邺）地處長江之南，相對偏安。由于王導的傾力相助，司馬睿南移，北方士族紛紛效仿。“衣冠南渡”遠離戰火，建康一時成了北方各大家族的避禍首選。衆多門閥世家南下，無疑是司馬睿在南方東山再起的最佳支柱。但平素名聲不顯的他，完全沒能激起其他世家大族投靠和效勞的欲望。

對此，他相當苦惱。王導更加頭疼，隻能以琅邪王氏子孫的身份，跑去遊說自己的族兄王敦。王敦是當時的名士，極善清談，又是晉武帝司馬炎的女婿。憑借貴戚身份，他在揚州做刺史，對南方的事不僅了解，也頗能說得上話。堂弟王導誓死追随司馬睿一事，在琅邪王氏内部早就不是什麼秘密。王敦本就有趁勢崛起之心，故與王導一拍即合。

當時，江南的風俗是在每年三月初三祭祀神靈。那一天，無論是世家大族還是平民百姓，按照習俗都需要到長江邊集體跪拜，祈求風調雨順。借助這樣的時機，王導與王敦給司馬睿策劃了“一出大戲”。當天，在大庭廣衆之下，司馬睿的儀仗從大街經過，背後跟着的是以王導、王敦為首的北方士族代表。如此華麗的出行規格，瞬間吸引了出來過節的各色行人。

在人群中，一些世家大族開始暗自忖度：在晉室子孫持續凋零的狀況下，莫非隻有琅邪王司馬睿才是複興司馬氏、還都中原的最佳人選？于是，懷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北方世家大族紛紛派代表到司馬睿處賠禮道歉。司馬睿也不敢怠慢，恭敬地接待了他們，讓他們心中産生了為琅邪王效忠的想法。

初步籌謀奏效後，王導又向司馬睿進獻下一步計策，要其多加禮遇江南本土名士。西晉滅東吳已有三十多年，但在江左地界上，本地世家大族仍以賀循、顧榮、紀瞻、闵鴻、薛兼等五人馬首是瞻。此五人高風亮節，世所著稱。看到北方士族前後判若兩人的态度，江左“五俊”不為所動。

關鍵時候還得靠王導。利用自己北方頭等世家子弟的身份和名聲，他相繼替司馬睿請來了賀循、顧榮兩人。由此，一向持觀望态度的江左世家，才逐漸甘居司馬睿之下，俯首稱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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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司馬睿在江南春風得意之際，北方卻仍是一團亂麻。繼晉懷帝之後，在晉室忠臣的輔佐下，晉武帝的孫子、秦王司馬邺在長安登基，是為晉愍帝。然而，因先前晉室内耗嚴重，司馬邺手中已無一兵一卒可以調用。他隻能遙尊兩位尚有些實力的宗王——琅邪王司馬睿和南陽王司馬保為左、右丞相，希冀他們帶兵北上，興複晉室，還于舊都。

對此，司馬睿不是不想。可作為一個稱職的“流民”，他除了身份高貴點兒之外，并無實權。駐紮建康以來，他俨然司馬氏在江南的精神領袖，祭則司馬，政在士族。對于還都北方，各大門閥雖然精神上相當支援，但誰都不願當出頭鳥，拿自家的資源，去給司馬睿及敗落的司馬家族陪葬。

是以，當匈奴大軍攻破長安，俘獲司馬邺時，琅邪王司馬睿仍在江南煙雨中徘徊。

太興元年（318年），晉愍帝司馬邺的死訊傳到了江南。晉愍帝的離世，似乎意味着北方士族失去了回歸舊地的可能。由于晉朝是中原政權的象征，這些士族想要抗拒北方勢力的繼續南下，唯有打出晉朝的旗号，才具有說服力。

是以，琅邪王司馬睿莫名其妙地撿到了一個當皇帝的機會。在江南名士紀瞻的泣血懇求下，司馬睿三辭三讓，終于坐上了皇帝寶座，是為晉元帝。為了感謝好兄弟王導的付出，在登基大典上，司馬睿故意擺出姿态，硬拉着王導與自己一同接受百官朝賀。

司馬睿的行為吓壞了王導。為避免場面尴尬，他特意跪下勸谏晉元帝稱：“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聽到王導如此吹捧自己，司馬睿心裡樂開了花，立即收起虛僞表情，接受百官朝拜。但他很快就開心不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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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曆朝開國皇帝一樣，司馬睿對自己創立的江山，也充滿着發展的希望。即位後，他就決定“以法治國”。為此，專門頒布了一道诏書，要求各地官員“正身明法，抑齊豪強，存恤孤獨，隐實戶口，勸課農桑”。如遇官員在當地為非作歹，“州牧刺史當互相檢察，不得顧私虧公”。然而，他的政令還沒到地方，就被截了下來。

司馬睿登基後，國家大權基本握于琅邪王氏手中。除了丞相王導，同一時間，琅邪王氏還有王舒、王含、王虞、王彬、王邃等族人在各地擔任刺史、都督等要職。而功勞僅次于王導的王敦，在司馬睿登基後，出為荊州刺史，總領長江中遊各部軍事，成為東晉王朝時下炙手可熱的軍政要員。造成此種局面，有半數原因要歸結于司馬睿本人，但“王氏強盛，有專天下之心”卻也不是一句空話。

出任荊州期間，王敦沒少提拔和安插親信。對于轄區内不服自己管教的官員，他也沒多廢話，直接送他們去跟閻王報到。為了寬慰司馬睿，王敦在荊州坐大的同時，也不忘寫幾封感人至深的信，訴說自己被猜疑的事情，請求皇帝多加諒解。

當然，琅邪王氏家族也無法一家獨大。在司馬睿稱帝過程中，擁立他的，還有各類“次等士族”。多數時候，為了實作階層晉升，次等士族都會選擇依附皇室。劉隗、刁協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史料記載，“（劉）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而出身次等士族渤海刁氏的刁協，則是司馬睿“并抑豪強”的擁趸。在司馬睿的支援下，劉隗很快獲得與王導平起平坐的地位。之後，刁協又以同樣無限忠于皇室的态度，獲任尚書令。兩人一步步遵照司馬睿的訓示，分割着丞相王導手中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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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導的權力被“一分為三”後，司馬睿開始了他的第二項改革：大力任用宗室。在“八王之亂”中，宗室對皇室的威脅尤大，司馬睿當然知道。不過，當初晉武帝司馬炎委派宗室鎮守各地，原意就是抵禦外敵，拱衛皇室。而眼下，琅邪王氏的王敦正是皇室的心腹大患。

帝室羸弱，抵禦外敵，當然得宗室、親信等同心勠力。

太興三年（320年），司馬睿派遣谯王司馬承出鎮湘州（今湖南長沙），制約王敦。随後，又命江東豪族領袖甘卓為安南将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北（今湖北北部）諸軍，鎮襄陽；尚書仆射劉淵為征西将軍，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鎮合肥；劉隗則代表皇帝出鎮淮陰，節制北方軍事。

朝廷這一系列調動，觸動了王敦敏感的神經。為了安撫宿将，司馬睿親自出面解釋，如此調動完全是出于北伐需要，望卿不要多想。可接下來司馬睿的第三項改革，卻讓王敦不得不相信朝廷要“卸磨殺驢”了。

當年“衣冠南渡”，不隻有北方的世家大族，更有一大批為逃避戰禍、跟風南下的中原普通百姓。然而，随着局勢的動蕩，這群平民到了南方之後，不僅沒有恢複在中原時的安定生活，甚至還有一大部分為了生存被迫淪為世家大族的奴婢。考慮到帝國發展的需要，司馬睿特地下诏，所有因遭難而淪為世家大族“僮客”者，悉數複籍，鼓勵他們參軍，保家衛國。

這項政令，不僅削弱了世家大族的勢力，最為關鍵的是，這群“僮客”參了軍，就是國家的部隊，皇帝直屬的武裝力量。對于疑心重重的王敦而言，要是皇帝不受控制了，掣肘皇權的琅邪王氏可還有活路？

于是，沒等司馬睿動手，王敦先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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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以反對劉隗、刁協，替王導鳴冤為借口，驟然發兵建康，史稱“王敦之亂”。王敦之是以把主要沖突全部對準劉隗、刁協二人，一來是為了替自己謀朝篡位打掩護，二來是希望激起世家大族的共同憤怒。

與王導相比，劉隗、刁協二人在朝堂上多喜“刻碎之政”。利用司馬睿那套“以法治國”的理論，隻要官員違法，落到劉隗、刁協手上，輕則免官，重則喪命——不管你是一流的門閥世家，還是普通的官宦之家。

除此之外，刁協據稱人品極差。大權在握時，他沒少借機羞辱豪強士族。甚至有一次，王敦的舅舅羊鑒認為自己“才非将帥”，推辭帶兵讨伐叛逆，卻被刁協彈劾“疑慮畏敵”，遭到下獄論死。

王敦一起兵，劉隗、刁協兩人就預感危險，力勸司馬睿誅殺琅邪王氏全族。然而，司馬睿卻告訴他們，琅邪王氏有大功于國，一切要以和氣為上，不要擴大事端。面對司馬睿讨好的姿态，王敦可不買賬。還沒到建康，他就釋出了劉隗、刁協兩人十多條大罪，号召全天下共讨之。

眼見王敦撕破臉，司馬睿大怒，下诏定王敦為“大逆”，并稱“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同時，在城中檢閱劉隗、戴淵等人回防建康所帶的宿衛部隊。這邊朝廷準備“讨逆”，那邊世家大族卻不為所動。甚至諸如溫峤等世家代表認為，大将軍（王敦）起兵，情有可原，不算過分。

為了戲谑司馬睿，王敦給自己加大籌碼，特地放話：誰要殺得了王敦，琅邪王氏必保舉他在朝中“封武昌郡公，邑萬戶”。直到王敦攻破建康城，他的人身安全仍相當有保證。

形勢危急，司馬睿顧不上剛剛釋出的感人誓言，急令劉隗、戴淵等整軍應戰，自己則躲回宮中“靜候佳音”。劉隗等人哪裡是王敦的對手？不多時，司馬睿的“六軍”悉數盡敗。劉隗趁亂北逃，投奔石勒。而刁協、戴淵等人則以反抗大将軍的罪名被處死。

不過，作為勝利者的王敦，卻始終沒有進宮朝見司馬睿。這使得司馬睿更慌，為了平息王敦的怒火，他不僅下诏為其平反，還多番派出使者邀其入朝，共商國是。

但王敦面對觸手可及的皇權，卻做出了謎一般的決定。他不去直接觸碰它，而是率軍回了大學營，坐鎮武昌，遙控朝政。

“王敦之亂”時，王導并沒有第一時間站到朝廷這邊。雖然他不曾為王敦之事多加籌謀，但在他眼裡，琅邪王氏的家族利益始終大于一切。是以，當王敦“逼宮”時，他表面上帶領族中兄弟子侄等待議罪領罰，實則選擇了袖手旁觀。

全程都是王氏兩兄弟的表演，而開國皇帝司馬睿倒像是一個觀衆：看着刀光劍影，自己瑟瑟發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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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走後，司馬睿很快抑郁病倒，越病越重。他等同于被軟禁在皇宮中，像是一個囚徒。在病中，他想起了昔日的太尉荀組。此人出身北方大族颍川荀氏，是東漢時司空荀爽的玄孫，西晉司徒荀勖之子。荀組為人“夷雅有才識”，對司馬睿頗為忠心，且曾受琅邪王氏諸名士的稱贊。司馬睿以為，由其出來主持朝政，既可以緩和君臣沖突，又可替自己一步步奪回皇權。誰知，荀組受命不久，還沒到任就去世了。

餘晖墜落，司馬睿放棄了所有的幻想。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初十（323年1月3日），他在憂懼中病逝。臨終前，他仍不忘将王導身上“監管江南諸軍事”的重任卸下，榮尊“司徒”，求其一定要盡心輔佐太子司馬紹。

站在大義的角度，王導沒有駁斥司馬睿的請求。司馬睿去世後不久，在王導的協助下，世家大族紛紛站出來拱衛皇室，“王敦之亂”徹底被平定。雙向押寶的王導，仍舊憑借智謀帶領琅邪王氏繼續走向巅峰。

士族終究還是壓過了皇權，在東晉王朝的國祚延綿中不斷發酵、壯大。繼“王與馬，共天下”之後，晉明帝司馬紹的内舅、太尉庾亮崛起，開啟了“庾與馬，共天下”的新時代。這之後，是“桓與馬，共天下”。然後，又是“謝與馬，共天下”。

這是屬于世家大族的朝代，是史學家田餘慶所說的“皇帝垂拱，士族當權，流民出力”的朝代。而司馬睿從一開始就隻是名義上的開國皇帝，始終拗不過時代的宿命。

（摘自《激蕩三百年》 艾公子/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