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六日，成功命使者以書告曰：
執事率數百之衆，困守城中，何足以抗我軍？而餘尤怪執事之不智也。
夫天下之人固不樂死于非命，餘之數告執事者，蓋為貴國人民之性命，不忍陷之瘡痍爾。今再命使者前往緻意，願執事熟思之。
執事若知不敵，獻城降，則餘當以誠意相待。否則我軍攻城，而執事始揭白旗，則餘亦止戰，以待後命。我軍入城之時，餘嚴饬将士，秋毫無犯，一聽貴國人民之去。若有願留者，餘亦保衛之，與華人同。
夫戰敗而和，古有明訓；臨事不斷，智者所譏。貴國人民遠渡重洋，經營台島，至勢不得已，而謀自衛之道，固餘之所壯也。然台灣者，中國之土地也，久為貴國所踞。今餘既來索，則地當歸我，珍瑤不急之物，悉聽而歸。若執事不聽，可揭紅旗請戰，餘亦立馬以觀，毋遊移而不決也。
生死之權，在餘掌中，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唯執事圖之。
——《台灣通史 開辟紀》
《台灣通史》收錄的這封“與荷蘭守将書”非常有名，但因為連雅堂先生并未特别注明引用來源，被現今某些學者認為可疑甚至可能是杜撰的，真是如此嗎？試為辨析。
一、鄧孔昭認為“四月二十六日”日期有誤。
傳統認為鄭成功勸降在永曆十五年四月初四日（1661年5月1日），這是因為當時所用史料的局限性，鄭成功勸降并非隻是這一次，荷蘭史料《熱蘭遮城日志》1661年5月24日條，收錄了一封“大明招讨大将軍國姓寄這封信給大員的長官揆一”，最後落款日期為“永曆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與《台灣通史》這封信日期相符，應為同一封信。
二、吳密察認為“與荷蘭守将書”系由連橫杜撰，因之前從無明清文獻有此文，與荷蘭所藏書信也不同。
經查證，《從征實錄》、《閩海紀要》、《海上見聞錄》和《台灣外記》這四本鄭成功主要史料文獻确實未收錄這封信。
但是，《台灣通史》這封信與《熱蘭遮城日志》1661年5月24日條收錄之信大緻内容是一樣的，從第一句“執事率數百之衆，困守城中，何足以抗我軍？而餘尤怪執事之不智也。”與“你們荷蘭人不過數百人，怎能跟我們人數這麽多的軍隊作戰？你們一定是像昏了頭失去理智了。”一直到最後一句“生死之權，在餘掌中，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唯執事圖之。”與“現在已經來到我們能不能儲存你們生命的時候了，是以，你們要很慎重地作出決定，你們若對此置之不理，那你們就是想要死了。 ”意思都基本可以對應，差別隻是連雅堂先生當年譯的比較文雅，江樹生先生現在譯的比較直白而已。而且《熱蘭遮城日志》這封信甘為霖牧師在1889《台灣宣教之成功》裡面就英譯了，連雅堂先生能看到并不奇怪。唯一無法對應的，隻有“然台灣者，中國之土地也，久為貴國所踞。今餘既來索，則地當歸我，珍瑤不急之物，悉聽而歸。”這句名句。
三、陳昭瑛認為“然台灣者，中國之土地也，久為貴國所踞。今餘既來索，則地當歸我，珍瑤不急之物，悉聽而歸。”是改寫江日昇《台灣外記》所記，“此地非爾所有，乃前太師練兵之所。今藩主前來，是複其故土。”
台灣是“太師（鄭芝龍）練兵之所”，這說法肯定比“中國之土地也”更對如今某些台灣史家的胃口吧。不過，根據荷蘭史料C.E.S《被遺誤之台灣》國姓爺的答複條，鄭成功當時對荷蘭使者說：“這個島一向是屬于中國的，不過在中國人不需要的時候暫時容許荷蘭人居住，現在他（國姓爺）自己要用了，從遠處來的外客荷蘭人當然要讓出去給主人自用……又為證明他沒有意思強占荷蘭人的公司以自肥起見，願讓他們把所有的财物搬走……”，若把這句翻譯的文雅一點，不正是“然台灣者，中國之土地也，久為貴國所踞。今餘既來索，則地當歸我，珍瑤不急之物，悉聽而歸。”這句嗎？而且甘為霖牧師在1903年就英譯了《被遺誤之台灣》，作為其大作《荷據下的福爾摩莎》第三部分，連雅堂先生能看到也不奇怪。
其實在與荷蘭交涉的時候，鄭成功不止一次強調台灣是中國之土地，如《熱蘭遮城日志》1661年5月1日條記載的第一封勸降信，“澎湖群島距離漳州諸島不遠，是以隸屬漳州；同樣，台灣因靠近澎湖群島，是以台灣也應在中國政府的統治之下；因而，也應該明白，這兩個濱海之地的居民都是中國人，他們是自古就已據有此地，并在此地耕種的人。”
綜上所述，這封“與荷蘭守将書”并非是連雅堂先生杜撰，而應是有本于英譯荷蘭史料而作。